清畅的河流—商女不知亡国恨—我们兴趣的指针并不正向昆明—压迫愈急进步愈快—天涯饭店—时髦的女士醒醒吧—神风购物特攻队—拉练是个好词—散伙的采风组—微酣一种—中国人的家当—最好不过草鞋

上午11点40分，我从酒店退房，徒步出发。桃花仑西路上满是“中国黄金”“中国珠宝”（门口喇叭大声吆喝着奇怪的优惠：“购满6888，送电热水壶一个”）。摩的很多，看到我背着大包，总要“嘀”一下，我一路摆手拒绝，上了资江一桥。

老远就闻到香樟树的气味，引桥很长，两侧樟树生长极茂，遮天蔽日如在洞中，米粒大小的白花落得满地都是，这是南方老桥的妙处。

走出洞，资江在眼前伸展开来。此处江面宽阔，水流和缓，当年两岸码头密密麻麻排列，形同梳篦[周立志编著：《史说益阳》，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眼下只有几叶扁舟。向下游清水潭那头望去，光秃秃的岸衬着光秃秃的楼，远处还有光秃秃的桥，倒显得这一江碧水是什么人工力量灌进来的。夹在湘江和沅水中间，资江好像一直没有太大存在感，曾有民国文人为它抱不平，认为资江在风景上可与阳朔的漓江并为双绝，“以水而论，湖应圆媚，江应清畅，与湖搭配的山应该肉多骨少，这样的山水搭配，其理想境界是西湖，其理想旅行时期是春夏；与江搭配的山则应该是骨多肉少，这样的山水搭配，其理想境界是阳朔与资江，其理想旅行季节则是冬和秋季；环绕江南的水，都是泥底及灰色的波，这样的江可也算是江么？华北平原上的山，多是土堆而又黄褐，这样的山可也算是山么？……谈山论水，若不适西南，不临资水，这遗憾应该不属于资江，而属于谈论者本身……”[苏仲湘：《江风滩水下资江》，《旅行杂志》1949年2月号。]

去西南、去“上游”寻找真正“清畅”的河流确实是我此行目的之一。我在湘江边长到18岁。小时候弄不清上游下游的含义，于是跟着大人，在两三公里的江段上分出上下游来。“下游”是沉默的一大片墨绿色，满布挖沙船留下的深坑，“上游”则总是与阳光有关，那是我们夏天去的地方，有一片巨大的沙滩，枯水的时候它甚至会越过江心，直逼航道。在将热而未热的日子，我们就会背着家长，和几个玩伴去上游玩水。因为不会游泳，只敢趴在浅水区瞎扑腾，更多的时候我半躺在布满碎石的浅滩上晒太阳，上游的水很清，在阳光晃动的波纹中淌过棕色黄色白色的石子儿，后来我学到了“潺潺”这个词，脑海里立刻浮现出这个画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上游”奠定了我对河流的审美。

益阳的这座老桥建于1974年，是本地横跨资江的第一座大桥。当年京滇公路周览团从长沙前往常德，中午经停益阳，大小车辆还需依次乘船渡河，团员就抓紧这个时间用膳，午餐有资江鱼，“鲜肥可口”[胡士铨：《京滇周览团随征记（二）》，《旅行杂志》1937年7月刊。]，欢迎人群中有一小队妇女，白帽白鞋，浅蓝衣服，团员们一开始以为是护士训练班的学生，后来打听，才知是妓女，有人遂感慨：“人说商女不知亡国恨，妓女受过训练以后，这话也许就会打破。”[向杲：《京滇公路周览纪略》，《道路月刊》1937年第54卷第2期。]

