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一个人走—巾帼从军绝不逊男—黑暴霸—帝国如何避免一盘散沙—长亭外古道边—屋顶掉下一条蛇—唯一的玩具了—自来水甘甜—怎能以宰猪为业—朦胧中像有神明的手打过来—未下葬的棺材最可怕

下午2点，我离开桃花源，没走多远右脚大脚趾就开始疼，脱下袜子检查，左侧趾缝红肿，怀疑是甲沟炎，一种麻烦的小毛病。有点懊恼，西南三千里这才刚刚开始呢，胡思乱想了一番炎症恶化了该怎么办走不了路该怎么办，可瞎想无用，先走着看吧。路边白瓷砖两层小楼里，一场宴请还没结束，红色氢气球灯笼扯着十几条红条幅在微风中抖动，祝福一对夫妇喜得千金。

走上319国道时脚趾疼痛减轻，心头一喜，也能听到远处的鸟鸣声了，也能闻到雨后的泥土味了。一路还有零零星星的油菜花，这给了我一种印象，的确是在往寒气较晚散去的山里去了。

路过一个村组，方方正正的灰色二层小楼，朝向国道的立面都刷满了广告。空调、清酒、花炮，这是劝人花钱的，邮政理财产品和义乌商城是劝人挣钱的，“首付5万携手，义乌成就百万富翁”，但最多的广告是治病的，各式各样的男科医院和妇科医院，触目惊心的疾病名称，让我想起八十年前清华化学系大二学生董奋在离开长沙前去逛天心阁，看了不少文雅对联和各式古物，但拾阶而下时，沿级木牌不是补肾丸就是调经丸，“俗！煞风景！”他在日记里挖苦道，“好像湖南人个个都是痨病底子，而女的个个月经不调。”[董奋日记。]

3点多钟，看到了出发后的第一个药店，买了管鱼石脂软膏，气味刺鼻，老板叮嘱我多擦，一天擦个五六回也没关系，我们聊了一会儿，我又一次被问起了“为什么要一个人走”。这是我一路被问得最多的问题：你一个人走哇？为什么一个人走哇？为什么不找几个伴热闹一点撒？“热闹”真是个神奇的中文词汇，在英文里你都找不到完全对应的字眼，可能是因为总是独自出发，我发现自己常常低估中国人对“热闹”的需求，又常常高估他们对“孤独”的承受力。路过冷冷清清的黄土坡市场，门口巨大的一堆垃圾，几个男人在里头翻检着什么。昨天这里有集市，垃圾堆就是热闹的余烬。

嗖的一声，一辆大货从身边擦过，这里的国道不宽，大货车却突然多了起来，也有从桃源发出的中巴经过，每次都要用喇叭唤我上车。两边很多水田，都犁好地等着插秧了，泥巴、水，和着天光，有光滑的曲线，像是调好颜料的画板。白鹭慢悠悠拍着翅膀，潇洒地低空翱翔，大喜鹊飞得就不太从容了，总是一顿一顿往下俯冲，像没折好的纸飞机。经过一户两层楼的人家，房子比别家古旧些，有烟熏色，门口挂着好几副对联，其中一副：巾帼从军绝不逊男，裙钗出塞定能安国，横批：明珠入掌。半天之内看到接连两户农村人家为生女儿庆祝，还挺高兴的。这地方也有个好听的名字：澄溪坪。

走了两个多小时，大脚趾又疼了起来，但身体其他部分运动得还远远不够，这时就不太容易保持行走的平衡。在一棵垂下许多串羽状果实的枫杨下面，我看到一块大石头，红字写着“麦家河抗战飞机场旧址”。拐上岔路往里走，两边是水田和旱田，别处的紫云英大多败了，这里仍在大片盛放。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周围的宣传语从扶贫攻坚变成了扫黑除恶，在一处水田附近的墙上我还看到了“黑暴霸”这样的词组，与“黄赌毒”对应，听着很像《变形金刚》里头的大反派。

二十多分钟以后，我看到一块崭新石碑，上面金字介绍：“1945年7月，桃源县政府奉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十八军司令部命令，组织沙坪、澄溪、隆平、安平等乡14000余名民夫在麦家河修建了东西长约1600米、南北宽约600米、占地面积1400余亩的飞机场，工程不到一月完工。机场建成后，曾先后四次起降援华美军军用飞机。1945年8月，日本侵略军投降，机场被弃置，后逐渐开挖成农田。”机场自然已无踪影，在据说是以前跑道的位置，有一条水泥乡道通向远方，旁边黄花已谢，饱满的油菜籽连成积雨云一样的青色。

