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地图不灵—留声机送出撩人的歌喉—你们坐船坐车的先生们—不要靠酒肉牌赌套近乎—出了家就不认家了—吃肥大的萝卜—闻一多走得特别带劲—桃花源里的操心人—年轻时不懂遗民—逼仄又怯懦的理性—山鸟似欲啼往事—心灵与官能间必有一种大变化

沅水两岸一片绿色，草木一直长到水边，湘黔滇旅行团的船队继续逆流而上，经过惊鹚洲、艟舫洲两个岛屿，团长黄师岳拿着军用的测地仪和指南针，在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上，配合手表秒针的转动，测量地形的远近高低，再用红铅笔标出误差。“这不灵呀，一颗沙，一粒米位的差池，便要几十万人来填补的……这地图一点也不灵呀！”他皱起眉头，添上缺失的岛屿，斩去过长的山嘴，抱怨同胞们做事不认真。[林蒲《桃源行》，《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6月7日。]

黄师岳这一年48岁，他是安徽桐城人，曾任小学国文教员，民国建立后赴东北从军，1920年入东北讲武堂，毕业后在东北军从排长当到旅长，转战黄河南北，带领的部队军纪良好，为人称颂[《民国军人志》，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10月，第506页。]。“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被迫入关，大量缩编遣散，张学良嫡系奉命守西北与红军对峙，黄师岳则赋闲下来，住在北大沙滩附近，经常去北大旁听课程，因此思想颇能跟上时代潮流——这是在常德被我打包寄走的那本《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序言里，编者张寄谦教授特别提起的。1936年1月黄师岳授衔中将，是年年底西安事变，张学良被软禁，东北军解体，黄师岳调至湖南，任高级参议[转引自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上》（修订版），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459页]，临大请求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派遣高级将官沿途指导，张就找到了黄师岳，黄也极愿承担。

前往桃源的船上，黄师岳跟学生们讲起了他的军旅生涯，从他十七岁带兵打仗起，讲到护法战争、靖国战争、中原大战、“江西围剿”，又讲到新武器的发明和进步，飞机怎样使平面战改为立体战，怎样因它扩大了战争的地域，他曾怎样一度追踪苏联人（1929年黄师岳曾调任大兴安岭驻防，抗击中东铁路事件引起的苏军入侵）到大草原，一师人只有十七个弟兄回来。就着弯弯曲曲的沅江，他又分析了湖南复杂山岳河沼带来的地理优势，以及“湘勇”质地的优良，“日本人，要灭中国，除非湖南人死尽！”[林蒲《桃源行》，《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6月7日。]

他还称赞领袖蒋中正的才略，关闭了西北战场，把主要的炮火引向上海，使敌军沿长江西进——在说服学生迁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陈诚晚年在回忆录里也提及关闭西北战场，避免日军由北而南攻击的重要性：“中国境内用兵，由北而南者无不胜，由南而北者除明之灭元、国民革命军之北伐外，胜利的纪录绝鲜。日寇于据有冀察后，如抄袭元清故事，挥兵南下，以偏师出洛阳，塞潼关之口，以主力趋武汉，关长江之门，则中国东西纵剖为二，西北方面进不能出，东南方面退不能入，此时我们的持久抗战，恐怕就要困难多了。太平天国之乱时，曾国藩在危难中，仍分兵回师武汉，可见争取武汉为兵家当务之急。今日阀估计错误，急其所当缓，遂予我以从容撤退的机会，否则能够退到四川的，恐怕只有少数能飞的要人，则中枢早已解体，尚何有于长期抗战？”[《陈诚先生回忆录抗日战争》，“国史馆”，2005年3月。]

那么，如何长期抗战呢？黄师岳说，我们用乡村包围城市，用政治来启发灌输民族命脉，日本人将有来路无去路，葬身异国田园，肥沃我们的土地。“是的，在这战争的过程中，地图诚然是重要的呀！”他又回过头来批评起这“焦头烂额的地图”，“这怎么成呢？一花，一草，一树，一木，稻梗的高矮，豌豆荚的大小、肥瘦，天气晴雨，风的方向，都和军事分不开的呀！”这位军人长长叹了口气，呷一口茶，对学生们说：“你们年青人，要处处留意呀！一路来，所见所思，牢牢记心里，让果实好好的结，你们要负起家国的重任，一切事情，到手里的，要提得起，放得下，别泄气呀！”[林蒲《桃源行》，《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6月7日。]

