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炭车与酒精车—青山大道—放蛊与赶尸—沅水像是风暴里的海峡—来到了女儿国—沈从文请闻一多吃狗肉—文艺和理想只是偶然的遭遇—保靖的皮蛋龙山的大头菜安江的柚子家作的卤鸡—疑心翠翠就在这里—一场席卷南中国的暴风雪—事非经过不知容易—怀念带你上景山

看完族谱和老街，告别了“老来文章难值钱”的万家主人，沿河边回到马底驿正街，已是下午2点多，白花花的太阳烤得地面蒸腾起来，随便在一家小店吃了碗不过不失的排骨粉，就去马底驿车站询问去沅陵的班车。车站是一栋贴着白瓷砖的三层建筑，里头板报上写着，“马底驿车站历史悠久，民国时就是加木炭停靠站”——1937年京滇公路周览团中就有一辆木炭车和一辆植物油代柴油车跟随队伍走完全程，不知抵达沅陵前是否在此补充燃料？抗战爆发后，汽油短缺，许多汽车“油改炭”，当年《文汇报》总主笔徐铸成在回忆录里写过，“当时，一般公路车用木炭作燃料，独邮车用酒精，行驶有定时，亦卖票搭客，取费较昂”[《民国记事 徐铸成回忆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

马底驿车站每天都有发往上海、深圳、温州和晋江的长途班车，看来是一个劳务输出重镇。开往沅陵的中巴50分钟一趟，里程40公里，票价15元。向角落里打牌的司机打听，得知全程走高速，居然有点失望。接近下午3点，上了车，阳光很烈，车厢闷热，迟缓了半天才想起可以开窗，风吹了进来，不知道为什么那一瞬间有罪恶感，好像不应享受这一丝清凉似的。中巴在镇上兜了一圈，又折返回来，从前面的入口上了杭瑞高速。

这一段高速应该叫青山大道——目之所及只有青山，暮春时分，各种绿色，尤其爆炸式的新绿，非常耀眼。偶尔在较高路段才能看到远处高高低低的村庄，沿着高高低低的国道一字排开。第一个隧道恰叫青山岗隧道，当年林振述和团长的小分队与绿林朋友交换信号，得以放行的地方。中巴车开得挺快，车里的警报系统一直在提醒，“您已接近超速，请减速慢行！”

我晒着太阳闻着飘进车窗的槐花香昏昏欲睡。高速公路不停钻洞，把最好的风景一一省略，也只好睡觉了。一觉醒来已下高速，马上到沅陵了。这个湘西重镇的郊外有非常宽阔而萧条的马路，路边广告牌高高立着汪涵的头像：“上网本该如此。”

到酒店办好入住，稍微歇息一下，去快递点取行李，在乡野里徒步若干天，回到城市里只觉得丰盛，蛋糕店丰盛，卤味店丰盛，水果店那简直了，杨梅和橘子个个色泽诱人，一点儿都不饿却想大吃一顿。野樱桃也上市了，25元一斤，满街都是扁担挑着的小摊，我尝了一颗，软塌塌的，甜和酸都不到位，“这是野的吗？”随口问了一句，那位大姐立刻不高兴了，她深吸了口气，好像在消化我的冒犯，然后反问：“那不是野的是啥呢！那不是野的是啥呢！”往前没走几步，看到两位算命老先生在辰州大道人寿保险门口（真是位置绝佳）和两个警察激烈地争吵，我听不太懂，好像是说这里不能摆摊，但算命先生不愿意撤，总之两位老先生的音量和气势（我听到他们还引用了国家主席的什么话）压倒了警察，最后警察摇摇头，撤了。继续往前走，一个穿着斑马纹衣服的微胖女子推着小车，上面写着装修楼房漏水几个字，但主要是卖老鼠药，小车上的喇叭循环播放狠话：“不怕你老鼠多，就怕你没有老鼠，老鼠闻到死光光。老鼠吃到死光光，老鼠就死在旁边。老鼠死得快。老鼠死得多，老鼠走过当场死。1分零6秒，120都救不了。”一直走到路口，她继续直行，我穿过斑马线，拐进另一条街，迎面走来一个年轻壮汉，牵着只猴子找沿街商铺挨个讨钱，理直气壮的样子，铺主们也见怪不怪，摆摆手把他赶走——这一连串的画面和声音让我感到奇妙，我知道它们在激起我的某种刻板印象，我需要和它保持距离，于是试着把它们一锅烩地进行某种转化，心里默念了一句：壮哉我大湘西！

