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落下过一架飞机的机场—所谓烂摊子—低饱和度的印度—水为什么会这样绿呢—放在那里感觉就是穷嘛—人有一个缺陷—手机的功能太多了—夜宿孤峰顶—铲除鸦片改种桐油—四年没有尝着西瓜味了—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永久永久魂魄都在—纽约有常德米粉吗—碉堡上开发票

徒步第二天，早晨起来浑身疼痛，又感到恶心，到楼下超市买了豆奶和面包，吃完感觉好了些，这是一周以来第一次早餐没吃米粉。背上那个42升的背包摇摇晃晃，人的身体真是神秘，昨天没想到可以负重走那么远，今天没想到休息后直接崩盘。在“尚能走否”的沮丧自问里，我决定跳过太子庙与石门桥，坐车先到常德再说。

不知是不是第一天行军下来需要适应，湘黔滇旅行团从军山铺出发的时间是早晨8点40分，以旅行团标准（通常是7点[《三千里长征竣事——联大旅行团抵滇小记》，1938年4月28日《云南日报》第4版。]），算是相当之晚了。黄师岳团长召集学生们讲话，说昨天队伍太不整齐，散走是非常危险的，并规定以后行进用二路纵队在公路两旁走，每走一小时小休息10分钟，到适当地点大休息40分钟，以便喝茶，简单吃点午饭——所谓“打尖”[杨式德日记。]。军山铺的老百姓送旅行团离开时放了鞭炮，虽然这听起来怪怪的（又不是送瘟神），但人们的确喜欢这群师生——头晚帮他们预备稻草，烧开水，极尽地主之谊，又向他们探询抗战胜利的消息，高高兴兴学唱抗战歌曲。[长诚：《抗战中的西南（三）》，《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3月14日。]

公路在山窝中起伏蜿蜒，两旁栽着枝条参差的油桐，昨晚的大雨把草木洗得青翠可爱[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在离军山铺二十余里的崔家寺，戚长诚看见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卧地呻吟，经过一番问话，才知道他是由芷江被征发的壮丁，因为年龄不足（才13岁），扛不起步枪，由部队遣散回籍。孩子拿出一张准“长假”的护照（以便沿途军警放行），说他家里有兄弟两人，哥哥16岁，因为抽鸦片，才征到他的身上。如今步行回家，不料伤足卧倒。戚长诚断定他是因为发育未成，骤受过度劳苦所伤，给了他几个零钱，劝他回家好好读书，又不免产生疑问：沿路明明看见许多二三十岁游手好闲的壮丁，抽壮丁怎么会抽到13岁的孩子？[长诚：《抗战中的西南（三）》，《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3月14日。]

当天旅行团宿太子庙民居，傍晚，杨式德独自在稻田洗足，到车站看报。晚上，他所在第四分队丢了一个提灯，队中各处寻找，找到凌晨，终于在老板娘的箱内找到了。太子庙经商者较多，戚长诚与一个小饭铺的老板攀谈，老板说，“军队在此经过驻扎……他们为国辛劳，我们当然要好好的招待，预备稻草、房屋，烧茶、煮饭，盼望赶紧打退日本。只是近来地丁太重……汉寿县已经抽过四次壮丁，第五次又快开始了，可是并没见到抽去多少人，只是抽去现钱来赎兵役”。