和当时整个湖南的情况一样，抗战期间桃源县境内公路也是屡建屡毁，麦家河作为沅水上溯湘西前最后一块较大的临江平地，水陆联运便利，成为重要中转站。1943年底常德会战开始后，不断有受伤的国民党军队士兵从沅水转运到麦家河，一部分伤兵就地进行治疗，一部分转运到前方郑家驿的野战医院。因为医疗条件所限，许多伤兵伤重不治，就埋在附近沟中，据说至今当地人仍常挖出一堆一堆的白骨。[秋歌：《风雨麦家河》。]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进了村，打听还有没有人记得些往事，还真找到一位1934年出生的杨姓老人。在他家泥巴地面的阴暗后屋，老人告诉我，这里起降飞机不是四次，是两次，“我当时还小，只有泡把岁（十来岁）。落了两架飞机，不蛮差，白色的，美国的飞机哦。”我问他，你怎么知道是美国飞机？“有美国人撒！十几个人是有的。穿黄色军服，戴墨镜。个子大！美国人个子大！进了村，在外面搭着窝棚（帐篷）。带的糖，还有给（小孩）的玩具。糖有黑的、黄的，是软糖。玩具（我们）拿了到处跑。”自然，后来在资料上，我也读到，随着美国大兵到来的，还有暗娼，日夜守候在村里的茅草房里。而这些戴墨镜的大兵离开时，把他们剩下的肉罐头和罐装奶粉留给了当地人，有的家里的婴儿，吃了两三年这些罐装奶粉。[秋歌：《风雨麦家河》。]

从飞机场出来，感觉远山又近了一些。一时忘了已是下午，我慢吞吞朝国道走了十来分钟，看表已经5点多钟，阴天确实容易让人失掉时间感。碰到一位开车回郑家驿的大叔，好心送了我一程，听说我来访古，又隆重推荐郑家驿人散步常去的丰隆寺，说那里有株八百年的银杏。从镇上往返要一小时，想想发痛的脚趾头，只好作罢。

郑家驿的名字揭示了它的历史。对于中国这样幅员广袤的帝国来说，一个必须面对的潜在问题是如何不变成一盘散沙。自秦以降，如何建筑起一个纵横境内的水陆交通网络，既能便于驿卒、官员、军队、邮差迅速而经济地移动，又能方便平民百姓的出行，一直是个不小的挑战[（加）卜正民（Timothy Brook），《哈佛中国史·挣扎的帝国·元与明》，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10月。]。唐宋以前，中央王朝主要是通过“五尺道”“灵关道”等，依托四川的资源来控制云贵。唐宋以后，江浙和湖广地区经济崛起，中国经济重心南移，至元代时，“湖广熟，天下足”之谚已流传四海，而此前被视为“天府之国”的巴蜀之地，在元与南宋的战争中首当其冲，人口剧减，依托四川已无力支撑对西南边疆的治理。在这样的背景下，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朝新开辟了由云南直达湖广的“普安道”，由中原地区进入云南，不再绕道四川或广西，而是取直道从湖广过贵州至云南，缩短了千余公里路程，这一变迁过程深刻地影响了西南地区与中央王朝的互动关系[杨志强：《“苗疆”：“国家化”过程中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社会》，2018年1月5日《中国民族报》。]。郑家驿正是这“普安道”中的一站，一直到1980年代这里的老街尚存，仍保有人们心目中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驿站意象。[田桃源：《郑家驿新安桥》。]

可惜我着急赶路，没在郑家驿停留，也没去探访据说还在的新安古桥，直接上了一辆开往茶庵铺的中巴。湘黔滇旅行团留宿郑家驿这一晚，电闪雷鸣，暴雨倾盆。早晨起来雨停了，起床号刚刚吹过，学生们已经传闻纷纷，说是昨晚四分队的住房，从屋顶上掉下来了一条蛇[林蒲：《湘西行2》，《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4月27日。]。再往前就是土匪出没的地界，早饭后，团长黄师岳集合训话，以后行军，大家要整齐队伍，不许争先或落后，他还说，团部已经给土匪头目写过信了，他们是讲面子的，然而仍然有危险。[杨式德日记。]

