沅水里的野生鱼—每个人都只知道他的河流—前面多绿林朋友要当心—城市里没节目效果—做棺材的老师傅—采访山大王—失踪的日记—我不会生房子呀—想来想去还是读书好—和猪儿们比邻而睡—湘黔线上第一家咖啡馆

早晨起来，自来水依然甘甜，烧了壶开水泡茶，到街上去吃早餐。空气清凉，地面是湿的，大概下了夜雨。随便找家早点铺子，结果吃到出发以来最难吃的一顿米粉。汤头是大锅里排骨熬的，倒不差，但牛肉和肉末码子都泡在极辣的红油里，牛肉嚼起来全是渣，像在啃朽木，也是因为肉质太差才需要辣来掩盖吧，滑落到了北京街头酸辣粉的平均水平。

回屋喝茶，擦药，充电，退房时碰到开车送鱼来的渔民，半夜刚在沅江里打的新鲜鱼。现在是禁渔期，显然是偷渔，我想尝试一次江中夜捕，去跟渔民搭话，人家敷衍几句急匆匆往下一家饭店去了。住的酒店兼饭店要了条挺大的野生鲶鱼，20多一斤，前台姑娘说，江里的鲶鱼没有土腥味儿，他们最家常的做法不放辣椒，放生姜和花椒（她强调不是四川花椒，是本地花椒，有一点麻但主要是香），两面煎，然后清水炖，吃鱼的原味。

在一家面包店买了两个甜甜圈作路上干粮，后来证明太英明了，一直到接近沅陵界才又看到商店。第一站是离这里不远的毛家溪，想去看看名字好听的沅水一级支流夷望溪。国道笔直地往前延伸，左前方的白色烟云中出现了高大的山脉，那是远景；中景是长满竹子的矮丘，近景是齐整的茶田，此时刚抽出嫩芽，燕子在上面忽高忽低飞着。走了两三里，问几个老人，前面是不是夷望溪？他们坚决否定，说要回去茶庵铺那边才有，又说这边的溪叫莫忘溪。我给这名字逗笑了，继续往前，又问了几个老人，还是坚决否认，但也说前面确实有条河。后来我发现夷望溪、莫忘溪，还有那条无名河其实都是夷望溪，而毛家溪是夷望溪的一条支流，但假如你一辈子只生活在一个地方——就像前工业社会的绝大多数人一样，当然只承认自家门前的河流。

八十年前，湘黔滇旅行团在毛家溪留宿，林振述所在的小队与那口棺材共度一夜，宿营官后来告诉他，他们的小队长余文豪虽强装镇静，其实那晚吓得不轻[林蒲：《湘西行8》，《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5月7日。]。第二天清晨天气阴沉，杨式德头晚听说潘光旦、庄前鼎两先生坐汽车自长沙来了，早饭后集合时，果然见到他们了，两位先生穿草鞋，像要步行的样子[杨式德日记。]。钱能欣起来喝了口溪水，觉得精神振作，村里的父老们告诉他们说：“前面多绿林朋友，你们要当心些呵！[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我心里想着这段往事接近了毛家溪，离开国道顺着溪水往山坳里头走，一只小黄狗站在高处的老屋外摇着尾巴狂吠。不知为啥，爱叫的狗都是圆脸。屋里出来一个大叔，说了半天我听不大懂的话，大意是年年涨水把田地都冲垮了，政府也不来管，要找记者反映一下云云。毛家溪在前面注入了夷望溪，而夷望溪则让人失望，水量不大，发黄，和想象中一条清澈开阔的湘西溪河差别很大。