由太子庙往西，地势渐低，过石门桥后，更展开沅水下游一望无际的冲积平原。这里少见稻田，多种花生与蔬菜，一畦一畦的黄花，环绕着几间茅屋，让戚长诚想起了沉沦敌手的北国[长诚：《抗战中的西南（三）》，《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3月14日。]。他应该不知道，这大片农田已经被国民政府征用，将用于秘密修建常德机场（对外称建广场），为芷江修建的空军基地提供加油中转服务。1938年3月，常德桃源汉寿三县一共出动了超过1.2万民工，自带工具和伙食，全凭人力在半年内建好了一条长1350米、宽50米的飞机跑道。10月，武汉失守，日军南下湖南指日可待，一片混乱中，长沙燃起大火，而常德也不得不把刚刚修好的机场即刻破坏——地方政府再次征集民工，在那条一架飞机都没有降落过（另说降落过两架）的跑道上挖出45条深2米、宽5米、长50米的深沟[《常德抗日事典》，常德市史志办提供，第245页；还可参见岳其霖：《解放前常德水陆交通情况》，《常德县文史资料》第4辑，第17页。]——这只是典型的战时交通冰山一角，倘若回顾抗战时期中国的交通史，你会看到数不清的修好再破坏、破坏再修好的荒诞故事。在湖南，省政府具体规定了各地破路的步骤和标准，即所谓“准备破坏、预行破坏、彻底破坏、加强破坏”，从1939年夏初开始，湖南全省动员开始第一次全面毁路，一年余毁坏省内公路1200公里，占原有公路1/3，1944年为阻止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进攻，又发动民众毁掉省内公路1200公里，毁路过程中，越是重要干线，原来的修筑质量越高，毁坏就越要求彻底。湘省公路，以长沙至常德段最受人称道，毁路时全线被挖断，桥梁涵洞全部炸毁，许多路段干脆翻了个底朝天，种上作物，变路为田[李占才、张劲：《超载：抗战与交通》，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42、143页。]。1949年后湖南全省通车公路仅有1300余公里，按我们从小熟知的叙事，的确是一个“烂摊子”，可谁记得这烂摊子背后的故事呢？

在卖黑芝麻糊的吆喝声中，我上了一辆私人运营的中巴，票价10元，常德男科医院的广告占据了车身和椅背，离开军山铺后一派农村风光，稻田和饲养青蛙的蛙田（叫“青蛙料”）交织出现，到太子庙，全车乘客被转到另一私人中巴上，继续开往常德，也是满车的常德男科医院。太子庙现在是汉寿县政府所在地，一个热闹混乱的开发区，像调低了饱和度的印度，我头枕着男科二字昏昏欲睡。

醒来时中巴正经过一条青黄色的河流，我又一次闻见了樟树的香味，路旁的广告“欢迎您上山抓土鸡”，看看手机地图，这里是一个叫毛家滩的回族维吾尔族乡，突然想起近十年前在新疆采访时认识的一位同龄维吾尔族朋友亚森。他是阿克苏人，到过新疆的所有地市，但从没去过内地，我问他想去内地哪里看看，他说最想去湖南，理由是看到电视上说，那里有一个维吾尔族村。

临近中午，男科中巴抵达沅水南岸的汽车总站，和八十年前一样，我也得过河去北岸的常德城区。学生们是乘小划子分批渡江的，沅水比资江水量要大，水是同样的绿而清，杨式德再一次发出了天问：“水为什么会这样绿呢。”钱能欣也非常喜欢这一江碧水，“同伴李君真忍不住要跳下水去，来一个二百米自由式，北方是没有这样美丽的水的。湘资沅澧这四条水的沿岸，不知道产生了多少英雄美人……我们也还记得幼时读《江湖奇侠传》，常德和岳阳同是江湖奇人的出没之所。”

我惦记着沅水自然是因为沈从文，他无数次描绘过这条湘西的河流与它的大小支流，“我的想象是在这条河水上扩大的。我把过去生活加以温习，或对未来生活有何安排时，必依赖这一条河水”[沈从文：《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沈从文自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99页。]。坐出租车过桥时我把头贴在车窗上望沅水，江面宽阔，水是淡绿色的。的哥是个开朗的小伙子，我问他常德哪里还有比较老的房子，他说东门去年还有那种木房子，今年都拆了，他对我想去看老房子表示不解：“那个老房子没什么，跟大山里的房子一样。哈哈哈哈。”

“但是那个老房子有历史嘛。”