旅行团出发时又开始小雨，烟雨蒙蒙中群峰忽隐忽现，宛如米芾的山水画卷[余道南日记。]，路边柳条的嫩芽，仿佛是夜里吸饱了水分，显得比昨天长大许多[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路旁茶店刺丛边，小孩子躺在白猪的肚皮上，猫和狗也在一起睡觉[林蒲：《湘西行2》，《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4月27日。]。二十五里至杨溪桥，稍事休息，从这里翻过山去就是安化县，属雪峰山余脉，山势渐趋高峻[余道南日记。]。12时过将军山，师生们看到一个小屋子里挤满了人，在看花鼓戏，台上一男一女，脸上涂满了红的白的[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台下的妇女们看到表演接吻的动作，赶忙伸手蒙住眼睛。[林蒲：《湘西行2》，《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4月27日。]

我在中巴车上的邻座是个可爱的小男孩，一直在和自己玩一个叫幻影忍者的小玩具，“现在这是我唯一的玩具了。”他可怜巴巴地说。男孩今年上小学四年级，三年级前家里给他买了许多乐高，后来成绩下滑，从最高全年级第7名到了80多名，乐高不让玩了，周末还得补习英语和语文。他给我看补课老师批改的英文作业，我发现他的老师把big和small弄反了，他说，他不知道英语老师水平怎么样，但感觉语文老师水平不行，“每道题都拿作业帮（一个题库App）拍了以后才知道答案”。

和许多大人不同，男孩对我背着个大包走路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我以前也在茶庵铺见过徒步的叔叔”。他在桃源念小学，说自己“已经快走遍桃源了”，这是今年他第一次回茶庵铺，也是他第一次一个人坐车回家。

车过杨溪桥时我看到一座漂亮的石头老桥，应该也是古驿道的一部分吧。之后公路两边都开始有了山，还有连片的茶园。从杨溪桥到茶庵铺一直在上坡，看来很快就要进入真正的山区，大概是雪峰山余脉之余脉了。下午6点半抵达茶庵铺，海拔113米，找到本地最好的“龙凤商务宾馆”，不开发票100元一晚，酒店的自来水很甘甜，我泡了杯宾馆赠送的“桃源野茶”，脱下袜子，让仍然发痛的脚趾透透气。茶也鲜甜，山区赠予的第一个小小礼物。

夜幕很快降临，下楼到对面的小饭馆，炒了盘番茄炒蛋和芹菜香干，一共20块。吃完在街上溜达，小镇两三百米内就有至少四家母婴用品专卖店，“奶粉”二字在夜幕中闪闪发光。几个年轻妈妈和小孩在家居用品店门口伴着凤凰传奇的音乐在跳舞，舞姿奇特，好像是传说中的僵尸舞。镇东头一条溪流自南往北流去，有一个溯溪而上的电鱼者，两个捕捞网兜伸出去，各戴一灯，电鱼者头顶又一道强光，黑暗中射出十几米半径的扇形，这扇形在溪里寻寻觅觅，像夜间出来觅食的爬行动物。

不知何故，旅行团没有选择在茶庵铺或者附近的新店驿停留，而是又往西行进了几公里到一个叫毛家溪的村子宿营。之前一天，黄埔军校第13期的行军团刚刚离开这里。他们是1937年8月下旬离开首都南京的，先上庐山牯岭，随后撤到武汉，在那里，第12期学员完成毕业典礼后即奔赴抗日前线，军校只剩下第13期学员，1938年新年过后，军校南下长沙，随即步行走川湘公路前往四川[黄超群：《黄埔军校西迁琐忆》，《黄埔》2006年第6期。]，在沅陵之前都与湘黔滇旅行团路线重合。旅行团到了毛家溪后，戚长诚注意到当地的老百姓纷纷来问：是临时大学大，还是军官学校大？在给《大公报》的通讯里，他感叹说：“一个区长，乡长，甚至于保甲长的威权，真不亚于一方的土皇帝。老百姓的心目中，也只有官职大小，财产贫富……”[长诚：《抗战中的西南（六）》，《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3月29日。]

