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茶庵铺—毛家溪—官庄:鸡既鸣兮我不留

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作者:杨潇

沅水里的野生鱼—每个人都只知道他的河流—前面多绿林朋友要当心—城市里没节目效果—做棺材的老师傅—采访山大王—失踪的日记—我不会生房子呀—想来想去还是读书好—和猪儿们比邻而睡—湘黔线上第一家咖啡馆

早晨起来,自来水依然甘甜,烧了壶开水泡茶,到街上去吃早餐。空气清凉,地面是湿的,大概下了夜雨。随便找家早点铺子,结果吃到出发以来最难吃的一顿米粉。汤头是大锅里排骨熬的,倒不差,但牛肉和肉末码子都泡在极辣的红油里,牛肉嚼起来全是渣,像在啃朽木,也是因为肉质太差才需要辣来掩盖吧,滑落到了北京街头酸辣粉的平均水平。

回屋喝茶,擦药,充电,退房时碰到开车送鱼来的渔民,半夜刚在沅江里打的新鲜鱼。现在是禁渔期,显然是偷渔,我想尝试一次江中夜捕,去跟渔民搭话,人家敷衍几句急匆匆往下一家饭店去了。住的酒店兼饭店要了条挺大的野生鲶鱼,20多一斤,前台姑娘说,江里的鲶鱼没有土腥味儿,他们最家常的做法不放辣椒,放生姜和花椒(她强调不是四川花椒,是本地花椒,有一点麻但主要是香),两面煎,然后清水炖,吃鱼的原味。

在一家面包店买了两个甜甜圈作路上干粮,后来证明太英明了,一直到接近沅陵界才又看到商店。第一站是离这里不远的毛家溪,想去看看名字好听的沅水一级支流夷望溪。国道笔直地往前延伸,左前方的白色烟云中出现了高大的山脉,那是远景;中景是长满竹子的矮丘,近景是齐整的茶田,此时刚抽出嫩芽,燕子在上面忽高忽低飞着。走了两三里,问几个老人,前面是不是夷望溪?他们坚决否定,说要回去茶庵铺那边才有,又说这边的溪叫莫忘溪。我给这名字逗笑了,继续往前,又问了几个老人,还是坚决否认,但也说前面确实有条河。后来我发现夷望溪、莫忘溪,还有那条无名河其实都是夷望溪,而毛家溪是夷望溪的一条支流,但假如你一辈子只生活在一个地方——就像前工业社会的绝大多数人一样,当然只承认自家门前的河流。

八十年前,湘黔滇旅行团在毛家溪留宿,林振述所在的小队与那口棺材共度一夜,宿营官后来告诉他,他们的小队长余文豪虽强装镇静,其实那晚吓得不轻[林蒲:《湘西行8》,《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5月7日。]。第二天清晨天气阴沉,杨式德头晚听说潘光旦、庄前鼎两先生坐汽车自长沙来了,早饭后集合时,果然见到他们了,两位先生穿草鞋,像要步行的样子[杨式德日记。]。钱能欣起来喝了口溪水,觉得精神振作,村里的父老们告诉他们说:“前面多绿林朋友,你们要当心些呵![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我心里想着这段往事接近了毛家溪,离开国道顺着溪水往山坳里头走,一只小黄狗站在高处的老屋外摇着尾巴狂吠。不知为啥,爱叫的狗都是圆脸。屋里出来一个大叔,说了半天我听不大懂的话,大意是年年涨水把田地都冲垮了,政府也不来管,要找记者反映一下云云。毛家溪在前面注入了夷望溪,而夷望溪则让人失望,水量不大,发黄,和想象中一条清澈开阔的湘西溪河差别很大。