“那个虽然是以前的历史，但放在那里感觉就是穷嘛，哈哈哈哈。”

我住进一家可以俯瞰江景的酒店，这一天阳光强烈，屋外有二十七八度，但屋里还是冷飕飕的，这正是湖南奇怪的春天，不过也可能是因为我病了。午睡了一小时，起来毫无胃口，逼自己啃了几口面包，下楼去江边。酒店恰好对着码头，左拐就是常德诗墙——投资过亿，以沿江防洪大堤为载体的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

在这绵延4公里的诗墙上，我读到了布莱希特的《将军，你的坦克是一辆坚固的车》，“将军，你的坦克是一辆坚固的车。它能摧毁一座森林，碾碎成百的人。但是它有一个缺陷：它需要一个驾驶员。……将军，人是很有用的。他会飞，他会杀人。但是他有一个缺陷：他会思想”。还有拜伦的《我的心灵是阴沉的》，“告诉你，歌手呵，我必须哭泣，不然，这沉重的心就要爆裂；因为它曾经为忧伤所哺育，又在失眠的静寂里痛得久长；如今它就要受到最痛的一击，使它立刻碎裂——或者皈依歌唱”。译者分别是西南联大外语系教授冯至和外语系学生穆旦。

作为湘黔滇旅行团的成员，穆旦来过常德，在县立中学住了两天，很可能和其他学生一样，在学校清洗自己过去三天徒步弄脏的衣服，再沿着繁华的中山路去武陵澡堂洗澡[杨式德日记。]。关于这次68天的旅行，他只留下过两首诗，其中一首叫《出发》，不难读出抗战初期的那种炽烈：

太阳晒得我有点头晕，沅江的水面好像也开始虚焦。下午两点多，我按照之前的电话约定，去拜访常德方志办。常德市委大院的门口正在动土挖路，院里头倒是幽静，方志办和党史办挂一块牌子，在一个老式五层楼的三楼，隔壁是妇女协会。一个胖小伙子和一个瘦小伙子很客气地接待了我，说他们上午接到我电话后就一直在查市志和抗战资料，看有没有关于湘黔滇旅行团的记载，可惜目前还没有什么收获。胖小伙子告诉我，常德是国统区，很多资料都毁于战火。不一会儿女科长进来了，给我拿来更多资料，又让我坐在瘦小伙子的座位上慢慢翻，看有没有有用的。她得知我接下来要去桃源县，又打电话介绍当地一位“很厉害”的人给我认识，我们在电话里约好在下一站桃源见面，对方听说我南开毕业，又提到了穆旦，我有点不好意思，为着自己平白无故占了他的光，也为着他晚年在南开外国语学院的遭遇。

翻资料的时候，来了一个工作人员，好像是纪委的，客客气气地把一个U盘插入每个人的电脑运行一番，查是否有人泄密。大家有说有笑，看来都习以为常。我想确认旅行团当年入住的常德县立中学现在何处，按照县志，县立中学就是现在的常德二中，可按照学生日记对行军路线的描述，他们投宿的更像是现在的常德一中。女科长帮忙打了几个电话，确认了旅行团住的是二中，还找到了一位修校史的王老师，说他知道更多旅行团的情形。

隔天，我去常德二中拜访王老师。二中位于沅水南岸的德山，背靠孤峰岭。一场暴雨刚过，山道草木青翠，始建于初唐的乾明寺笼罩在烟云之中。我默念着“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这首湖南尽人皆知的民谣，转到二中门口，校门前立着出入管理规定，第一条是“禁止学生携带手机进入校园”。王老师在校督导办工作，是一个慢条斯理的人，他告诉我，禁带手机是这个学期的新规，毕竟，“手机的功能太多了”。

