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常德—桃源:气圆滴气扁滴

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作者:杨潇

清代的考棚—BBS年代—百度这个词条是我写的—买椟还珠—被发明的传统—湖南人为什么爱嚼槟榔—下岗潮的意外遗产—消防队救火不收钱—海螺的声响—长安少年多去延安—我们步步走入苏区了

我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傍晚到了桃源县城,但回想起来却并不真切。我的确到了那里,有携程订单和我拍的一张满是污渍的酒店地毯为证,可是我一点都记不起那里的模样了,当我在冷雨里沿着主街找一家茶馆时,头脑里的时间是1938年,黄昏,电光下,人们来来往往,街头巷口不少异乡口音,“大多是避难来此的‘雅士’,可是,所谓‘桃源’,已非是世人心目中的‘世外’的了”[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而当我穿过一个停车场,进入了那个昏暗的、满是烟味和瓜子壳的茶馆时,我又一下子跳到了,谁知道呢,也许是1998年吧?

我要见的正是那位“很厉害”的人。他披着黑夹克,说话有点结巴,三颗门牙被虫蛀掉了大半,一见面就告诉我,清代时,这里是桃源县的考棚,宋教仁在这里参加过科举,中了秀才。到了民国,这里建了一个体育场,抗战时又建了一个七七事变纪念牌坊。1949年12月,刚刚成立两个多月的桃源县八区人民政府遭土匪袭击,书记、区长、宣传部部长等16人遇害,一些人就被葬在这里。后来,纪念牌坊拆了。再后来,转轨了,政府开始鼓励私营客运,这里就成了社会车辆的停车场。

有意思,就好像那些来来往往各式各样的灵魂都降了下来,落在我们脏兮兮的“雅座包厢”里,分享我们的两壶茶和一大盘瓜子。他叫彭亮,1981年出生,1996年初中毕业后去长沙读粮食中专,直到现在一吃饭就知道用的是什么米,当然了,他说自己业务还不够精,更厉害的人不用煮,抓起闻一下就行。毕业后他先是北漂,后来粤漂,是最早上网的那一批人——他上网的时候,搜狐的域名还是模仿雅虎的sohoo。中国互联网早期是各种BBS的天下,那时候没有垄断,也基本没有监管,非常混乱,也非常开放,他从小喜欢读杂书,上网后整天灌水发帖,对各种问题发表看法,2004年他干脆自己弄了一个桃源热线,在里头认识了不少喜欢历史的网友,气氛颇似当年天涯社区的煮酒论史,不过三年后因为合伙人出了问题,服务器没续费,就给关了。后来博客、微博、微信渐次崛起,老式的BBS像稀有物种一样慢慢退缩到了互联网的边缘地带,他也慢慢回到一个“不求发表,自己把感兴趣的问题弄清楚就行了”的个人世界,好像只有他的微信名“采菱公子”还残留着那个时代的影子。

他现在是桃源县史志办外聘的专家,在县委大院里有一间办公室,因为曾经常年泡在网上,他的信息检索能力极强,我甚至怀疑当地史志办把所有琐碎的案头工作都甩给了他。他最近在搜集有关桃源的各种诗文,穆旦的《三千里步行》也被囊括在内。因为研究过桃源的维吾尔族,他把桃源翦姓的百度百科也承包了,“所有的人物介绍都是当年我一个字一个字打进去的”,前一阵,有一个枫树乡的老人家老跟他争论历史问题,动不动就让他百度去,他回:“百度这个词条都是我写的!”说起来不无得意。

我们从翦伯赞聊到移民,从移民聊到族谱,又从族谱聊到中原文明中心观,我俩发现对方头脑里都有一幅地图,并且分辨率还不低。他六岁时就在他父亲的地图册上涂鸦,画“三峡省”,那是80年代中国政府决定筹建但后来夭折了的一个省份,我是小学上课时不听讲,在课本上画长江水系,从沱沱河、当曲和楚玛尔河一路画到大江入海。我的长江流到他的三峡省时,北有嘉陵江注入,我们沿嘉陵江而上,聊到合川,聊到钓鱼城,聊到投石机,聊到阿拉伯人的武器,聊到元代对世界的征服,再聊回元代对南方的开发——从桃源以下直到沅陵,一系列以“驿”为名的乡镇,就是元代通往西南最主要驿道留下的痕迹。八十年前的湘黔滇旅行团和八十年后的我仍然沿着这条驿道的大致线路在前进。

我很久没有经历这样单纯交换知识、漫无边际的谈话了,这更像学生时代的事儿。多数时候,我羞于抛出或者接住那些知识,在这几年的流行语境里,这些知识要么“无用”,就是说,没人会为之付费,要么只有“使用价值”,主要功能是让被包装之物显得有一点文化。大概是包装别人包装久了(借用一个前同事的话,就像在妓院里弹钢琴弹久了),自己也没了底气,不和那个被包装的虚浮之物捆绑出场,就自觉是炫耀或者空谈——在买椟还珠的楚人地界想起这个命题还真有点命中注定——霍布斯鲍姆在《传统的发明》里写:“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人们的记忆如此短暂,谁又能保证若干年后,买椟还珠不会作为一个“善于营销”的正面词汇被植入更年轻一代的头脑呢?