下午一时，船队离桃源尚有八里，因为水浅不能上行，旅行团弃舟登陆，步行前往桃源县城。太阳和暖，田地里紫云英不少，蚕豆开出黑白的花朵，杨式德注意到一种叶子带红色的油菜，乡民告诉他此菜味道较苦，想来就是两湖人民最爱的红菜薹吧。抵达桃源后，旅行团自由活动，学生们乘着小划子，在落日的千万道金光中划过沅水，去逛县城。市面相当热闹，卖桃源石的不少，杨式德买了一个粉红色的戒指，花了二角钱[杨式德日记。]。街上许多外地人，摩登旗袍，高跟鞋踩着石子路咯咯咯地，一边发出抱怨：“这鬼子路！”伤愈的士兵，踉跄地走下码头，等船去常德，重新编队上前线。新裱了招牌的商店里，留声机送出撩人的歌喉：“桃花江上美人窝……”去茶馆吃盘炒花生和豆腐干，老板娘的问话吓了学生们一跳：“你们坐船坐车的先生们，今天走走路，散散心，是休息的罢？”[林蒲《桃源行（续）》，《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6月8日。]

旅行团抵达桃源时，刚好赶上湖南省民众训练第一期。和前任湖南省主席何键不同，张治中向来主张发动民力，之前在长沙临大演讲反对迁校时，他就声称要让大小知识分子下乡。“这一次发动民众运动的真意义，不仅是抗日自卫，”在一次与学生的谈话里他说，“而且是对于旧社会旧农村的一个改革的运动……[《张治中回忆录》，北京：华文出版社，2007年2月，第97页。]”1937年12月20日，南京沦陷一周后，湖南省民训干部训练班在长沙开学，张治中亲任主任，省政府调集中学以上教职员203人，专科及大学生801人，高中生近4000人集中培训，1938年1月起分派各地宣传、组织、培训民众抗日，同时创立了通讯刊物《战时民训》，方便各地民训成员交流经验。[张敏《张治中与湖南抗日民训》，《档案时空》，2015年第1期。]

翻阅这本刊物，可以看到当年受过现代教育、占国家人口极少数的精英阶层，对普罗大众的重新思考。如他们所言，中国的乡村和城市，向来有很大的隔阂，一个“还停在18世纪的封建社会”，一个“接近了洋人，多少受一点金融资本社会的熏陶”。回到乡村的大中学生，虽然乡音不改，已不习惯乡亲们毫无时间观念，对农村妇女们宣传抗日，张口便是“帝国主义”、“全民抗战”，弄得对方面面相觑。下到地里，想要对正在挖土的农夫做谈话式的宣传，却被对方反问：“先生们，几时亡国呀？”他们痛心疾首地反思，中国的士大夫，一向对于民众非漠视即藐视，“这回亘古未有的民族抗战发生，沉积着的严重错误，整个的暴露了出来！中国人不认识中国人！”

有经验者告诫下乡的知识青年，要记着老祖宗的经验，“不失农时”，要从保卫乡土出发解释抗战，告诉他们卫乡必先卫国，“不可空谈救国”；还要注意解释最近几个月的两个流行词：焦土战与游击战，避免让老百姓产生恐惧心理；要留意农民中的优秀分子，以后敌人占领此地，他们“便是将来的陈胜吴广”，“会自发起来杀敌”。下乡尤其要注意细节，官腔让人反感，洋装让人反感，“男女授受不亲”也会让人反感，“不要使乡下佬看得不顺眼”。对了，还要注意发展几大盟友，首先要加强与乡保长的联络，但不要靠酒肉牌赌套近乎，二与族群长辈联络，切忌打官腔，三要与当地士绅联络，他们最能影响本地舆论，“要注意从对方及其家族利益出发，不可讲大道理”。时刻记住抗敌救国才是民训中心，至于知识分子同样关注的取缔私塾、破除迷信、改良医术等等，哪怕心里介怀，均非当前要务。[参阅《战时民训》1938年第1到10期。]