我们绕过被雨水灌满的荷花池，沿校史墙而上，二中前身是建于1883年的德山书院，书院匾额大大地写着：高山仰止，斯文在兹。接近高处的教学区，两株伞盖巨大的古樟非常醒目，其中一棵树龄二百五十四年。八十年前，湘黔滇旅行团从现在大门东边的“葫芦口”旧门进入学校后，也会一眼就看到这遮天蔽日的大树吧。王老师说，他听老人讲，这个院子里原来有几十棵古樟，现在只剩七八棵了，但仍然是常德最多，后面的孤峰岭一棵古树都没有，大炼钢铁时砍光了。

我们穿过教学区，来到紧邻孤峰岭的操场，他指着篮球场背后被雨淋湿后发黑的石壁，说那里就是湘黔滇旅行团整队的地方。我见过那张整队的老照片，百来名穿着军装，戴着军帽，斜挎着背包的学生列队站着，他们前面是倒扣在一起的数百座椅，身后是一排老式二层房屋，而在房屋的一角，有石阶扶摇而上，2009年，王老师在《中国教育报》刊登的老照片上看到了这个石阶，从而确认了旅行团所处的具体位置，现在这张照片被学校贴在办公楼的走廊里，作为校史的一部分。我好奇他如何跟学生们讲述这段历史，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北大南开清华这么有名的学校也落过我们这个地方，说明一个是这个学校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另一个，当年的校长杨筠如还是有一定名气的。”

如今已经没有多少人听过杨筠如这个名字，杨是清华国学院第一届学生，王国维的高足，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先后任教于中山大学、青岛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在经史研究上有其建树。抗战爆发后杨筠如返回家乡常德，就任县立中学校长，迎来湘黔滇旅行团，与青岛大学时的老同事闻一多重逢，不知两人如何叙旧。1938年2月26日，闻一多在常德给父亲写信，提及杨筠如是旧同事，“颇蒙款待”[致父亲，《闻一多全集》第12卷《书信·日记·附录》，第321页。]，可惜除此以外并无更多记录。同样，也很难知晓为何杨筠如在短短几年里换了那么多学校——县立中学后，杨还曾任教于湖南大学和西北大学，1946年在西北大学去世，时年44岁。在得知杨筠如的死讯后，原清华大学教授、卢沟桥事变后举家返湘任教于湖南大学的杨树达在回忆录里提到，杨筠如近年沉迷麻将，研究荒废，“社会无学术环境，诱道之者皆恶事，致令优秀之士不能有大成就而死，个人与社会当分负其责也”[转引自何广棪：《经史学家杨筠如事迹系年（二）》，《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3期。]。

王老师1996年调到二中，老二层楼两年后拆除，当时已是危房，他记得有一次下大雨，学生还撤出来了。雨后篮球场有层薄薄的积水，光可鉴人，上面是孤峰岭的郁郁葱葱，从前石阶还在时，可以拾级而上，一直走到峰顶的孤峰塔。想象一下一条大江的拐弯处有一座形似拳头的孤峰，峰顶上一座宝塔，夕照之下，峰塔倒影落在波光粼粼的江面，这曾是常德人习惯的风景。可惜这座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宝塔命运多舛，三次被毁，最近一次是1969年，拆了的青砖都用来盖二中的防空洞了——我路过了那个防空洞，洞口已被水泥封死，但巨大的塔砖仍清晰可辨。1988年，常德各界集资第三次重建宝塔，到了2018年，第四轮重建，据说是为了旅游开发，塔身被脚手架层层包裹，要不是人提醒，我还以为是座煞风景的在建写字楼。