中午时分，气温上升很快，冲锋衣有点穿不住了。在山坳入口处的国道边，我看到路边一个废弃的屋子，名曰“交道商店”，用老式字体写着“近者悦远者来，交以道接以礼”。颇稀罕地拍这墙上的对联时，感到背后有人的目光，回头看到两个推着单车爬坡的小伙子。他们黑黑瘦瘦，车后座驮着脏脏的背包，上面插着写满字的旧红旗，说自己是斗鱼（一个直播App）主播，从贵州铜仁过来，已经骑了10天，准备一直骑到武汉去参加一年一度的斗鱼嘉年华。走在前面的那个小伙子89年的，以前在铜仁开出租车，一年前开始全职做直播，挣的钱“刚刚够用”，后面的小伙子是90后，手机绑在车前把手，下面接着充电宝，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也在直播。

两人都喜欢旅行和徒步，没事就往湖南这边跑，还学会了吃槟榔，“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在直播，除了上厕所和睡觉”。最多的还是户外直播，这也是他们直播室的主题，“带着他们到处去看风景啊，观光啊”，90后指指手机屏幕，那头是观看直播的据说几十万网友——旧红旗上写的就是网友的id。这次他们一共带了十五六个充电宝，两万毫安的，一天用一两个，平时野外露营，充电宝电用光了就找个宾馆，充电，洗澡，有时也去老乡家借宿。这次骑行去参加主播大会，也是斗鱼那边觉得“有效果”，他们打算骑二十多天，时间充裕，边走边玩，“到早了也没什么意思，到城市里要开房，要吃饭，又没什么好玩的，又没节目效果”。

我加了89年小伙子的微信，他叫黑狗，微信签名前一半叫“屌丝终有逆袭日”。按日程，他们今天的终点站是桃花源，“他们说风景还可以，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直播室id）三人行必有我食。注意安全啊！”我们彼此祝福一番各自上路。

离开毛家溪往前走不多久就真正进了山区，两旁已无田地，丘陵压到路边，越走山越高，钱能欣当年描述这一段路，“两旁峭壁矗立，眼界顿时小了，概见上面是天，下面是道，左右前后都是山，丛丛密密的树林，绿荫深处，曲径岖峋，这里自然便是强人出没之地了”，如今峭壁未见有多少，松树、杉树和竹子组成的密林确实满山满谷，鸟叫声也很密，车很少，更看不见什么人了，倒真像是有绿林朋友出现的背景。当我这么瞎想时，一个骑电动摩托的妇人无声地从我后面超过，衣服背后印着英文：“Don’t bother me！”（别烦我！）紧接着又过去一个男的，骑摩托车，穿蓝色工作服，背后印着广告：“老公洗漂机（赠品）”，头脑里的故事立刻从剿匪片变成了家庭情景喜剧。

走几百米才能看见一户人家，可供耕种的土地有限，多数就在自家门口的小块空地上种点菜，松土，施肥，所见基本都是女性在忙碌。越过山岭往下走时，总算看到一个忙碌的男人，在自家门前棚里加工棺材。他今年55岁，做这一行二三十年了，除了棺材不做任何东西。他教我看杉木的年龄，越红的年龄越大，木质就越好。做一副棺材需要八天左右，他一个人搞定，包括上漆。棺材成本两千，卖四千，主要是附近乡邻买，一副做好的棺材七八百斤，要16个人抬。“师傅老一点的会看，”我和他闲聊时，他的妻子过来插话说，“是男还是女啊，是年纪老一点的还是年轻一点的，是快还是慢啊，一做他就知道，这个棺材会摆多久，是摆一个月还是一放就放十多年啊”。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问他，你会看吗？他不好意思地摇摇头。“有的师傅（会），”他的妻子继续说，“做好了棺材，说不用做那个（木）脚了，随便放在那里，就知道很快了。”

告别他们，继续前进，下坡想着他们说就在这条路上见过“鬼”，“晚上看不清楚，就是看到一个人影，二十多米吧，不远也不近”，这时，一队鄂C的湖北大运蓝色卡车，全是空车，嘶吼着颠簸着高速驶过，抹平了我的鸡皮疙瘩，他们一定是这条路上最唯物主义的存在了。