《战时民训》上偶尔也刊载一些纪实随笔，和那时许多报章一样，讲的都是人们在逃难时的“寻路”故事。1937年暮春时节，作家席征庸曾前往镇江金山寺游览，在那里遇到了一位出家的军官，“高大而结实的身材，年纪不过三十来岁，穿了一套崭新的灰色僧服”，席征庸和朋友同这位僧人聊天，得知他毕业于军校，因为骁勇善战，两年内就升为营长，在江西一次惨烈的战役——想来应是对苏区的“围剿”——之中，全营都牺牲了，他的左臂也负了伤，伤好后他被调为团副，团长是他的同学，总是给他穿小鞋，最后两人大打出手，他愤而辞职，觉得人生了无意义，便来金山寺出家。

“听说你家中还有父母妻子，你丢得下吗？”席的朋友问他。

“唉，出家了就不认家了。”谈话就此结束，他摇摇摆摆走下石阶。

几个月后，战争全面爆发，沿海城市接连沦陷，席征庸也到了内地，1938年某一天，他在车站送人时，被一个浓眉大眼、全副武装的青年军官叫住，正是去年见到的青年僧人。席征庸在惊喜中紧紧握住他的双手，问他为何还俗。原因“简单极了”，成队的敌机从他头顶飞过，一批批战士从他眼前奔赴前线，他断了参禅的念头，在镇江沦陷之前离开了金山寺，投奔军队里另一个同学。当天早晨随部队刚刚抵达，晚上即要开走。

“（下次）见的时候，不知道你又变成什么模样。”席征庸说。

“也许是一个伤兵，也许就永诀了。哈哈。”年轻的军官豪放地笑。两人握手，再次道别。[席征庸《还俗》，《战时民训》1938年第3期。]

1938年2月28日下午，湘黔滇旅行团分批借住农家，林振述投宿的这户是读书人，厅堂正中挂一幅吕洞宾像，小八仙桌上放着三脚尖的铜香炉，还有几本掉皮的佛书，一部《陶靖节集》——主人早已归隐田园。但战争开始了。这位在清闲日子中浸淫于“妙道虚玄，不可思议”的老人家，开始天天读报，为抗战的壮士写诗，领头救国捐，把第二个儿子送上战场，又赶忙为第三个儿子办戎装。听说学生们要步行上云南，他殷勤地招待，叫儿媳妇打热水泡茶扫地，请他们吃肥大的萝卜。学生们卸下冷水壶、腰带、雨伞和干粮袋，坐在土堆上、石磨旁，看远方的树慢慢消失在黄昏里。

老人家非常健谈。他明白因为之前当局不放心民众的力量，不施教养，事后发动困难不小，“税收的繁重，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抽召壮丁的不公平，使大伙儿弃田走荒山”，但他觉得这都是暂时的，一切的一切，都要从抗战中强壮起来。“学大地的包容、能耐罢，你们还年青，性急什么呢？……我们要拿定的，是跟鬼子干到底呀，伸手捉蛇，半途松不得！”他挥动着文弱的手臂。[林蒲《桃源行》，《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6月7日。]

离开桃源县那天上午，我去彭亮的办公室坐了半天，聊桃源的民国遗存，聊八十年前的世道人心，然后一起下楼吃饭。正下着小雨，县委大院门口，有个老太太在很大声地骂着什么，我好像听到“历史唯物主义”几个字，想过去问问，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

下午叫了个顺风车去离此地不远的桃花源，也是下一站落脚地。过了沅水大桥就进了山区，山间有梯田和孤屋，偶尔转过弯来看到一片开阔的谷底，大约是沅水的一条支流漫延在一大片田野里，烟雨中青绿与水墨交织，可惜几秒钟一闪而过。拼车的姑娘说，他们天天走这条路都看不厌，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景色。又说，沅水上开过游轮，沿着桃源一直往上游走。“那不就是沈从文湘行散记走的那条路？”“原来设想也是这样。结果好像是游客太少了，最后也就没有开了。”

桃花源在桃源以南，杨式德觉得，从桃源县城到桃花源是徒步最快乐的一天，不独是他，他还看见闻一多与他中文系的同事许骏斋两位先生，穿着毛衣和破了的布鞋，大踏步地走得特别起劲。他觉得闻先生的高兴是有理由的，桃源洞一带，树多水多，阴凉得很，景色比岳麓山还要好。[杨式德日记。]