1938年2月26日傍晚，常德县立中学为旅行团开了一个欢迎会，并邀请几位教授发表演讲。袁复礼教授讲旅行回忆，说他在中国旅行已十七年了，他主张记日记，并要科学地记载，并鼓励同学们沿途多多考察，如山的高度、地名、地质构造、化石搜集、气候的记载都是有用的[杨式德日记。]。发表演讲的还有李继侗教授。他讲的是湘黔一带的农植情形，说现今贵州省政府铲除烟（鸦片）田，改种桐油的计划不适宜，因为现在中国桐油出口量虽占第一，但国际贸易不稳定，恐怕来日价格跌落，对中国不利[杨式德日记。]。李继侗的担心或许不无道理，但中国在抗战中获得的第一笔来自美国的援助恰是因为桐油——1938年底，美国宣布向中国提供2500万元的商业贷款（《中美桐油借款合约》），中国以土特产桐油作为偿还，时人在报章发表评论，“我们所植的油桐，似乎每一株桐树，要抵过一枝机关枪，一个桐果要抵过一个手榴弹，一粒桐子，要抵过一颗子弹……”[转引自赵国壮：《资源调查与对日战争：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南地区桐油业调查资料研究》，《近代史学刊》，2017年第1期。]

第二天，旅行团决定在常德休息一日，部分原因是，当天全团第二次注射伤寒和霍乱疫苗，许多人起了反应，不便步行。此时常德尚处战时的“变态繁荣”中，外来人口骤增带来了洋货与书店的兴旺，大小书铺里挤满了人，“随走随入，很少间断，抗战丛书销售最广”[赵悦霖：《自长沙到昆明》，《再生》杂志1938年第10期，龙美光编《八千里路云和月——长沙临时大学播迁记》，第102页。]，物价随之上涨，吴大昌买了一双质量比较好的“布草鞋”，花了二角五分，而通常一双草鞋只卖一角。街头两旁三五成群聚集着农夫，挑着一担担的大米往城里兜售，米粒颗颗饱满，大如豆芽，还有个头不输美国新奇士的橙子和粗大如竿的甘蔗，孩子们则喜欢吃槟榔，红的纸，绿的纸，包着半个槟榔壳和一片槟榔肉[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戚长诚还注意到，常德的金店很多，询问一位店铺老板，对方答：“因为当地的木材商人，在过去曾经赚过好钱，他们不愿存在银行里，大多购买金条金器储存起来，或者埋在地下……”[长诚：《抗战中的西南（五）》，《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3月21日。]

店老板说的“好钱”是清末民初以来沅水流域繁荣的木材贸易。川黔两省山地众多，不仅盛产松杉，也盛产檀楠等珍贵木材，林农伐木后将其堆积在山上，待到山洪暴发，将木材滚下溪水扎成木筏，顺流下放，到河面较宽的地方，扎成中小型木排，等到了下游的桃源、常德，再联结为大木排，有的木排如此之大，上面还盖有房屋，客厅卧室厕所一应俱全。从常德往下，转运汉口乃至江浙，每发排一次获利往往几倍[岳其霖：《解放前常德水陆交通情况》，《常德县文史资料》第4辑，第17页。]，常德也随之成为四省通衢——1911年5月，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从欧洲留学归来，借道滇越铁路先抵昆明，然后沿驿道一路往东，调查滇黔二省地质矿产，行到贵州镇远，换乘水路，坐小火轮顺流而下经常德去汉口，走的正与湘黔滇旅行团同一路线，只是方向相反。在船上，丁文江遇到了一位江苏同乡前辈，是位老进士，在刑部守了十几年，才放了云南普洱府知府。那是个苦缺，做了三年，没攒下什么钱，这年告老还乡，到了常德，第一件事就是叫人买西瓜。他对丁文江说：“我四年没有尝着西瓜味了。一到湖南境内，我就想吃它，无奈因为大水，沿途买不出瓜来。常德是个大码头，一定要多买几个来吃一顿。”等到买了瓜，又生又小，一股子淡水气，但他还是一口气吃了两个，还觉得不过瘾。后来到了汉口，买到了好瓜，他一天吃好几个，路上就得了病，到家没有几天，就死了。[丁文江：《漫游散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第22页。]

