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工程师的头发白了—穿越湘黔公路的红军—吃到了野樱桃—一条河流的命值多少钱—听到枪声大家千万别起床—白糖的没有只有红糖的—我们湖南人很义气的—鱼都被呛死了—那个热不可耐的夏天—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老来文章难值钱—先生们前世修得好—小学生仍在念四书

在楠木铺脏兮兮的招待所里，我醒得很早，仍然是喘不上气的感觉，这次是因为沉重的被子，做了一晚上鬼压身的梦。到楼下吃了个猪脚米粉，也不抱任何希望，果然，汤是酱油调的。我们的媒体上流传着太多乡野美味的故事，可那是需要特地“寻访”的，多数时候，你离开城市撞上的只是因陋就简。7点就迫不及待地出发，道路和田野都笼罩在白色的大雾里，被霾拖累那么久，这种纯天然无添加的雾的气味都快忘了。整个楠木铺好像洗刷了一遍，逼仄脏乱都没了，往前走一点，竟有点天上街市的感觉，穿着黄色工作服的环卫工人在雾中时隐时现。

乡口有条小溪，看河长责任制公示牌知道它叫楠溪，估计是怡溪的支流，清浅得很，桥下河床里全是差不多大的黄色石子儿，非常好看，不知道和旅行团当年发现的黄铁矿有没有关系[余道南日记.]。再一次从杭瑞高速底下穿过，过了桥洞就是一个很陡的上坡，爬完坡两个急转弯，形成一个拉长的字母Z，杨式德就是在这里画下了公路的side view（侧视图）。

从官庄到沅陵山势险峻，“忽而上山，忽而下山，至尽头处，又绝处逢生……”当时的一位乘客形容这一路段，“转弯次数之多，尤为余生平所仅见，头昏脑涨，且山中瘴气甚恶，令人作呕，余幸带来八卦丹，万金油，以此治之，继又用毛巾将头包紧……”他还建议说，如果要走这段路，最好准备一点柔软之物垫在座椅上，不然，“震动颇剧，如无此物，必使臀部痛苦不堪也”[陈志雄：《湘黔滇旅行记》，《旅行杂志》1938年11月刊。]。

湘黔公路常（德）沅（陵）段的修筑者是湖南公路局总工程师周凤九，一个“工业救国”的笃信者。当他为修建这段公路前往湘西时，住在沅陵城内的许多外国人说：由常德到沅陵修筑汽车路么？五十年后大概可以通车。周凤九亲自选线，顺山势布线，绕行升坡，五个月就完成了土路[大公报：《湘黔公路通车：沿线视察记》1936年6月10日。]，1935年9月常沅段竣工通车，1936年6月1日，湘黔公路全线通车——连通西南的生命线终于在战争前一年贯通。周凤九出席了6月1日在沅陵举行的通车典礼，《大公报》记者注意到他“辛劳过度头发发白”，次年京滇公路周览团过境，“认湖南公路成绩特佳，誉为全国公路之模范”[《交通人物：周凤九》，《世界交通月刊》，1947年第2期。]。抗战爆发后，周凤九先赴任湖北公路局，又赴四川主持修筑川滇西路（乐昌—西昌—祥云），他的家人则由长沙避难重庆，1942年，他的小儿子周光召考入重庆南开中学，后来又考入清华大学——其时抗战已经结束，受到美国在日本投下的两颗原子弹震撼，周光召决定学习物理[凤凰周刊：《“十万分之一”的科学元勋——周光召》，2002年第15期。]，最终成为新中国的“两弹一星”元勋，并在1980年代成为中国科学院院长。

我沿公路继续往上，路边溪水潺潺，空气中有股清香，应该是来自开花的针叶林。一只黑狗（又是圆脸）冲我叫个不停，它的旁边是满载黑色砂石喘着粗气爬坡的老式卡车。爬完又一个大坡后，我来到了一个制高点，这里林木茂密，鸟鸣啾啾，名曰芙蓉关，八十年前旅行团经过这里时，杨式德与北大好友王鸿图同行，还感叹了一番这关口的险要。如今公路左侧有一块“芙蓉关红军长征纪念碑”——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在长征后抵达陕北，而贺龙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仍留在湘西北的桑植、大庸等地，因为长期反“围剿”的消耗，湘鄂川黔边根据地经济给养和粮食供应都非常困难[《红军长征在怀化》，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月。]。是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开始向南突围，目标是人口和物产都更加丰富的湘中地区，以期补充实力后西征[张必禄：《红二、六军团长征过沅陵》，中共沅陵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编，《辰州烽火》，第135页。]，为此他们需要强渡澧沅二水，并在沅陵县境内穿越两个月前刚通车的湘黔公路常沅段，而穿越公路危机重重——国民政府急修这条公路，目的之一就是便于调动军队在湘西山区“剿匪”。