过了资江，我沿迎春南路一路向北。这条路连接城区和319国道，很自然地成了汽配装修一条街，这种街道通常不招人喜欢，但想到自己是一个在路上的人，那些油漆家装照明PVC吊顶瓷砖石材卫浴陶瓷通通与我无关，背包就是我全部家当，便感到格外轻松愉快。天气晴好，气温22度，非常适合徒步，接近中午1点，我进入了319国道，一条双向二车道的柏油路，全是大货车的声音和气味，左眉喷着内涵段子的广告。马路右侧，白底红字的里程碑显示1257——我距离始发点厦门的公里数，在沅陵之前，我都将沿着这条公路前进。

319国道大致沿着老湘黔公路向西延伸。1938年2月23日是湘黔滇旅行团正式开始徒步的日子，这一天下着小雨，校方配备的油纸伞派上了用场，在清水潭吃过早饭后，每人领取一份干粮作午餐，然后整队准备出发。团部宣布当天的宿营点是军山铺，行程为15公里时，不少学生流露出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不满足感。[高小文：《行年二十步行三千》，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第233页。]

旅行在细雨中开始了。钱能欣想象着这条路的尽头，便是他们的目的地昆明，“可是我们的兴趣的指针并不是正向昆明的；在公路两旁，深深地隐藏着而期待我们的两条腿去开发的，才是我们的希望”[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1934年，钱能欣从杭州师范毕业后，相信中日必有一战，决定报考中央航空学校，以备将来参加空军，半年内报考两次，均因视力不合格而未被录取。1936年，他考进北京大学学习政治，他认为，将来做一个政治家，这对改造中国政治，特别是中国的对外政策也许可以做些贡献。[王莉萍：《钱能欣忆西南联大步行团“长征”：这一路三千五百里》，2005年8月15日《科学时报》。]

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大公报》记者戚长诚在队伍准备开拔时加入了他们。此前几天，他从汉口南下长沙，奉报社命考察湘黔农村，因为“南京沦陷以后蒋委员长曾告国人：今后的抗战，是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农村的重要，可想而知”。戚长诚注意到旅行团队伍齐整，精神振作。“过去的大学生……常常被人指摘散漫，”他在专栏《抗战中的西南》写道，“今日这种军事化纪律化的精神……最大原因还是由于敌人的侵逼所促成……敌人的压迫日急，国人的团结、振作与进步也随之愈快。”[长诚：《抗战中的西南（一、二）》，《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3月8日、13日。]

不过，等旅行团离开县城走上城外公路，队伍就开始越拉越长，终至不成队形，三五里后，队伍已是神龙见首不见尾[高小文：《行年二十步行三千》。]。杨式德落在最后面，南方乡野的景致让他感到有趣，不过他觉得最好看还是公路。路面由红土（泥结石）造成，土的胶性很大，上面铺着石子下雨也还能走。“通过山坡时，两旁峭壁直立，切得很整齐，也是红色。经过风化以后，两壁匀匀的铺上了一层红土，胶在一起，也分不出是土是石了。红的路，红的墙，配上绿的树木，再加上广漠的池沼，美丽极了。[杨式德日记。]”对于步行在这条路上的愉快，穆旦用诗歌表达得更为精妙：

气温升高了，我保持着4公里左右的时速前进。离开城郊的路段，往来车辆少了很多，老人们坐在路边打牌，陕西来的货车吆喝着延安的红富士，“又脆又甜，十元三斤”。山东来的一辆“阿弥陀佛来度众生”的面包车和三辆小货车，停在一处拆迁废墟前面的空地上，我好奇它们和拆迁如何发生关系，可惜绕了两圈，也没见着人影。小货车车身贴满了粗糙的佛教画像和断句不怎么讲究的宣传文字，“爱国不卖国，爱党听党话，爱人民有求必应，爱教学好佛法佛法觉悟人生度众生……”我想起几个月前在山西大同博物馆看到的那些同样是民间画师所作的明清水陆画，这算是同题作文惨败了吧。

中午1点半，在国道边的一家“天涯饭店”，我要了份笋子炒腊肉，又来了听冰可乐。米饭随便盛，是最难吃的那种早稻陈米，空心，轻，完全没有米香。老板一家人围着里屋一张桌子搓麻将，小孩子孤零零在邻桌反复涂写一张撕开的烟盒，还真是咫尺天涯。