到常德第二天，我的身体恢复了一点，上午叫了个顺风车，去桃源县枫树乡，桃源有四个回族维吾尔族自治乡，枫树乡是最大的那个，也是新疆以外最大的维吾尔族社群。头一天晚上，我重温了《湘行散记》中的几篇文章，1934年，沈从文母亲病危，他由北平南下，在常德稍事休整，打算前往桃源包只小船沿沅水而上前往家乡凤凰，旅行就从常德前往桃源的那辆新式黄色公共汽车上开始。

这位热情快乐的牯子大哥是专程来送沈从文上船的，在《一位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也是《湘行散记》第一篇）里，这是一个极富生气的人物，“那向湘西上行过川黔考察方言歌谣的先生们，到武陵时最好就是到这个旅馆来下榻。我还不曾遇见过什么学者，比这个朋友更能明白中国格言谚语的用处。他说话全是活的，即便是浑话野话，也莫不各有出处，言之成章。而且妙趣百出，庄谐杂陈。他那言语比喻丰富处，真像是大河流水……”不知道一路采风的刘兆吉有没有见过这位牯子大哥？无论如何，刘在常德采集到的一首民谣倒也颇为生动：“倒唱歌，顺唱歌，河里的石头滚上坡。爹娶亲，我打锣，打到家家门前过；家家睡摇窝。舅舅摇家婆。”

我的车已到桃源县境内的陬市镇，国道有点拥堵，私人中巴鸣着喇叭横冲直撞，司机冲着窗外用普通话骂了一句傻逼，我立刻想起了那位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问司机，让他教我一句骂人的常德土话，结果这位以前跑大货的60后大哥居然害羞起来，憋了半天没骂出来，只是自嘲：“我们常德人讲礼貌，不骂人……”

陬市镇往南五六公里就是枫树维吾尔族回族自治乡，这里的民居看起来没有任何特别，两三层小楼外墙抹着水泥，家境好一些的贴着白色黄色的瓷砖。临近中午，街道上没什么人，我转悠半天，看到一位浇花的妇女，一问，果然是维吾尔族人，“新疆一帮人搬过来的撒！”她的样貌和汉族人没有区别，我问村里有没有会维语的，她指着不远处一个刚从小楼里走出来的老太太，“她一百了咧。”“她一百岁了啊？”“不是，是说她礼拜了咧。”

老太太1938年生人，今年正好80岁。“我是回族，我们是新疆搬来底，陆（六）百年了。”她用手比画。

“您会讲维语吗？”

“会一句，”她说一口桃源话，“就是代表回族人的喊你，我喊你也是么（这）句话，你喊我也是么句话。”

我跟着她笨拙地学了半天，把老太太逗乐了。村子里很安静，不知道哪儿的鸟叫声真大。我又问她礼拜怎么做。

“要信真主，做好事。”

“那平常要做什么好事呀？”

“就是要行善撒。好比你在这里就喊你进去喝茶，你喝不喝擂茶？哈哈哈。”

我还没吃午饭，还真有点饿，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老太太领着我进了他们家，一栋二层水泥房子，给我泡了一碗热腾腾的擂茶，又拿出来好几本书和杂志，还有她参加常德市伊斯兰教协会妇女培训班的笔记，第二页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斋戒对于人体的益处，“可以增进人体的健康，节制各种欲望和嗜好……能使人产生恻隐心、同情感……”

老太太去做礼拜是近些年的事，年轻的时候忙着养育六个子女，“不得空，忙天忙地”。不过她记得自己七八岁的时候，母亲就在家里读了“三十本经书”，“我妈妈偷偷底，在屋里礼拜，人家不晓得啊。她信的时间长得很，90多岁才去世”。

现在不用偷偷信了，还经常来一些访问的人，拍电视的人。我们聊了会儿天，她高高兴兴带我进里屋，从衣柜里翻出一抽屉的头巾，大的小的都有，她选了一条灰白色的戴上，又掏出一面镜子，确定把头发都藏了进去，“我戴着这个盖头拍了好多像。主要是开会戴，古尔邦节时也戴”。