沿着湘黔公路追击红军的是二十八军军长刘健绪，红军开始向南突围后三天的11月22日，二十八军已经抵达常德，当天宿营太子庙，距离沅陵东大门官庄只有不到150公里。二十八军一位连长在多年后回忆，红军因为南下神速才得以跳脱他们的“围剿”，“设若稍事犹豫，迟误三天，二十八军……可以封锁湘黔公路全线”，到时哪怕红军勉强突围，也会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石玉湘：《为红军北上抗日“送行”》，《辰州烽火》，第203页。]。利用这三天的时间差，红二、六军团渡过沅水，兵分三路，右路贺龙率领，中路任弼时率领，左路萧克、王震率领，短暂控制了湘黔公路约150里的公路地段，烧毁桥梁，砍倒电杆（切断当地政府与外界联系），一路打土豪，开粮仓，宣传革命[张必禄：《红二、六军团长征过沅陵》，《辰州烽火》，第135页。]。占领楠木铺的是任弼时的中路军，他们攻克芙蓉关后，在这里短暂休整，继续南下抵达湘中安化、溆浦等地——1986年10月，在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的一系列纪念活动中，当地政府修建了这座水泥纪念碑。

也许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说。在南下突围中，萧克、王震率领的左路军占领的正是沅陵东大门、湘黔公路要塞官庄，红军活捉了“铲共义勇队”副总队长黄穆柏、界亭乡乡长罗植棠、界亭保保长杜国兴，里仁乡乡长吴锡山、里仁保保长熊性初、税务所长赵国伍，半夜后由红军一位政治部主任审问后，将罗植棠、吴锡山、熊性初、赵国伍四人处决，界亭保保长杜国兴则因为有一位乞讨者替他求情逃过一劫——这位乞讨者曾在界亭驿偷别人的粽子，被抓到后，黄穆柏手下的人要把他沉水，杜国兴上前劝解，替他赔钱了事。[《红军在官庄》，《辰州烽火》，第189页。]

在当年，红军离开后，地方政府的归来往往意味着报复，以及对红军标语的铲除——湘黔滇旅行团一路会不断看到双方为空间的争夺留下的痕迹。不过，从1936年到1938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大为不同，阶级矛盾隐退到了民族存亡问题之后，易社强认为，没有证据表明，旅行团中有许多人意识到在他们徒步穿过内陆之时，中国正开始发生剧变。但清华经济系大二学生高廷章或许是个例外，“他从沉默的贫民当中发现一种预警：除非蒋介石政府为他们办实事，否则共产党会取得胜利”。[（美）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第62页。]

过了纪念碑是条很长的下坡，公路左边山体上“种”着防滑坡的水泥网格，网格里长了些黄腌菜，一排一排竖立着，像草原上警觉瞭望的獴。这段国道仍然非常冷清，一位姑娘把车停在路边，跳到右侧护栏上摘刺槐花。大清早赶路的感觉很不错，太阳从背后晒过来，有丝丝暖意，但一点儿不热；不知道是不是头晚露水的压制，路上的灰尘少了很多，人的精神也好，对“尚能走否”的回答是“特别能走”。下完坡又来到一片冲地，国道边有一株网兜罩住的两米来高的树，上面结满了红色黄色半透明的小果子，一开始还想着是不是枸杞，问了旁边农妇才知道，那就是野生樱桃，还有十来天成熟，罩起来防止小青鸟来啄。

农妇在国道旁家门口的柚子树下洗白菜，用的是山里引下来的泉水，白菜旁边还有一个塑料盆，里头装着还没洗的丹参，也是山里挖的。她让我摘几颗野樱桃尝尝，个头儿比超市常见的樱桃小不少，还没全熟，酸酸甜甜。她指指屋后的山：到处都是，还有泡把天（十来天）就可以吃了。又给我指山腰上别人种的野生板栗林（不是杂交板栗，她强调），在一大片杉树林之上有一小朵青色的云，那就是了。她今年64岁，务农，以前水稻种两季，现在只种一季，“忙不过来，姑娘小伙子都出去了，留下我们这些老人家”，我问一季稻是不是好吃些，她说要看种子。至于什么种子好吃，“还不是信天碰！”她笑。