我们讨论的另一个起源非常晚近的传统与槟榔有关——从长沙到常德,从火车到公交,我一路都在接受这种刺激性气味的洗礼。槟榔最早流行于两广福建一带,清代实行海禁,乾隆规定外国商人只能在广州交易,通达岭南的水陆码头湘潭由此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转站,外国货物在广州上岸后,先汇集到湘潭,再分运至内地,来自广东的嚼槟榔习俗随着各种进口货很快在湘潭蔚然成风。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渐开,长沙开埠后湘潭失去交通枢纽位置,日渐衰落,与此同时,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槟榔被烟酒等现代消费品取代,嚼槟榔的习俗除了在台湾得以保留,就是退缩到了湖南中部湘潭这块飞地[叶鹤洲:《湖南人为什么爱嚼槟榔》,大象公会。],到1930年代,造访湘潭的外地人,已经以一种新鲜之眼光来描绘这种习俗:“湘人喜食辣椒,湘潭尤嗜槟榔。槟榔系以粤产草果子之皮,久浸于石灰水中,外壳加以五香糖质等,然后以烟熏干,其色漆黑,人皆喜食之。故途中所遇之人,莫不口中嚼嚼有物,其渣吐地,触目皆是。其实槟榔之味,咸辣无比,不易进口,但据有嗜癖者称:无此物则牙痒多痰,食物且难消化云。”[陈赓雅:《赣皖湘鄂视察记》,申报月刊社,1936年。]

但从那时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按照彭亮的说法,湘潭地区之外的湖南人还没有养成对槟榔的依赖,1996年彭亮初到长沙读书时,省城街头有一些散卖湿槟榔的店铺,但不成风气,到1997、1998年,卖槟榔的慢慢开始多了起来,到后来几年呈爆发之势席卷全省。他对此的解释是,1990年代中后期国企改制,大批工人下岗,湘潭作为国企重镇,有许多四五十岁无事可干的中年人离开家乡去省城摆摊谋生,槟榔由此走向长沙并开始辐射全省——彭亮的描述与我的记忆颇为一致:2000年离开湖南去大学读书之前,我对槟榔并无深刻印象,但是一两年后,寒暑假回老家时,发现槟榔已和香烟一样,成了男人们的随身物品,甚至见面时也要像散烟一样散一袋槟榔,槟榔的味道嚼起来很重很冲,符合湖南人对“霸蛮”性格的自我想象,最后潇洒地啪一口吐掉大约也颇有男子气概,俨然已成新的身份认同。我从未喜欢过槟榔,甚至闻起来就有点头晕,但这并不妨碍我在开学时把它们作为(我并不知道的)湖南特产带到北方,分享给室友(他们并不喜欢)。

彭亮的眼睛有亮光,说话时总给人一种含着火柴棍的感觉,黑夹克里头穿着一件写着I believe的白T恤。他说,和湘潭槟榔有同样经历的还有常德津市米粉,也是90年代后期,也是下岗潮,也是四五十岁的外出打工者,汤头更鲜更重的常德米粉在世纪末攻陷了长沙,取代了老长沙米粉,并大有走向全国的趋势。彭亮告诉我,常德米粉店那句最经典的问话“气圆滴气扁滴”(吃圆的粉还是吃扁的粉),从发音到语法都是常德话,但它是一句在常德听不到的常德话,因为对常德人来说,米粉的默认形态是圆的,也有扁的,但常德人叫它米面。长沙人不识米面,常德人去那里开米粉店,只好发明这句话,来解决称呼的冲突,帮助长沙人选择。

我在常德住了三天,因为之前劳累带来的肠胃问题,只能望粉兴叹。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我开始琢磨新的断舍离。洗漱用品进一步精简,连洗衣皂也被对半切开,衣服只保留两套换洗,拖鞋墨镜驱蚊药防晒霜护腰带通通不带了,唯一的一本书也不带了,和那个死沉死沉可以击碎车窗的多功能手电筒——原本我还想着借它走夜路来着——一起塞进家人快递来的小行李箱,快递到下一站。这么一来我倒更接近湘黔滇旅行团了,只不过后勤补给从随行的汽车变成了顺丰快递。收拾完东西出门买药,回来时看到本地电视台一直在用滚动字幕宣传防火:“遇到火灾立刻拨打110,消防队救火不收钱”。