中午时分,气温上升很快,冲锋衣有点穿不住了。在山坳入口处的国道边,我看到路边一个废弃的屋子,名曰“交道商店”,用老式字体写着“近者悦远者来,交以道接以礼”。颇稀罕地拍这墙上的对联时,感到背后有人的目光,回头看到两个推着单车爬坡的小伙子。他们黑黑瘦瘦,车后座驮着脏脏的背包,上面插着写满字的旧红旗,说自己是斗鱼(一个直播App)主播,从贵州铜仁过来,已经骑了10天,准备一直骑到武汉去参加一年一度的斗鱼嘉年华。走在前面的那个小伙子89年的,以前在铜仁开出租车,一年前开始全职做直播,挣的钱“刚刚够用”,后面的小伙子是90后,手机绑在车前把手,下面接着充电宝,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也在直播。

两人都喜欢旅行和徒步,没事就往湖南这边跑,还学会了吃槟榔,“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在直播,除了上厕所和睡觉”。最多的还是户外直播,这也是他们直播室的主题,“带着他们到处去看风景啊,观光啊”,90后指指手机屏幕,那头是观看直播的据说几十万网友——旧红旗上写的就是网友的id。这次他们一共带了十五六个充电宝,两万毫安的,一天用一两个,平时野外露营,充电宝电用光了就找个宾馆,充电,洗澡,有时也去老乡家借宿。这次骑行去参加主播大会,也是斗鱼那边觉得“有效果”,他们打算骑二十多天,时间充裕,边走边玩,“到早了也没什么意思,到城市里要开房,要吃饭,又没什么好玩的,又没节目效果”。

我加了89年小伙子的微信,他叫黑狗,微信签名前一半叫“屌丝终有逆袭日”。按日程,他们今天的终点站是桃花源,“他们说风景还可以,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直播室id)三人行必有我食。注意安全啊!”我们彼此祝福一番各自上路。

离开毛家溪往前走不多久就真正进了山区,两旁已无田地,丘陵压到路边,越走山越高,钱能欣当年描述这一段路,“两旁峭壁矗立,眼界顿时小了,概见上面是天,下面是道,左右前后都是山,丛丛密密的树林,绿荫深处,曲径岖峋,这里自然便是强人出没之地了”,如今峭壁未见有多少,松树、杉树和竹子组成的密林确实满山满谷,鸟叫声也很密,车很少,更看不见什么人了,倒真像是有绿林朋友出现的背景。当我这么瞎想时,一个骑电动摩托的妇人无声地从我后面超过,衣服背后印着英文:“Don’t bother me!”(别烦我!)紧接着又过去一个男的,骑摩托车,穿蓝色工作服,背后印着广告:“老公洗漂机(赠品)”,头脑里的故事立刻从剿匪片变成了家庭情景喜剧。

走几百米才能看见一户人家,可供耕种的土地有限,多数就在自家门口的小块空地上种点菜,松土,施肥,所见基本都是女性在忙碌。越过山岭往下走时,总算看到一个忙碌的男人,在自家门前棚里加工棺材。他今年55岁,做这一行二三十年了,除了棺材不做任何东西。他教我看杉木的年龄,越红的年龄越大,木质就越好。做一副棺材需要八天左右,他一个人搞定,包括上漆。棺材成本两千,卖四千,主要是附近乡邻买,一副做好的棺材七八百斤,要16个人抬。“师傅老一点的会看,”我和他闲聊时,他的妻子过来插话说,“是男还是女啊,是年纪老一点的还是年轻一点的,是快还是慢啊,一做他就知道,这个棺材会摆多久,是摆一个月还是一放就放十多年啊”。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问他,你会看吗?他不好意思地摇摇头。“有的师傅(会),”他的妻子继续说,“做好了棺材,说不用做那个(木)脚了,随便放在那里,就知道很快了。”

告别他们,继续前进,下坡想着他们说就在这条路上见过“鬼”,“晚上看不清楚,就是看到一个人影,二十多米吧,不远也不近”,这时,一队鄂C的湖北大运蓝色卡车,全是空车,嘶吼着颠簸着高速驶过,抹平了我的鸡皮疙瘩,他们一定是这条路上最唯物主义的存在了。