国道上车多了一点，本地车辆为主，路旁的行道树是三个时期政府意志叠加的结果：最早种乌桕，附近还残留了一棵，后来改种刺槐，沿途所见最多，正开着白色小花，现在又要种桂花树了。走不多久，又开始爬坡。山腰林间，我出发以来第一次听到了布谷鸟的叫声，一条碧玉色的溪河流淌在谷底，查地图才知也叫怡溪，是它的西源，之前在官庄遇见的、被挖沙车弄得发黄的是它的东源。河水随着山势甩出潇洒的大转弯，农民就在其间高高低低的田地上劳作，几乎一步一景，这是高速公路上的人们所看不见的，因为他们又开始钻隧道了。

虽然战火弄丢了湘黔滇旅行团20万字的“官方”旅行日记，但后来执笔人之一的丁则良还是凭回忆写了一篇文章，而当他回想往事时，最难忘记的除了匪患，就是湘西的风景。“……我们每天早晨出发，都好像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到了晚上，大家谈起，总觉得今天所见，大概是不能再好了。殊不知第二天所看到的一切，竟又有不同的情调。湘西的山是有名的，愈到沅江上游，愈为险峻……天气在随时变化，雾里看山和夕阳里看山就有不同的感觉。而雨中、冷风中、月光中看那未经雕琢的大自然，更有无穷的滋味。更妙在我们自己也在行进中，有时第一大队已攀登上一个峭拔的悬崖，回头下望只见第二大队的人们小得像蚂蚁一样，正从隔江的山头上向下行进。前山一呼，后山响应，夹杂着风声、水声、车声，真交织成一幅绝美的图画。”[丁则良：《湘黔滇徒步旅行的回忆》，《丁则良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第406页。]

可惜很快我又看到了忙碌的挖沙车，和铲斗下浑浊的河水。沿河而上，几乎一两公里就有一处挖沙点，隆隆作业声在这绿野中不断响起。这个国家巨大的建材需求和它对“富强”的追逐驱动着这一切，与之相比，一条河流的生命有多重要呢？也许唯一能与之对抗的就是河流强大的自净功能了，只要离开挖沙点一公里左右甚至更短，河水就恢复了清澈，甚至澄碧。

湘黔滇旅行团从芙蓉关下山时已天色渐晚，这一天他们足足走了40公里，原本计划一直走到前方大站马底驿的，由于中央军校一千多人已经住在那里，只能宿在驿前几里的五里山和黄虎坪[余道南日记。]。钱能欣所在的小队住五里山，傍晚，学生们在溪中涉水，一钩新月从林间升起。天黑后，他们把铺盖扛到一间小屋子里，老妪引他们到内房，里头家具一应俱全，可都积着尘土，显然是长久不住人了，房门口贴着一张黄纸符。钱能欣疑心这间房出过怪事，问老妪，忸怩不答，只说：“我的儿子两年前出门做生意，可是有了钱不想回家，抛了娘和媳妇儿；媳妇儿也是怨家……去年回娘家去，也渺无音信，留着我一个人独守空屋。”学生们后来从邻居打听到，老妪的儿媳去年就死了，不知受了什么冤屈，吊死在卧房里，所以时常闹鬼。[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

林振述所在小队分到的房间也很古怪地没有人住，他们把干稻草铺到地上，小队长刚躺下身来，就给中队长叫去开紧急会议了。在空屋里能看见外面的山尖，山风吹着竹林沙沙作响。小队长回来时脸色阴沉，说旅行团从常德走沅水而上的行李船被抢了，三百多个绿林朋友正追随旅行团而来。“计算路程，就在今晚——”队长吞了一半话：“请地方武力请不到，放盘查岗哨，我们自己不带家伙，没有什么用处。……所以，团部决定，今晚大家点着灯睡，有什么动静，由团长大队长出头接洽。闻到枪声，大家千万别起床！”

大家眼对眼望了一会儿，就各自忙开了，往鞋子里藏五元中央票，撕开大衣缝藏钢笔，藏近视眼镜，有人从左手无名指脱下金戒指，头疼了：“订婚戒指呀，藏哪里？”还有替从广东走海路同学带的银表链，也不知道藏在哪里，“我说是不带罢，偏怕广州香港多扒手！”一片忙乱中，外号绍兴师爷的同学冷冷说了句，“我说，哥儿们，别瞎忙费脑根。等枪口对你心眼比着看，怕你不从鞋底壁缝一五一十照样拿出来”。话没错，大家慢慢静下来了。静待命运吧。满天繁星的光亮照进了这空屋。[林蒲：《湘西行10、11》，《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5月9日、5月10日。]