师生从公路左侧进入桃花源景区，过牌楼，沿曲径上山，路旁有小溪，溪边尽植桃花，恰是花期，嫣红一片，微风掠过，落英缤纷。沿路古树丛杂，到半山，有平地筑精舍，四围种竹，风动竹鸣，窸窣有声。舍内楹联甚多，涂鸦满壁，有人题王维《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余道南日记。]”也有不少大白话，比如竹身上刻着的留言，大约是那些按照《桃花源记》来寻找洞天福地的人，一棵：“陶渊明，撒了谎！”，一棵：“陶渊明，撒了个大谎！”，一棵：“陶渊明，那小子，撒了个天大的谎！[林蒲《桃源行（续）》，《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6月8日。]”再往上，林深草密，泉声淅沥，一直走到山顶，见“水源亭”，旁边有个小洞，曰“秦人古洞”，数米深而已，出洞有一台地，潭水清澈[余道南日记。]。1943年常德会战期间，桃源沦陷，据当地人说，日军沿江而上，一直走到距秦人古洞不足百步的马路旁边一所茅舍，才决定撤军，这处福地由此“得以保全了它的贞操”[李震一《湖南的西北角》，宇宙书局，1947年9月。]。

我到达时，桃花源重新开发了一轮，景区面积扩大了不少，从客栈楼上望下去，一片崭新的灰瓦白墙，和远处吸饱了春水的河流。下午4点，雨停了，我沿着那条被改名为“秦溪”的小河散步，沿岸林木繁茂，空气清冽，隔几步就有一株塑料桃花，也挂着水珠，故意用App识别，大数据告诉我它叫垂丝海棠。因为惦记在车上看到的美景，我往景区外足足走了三公里，但再也没找到那片绿野——我出发以来所见最佳景致，或许正因为错过才觉得格外迷人吧。

折回来时在路边一家小超市买晚餐。又下起雨来，便坐下来和大妈聊天。她家原先是对面山上村里的，修高速公路征地搬迁，一亩地补4万元，路旁五六家超市餐馆宾馆，都是他们组的村民开的。她一大家子8个人，补偿款48万，加上老家还有一个房子，赔了50万，一个儿子盖一个楼房，刚好把钱花完。正是晚饭时间，几家餐馆门可罗雀。她抱怨做生意的压力太大，“你开餐馆每天要想着要不要买菜，你开超市要想着货要不要齐全，生意又不怎么样，你要那么多本钱，你要守住这个店子。各方面都好大的压力呀，他们开馆子的也是的。空调啊，被子啊，床铺啊，都是花钱的东西。无形之中带来的好大的压力呀，他们都觉得好累呀。买了菜又怕不来客人，怕菜烂掉了，你不买吧，他说不定又来两个，因为你已经投入这么多本的啦，还是想把生意搞好不咯？……我们原来是种田的，喔，原来那个日子好实在呀。我们老家伙在屋里带孙子，他们（儿子儿媳妇）在外面打工。现在他们都在屋里做生意，做生意钱也没有弄到，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好多年轻人就又跑出去打工去了”。当天晚上，我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个标题：“桃花源里一个渴望实在生活的妇人”。

早晨起来，雨云低回，花180元买票进入这个据说再现了《桃花源记》的新景点。伶牙俐齿的导游跟十几个团客说，这个景点去年9月才对外开放，要走旅游地产路线，今年5月1日会把门票降到128元。此时离五一还有十几天，“多余的钱您就当作扶贫了”——接下来一路往西，“扶贫”二字还会以不同的方式在我的旅行中铮铮作响。

我跟着这个团上了穿梭巴士，又上了秦溪的游览船，船顶铺着真稻草，船眉插着假桃花。昨天下雨带来的浑黄山水还没有退去，两岸种了很多桃树，过了花期，于是在上面嵌上终年不败的假花。船开动了。“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桃花是假的，油菜花是假的，溪中的小岛也许是真的，但岛上的草木也是假的，吊脚楼是假的，屋檐下晾晒的古衣是假的，上面挂的腊肉也是假的，可能只有沿岸的竹子，和开发者相信桃花源就在这里的心是真的。