往前再走几公里,经过一些颇有古意的青瓦木墙民居,以及许多批判赌博的宣传标语,就到了太平铺,一条溪水横穿国道,桥这头是常德市桃源县,桥那头就是怀化市沅陵县了。即将正式进入湘西,远处景致,除了“布局恰到好处的小小房子”被更密集的二层楼取代,其余皆与沈从文当年经过时差别不多,“是太平铺过河时入目的光景。溪流萦回,水清而浅,在大石细沙间漱流。群峰竞秀,积翠凝蓝,在细雨中或阳光下看来,颜色真无可形容”[沈从文:《沅陵的人》,《湘西》,《沈从文全集·第11卷·散文》,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48页。]。八十年前,旅行团需要渡过溪水才能进入沅陵境内,那时太平铺只有十几户人家,学生们在一家宿店小憩,店门上贴着一副红纸对联,上联是“日之夕矣君何往”,下联是“鸡既鸣兮我不留”,屋里暗黑无光,阴气逼人,门窗板壁也都熏得黑黑的,老板娘坐着,一脚架在板凳上,头发打着髻,插着一束野花,瞪目看着这群穿黄衣、打绑腿的年轻人。[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

我在桥头很是流连了一番,已过下午4点,走到前面的官庄还要4个小时,小卖部的老板告诉我,桥头有私人中巴直达官庄,过了桥刚好赶上发车,只剩下副驾驶一个位置,司机话很密,一直问我对于大城市人喜欢房车的看法,每次我回答以后,他都要说一个“错”字,然后开始阐述自己的看法。

下午4点45分,到了官庄,这是沅陵的东大门,入沅陵已是湘西地界,20世纪上半叶这里是著名的“匪区”,与旅行团同行的《大公报》记者戚长诚形容,师生们赤手空拳,没有一个人不提心吊胆,尤其是降落大雨,道路泥泞,一层层的山峰,多罩在云雾里,愈发增加恐怖[长诚:《抗战中的西南(七)》,《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4月6日。]。清华历史系大四学生丁则良后来回忆,当旅行团在湘西行进的时候,外间报上就载有临大师生遇匪的传说,大家都替他们担心。其实团部方面曾派过几个同学,拿着团长的名片,去采访过一个山里的“大王”。据那几位同学说,山里的景色幽美极了,丛林茂竹,还有鸟飞不到的峭壁和潺潺流泻的瀑布,到了“大王”的住所,竹篱掩映,鸡犬相闻,给人一种宁静的感觉,据说“大王”不在,他的夫人很和气地说:“没有什么,尽管走好了。[丁则良:《湘黔滇徒步旅行的回忆》,《丁则良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第406页。]”不过采访“大王”的这段回忆并未得到其他日记佐证——本来,团部设有日记参谋专做全程记录,丁则良与北大历史系大四学生高亚伟、南开经济系大三学生杨桂和一同负责,沿途访问各县,搜集资料,到昆明后,整理出了约20万字的旅行日记,经蒋梦麟带至香港,欲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不料赶上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只此一份的珍贵原稿已不知流落何处[丁则良:《湘黔滇徒步旅行的回忆》,《丁则良文集》,第406页。]。旅行团原打算宿在官庄,最后却去了五里外的张山冲,“冲”者,山水冲积的平地,那里只有七八户人家,满目荒凉[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眼瞧着像是三代人没有住过似的矮小昏黑的屋子,后面还紧邻猪圈,有人不干了,“这哪里是房子呢?”抱怨宿营官“这样饭桶”。连续三晚被骂了,宿营官抱歉又委屈,“哥儿们!问问大队长看!这一带房子全是一样。我们今晚预备住宿官庄的。官庄给入川的军校学生占据了!张山冲的房子,哪一间是好的,问问大队长看!……我宿营官到哪个地方,哪一次不是就地分配的。又是集中住宿,又是挨骂,我肩上没有带房子走,我不会生房子呀!哥儿们将就点!晚上我也一块儿睡的!”他头额露出粗筋,比着健壮的大手。[林蒲:《湘西行6》,《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5月4日。]