同样住五里山的杨式德原本这一天心里就不安，听到消息更加心惊，大家纷纷讨论是该原地不动，还是应该立刻前往马底驿寻求中央军校步行团的保护[杨式德日记。]。戚长诚和另一部分临大学生宿在黄虎坪，在担心中又听到住五里山的同学跑来报信，说是附近居民未睡，全都跑到山上或山下，“看他们可疑的行动，或者马上就要动手”。众人愈发惊恐了。戚长诚想起来，初到时曾经问过黄虎坪的这三五家住户，他们也不经商，也不务农，虽然生活很苦，但还有衣有食有住，“这时想起来，他们也定是匪帮无疑了”[长诚：《抗战中的西南（七）》，《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4月6日。]。

因为徒步之余还要采集歌谣，一天下来刘兆吉的衣衫被汗水湿透，夜风一吹，浑身发冷。他见一间小屋里堆着喂牲口的干草，便一头扎进去。干草堆里暖和一些，刘兆吉很快就睡着了，不过只睡了一会儿就被冻醒，醒来时发现小屋里还坐着一个人，纹丝不动，他大气不敢出，死死盯着这个黑影。不一会儿，这个黑影掏出火抽起烟来，火光一亮，刘兆吉发现，原来是闻一多先生。闻一多本来先进小屋，还没睡着刘兆吉就钻了进来，闻一多看不清是谁，也没敢吱声，但一直睡不着觉，索性坐起来抽烟，两人这才相认，彼此都虚惊一场，遂以“坐以待弹”自嘲危险处境，聊起天来。[刘重来、邹鸣鸣：《三千五百里采风记——记著名心理学家刘兆吉》，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第198页。]

半夜1点钟左右，狗叫声自远而近，加上潺潺水声与山谷的回音，更使人不寒而栗。大家纷纷小声议论，说是匪徒一定来夜袭了。有的主张赶紧逃到山上隐蔽起来，有的认为往外跑反而危险，不如听天由命[长诚：《抗战中的西南（七）》，《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4月6日。]。林振述也听到了狗叫声，成群的狗叫声，“来了，会怎样呢？除了搜刮钱财，还害人割命吗！除掠夺，还会带去做肉票？……”

“喂！喂！”绍兴师爷闪进门来，“来了！芙蓉关上火把接火把！里多长！……来了！来了……”他颤着牙齿，急急躺下，钻进被子蒙住头。[林蒲：《湘西行11》，《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5月10日。]

一位德国传教士曾经回忆他在湘西被土匪绑票的时刻，当时他身处一个三十人左右的旅行团队中，正翻越一座荒凉的高山：“……我看见许多人在厚厚的草丛中不停地弯腰、鞠躬。在我有时间弄懂这一动作的含义前，他们带着一声野蛮的尖叫声朝我冲了过来，他们的矛与剑正对着我。一场打劫立即开始了。有人扯下了我的领带，夺下了我的领口饰钮，很显然他认为那钮扣是黄金做成的。另有二三个土匪不停地搜查我的上衣口袋，看看是否有值钱的东西或武器。他们不理解我们传教士们在旅途中是不带任何武器的。我的行李和我的外套一样，都不见了。那匪首的太太立即戴上了我的帽子。其他的旅客们也失去了他们所有的随身物品。土匪们只给我那年轻随从一些必需的衣服。虽然我向匪首出示了我的名片，说明我们只是传教士，只是尽力为人民和国家做些事情。我听到尖刻的回答是‘我们也做善事’。”[《洋票与绑匪：外国人眼中的民国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第402页。]

在恐怖的气氛里，整个旅行团捱到了天明，不知何故，土匪最后没有来，林振述感到“冥冥中仿佛有巨人伸出援救的手，在那无际的海，四合的深山中，我们渡过去了”。睁开红肿的眼圈，又是漫天浓雾，吃过早饭，大家哑然无声地继续出发，鸟儿在雾里唱着歌，山上偶尔传来伐木声。[林蒲：《湘西行11》，《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5月10日。]

戚长诚一夜未眠，两脚的水泡又破了，走不了路，在公路旁一家小杂货铺，他问老板有没有轿夫。老板一面回答有，一面拿出一盒油炸麻花来，反问他要几个。戚长诚说，是两个人抬着的轿子，不是这个。杂货铺老板回答，白糖的没有，只有红糖的。原来这位湖南农民听不懂国语。戚长诚又好气又好笑，好在最后旅行团借给他一辆自行车，以车代步，得以跟大部队同行。[长诚：《抗战中的西南（七）》，《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4月6日。]