下船，前往秦人谷，也是按陶渊明的名篇设计，“初极狭，才通人”的假山洞里全是游客留下的槟榔味，秦人谷倒是“豁然开朗”，且“屋舍俨然”，不过屋舍都是度假酒店或者会议中心，很难说是避世还是入世。再往前，阡陌间甚至有“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我向其中一位吹笛子的黑皮肤“秦人”打听，他们都是来自云南普洱的佤族。这位小哥有点没精打采，说他们自己种点辣椒，还种大米，给游客体验，又说吃不惯油腻的湖南菜，并且，这里“也没有什么香料”。我看到了他们种的稻田，上面镶着一排大大的红字：“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从秦溪到秦人谷，我一直在加快脚步，穿过新景点，才得以进入从前的老景区，标志是长着青苔的老式台阶，没有防滑纹，没有扶手，清清楚楚告诉你：欢迎回到真实世界。台阶之上是关着门的傩神庙，湘西一带苗族民众在傩戏中唱其神之出路，常以桃源县之桃源洞为出发点，中间经过新店驿、界亭驿、马底驿、辰阳驿一路往西——这是苗族祖先的迁徙之路，而这条路线恰好又与国民政府修筑的湘黔公路走向一致[《湖南公路史近代公路》，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9月，第3页。]，自然也是旅行团行进的路线。

参加旅行团之前，北大政治系大二学生钱能欣对西南了解有限，在决定迁校后，临大校方把装有西南地区的图书资料的箱子打开，供有兴趣的师生参考，临行前，钱能欣看了能找到的所有资料，结果发现关于中国西南地区的记录多是外国人做的——最出名的那位叫鸟居龙藏，日本人类学家，早在1902年就沿着同一路线调查了中国的苗族和彝族，在选择线路时，他展现了自己对中国地理的熟悉：“沅水上游各支流，在汉代称为‘五溪’，因有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于此，而称作‘五溪蛮’。这些，都出自……统治者的苦心，那位有名的伏波将军所出没过的壶头山，就座落在这一带地方。因为，溯沅江而上进行苗族调查，是最有兴味的了。[王晓梅：《国际视野中的贵州人类学日本学者西南少数民族研究述评》，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7年5月，第34页。]”受此刺激，“写一本中国人自己的西南实录”成为钱能欣的愿望[王莉萍：《钱能欣忆西南联大步行团“长征”：这一路三千五百里》，《科学时报》2005年8月15日。]，他后来出版的《西南三千五百里》（1939年6月，商务印书馆）成为旅行团的第一本著作。

桃花源老景区的一些建筑年久失修了，比如玄亭，踩着吱呀吱呀的木楼梯上到无人看管、落满灰尘的二楼，再推开吱呀吱呀的窗户，一片青翠中能看见远处的沅水。没了秦谷迎来送往的殷勤，反而有种老派景区带来的安逸感。谁知道呢，也许只是因为自己年岁渐长，开始厌恶变幻莫测无休无止的“新”了吧。桃花源给自己贴的标签是“中国人心灵的故乡”，在这里的碑廊读读历代文人留下的诗文，便知桃花源实在是中国人经久不息的梦与寄托，就像沈从文说的，“千余年来读书人对于桃源的印象，既不怎么改变，所以每当国体衰弱发生变乱时，想做遗民的必多，这文章也就增加了许多人的幻想，增加了许多人的酒量”[沈从文：《桃源与沅州》，《湘行散记，》《沈从文全集·第11卷·散文》，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33页。]。

在更年轻的时候你不会思考“遗民”这个词，你甚至根本看不见它们，因为你就是变化和浪潮的一部分。四年前我从哈佛访学归来，北京落地转飞广州，带着时差晕乎乎地开了两天当时所在杂志的改版会议——在美国的一年，纸媒的世界已狼烟四起。记得在改版招聘启事上，我们还希望在这个变革年代“有一张安静写作的书桌”，然而形势比人强，几个月后，我自己也转投时尚媒体担任管理职务，扎进“火热的生活”，把自己忙成一只陀螺。我停止了超过1500字的写作，并一度享受那种事无巨细的忙碌。编辑部楼下有个小红绿灯，现在想起来，无数次穿过时总是在接电话或者语音回复微信，就好像多线程忙碌是进入新世界的门票——混合了真挚、自恋与自我感动的全民创业（或者以创业的劲儿打工）热潮自有其引力。