往前再走几公里，经过一些颇有古意的青瓦木墙民居，以及许多批判赌博的宣传标语，就到了太平铺，一条溪水横穿国道，桥这头是常德市桃源县，桥那头就是怀化市沅陵县了。即将正式进入湘西，远处景致，除了“布局恰到好处的小小房子”被更密集的二层楼取代，其余皆与沈从文当年经过时差别不多，“是太平铺过河时入目的光景。溪流萦回，水清而浅，在大石细沙间漱流。群峰竞秀，积翠凝蓝，在细雨中或阳光下看来，颜色真无可形容”[沈从文：《沅陵的人》，《湘西》，《沈从文全集·第11卷·散文》，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48页。]。八十年前，旅行团需要渡过溪水才能进入沅陵境内，那时太平铺只有十几户人家，学生们在一家宿店小憩，店门上贴着一副红纸对联，上联是“日之夕矣君何往”，下联是“鸡既鸣兮我不留”，屋里暗黑无光，阴气逼人，门窗板壁也都熏得黑黑的，老板娘坐着，一脚架在板凳上，头发打着髻，插着一束野花，瞪目看着这群穿黄衣、打绑腿的年轻人。[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

我在桥头很是流连了一番，已过下午4点，走到前面的官庄还要4个小时，小卖部的老板告诉我，桥头有私人中巴直达官庄，过了桥刚好赶上发车，只剩下副驾驶一个位置，司机话很密，一直问我对于大城市人喜欢房车的看法，每次我回答以后，他都要说一个“错”字，然后开始阐述自己的看法。

下午4点45分，到了官庄，这是沅陵的东大门，入沅陵已是湘西地界，20世纪上半叶这里是著名的“匪区”，与旅行团同行的《大公报》记者戚长诚形容，师生们赤手空拳，没有一个人不提心吊胆，尤其是降落大雨，道路泥泞，一层层的山峰，多罩在云雾里，愈发增加恐怖[长诚：《抗战中的西南（七）》，《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4月6日。]。清华历史系大四学生丁则良后来回忆，当旅行团在湘西行进的时候，外间报上就载有临大师生遇匪的传说，大家都替他们担心。其实团部方面曾派过几个同学，拿着团长的名片，去采访过一个山里的“大王”。据那几位同学说，山里的景色幽美极了，丛林茂竹，还有鸟飞不到的峭壁和潺潺流泻的瀑布，到了“大王”的住所，竹篱掩映，鸡犬相闻，给人一种宁静的感觉，据说“大王”不在，他的夫人很和气地说：“没有什么，尽管走好了。[丁则良：《湘黔滇徒步旅行的回忆》，《丁则良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第406页。]”不过采访“大王”的这段回忆并未得到其他日记佐证——本来，团部设有日记参谋专做全程记录，丁则良与北大历史系大四学生高亚伟、南开经济系大三学生杨桂和一同负责，沿途访问各县，搜集资料，到昆明后，整理出了约20万字的旅行日记，经蒋梦麟带至香港，欲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不料赶上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只此一份的珍贵原稿已不知流落何处[丁则良：《湘黔滇徒步旅行的回忆》，《丁则良文集》，第406页。]。旅行团原打算宿在官庄，最后却去了五里外的张山冲，“冲”者，山水冲积的平地，那里只有七八户人家，满目荒凉[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眼瞧着像是三代人没有住过似的矮小昏黑的屋子，后面还紧邻猪圈，有人不干了，“这哪里是房子呢？”抱怨宿营官“这样饭桶”。连续三晚被骂了，宿营官抱歉又委屈，“哥儿们！问问大队长看！这一带房子全是一样。我们今晚预备住宿官庄的。官庄给入川的军校学生占据了！张山冲的房子，哪一间是好的，问问大队长看！……我宿营官到哪个地方，哪一次不是就地分配的。又是集中住宿，又是挨骂，我肩上没有带房子走，我不会生房子呀！哥儿们将就点！晚上我也一块儿睡的！”他头额露出粗筋，比着健壮的大手。[林蒲：《湘西行6》，《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5月4日。]