自行车应该是学校配给团长黄师岳的代步工具，但他很少使用，总是让给脚上起泡或者身体不适的同学。绝大多数时候这位笑眯眯的长辈都与学生们一起走路，边走边聊，没多久，团长就和每一位学生都相熟了。许多人惊讶于他的记忆力，只要聊过一次天的人，事隔多日，他一见必能叫出名字，并且还记得你的年龄、籍贯、系别、年级以及家乡情况，这让学生们感到他非常平易可亲。南开电机系大一学生高小文忍不住问他：“团长！您的记性怎么这么好？”他笑答：“这是带兵多年，磨练出来的……要带好一支队伍，首先要了解每一个士兵，能和他们同甘共苦……弟兄们才肯和你生死与共。我在当排、连长的时候就悟出了这个道理，后来直到作到师长也没敢忘记。”[高小文：《行年二十步行三千》，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第233页。]

到达五里山之前我路过了牧马溪村，村子位于陡坡之上，许多屋子就建在离地几米高的山崖凹进去的平面上，由几条斜斜石阶下到国道——同时也是村中的主路。老人拄着拐杖从二楼缓缓走过，小车拉着猪去卖，猪儿安静地站在货车后面，全然不知自己的命运。几个妇人坐在小板凳上吃饭聊天，其中一个热情地招呼我，问我吃饭没有，要不要她把剩饭炒一炒吃一点，又让我坐下来休息。坐下来聊天才知道她是村妇女主任，她告诉我牧马溪这好听名字的来历，一种说法是，从前人们从上游放排下来，在这里码放木材，所以叫木码溪；后来因为马底驿是大驿，水草肥美，又改名牧马溪。

我问她村里还有没有老人记得1949年以前的事，她说她公公对村子里被抢还有印象，但被谁抢也说不上来，“可能是土匪吧，我们湘西就是土匪”，她带着点自嘲说。

看得出这位妇女主任急于扭转这种印象，“湖南打工的人到广东一般都不要我们湘西的，说我们是土匪，但是我们湖南人很义气的！”她说起十年前的南方冰灾，高速公路和国道都堵得动弹不得，那会儿还有人去抢车，到了今年，“1月13—15号，冰冻，从吉首到长沙（的高速）在我们这里冻了三天三夜”，她组织村民给司机和乘客献爱心，免费送热豆浆和煮鸡蛋，鸡蛋一人一个，送出去了300多个，还被好几家媒体报道了，她掏出手机找当时存下来的新闻视频，“我们马底驿这个地方比全国都做得好！”

她对本乡本土颇感自豪，说从芙蓉关红军纪念碑（她们叫贺龙纪念碑）一直到马底驿，一路风景都很美，是“十里画廊”——如果排除掉那些挖沙点，此言不虚，离开牧马溪村没多久，我就又经过了一个风景绝美的河流大转弯，碧水，白滩，青石，在黄的绿的油菜花田里劳作的紫衣农妇，突然飞起来的黑背的鹬。一个农夫背着背篓，卷起裤管，蹚水过河，他走得很慢，很小心，因为背篓里有个孩子。

在五里山村，我碰到了又一个抱怨挖沙的男人，“鱼都被呛死了！”他说。如今的五里山离杭瑞高速的入口不到一公里，不再有荒野气息，国道上的车子明显多了起来，我穿过村子，找到怡溪畔一片安静的石头滩，脱了袜子，让太阳晒晒仍然红肿疼痛的脚趾。这里的水已经非常接近我心目中“清畅”的标准，下游一点，有的河段流速减缓，甚至泛出高原湖泊才有的那种碧绿和乳白交织的色彩。我从手机里找出旅行团当年的日记，开始读他们在五里山虚惊一场的故事，想象那一夜的风声、狗吠和游动着的火把，没有变化的大概只有这条溪流和对面几个山尖了吧——也不好讲，高速公路就从这山里头钻进钻出。

一位老大爷和一条黑狗到了对岸。老人卷起裤脚，小心翼翼地涉水过河，最深处不过刚刚到他的膝盖，但狗儿在溪流中间就很是踟蹰了一会儿，最后下定决心纵身一跃，立刻被激流冲下去好几米远，它拼命刨水，游到了爪子可以触底的地方，也过了河，甩甩身上的水，跟老人走了，留我继续坐在大石头上晒太阳，我惬意地几乎舍不得离开。

前面不远就是马底驿了，抵达辰州（沅陵）前最后一个大站。嘉靖三年（公元1524），明代三大才子之一的杨慎因言获罪，两次廷杖后谪戍云南永昌卫（今保山），这一年杨37岁，乘船由通县出京，沿大运河南下，一路被仇家陷害，直到山东临清才得以摆脱。随后他继续南下，沿长江西上至江陵（今荆州），转洞庭入沅湘，经过马底驿时，曾作诗，“戴月冲寒行路难，霜花凋尽绿云鬟。五更鼓角催行急，一枕乡思梦未残”，凌晨4点多就要在这边地出发赶路了，天气又冷，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很难不怀念那温柔的故乡吧。尤其是，从界亭驿到马底驿，一路“皆溪涧湊流，无舟楫，夏雨涨时，东西旅绝”，“地复多蛮……洞居血食……名为洞人，时出肆掠”[杨慎：《滇程记》，明万历三十三年。]。