我好奇每周五礼拜时会讲些什么，“讲就是要行善。讲人活在世界上的时间太短了，死的时间太长了，人升天哒，永久永久魂魄都在，所以要做好事”。老太太说。我愣了一下，不是为“要行善”的道德劝诫，而是为“死的时间太长了”这种表述方式。纳博科夫在回忆录《说吧，记忆》以类似描述开头：“摇篮在深渊上方摇着，而常识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存只不过是两个永恒的黑暗之间瞬息即逝的一线光明。”

下午，我在清真寺里见到了阿訇，一个侃侃而谈的西北小伙子。清真寺里有湖南维吾尔族始祖翦八士与妻子的合墓，墓碑前面还有个石碑，上刻“威震南方”四个大字，据说是朱元璋御笔。按照翦氏族谱的说法，湖南维吾尔族的远祖哈勒是高昌回纥人，在13世纪蒙古的西征中归顺成吉思汗，因为骁勇善战被元太祖封为折冲将军，其后代在元朝世袭为官。14世纪中叶，明朝兴起，哈勒将军的后代哈勒八十加入反元大军，跟随明朝将领李文忠、徐达、常遇春等征战，屡立战功，被朱元璋赐姓“翦”，寓意为剪除敌对势力，更名“八十”为“八士”，这是1371年的事。第二年，朱元璋将翦八士调至南方，镇守湘西，一方面是让他参与几年后平定云贵的征战，另一方面也是担心他心系西域，重投蒙古。1388年，明朝平定云贵七年后，翦八士死在军中，奉旨葬于常德，八士后代的一支，遂选择在常德桃源一带定居。[佟春霞：《客观文化、主观认同与民族意识——来自湖南维吾尔族的调查与分析》，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第15、16页。]

将近六百年之后的1945年年初，翦氏家族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翦伯赞，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我的氏姓，我的故乡》的文章，考据了翦姓的由来，并且用略带悲情的笔触，叙述了祖上的命运：“13世纪初鞑靼人的世界征服，正像一阵狂风暴雨，横扫世界而过，许多弱小种族的人民，便像沙砾一样，被这历史上的暴风雨卷上天空，又落到他们自己想不到的地方。我的远祖哈勒就在这暴风雨的时代中，不自主地离开了他的故乡，徙向中国的内地。……谁知到14世纪中叶，历史上又再刮起一阵狂风，把鞑靼征服者扫出了中原。在这一历史的风暴中，我的始祖八士遂又像沙砾被卷到湖南……”

这篇文章针对的是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猛烈抨击（《中国之命运》）所谓中国没有少数民族、中国的少数民族只是汉族的宗族的谬论”——这句话被印在枫树乡的翦伯赞故居博物馆里，作为翦伯赞“民族观”的体现。这篇文章影响了后来中国的民族识别——直到1940年代，桃源的翦姓都还只认为自己是回族，毕业于西南联大的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志玖就记得，当时联大有一位来自湖南常德的同学名叫翦万松，称自己为回族[杨志玖：《关于元代族史的几个问题》，《陋室文存》，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9月。]，到了1950年代初，由于翦伯赞的个人影响力，他将祖先追溯到西域的论述被官方确定下来，湖南的翦姓被识别为维吾尔族。[佟春霞：《客观文化、主观认同与民族意识——来自湖南维吾尔族的调查与分析》，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第18页。]