林振述从来没见宿营官这样急过。宿营官是北方人，“一二·九”运动之前是闭门读书的地地道道的好学生，“一二·一六”那天，他不知怎么被刺刀砍着鼻子了，抬棺游行示威时又被抓入狱了，在狱中他秘密传递小册子，写慷慨的“我们在明朝”诗篇，出狱后，他上课少了，开始参加大小集会。七七事变，他去卢沟桥劳军，又协助北平军警当局缉获汉奸。北平沦陷，他化装到天津，托人给留在北方的亲友捎信，说除非河北省是中国的土地，否则，“誓不履新土”。搭船到济南，由陇海路转豫北、济南抗日，与日军前哨部队擦身而过，差点丢了性命。后来在报纸上看到临大开学的消息，“想来想去，还是读书好！”又南下长沙，身上的东西都丢光了，只剩下一本字典。[林蒲：《湘西行1》，《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4月26日。]

抱怨归抱怨，也只能去溪边洗个脚，用树枝点火在屋里把湿衣服烤干，再和猪儿们比邻而睡了。一天走了50里，终究是累了，很快就鼾声四起，并且盖过了猪圈里边偶尔响起的哼哼声[林蒲：《湘西行9》，《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5月8日。]。许多年后，吴大昌已经不记得类似的困难了，棺材边当然也睡过，但是“人一多就好像什么也不怕了”，至于其他条件，有没有蛇啊、跳蚤啊，有没有铺稻草啊，有没有临着猪圈啊，通通没印象了，“走一天了，躺下就睡着了，很少聊天，聊几句就睡着了。因为有相当大的劳动量，就是保证睡眠好”。他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官庄海拔222米，空气凉飕飕的，镇中心有一条河床很深流速很快的河流，让我想起了川西的康定和马尔康。去车站附近的小馆子晚饭，那里有怀旧的灰蓝色天花板与晃晃悠悠的吊扇，我要了份“红烧肉大碗饭”，16元，红烧肉更像贵州的做法，是干的，和完整的大红辣椒、青蒜、草果炒在一起，很香——车站附近也不一定就是美食荒漠嘛，就像八十年前，官庄车站附近也有不少小食店，甚至还开起了湘黔线上第一家咖啡馆，门口写着Café and Bar，供应牛奶咖啡，也供应各种炒饭。[林冰：《西南公路—湘黔段》，《旅行杂志》1938年11月刊。]

吃完饭到处转转，看到镇派出所门口的宣传栏用自豪的口吻介绍官庄，上来就说这里有两家上市公司。在一个美团站点，我和一位同年的外卖小哥聊了半天，他在外地漂了十二年，回到家乡搞汽车美容，副业做做外卖。他载我去了三公里外其中一家上市公司，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沃溪金矿。矿区核心区有铁将军把门，但还是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池子，里头飘出带有刺激性的酸味，小哥指着其中一个池子，用漫不经心的口吻说，里头全都是氰化物。

他说，以前村民喜欢来这边偷金矿石，回去用自己的土法去炼，所以这里的安保非常严格，每周往外运一次货都武装押送。厂区之外有生活区，甚至还有自己的公交车，是我熟悉的那种厂矿飞地。晚上7点多，天是墨蓝色的，被办公楼金黄色的灯光一照，天上地下反差就更大了，人们在办公楼前跳着广场舞，给我一种特别不真实的感觉，就像流动的戏台子马上就要收工拆掉。

晚上10点，宾馆附近的卡拉OK持续传来走调的男高音，我躺在床上下载了斗鱼App，点进“三人行必有我食”的直播间，白天遇到的两位铜仁男孩在不知哪里的野外点了一堆篝火，黑狗正在煮饭，90后摘了帽子对着镜头喊麦，随时感谢网友打赏的各种礼物，“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又和一个叫东哥的人连线，聊各种荤段子，讲话嗓门比白天见面大了许多，还自动代入东北口音，仿佛与白天那个叮嘱我注意安全的贵州男生是两个人。这也是“节目效果”的需要吧，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