前往云南山高路远，清代中叶以后，湘黔驿道各站都设有轿夫若干，以利迎送过往官吏，包括马底驿在内的几个湘西驿站设有马45匹，排夫75名，比长沙、衡州等中枢大驿还要多[尹红群：《湖南传统商路》，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嘉庆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819年，一位35岁的年轻官员，也是沿着这条元代开通的官道前往云南主持乡试的。他6月29日从北京出发，7月30日抵达湖北荆州，那年夏天“热不可耐”，长江突发大水，官道尽没，不得已改为舟行，8月5日到了常德，次日前往桃源，当地邑令建议他日夜兼程赶路，因为缅甸向朝廷进贡的大象也正由这条道路自西向东行进，前方的驿站恐怕不够住的，于是他当日赶了60公里路，宿在郑家驿。8月9日，他照旧凌晨4点多就出发，天刚亮时经过荔枝溪和马鞍铺之间的马鞍塘（大约就是我手机信号全无的那个路段），在此地遇到了缅甸贡象的队伍——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一直到三天后甚至都还没全部通过沅陵，这般盛景之下，或许不会有人想到，帝国其实已经走到了衰败的边缘。当晚，年轻的官员投宿马底驿，在日记里写道：“驿在马鞍山之麓，故以命名。是日山路陡甚。”二十年后的1839年，这位名叫林则徐的官员因为虎门销烟而为世人所知[林则徐：《己卯日记》，《林则徐全集·第9册·日记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88页。]。次年，鸦片战争爆发。

如今马底驿正街充斥着国道上常见的丑陋建筑，而高速公路出口又带来大量车辆与灰尘，一辆加长的豫U大卡车经过时，感觉整条街道都被填满了，你生怕它转弯时失控像泥石流一样把小镇整个儿带走。不过，转到那些难看的建筑背后窄窄的老街上，一切就都安静了下来。这里至少还有两座木结构老宅，其中一家的房子有200多年了，前后三进，保留着完整的天井、马头墙，还有精美的雕花门窗，虽然门窗上蒙着油尘和蛛网。

“以前全部是老房子，都拆完了，这家明年也要拆了，要修新房子了。”一个村民告诉我。“都是私人的，也不可惜。政府部门不重视，靠老百姓自己保护不行，老百姓自己都要住新的，住舒服的。”他掏出手机给我看四五年前拍的照片，老屋，飞檐，吊脚阁，还有街中鹅卵石铺就的小路——那正是元朝初年所修通往云南的驿道的一部分，“以前全部是石头（路），两三年前直接在石板路上打的水泥路”。

七百多年前的古驿道如今还保留了很短一小段，在老街另一栋老屋门口，老屋大门紧闭，门口堆着几块木板，窗外有一伸向街心的木柜台，想来当年是沿街经商的铺面，上面却挂着红底白字的警示：施工现场，闲人免进。我试着叩门，门开了，面前是一位穿着黑色毛呢夹克、头发花白的老人，老人姓万，他愿意让我这好奇的不速之客进去瞧一瞧。

一进门就是神龛，上面摆着万氏祖先之位，最上面是“崇德笃信”四个大字，神龛下面一张旧桌子，电饭煲，油盐酱醋酒码得整整齐齐，桌中间倒扣三个小酒杯。“我祖祖辈辈都在上面，这是个意思，晓得不？”老人说。

看到我对神龛感兴趣，他又说：“我还有家谱嘞！”说罢就去取，搬来一个四脚木龛，上有“万氏族谱”四个字，木龛年头久了，仍能看出一点红漆色。打开木龛，取出放在最上面的几本小人书（《真假美猴王》《萍踪侠影》《血疑》等等），就是厚厚几大本绢纸的族谱，封面标明了重印时间：光绪甲辰年岁，也就是公元1904年。

老人叫万新文，祖上从常德迁到沅陵，又从沅陵迁来马底驿，最早来到马底驿的先人叫万暹——老人给我翻到世系那一本，光绪年间流传下来的纸张已发黄发霉，还有水浸过的痕迹——万暹出生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活了47岁；万暹的长子万胜桢，雍正五年（1727年）生，嘉庆七年（1802年）去世，跨越漫长的乾隆年间，活了75岁。翻过来一页，万暹次子叫万胜祥，也活了62岁，万胜祥的长子叫万华，乾隆二十九年生（1764年），林则徐到访马底驿时，万华56岁，说不定还见过那位匆匆赶路的年轻官员呢。