林振述所在的小队被安排住在山坪的农人家里，主人备了火盆清茶，欢迎远方来客。主人在一家三兄弟中排行第二，弟弟在外带兵打仗，哥哥应过童生试，后来学习骑射，打猎时摔坏腿脚。看到来了一群学生，哥哥拄着拐杖出来了，让学生们评评理，七十二行，为什么自己的二儿子非要学宰猪：“穿黄衣裳的，你们是做官读书讲理的啰！………君子是‘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的……等着罢，头上三尺有神明，人不收拾你，天公老爷有眼睛，他会来收拾你的！”

他卷起裤腿，露出溃烂的小腿，说自己就是打猎杀生遭了天谴。那是三十年前了，他还只有三十岁，花了三十两银子，从一个将军手里买了把好弓，“弓名叫做‘乌号’，那是延溪边给乌鸦震折的柘树枝，用来射马马翻，射人人中……那一天，我骑着马，带那把弓，追着一匹野兔，手儿刚挽个满弓，就朦胧中像有神明的手打过来似的，我翻落马了，兔子不见了。……我的足也烂了，算算看，三十个年了……不好过呀！整整三十个年头！”他喘喘气，掉眼泪。

“大哥，老总们累了，你……”主人想让他停下来。他像没听到似的继续讲，“溪边鱼，路边鸟，网了打了还不是打折自己的阴德？我们别的不学，偏偏学宰猪？……穿黄衣裳的官儿呀！评评理罢，看是哪一个儿子不听老子的教导？”他嘎嘎地哭了。“好罢！不相信？今天吃牛肉，明天上阵打仗，子弹就穿通喉咙子！”说的是他的大儿子，和川军打仗时死了。“枪没有眼睛？天老爷有眼睛的……”主人连劝带迫叫他离开屋子，隔着墙和雨声，还能听到他的声音：“……评评理呀！小子，你管起哥哥来了？……”[林蒲：《湘西行3、4》，《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4月29日，5月1日。]

人走了，学生们分头扫砖铺草准备睡觉，小队长、北大历史系大四学生余文豪在挪动马灯时，发现屋子的长案桌旁，停着一口漆黑的、龙头挂着“福”字的棺材。大家有点害怕，有人抱怨宿营官，又让小队长去敲敲棺材，看看是实的还是空的。“我看今晚还是不吹灯睡罢？”队长半征询地问。“不吹灯？管屁事！”抱怨者坐起来：“百年妖千年僵尸！我们知道这口棺材有几年了？……不是玩的！”

“僵尸大概是有的，”林振述的同学，北京大学外语系大四学生辛毓庄接话说，“人死鬼魂不脱躯壳，不入地狱，就是僵尸。”他讲了自己家乡的一个故事：说是新娘出嫁那天，坐上红轿子过吕滨山，六月天爬山岭，新娘子叫头昏，轿夫找到一所古墓地停轿纳凉，又赶着抬到新郎家。洞房花烛夜，新夫妇刚下帐围，新郎的头颅就像离枝的柚子般滚下来不见了。男家控儿媳妇谋杀亲夫，女家反控是诬赖。府爷拍案召问轿夫。轿夫们一路叙述来说起停轿吕滨山纳凉那回事。府爷沉沉脸，叫人备红朱笔，一桶狗血，发掘那所古墓。墓门开了，壁间一颗人头骨叠一颗人头骨。挖到棺材地，棺盖自动开了，几尺长的指甲含着腥红的血迹伸出来……府爷口中念念有辞地来一段易经，红朱笔蘸狗血掷去，僵尸倒下了，棺材里还剩下半边新郎头。“僵尸是有的，”辛毓庄总结，“未葬的棺木，更可怕。这口棺材，我看有点靠不住！”

等他说完，大家各凭着回忆，也都来了一段鬼故事——像是用休克疗法壮胆——就各自睡去或者假装睡去了。门外是沙沙雨声，山下有狗叫声，林振述也不知是梦境还是现实，听到有指甲抓木板声，又有拐杖点屋瓦声，接着像有谁开大门拖马车，拖出马车，冒雨过山路过溪过石桥，马车远去了。一只灰色的猫，从厅头冲出，一溜烟踏过人头，消失在雨声中。[林蒲：《湘西行4、5》，《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5月1日，5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