湘黔滇旅行团从常德去桃源走的是水路,1938年2月28日那天早晨,沅江上起了大雾,偶尔一阵冷风刮得人牙齿打战。三只大船逆流而上没多久,陆地上传来海螺的声响,是空袭警报。船上的人都怔住了,怎么办呢?北大外语系大四学生林振述和团长黄师岳同船,后者立即吩咐船马上停驶,命令众人“绝对肃静”。雾很大,天上什么也看不见。半小时后,警报解除。阳光起来了,还带着毛毛雨,船开始移动,人们也重新活跃起来,团长不自禁地卸下一声叹息,学生们模仿他,也都来了一声愉快的叹息。[林蒲:《桃源行》,《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6月7日。]

阳光的照耀下,沅江像一条绿的绸缎,杨式德第三次发出天问:我不知道水为什么这样绿。他还从江里淘了一碗水上来,非常清洁。这一天水面很平静,他看到北岸有五六个碉堡,之前刚到常德时看到南岸也有,“这当然是‘剿共’时期的建筑了”[杨式德日记。]。头一天,他向团部借了第59期《宇宙风》杂志,从下午看到晚上。那期杂志刊有作家姚苡发自西安的游记:

重走
常德行船至桃源(杨嘉实提供)

……随着中日战争发生,沿海一带“文化没有了”,于是大家都到内地格外是西安去“建筑西北文化城”。因而西安“繁荣”起来……最近“到西北去”的人,除平汉线、津浦线、陇海线、京沪线的自动“移民”外,非长安的“少年”特别多。因为在西安有东北大学和西北临时大学,在延安有抗日大学和陕北公学。国内外新闻记者到陕北考察的也不少。不消说,此外还有所谓街头流浪的文艺家、思想者及剧人。今后的“秦风”将大大地经过世变了吧?

……“长安少年”多到延安去……公共汽车仅通至三原为止,而且汽车路是有名的不好走。只消下雨一天便要晒干三天。朋友和我谈起,大家决定到距离三原不远的云阳镇去看看。那是第八路军行就职典礼的地方,听说刘伯承君在那儿招学生班呢,该有什么可看的东西吧。

三原……街道是石路和土路,邮政局、书店和食铺共在一条街上。满眼是驴车和枣子担,妇女多留发、小足、穿黑裙。待看到街头太阳光下的旱烟管和青布夹袄或棉背心时,不由身上微凉,感到西北的深秋了……出了三原城外,情景有些不同,特别是墙上的标语有“团结御侮”“改善人民生活”的字样,在郊野的破庙或颓垣上更大书“减免田租”“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等。据说,西安只绯色,三原已是绛色了,不消说,云阳镇是硃色的。我们步步走入“苏区”了,太阳光照在茫然的郊野,田里飘拂着枯燥的棉花和高粱,那脱尽叶子的大枣树,枝头累累是醇酣肥圆的枣子……守城的兵士很温和的盘问了一圈——这便是“红军”,改编后的红军的制服和帽子都和其他军队一样了,但走进云阳镇内时,却时而看到未脱换的红星徽的帽子。

……今天恰巧是九一八,红纸条布告在城隍庙空地上开群众大会并演话剧呢……群众席上有梭镖队、闪闪灼灼的红缨、布袄、大笠帽;军队和学生席上,每当高喊口号一句便纷纷挥动手中的写着如“誓死不做亡国奴”的纸旗;小学生唱救亡歌是动人心魄了,他们年纪只在十岁至十五岁之间。午刻的太阳晒在这热烈的会场上,无汗而焦燥,主席台上顿足的演讲辞,教听众的鼓掌声如放了爆竹。

……午后和朋友参观招待所,这是特地为内地青年来此而设的吧。在一个叫“聚昌”号的棉花栈内,厅堂有孙蔚如君写的联对。但是,所谓“招待所”者,那是空无所有的,一块泥地,其间有五六个人正在黝暗的光线中谈话——据说中有南京初被赦放的政治犯四人。他们用门板靠着户限,上盖被条,大概这便是唯一的卧榻了吧?这在习惯“少爷小姐”生活如我辈者,未免吓了一跳。[姚苡:《从西安到云阳》,《宇宙风》,1938年,第59期。]

晚上11点多,在那个黝黯的,曾经是考棚、操场、坟地的茶馆里,小个儿的蟑螂开始爬上桌来。是时候结束这场夜谈了。气温好像又降了几度,回到我住的“和谐宾馆”,才注意到这个挺大的,有电脑和麻将桌的房间好像一切都破败了,墙皮大片剥落,电源插座没电,床头的灯源开关整体塌陷下去,而麻将桌下的地毯上面满布泥巴烟眼毛发痰迹,要等到我冲个澡出来,才能闻到地毯散发出来的经久的烟尘气。街上的汽车好像就在耳边鸣叫。我戴上耳塞,把自己和它们通通隔绝开来。不知道为什么,这一觉居然睡得非常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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