迁到马底驿第11代，万家出了一位读书人：万新文的曾祖父（他管他叫老公公）万文灼，家谱形容他“才思敏捷，下笔千言”，不过，不知是科举失败还是其他原因，总之他成了一位代笔，“帮别人考秀才，考起一个人，三十石谷，就吃这个”。万新文告诉我，他听说曾祖父以前就光看书，“啥也不做，啥也不管”，万新文的祖父只有六岁时，万文灼就离开了马底驿，族人说他去云南还是贵州安家了，族谱上也只有万文灼的生年，没有卒年，“我现在还搞不清，我还想找到他”。

万新文的父亲叫万泽臻，民国九年（1920年）出生，这一年出生的人还有张爱玲、汪曾祺、唐德刚，湘黔滇旅行团里也有一位万泽臻的同龄人——清华大学电机系大二学生洪朝生，他是吴大昌最好的朋友，后来成了中科院院士，研究低温物理。回忆起三千里步行，洪朝生说自己在长沙时，缺乏勇气投身抗战前方，有些懊恼地只好决定随校迁滇继续学习。对于西南联大研究，他觉得应该“把话说透些”，比如说联大的人才培养，“解放后我们重用了西南联大培养出的一批科技人才，但却没有采纳其培养人才的经验。在文史学术方面情况就更糟了”[洪朝生来信，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第303页。]。

万泽臻读过几年私塾，晚年还写诗，但年轻时是个做木材生意的商人。从怡溪放排到沅水，下洞庭，上汉口，再沿长江而下到江苏，泰兴的老板说，你这个木头我全部都要，翻三倍的价钱，一下子就发了财。“人呀就是个运气，”万新文回忆父亲往事时说，“我们这儿有一句古话，人找钱是找不到的，人找钱是吃亏的，要钱找人，要它找起你（才行）。这就是个运气问题。”

钱拿到手时，万泽臻人还在江苏，拿了钱当天就要回湖南，一起做生意的人劝他不要急，玩两天再走，他不听，非走不可，“两麻布袋子的钱装起”。刚走半小时，三十几杆枪找过来了，点名要沅陵老板，就是万泽臻。沅陵老板坐船走了，追不上了，那些没走的人倒霉了，“吊起打，整死过去了”。那是1946年，万泽臻26岁，做生意发了财，从穷人变成了地主。回到马底驿，他怕地方上土匪抢，就留田留山，山上种杉木，“土匪能抢走一棵树，抢不走一座山呀。留了三十几座青山，今年斩这座，明年斩那座，三十几年后又长起来了”。这是万泽臻对未来生活的设想。三年后，解放了，万家成了“剥削阶级”，抄家，没收，这些事情万新文不愿意多说，“像我们这种，家庭出身不好，现在党的政策相当好，我又何必讲些什么呢？”

我试着检索万家人的名字，无论是地方志还是民国报章，都没有留下他们的只言片语，他们不是重要的人，也许经历过些惊心动魄的事儿，可是那个年代的人谁没经历过点什么呢，大江大海大概也就这样了吧。在一个媒体采风团留下的文字里，万新文是在别人口中出现的：“沅陵同行告诉我们，老人曾当过民办老师，写得一手好字，可惜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如今靠政府的五保户补助生活，但老人坚韧、乐观，最难得的是有颗感恩的心，看书是他最大的爱好，为邻里写春联、能帮到别人是他最乐意做的事。”

万新文1941年出生，今年77岁，已经是万家在马底驿的第14代了。三十多岁时他的妻子去世，1990年，女儿得白喉死了，1991年，在水电八局开车的儿子翻车死了，“一个90年，一个91年，只隔了七个月零三天”。大概因为太久了，他说起这些事情已经看不出任何情感波澜。我吸了口气，问他族谱以后如何打算，他说要传下去，“这个东西不是我这会儿才有的”，但现在“暂时我还是保存起，博物馆也不需要这个”，以后，“想找一个姓万的家族，有文化的，又负责的，（帮我）保管，这是几百年的家伙！”

他天天读书读杂志读报纸，做了好几本读书笔记，密密麻麻的，念给我听：“人也只有摆脱了外界的奴役，自己主宰自己，才能永葆心灵的愉悦……”念完这段又给我念下一句，“你看陆游的这句对联也写得相当好，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是他从《特别文摘》里抄的。他家里有许多报纸，都是附近学校里党员订阅的，没人看，都给他拿回来了，“我连报纸都是党报党刊。”他很得意。我问他，“学校里那些人都不学习啊？”“学个卵！”他偷偷笑。