林振述从来没见宿营官这样急过。宿营官是北方人,“一二·九”运动之前是闭门读书的地地道道的好学生,“一二·一六”那天,他不知怎么被刺刀砍着鼻子了,抬棺游行示威时又被抓入狱了,在狱中他秘密传递小册子,写慷慨的“我们在明朝”诗篇,出狱后,他上课少了,开始参加大小集会。七七事变,他去卢沟桥劳军,又协助北平军警当局缉获汉奸。北平沦陷,他化装到天津,托人给留在北方的亲友捎信,说除非河北省是中国的土地,否则,“誓不履新土”。搭船到济南,由陇海路转豫北、济南抗日,与日军前哨部队擦身而过,差点丢了性命。后来在报纸上看到临大开学的消息,“想来想去,还是读书好!”又南下长沙,身上的东西都丢光了,只剩下一本字典。[林蒲:《湘西行1》,《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4月26日。]

抱怨归抱怨,也只能去溪边洗个脚,用树枝点火在屋里把湿衣服烤干,再和猪儿们比邻而睡了。一天走了50里,终究是累了,很快就鼾声四起,并且盖过了猪圈里边偶尔响起的哼哼声[林蒲:《湘西行9》,《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5月8日。]。许多年后,吴大昌已经不记得类似的困难了,棺材边当然也睡过,但是“人一多就好像什么也不怕了”,至于其他条件,有没有蛇啊、跳蚤啊,有没有铺稻草啊,有没有临着猪圈啊,通通没印象了,“走一天了,躺下就睡着了,很少聊天,聊几句就睡着了。因为有相当大的劳动量,就是保证睡眠好”。他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官庄海拔222米,空气凉飕飕的,镇中心有一条河床很深流速很快的河流,让我想起了川西的康定和马尔康。去车站附近的小馆子晚饭,那里有怀旧的灰蓝色天花板与晃晃悠悠的吊扇,我要了份“红烧肉大碗饭”,16元,红烧肉更像贵州的做法,是干的,和完整的大红辣椒、青蒜、草果炒在一起,很香——车站附近也不一定就是美食荒漠嘛,就像八十年前,官庄车站附近也有不少小食店,甚至还开起了湘黔线上第一家咖啡馆,门口写着Café and Bar,供应牛奶咖啡,也供应各种炒饭。[林冰:《西南公路—湘黔段》,《旅行杂志》1938年11月刊。]

吃完饭到处转转,看到镇派出所门口的宣传栏用自豪的口吻介绍官庄,上来就说这里有两家上市公司。在一个美团站点,我和一位同年的外卖小哥聊了半天,他在外地漂了十二年,回到家乡搞汽车美容,副业做做外卖。他载我去了三公里外其中一家上市公司,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沃溪金矿。矿区核心区有铁将军把门,但还是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池子,里头飘出带有刺激性的酸味,小哥指着其中一个池子,用漫不经心的口吻说,里头全都是氰化物。

他说,以前村民喜欢来这边偷金矿石,回去用自己的土法去炼,所以这里的安保非常严格,每周往外运一次货都武装押送。厂区之外有生活区,甚至还有自己的公交车,是我熟悉的那种厂矿飞地。晚上7点多,天是墨蓝色的,被办公楼金黄色的灯光一照,天上地下反差就更大了,人们在办公楼前跳着广场舞,给我一种特别不真实的感觉,就像流动的戏台子马上就要收工拆掉。

晚上10点,宾馆附近的卡拉OK持续传来走调的男高音,我躺在床上下载了斗鱼App,点进“三人行必有我食”的直播间,白天遇到的两位铜仁男孩在不知哪里的野外点了一堆篝火,黑狗正在煮饭,90后摘了帽子对着镜头喊麦,随时感谢网友打赏的各种礼物,“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又和一个叫东哥的人连线,聊各种荤段子,讲话嗓门比白天见面大了许多,还自动代入东北口音,仿佛与白天那个叮嘱我注意安全的贵州男生是两个人。这也是“节目效果”的需要吧,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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