八十年前沈从文也遇到过类似刻板印象——更不加掩饰的那种，途经沅陵、前往西南大后方的经济学者高叔康在《中央日报》文艺副刊的一篇文章声称湘西“匪就是民，民就是匪”[重庆：《中央日报》，西行杂记，1938年9月25日—10月30日。]，在这类舆论的刺激下，沈从文专门写了一本名为《湘西》的小书，向外地读者介绍自己的家乡，他在引子里写道：

湘西原本有一个封闭自足的政治经济环境，1934年，贺龙率领的红军占据桑植、大庸一带，并一度包围沅陵城，在红军和它的“追剿”者的双重冲击下，陈渠珍地方自治政权走向了崩解。湘西纳入国家“统一化”的进程，标志便是湘黔公路的修筑，但与此同时，几千名长期服务于陈渠珍的湘西士兵被遣散回家，政府又未为这帮人安排生计，许多人就此沦为土匪，时任省主席何键及其派驻湘西的军官对当地也缺乏同情，1935年，湘西陷入混乱[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局面在1937年龙云飞领导的苗民起义时达到高潮——值得一提的是，是时恰逢京滇周览团离湘赴黔，《大公报》在“京滇周览团已入黔境”的大标题下又加了一个不无讽刺的小标题：“何键昨亲送至晃县湘西苗民发生暴动”[《大公报》天津版1937年4月20日。]。湘西乱局令何键被迫下台，由更忠于南京的张治中取而代之——就是反对迁校，痛骂临大学生“过着不生不死的生活”的那位。到任以后，张反思之前“清剿收编”只是治标，清明政治才是匪患的治本之策，决定设沅陵行署，请陈渠珍出山，因为，“治理一个……信仰与感情非常发达的地区，首先是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诚意的问题”[《张治中回忆录》，北京：华文出版社，2007年2月，第95—96页。]。

从旅行团宿营的凉水井到沅陵只有20里，风雨第二天并未止息，旅行团冒雨出发，上午11时抵达沅陵汽车站。车站在沅水南岸，沅水风浪很大，小划子在江心飘荡，四周山色阴暗，这让钱能欣觉得像是身处暴风雨中的海峡[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余道南注意到码头上成群的中青年妇女用背篓从船上车上驮运各种货物，“即如三四百斤重的盐包抬起来也健步如飞……”询问客栈主人，说是当地一般妇女多从事体力劳动，在家也不穿红戴绿，“无论城乡凡男人们能干的活她们也都能干，即使是重劳力如码头搬运她们也能把男工们逐渐排挤出去。至于一般男人们，有的衣冠楚楚，终日无所事事，有的则在家烧饭、带孩子”[余道南日记。]。

“一切事几乎都由女子来办，如《镜花缘》一书上的女儿国现象了。”沈从文在《湘西》里如是形容。他还由此针对时局发了几句议论，“女权运动者在中国二十年来的运动，到如今在社会上露面时，还是得用‘夫人’名义来号召，并不以为可羞。而且大家都集中在大都市，过着一种腐败生活。比较起这种女劳动者把流汗和吃饭打成一片的情形，不由得我们不对这种人充满尊敬与同情”。那么，本地男子都去了哪里呢？“男子大部分都当兵去了。因兵役法的缺陷，和执行兵役法的中间层保甲制度人选不完善，逃避兵役的也多，这些壮丁抛下他的耕牛，向山中走，就去当匪。匪多的原因，外来官吏苛索实为主因。”[沈从文：《湘西》引子，《沈从文全集·第11卷·散文》，第333页。]