乡政府请他写过地方志，他也给我翻出来了，旧信纸上的原稿也是密密麻麻：“马底驿……自古就是滇黔古驿道的一部分，延续至今，在当时，古驿道上来往的商贾络绎不绝，因此马底驿也成为远近闻名的经济中心……纵观老街，屋舍俨然，错落有致，整齐排列，解放前的繁华景象现差不多已消失殆尽，原来各家各户的商肆铺店尚有极少陈迹存在，街道用鹅卵石镶嵌而成，图案古朴，巴掌般大的鹅卵石呈人字形嵌列，三四米宽，约200米长……道旁，一色的前商后住两层旧房，多为木结构，两旁的屋子紧紧挨着，上家的西壁就是下家的东壁……楼宇间建有土质隔火墙，以防失火祸及邻家，墙体顶覆青瓦，青砖白壁，飞檐翘角，犹存古风。”印出来时，“解放前的繁华景象现差不多已消失殆尽，原来各家各户的商肆铺店尚有极少陈迹存在”这一句被删了。

老人自己做过一首诗，他念给我听，又逐字逐句解释：“‘生途坎壈人世里’，坎壈就是困顿，因为我出身剥削家庭哪，1950年开始，‘宿昔蹉跎岁月中’，宿昔就是很早以前，家庭出身不好，把时间浪费了。‘古稀老去无多日’，我现在七十七啦，‘惟望清静过几年’。‘当今党政恤孤寡’，把我们养起的！‘炼体伴书修心身’，锻炼一下身体，以书为伴。‘适当运动促健康，书笔并举益智神’，我有时写一下字，利于自己脑壳。‘世间万事都增价’，现在捡烂货的、做小工的、卖小菜的都是钱，都挣得到钱，是不咯？‘老来文章难值钱’，你现在年纪大了搞不到啦，不是不值钱，是难值钱，你真正那个还是值钱！‘大幸老遇新时代，没齿不忘党深恩’，我现在是享党的福，我的诗就叫老遇新时代，党恩福终身，哈哈。”老人读到“世间万事都增价，老来文章难值钱”时，我听到自己的嗓子一下子哑了。

在马底驿，旅行团团长黄师岳的脚板也起了水泡，他托人雇了一老一小两个轿夫，又叫上了林振述，跟着区里派来的领路人离开大路抄小径。把后的轿夫，面色黄肿，眼窝深凹；前头的轿夫则是个粗眉大眼、充满精力的小伙子。

等到下山和大部队会合后，两个轿夫才说起官府压迫的情形：什么都得纳捐，连他们这种卖肩力的小买卖也得捐。“水有源头树有根，先生们前生修得好——坐轿命！”年老轿夫说，“我们是生骨大头菜，没别的，就是种坏！”[林蒲：《湘西行12、13》，《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5月11日、5月13日。]

午后整个旅行团都走小路，爬山头，白云在头顶飞舞，路过一个叫南岳庙的小村，小学里老先生还在教四书[杨式德日记。]。盘山而上到了马连洞，山深林密[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凉风从巨大的古榕根须间穿过来，学生们纷纷解开腰带，想要在这里好好休息一下，年轻轿夫却神色不安地催促大家赶路，到高处再休息。团长审视一下这山沟，命令大家继续赶路。山路又陡又窄，有时要靠粗粗的树藤当渡绳，三百多人摩肩接踵，默默攀爬，腐叶的气味很重。到了最高处，年轻轿夫才指着沟底说，“瞧那片白白的”，在那荫凉的榕树下，有一堆绿林朋友留下的白骨。[林蒲：《湘西行14》，《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5月14日。]

当晚旅行团宿在距沅陵县城20里的凉水井，居停主人姓周，宅院大得足够住下三百多师生，据说是周佛海故居。因为山路崎岖，运送行李的汽车晚上10点才到，周宅距公路还有两里路[余道南日记。]，夜色茫茫，因为担心惊动当地土匪，团部禁用手电[吴征镒《“长征”日记——由长沙到昆明》，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第343页。（以下简称吴征镒日记）]，学生们从车上往住处搬运铺盖，在田野中摸黑前进，雨后路滑，田埂太窄，扑通扑通滑下去好几个人，包括杨式德，好在没有受伤。这是怎样的一天啊，“满身大汗……咬紧牙关，拼出残余的一点精力，终于走到了目的地，打开被包，倒头便睡”[余道南日记、杨式德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