继续出发没多久就进入了农村路段，标志是国道两边石材加工模具批发二手摩托车收购的店铺被田地取代，马路对面一个男人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走了好远还一直在扭头。用手机查了一下，从出发到这里大约9公里——城市触角沿着国道向前延伸的长度。不过这里的农村看不到水稻，大部分田地都用来种植供应高尔夫球场或者高速公路绿化带用的草皮了，在地里拔杂草的农妇分不清什么果岭草、百慕大草或者马尼拉草，但她们的账算得很清：这块田要是种水稻，一年能卖三千，现在种草皮，一年能卖五六千，还轻松许多。往前走，是成片的木材园，门口停着一辆宝马，空气中满是被拦腰砍断的樟树的香味。再往前，出现了一些名叫“发粑粑”的门面，问当地人，是一种益阳小吃，类似糍粑。草皮、木材、发粑粑，我意识到，城市的触角一直都在。

也是在这条路上，八十年前，城市的触角以另一种方式延伸：戚长诚看到许多军用或公用的小汽车里，都坐着“如花美眷”，在公路上往来驰骋。他询问才知道，许多京沪撤退下的有权有势有钱者那时还避居长沙，但因为长沙也开始有了空袭，便把他们的妻子送到更后方一些的常德躲避，常德的生活远不如长沙丰富，这些阔太太们就时常坐着便利的车子，挂上“军用”或“某机关用”的牌子，去长沙购物。“时髦的女士们醒醒吧！”戚长诚在专栏里呼喊。[长诚：《抗战中的西南（十）》，《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5月1日。]

湘黔公路上的美眷让我想起苏联的“神风购物特攻队”。话说中亚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总书记夫人想拥有一套精美的日本茶具，虽然总书记作为政治局委员拥有私人飞机，但那只能用于紧急时刻飞往莫斯科，不可能飞往日本购物，并且党的纪律很严格，连派助理去日本购物也不可能。天才的总书记想到了一个办法：宣布自己的飞机需要维修。根据党的规定，维修之后的飞机必须测试飞行2.4万公里，才可以再次成为政治局委员座机。于是总书记、总书记太太，以及他们的亲朋好友，就利用这2.4万公里的里程去远东及日本好好玩了一通，他们不只带回了不同款式的日本茶具，还带回了塞满飞机的电子产品、手工制品，和几千罐日本螃蟹罐头。[（美）大卫·雷姆尼克著、林晓钦译：《列宁的坟墓》，八旗文化，2014年。]

我继续匀速前进，感到背包在变重，只好隔一阵子就调节一下背负系统，把承重一点点从肩部往臀部转移。国道边可以看到很多卖猪肉的小推车，一根横梁上几根大铁钩，开膛破肚地挂着。在一个路口的小推车旁，我找老两口要了个板凳，坐下来歇脚。“你这是要搞拉练不咯？”老伯问我。这是今天碰到的第三个问我在做什么的人，之前两个我回答“徒步”，他们都露出了困惑的表情。但“拉练”是个好词啊，之前怎么没想到呢。“对，对，拉练，锻炼身体。”我回答。老伯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就一个人？”他的老伴一边剥莴笋一边问。“是啊。太累了，没人肯跟我走。”她表示理解地点点头，说，前几天有个和尚从这里经过，也是一个人，一步三叩头，说要去峨眉山呢。

小卖铺后面是个铁铺，卖各种刀具和我刚刚见过的大铁钩，铁匠在我们旁边用水磨石磨刀。他眯着眼睛看了我半天，得出结论：“你不是搞拉练，是搞旅游咧。”

“你也可以这么说。”

“看看世界咯！”他自言自语。铁匠是个有点酷的人，语速很快，说的方言我总是跟不上，每到这时，他就做无语状，“往前走六公里就是汉寿，汉寿话好听，我们这里的话最难听（懂）”。