接近下午3点，我从枫树乡出来，空气里有山雨欲来的气息，路旁含笑开得让人心安，竟完全留意不到226省道上的车声。回到常德市区后，我去了阿訇说的德国小镇，建筑仿得有模有样，只是保安和清洁工比游客还多，有一家还没有开业的酒吧给自己取名Full house（客满），挨着它的另一家酒吧叫Marx House，这个名字提醒着我，20世纪好像真的已经过去了。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都在老城区溜达，因为河道湖泊众多，常德是个挺温润安逸的城市，矮城墙遗址旁边老西门剧场的灯柱广告简直叫人微笑了：“纽约？那里有常德米粉吗？”已经很难想象仅仅在七十多年前的1941年和1942年，这座城市还曾遭遇过大规模细菌战的袭击。那是湘黔滇旅行团离开后三年多的事了，常德短暂的战时繁荣已告终结，而它扼守湘黔、湘川公路，为国民党军队战区尤其是长沙提供大量补给的战略位置令日军恼火，1941年11月4日，日本轰炸机在常德上空空投了大量含有鼠疫病菌的麦粒、谷子、破棉絮、烂布条等杂物，一场黑死病在常德蔓延开来，有名有姓的死者达到7643人，我查阅细菌战遇难者资料时偶然发现了当年杰云旅馆的七个人，其中那位被记录为“曾秦川”的42岁死者[陈致远：《日军常德细菌战致死城区居民人数的研究》，《民国档案》2006年第2期。]，很可能就是沈从文的那位“牯子大哥”。

我在常德停留了三天，每次想到这件事就非常难过。在《一位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的结尾，牯子大哥在风雪里送他的牯子老弟上了船，又叮嘱着，“回来时仍住到我的旅馆里，让我再照料你上车吧”，又嚷着“一路复兴，一路复兴”，像豹子一样一跃就上了岸。没错，人的生存确实是两个永恒的黑暗之间瞬息即逝的一丝光明。在沈从文写于1981年（这一年他已经79岁）的《湘行散记》序里，他说，“内中写的尽管只是沅水流域各个水码头及一只小船上纤夫水手等等琐细平凡人事得失哀乐，其实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预感到他们明天的命运——即这么一种平凡卑微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终将受一种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所摧毁。生命似异实同，结束于无可奈何情形中”[26]。

查完资料后，史志办申请了公务用车，陪我去市里转转。第一站是1943年常德会战阵亡将士纪念碑，青天白日的牌坊上，刻着蒋中正为死守常德，血战16昼夜的74军将士的题字：“天地正气”，背面是何应钦的“万古军表”，右侧横匾是白崇禧所题“旗常炳耀”，左侧则是陈诚的“碧血丹心”——据说在“文革”期间，是有人把这些题字给包住了，又在上面写满了当时的口号，纪念碑才逃过一劫，不过连史志办的工作人员也不知道是谁做的。胖小伙子觉得，当时的高层知道下面在保护这些，但他们默许了。他相信大家在心底里对这段历史抱有尊敬。我觉得他有点乐观，但并没有和他辩论。

我们又去了文理学院，去看那里留下的一个碉堡——在常德会战之前，中国军队用美国提供的高标号水泥，在城区修建了数十座碉堡，厚度达到了50——80厘米，后来在守城巷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碉堡外面被密集子弹咬出的坑坑洼洼现在仍然清晰可辨，和城区遗留下来的碉堡不同，校园里的碉堡上没有“开发票”的小广告。我们隔着保护栏想象当年的情形，那也不过是想象罢了。不远处，大学生在马路上练习交谊舞，大约是害羞吧，都是男生和男生，女生和女生在结伴练习。女科长舒展一下身子，说感觉又回到了青春时代。飞机从蓝天上划过，他们说，今天天气好，没有雾霾。“常德也有雾霾？”我问。“In China ！”胖小伙子说。

他们最近有个大项目，他们决定把常德会战也弄进去。我随口说了句常德会战和这个关系不大吧，胖小伙子的反应很强烈：“怎么会？1943年早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了！”我们还不熟，很多交流还只能停留在语义层面，我不知道他的反应是价值层面的（“现在一些年轻人不了解情况，知道一些之后就认为以前学的都是骗人的，就又到另一个虚无主义极端去了”），还是技术层面的，也许兼而有之，但说到底，我总觉得，那是他的某种骄傲。我尊敬这种骄傲，因了这骄傲，我们总归能学会点儿什么，留下点儿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