这一周轮到杨式德值周，主要工作是负责采购第二大队的食品和用品，大部队从凉水井步行出发后，他和北大中文系大二学生王鸿图登上行李车先行，不一会儿就到了沅陵。安排好住处，下午1点，又和清华化学系大四学生陈四箴一起过沅水，到县城里买本队的食材。寒风夹着雨点吹着江水，浪有二尺高，他们坐的小划子在江中左右摇荡，这让他感到非常不安。沅陵的食材不贵，米一斗五角六分，猪肉一元四斤，牛肉和鱼肉都是一斤二角[杨式德日记。]。考虑到中午“打尖”吃的多是随身携带的干粮和咸菜（有时也有煮鸡蛋），每天的晚餐就成了大家补充体力的主餐，旅行团每人每日伙食费原本是2角，黄钰生将其提高到4角，南开化学系大二学生、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申泮文回忆说，旅行团行军路线经过的多为贫困地区，“但至少无论大小地方，总会有养猪的，旅行团有钱，就可以买到猪肉，让团员每晚都能吃到猪肉和下水（内脏）。旅行团伙食班煮的红烧肉最享盛名，色香味俱佳，参加过旅行团的人大概都终身难忘……”[申泮文：《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的故事》，《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97页。]

旅行团抵达沅陵第二天，天气更坏了，雨水变成冰粒，砸得屋顶砰砰直响，余道南住在一间还未竣工的客栈小楼里，一早被这响声惊醒，气温很低，他只能穿上学校发的棉大衣御寒[余道南日记。]。钱能欣住的小旅舍也好不了多少，冰粒夹着雪花从瓦缝间落进屋里，他和同学生了火，围坐着取暖闲谈，忽然听到了庄严抑扬的合唱声，“旗正飘飘，马正啸啸……”原来临近房间住着国立艺专的学生。国立艺专由西迁的杭州艺专和北平艺专合并而成，“自从故都和西子湖，我们的两个南北大艺术城沦陷后，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从火线下挣扎了出来，敌人摧残了我们的艺术城，破坏了我们的象牙塔，可是毁灭不了我们的三千年来的文化种子”。他在当天日记里写道，“我们抗战的第一个收获，便是我们的文化种子散播各地，本来无人问津的穷乡僻壤，山谷乡村，今日却遍地是春了”[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

这一天是1938年3月7日，沈从文设宴款待旅行团的老友，地点在他的大哥沈云麓新盖的，唤作“芸庐”的新房里。雪大天寒，众人用毯子围住双腿，以酒暖身，“老友相会在穷乡僻壤，自有一番热闹”。四十多年后，沈从文回忆起这次聚会时说：“我请一多吃狗肉，他高兴得不得了，直呼：‘好吃！好吃！’”[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上》（修订版），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462页。]

沈从文是1月中旬回到湘西的。1937年8月12日，淞沪会战爆发前夜，他和部分北大清华教授接到教育部密令离开北平，南下南京，“于三天后，挤上了一条英国客船向武汉集中。我既买不到票，更挤不上船，亏得南开大学林同济先生，不顾一切，勉强推我上了跳板”[沈从文：《湘行散记》序，《沈从文全集·第16卷·文论》，第387页。]。9月4日，到达武汉，同行的高校人员转车去长沙，组织临时大学，沈从文和几个朋友暂留武昌，借武汉大学图书馆继续他与杨振声在北平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编写工作，后来加入他们的还有萧乾，后者原本在天津《大公报》编文艺副刊，战事起后被报社遣散失业，经香港辗转流浪到武汉，被杨振声收留，以临时雇员身份加入编写组，每月50元零用钱，由杨振声自掏腰包。萧乾后来在《逃难记》里回忆说，从平津沦陷区里来的知识分子陆续汇聚到武汉，“汉口的交通路就宛如北京的金鱼胡同，不时地会碰上熟人。对许多知识分子，那时的武汉成为一个大十字路口。有的从这里去了延安，有的在这里加入了国民党”[萧乾：《逃难记》，《萧乾文集·5·散文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53页。]。