已到益阳与常德交界处，这里是湘方言向西南官话的过渡区，几乎每走几里口音都不一样。按照临大校方对学生的要求，“多习民情，考察风土”，旅行团成立了包括摄影组、地质组、采风组在内的各种小组，刘兆吉报名参加了民间歌谣组，并被任命为组长。还在中学读书时刘兆吉就特别喜欢民间歌谣，因为它们浅显有韵，逼真动人。这次深入西南腹地的步行机会绝佳，为此刘兆吉还邀请闻一多作为歌谣采风的指导，闻一多亦欣然答应。[刘兆吉：《恩师辛劳永放光辉——记64年前在闻一多师指导下采编〈西南采风录〉今日再版有感》，《刘兆吉诗文集》，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第179页。]

语言不通是采风的头号难题，为了弄清楚四五句短歌，就得花上许多时间和气力，这往往意味着额外的早出晚归。“我父亲曾经跟我说过，”刘兆吉之子刘重来告诉我，“那个时候绝大多数大学生都是家庭比较好，像他这么苦过来的极少极少，结果他们倒是报名了采风组，一开始行军，一个个累得都不得了，哪还有心思去采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经常会遭到那种拒绝，有些人根本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又是穿黄军装，农民一看到以为军人就害怕，态度很生硬的，他们哪里受得了这种委屈，所以没走两天，这个采风组就没有办法（继续）了。我父亲为什么继续干下去，一个是他是组长，组长不能跑，第二是他自己去找闻一多当指导教师，闻一多也答应了，这一下连人都没有了，他觉得太对不起闻一多先生了，所以他就一个人坚持下来了。”

在行军中，旅行团一早一晚开两顿饭，刘兆吉为了采集歌谣，往往比别人晚到宿营地——有他老师黄钰生的回忆为证，“一路上，我是个常川的落伍者。太阳已西……好几次我在中途遇到刘君，和老老少少的人们，在一起谈话——一边谈一边写。这样健步的刘君时常被我赶上”[黄钰生序，刘兆吉：《西南采风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12月。]。有时刘兆吉饿得饥肠辘辘，头昏眼花，后来想了一个办法，每天开过早饭后，行军锅里尚有一层锅巴，他就悄悄揭下一大块，卷起来塞进茶缸，饿了就撕一块吃，特别管饱。[刘重来、邹鸣鸣：《三千五百里采风记——记著名心理学家刘兆吉》，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第198页。]

下午4点多，我已经走了差不多15公里，身体正进入一种运动后的微酣，那是一种适量出汗后的爽快，也有多巴胺带来的愉悦。往前是无穷尽的行道梧桐组成的荫凉路段，虽然梧桐落下的毛球害得我不时打喷嚏，但走起来颇为惬意。芭蕉、鱼塘、稻田，偶有拉竹子的农用车经过，没车的时候周围一下安静下来，你才意识到国道的底噪其实是各种鸟鸣，并同时体会到了资江边开大货的小哥对我说的，“两边的树长得蛮高，出太阳的时候，跟隧道一样”。

就在这319隧道边，有一间老房子，把它整个堂屋都对着国道敞开了：四把老式的木椅，椅背摩得发亮，三个老式木箱，非常厚重的那种，一个贴墙而立的折腿圆桌，一个晾衣架，九个泡菜坛子，简陋的方桌上放着一大袋复合化肥，三面墙都贴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海报，最中间的位置有个木龛，上面是一位老先生的黑白遗像，左边有另一张黑白照片，是个年轻男人，还没有来得及裱起来——好些年前《中国国家地理》拍过一组“中国人的家当”的肖像，请全国各地的家庭把他们家里最重要的东西搬到门口一起合影，我曾经对着那些照片仔细观看，玩味许久——堂屋门口坐着一位穿着粉红袜子的老太太，我向她讨了一把竹椅坐下来，想略做攀谈，不知是她太警惕还是心情不好，所有递过去的话都没有回应。