我记得有一天傍晚，接到我妈电话，说外婆不行了，她没问我要不要回去，哪怕这种时候，家里人还是习惯性地害怕给在外打拼的孩子添麻烦。我说我回，我回。挂了电话，订好第二天一早的机票，开始布置和汇报离京后的工作安排，然后默默流会儿眼泪，继续在大样上编辑那永远不可能改得更好的稿件。我已经忘了为什么不买当晚的机票，正如我也忘了自己为什么曾有这么逼仄又怯懦的理性（却呈现出一个“职业”的模样）。现在那种生活离我很远了，有时想起来，觉得隔着块毛玻璃，影影绰绰的，有时又觉得，那个自我并没有回来，而是永远留在了那里，像电影《土拨鼠之日》里一样在某个时空里循环往复。就像更早之前，我和几个同事加好友在大理洱海边的才村租了一栋民房，每年都结伴去玩一两次，那时大家都不太忙，不太稳定，都还有少年气，那是我们小小的乌托邦和桃花源。那个自我同样没有回来，变成了遗民，他说起“有路可退”时可真是天真得叫人心碎哪。

如今我已经接受了生活就意味变化，但总忍不住偶尔回去看看，看看那些凝固的自己，仿佛这样就可以对抗时间不动声色的残忍。站在吱呀吱呀的玄亭望着沅江，仿佛有个身影在艰难跋涉，多少年来这里都是放逐者的故乡，他们告别过去，又怀抱过去，沿江而上。“山鸟似欲啼往事，桃花依旧笑春风”是桃花源欢迎他们的对联，闻一多和同行的清华大学中文系讲师许维遹、助教李嘉言吟诵着这句对联，沉吟良久，三人均不能说出上联出处，笑曰，应是山野高人所作。27岁的李嘉言说，若得名家集句，不如换成“山僧不解数甲子”为好，意境、文义都更贴切些，闻和许点头称是。[李之禹：《李嘉言与闻一多先生》，《李嘉言纪念文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第479页。]

按照北大中文系大二学生陈登亿的回忆，桃花源的山清水秀让这群久处城市的人感到心旷神怡，闻一多“这里看看，那里瞧瞧，时常发出欢乐的笑声”，不过，在去了附近几个农民的家后，他的脸色就变了，这几家都是佃户，春节过后就没有粮食吃了，小孩子失学在家，面黄肌瘦围着他们要东西吃，他们还亲眼目睹了抓壮丁的话剧，是被绳索捆绑而去的。闻一多对学生说，《桃花源记》当然是乌托邦，但来农村之前，总还是认为农村生活简易，风俗淳朴，以前很想过田园生活，做田园诗人，现在看来，也是乌托邦的幻想。[陈登亿：《回忆闻一多师在湘黔滇路上》，《闻一多纪念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8月，第277页。]

“这一次抗战的最大结果：为社会，是替理想与实际造了一条沟渠；为个人，是在纯朴的心灵与敏活的官能开造了一条桥梁，轰雷掣电的给予了将来负大任的人们一个动心忍性的大锻炼。”抗战一周年之际，军事专家蒋百里在汉口《大公报》发表文章说。蒋百里以《国防论》闻名于世，而早在他发表国防论之前十余年，他就曾预言中日必有一战，中国的国防应以洛阳、襄阳、衡阳为据点，这三地以及连线的以东地区，我国应利用空间换取时间，消耗和疲惫敌人，此线以西，资源丰富，幅员辽阔，足以成为支撑持久抗战的大后方。[转引自纪录片《大后方》第一集《就是不要同他讲和》。]

“五四运动以后已经有‘到民间’的一个口号，但是实际上能有几个？”蒋百里继续写道，“可是抗战以来，沿海各学堂的教授学生，事实上不能不向内地走……于是给青年的知识阶级一种实际经验，而这一种经验又在一种悲愤兴奋状态之下体验着……这正是孟子所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了……与此相平行的，就是腹地大民众，可以说，世界上最落后的民众，如今都受了最新式文明的洗礼。我们到外国考察，费了很多的金钱，讨了很大的情面，才看得到一回飞机操练同防空演习。如今几千万民众，都自身冒了生命的危险，经验着，学习着。……我们要每一个受过空袭的都市造一个纪念坟，以代替当年‘航空救国’的广告。……这不过就空袭一端而言，其实这几千年在朴素的生活下留存的元气，率然的受了最新文明的刺激，心灵与官能间必有一种大变化。而这种变化的将来发达到如何地位，凭我现在的智识还不能判断。不过，照已往的历史来看，总是急激的向着光明方向走，是无可疑的。”[蒋百里：《抗战一年之前因与后果》，《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8月28日、9月4日、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