徒步超过20公里时，微酣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各处的疼痛，在左脚大脚趾、肩膀、右脚脚掌、腰、右腿髋关节间轮番发作。夕阳从正前方照过来，柏油路面涂上了一层油彩，好像发生了某种卷曲。最后一两公里，尾骨也开始痛了，后来想起可能是腰椎发出的警告，好在那时我已经进入军山铺镇。此地属常德市汉寿县，八十年前旅行团抵达时这里还是一个跨在山坡上的乡村，沿公路有几家杂货铺，几家客店。背后是蛇形的山，前面是层层水田。上田的水不绝地流注下田，水声潺潺，日光下，一丛丛深绿的茶树夹着满山的菜花[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戚长诚问一位小饭铺的老板，据说最近因为公路来往车辆繁多，所以生意相当发达。前两天云南军队经过时在此驻扎，纪律极好，好几家的子弟受感化而随他们前往从军，“可知中国人心未死”，戚总结。[长诚：《抗战中的西南（二）》，《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3月13日。]

在军山铺，旅行团先行坐车抵达的“经理员”（每周由每大队轮流派遣九人担任[《三千里长征竣事——联大旅行团抵滇小记》，1938年4月28日《云南日报》第4版。]）已经找好了当晚借宿的民居，问老乡借来了稻草铺床，但因为是初次行军，不免一阵忙乱，团长黄师岳指挥各部队员，辅导委员黄钰生照料给养，事务之繁细超出了戚长诚的预料。有十一位学生把脚磨破，也纷纷来找两位黄团长想办法[长诚：《抗战中的西南（二）》，《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3月13日。]，吴大昌记得校医当时教大家把针烧红消毒，从水泡中间穿过去，再留一点线头在水泡上，避免再起。清华大学化学系大四学生黄培云后来回忆，出发前，老师告诉他们不要穿皮鞋，也不要穿胶鞋，最好是布鞋，可上路之后，才知道最好是草鞋，穿一双，腰里别一双，草鞋穿一天就烂了，就可以再换。反正到处有卖，几个铜板一双[《黄培云口述自传》，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1月，第36页。]。头几天徒步，脚板起泡的学生很多，每天都有不少人要“穿针引线”，吴大昌回忆起这一段，叹口气，笑了起来：“同学互相帮助，自己有时候下不了手啊！”

6点半，我终于到达军山铺镇中心，一个丁字路口，路旁的垃圾桶在焚烧，冒出冲天高的黑烟。镇东边有一个“中特文武学校”，不知道是不是当年的万友武校，每一个稍有年岁的湖南人都知道“汉寿军山铺”，也都是最早的（比脑白金早不少）重复一万遍洗脑式广告“学武术到万友”的受害者。随便找家小旅馆，100元一晚，在四层，还算干净，卸下背包的那一瞬间，颈椎像压紧的弹簧一样松开，整个人原地雀跃了好几下。查了一下，距离桃花仑西路25.6公里，刨开吃饭和休息的时间，用了6个小时。这一天我走了四万多步，“319隧道”的照片不出意料地霸占了朋友圈的封面，有人跟我开玩笑，可以在里头发广告了。

下楼吃了个炒米粉就天黑了。上楼写日记，洗漱，准备就寝，洗手间里有一只大壁虎，我想把它赶出窗户，但它一动不动，我笨拙地拿一张纸想包住它，它断了尾巴一下子窜入蹲式便池，这让我非常难过，又一次想起了自己第一次做龙虾，那只大龙虾在水池里就非常不安分，我担心把它投入沸水里一定会蹦起来，结果真到了那一刻，它却一动不动接受了自己的命运。睡前看了场排球比赛，睡得很差，腿疼，在成串的梦里，壁虎、龙虾、扣球手你来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