10月中旬，沈从文去了一趟长沙，与朱自清、杨振声商谈编写教科书的事，拜会曾经的“湘西王”、时任水利委员的老上司陈渠珍，当然，少不了也要和人在长沙的老友梁思成夫妇、张奚若、金岳霖相聚，同登“天心阁”[转引自张新颖：《沈从文的前半生》，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2月。]。在这之前，林徽因曾经写信告诉沈从文他们一家南下及在长沙生活的情形，“我是女人，当然立刻变成纯净的‘糟糠’的典型，租到两间屋子烹调，课子，洗衣，铺床，每日如在走马灯中过去。中间来几次空袭警报，生活也就饱满到万分……文艺，理想，都像在北海五龙亭看虹那么样，是过去中一种偶然的遭遇，现实只有一堆矛盾的现实抓在手里”[林徽因1937年10月致沈从文信，《林徽因书信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2、33页。]。

10月29日，沈从文从长沙给人在沅陵的大哥沈云麓写信，请大哥在沅陵接待梁思成一家。“梁思成林徽因二先生带了孩子、老太太，不久也许从沅陵向上行，到昆明作事。他们作的是古代建筑研究调查，听我说辰州龙兴寺值得一看，所以如其可能，他们或者会来沅陵住十天半月。”他让大哥设法托关系让他们好好看看龙兴寺这座大庙，又询问家中房子是不是空着，“我相信他们若住在我们的房子大楼上，看看你种的花，吃吃你作的拿手好菜（只是辣子得少放些），住十天或半个月，上路一定好得多”。第二天回了武昌，11月1日又去信大哥，请他帮梁思成夫妇询问，“由沅陵上昆明坐长途车要多少钱，多少日子，如果买的票是由长沙到昆明的，又是否可以在沅陵停一两天再上车？务望你询问一下，快信见告”。同时还给大哥汇去20元，事无巨细地嘱咐：“请为购廿斤猪肉作暴腌肉，切成条熏，熏得越快越好。作好后，就将肉一半付邮，寄至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交梁思成、杨今甫同收。余留下他们过路时带走。若思成等过路太匆忙，不能住，就望为购二三元溆浦大开刀橘，送他们解渴。另外还预备点可以在路上吃的菜，譬如保靖的皮蛋，龙山的大头菜，安江的柚子，家作的卤鸡。”[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18卷·书信1927—1948》，第257、259页。]

沈从文在长沙时，这里虽有过警报，但并未发生真正的空袭，1937年11月24日的空袭改变了这座城市的一切，梁思成林徽因租的房子在这次空袭中变成一堆瓦砾，此前林徽因给沈从文写信时还提及在长沙过冬的可能性，也许是空袭迫使他们下定了西去昆明的决心，12月8日早晨，梁林一家乘坐汽车沿湘黔公路出发，第二天中午到了沅陵，林徽因在那里给沈从文写信：

昨晚里住在官庄的。沿途景物又秀丽又雄壮时就使我们想到你二哥对这些苍翠的天，排布的深浅山头，碧绿的水和其间稍稍带点天真的人为的点缀，如何的亲切爱好，感到一种愉快。天气是好到不能更好，我说如果不是在这战期中时时心里负着一种悲伤哀愁的话，这旅行真是不知几世修来。

昨晚有人说或许这带有匪，倒弄得我们心有点慌慌的，但在小旅店里灯火荧荧如豆，外边微风撼树，不由得不有一种特别情绪，其实我们很平安的到达很安静的地带。

今天来到沅陵，风景愈来愈妙，有时颇疑心有翠翠这种的人物在！[林徽因1937年12月9日致沈从文信，《林徽因书信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8页。]

这是“匪区”印象之外的另一个湘西：富有诗意的边地。它由沈从文在1930年代的一系列书写——尤其是《边城》与《湘行散记》——建构而成，哪怕时至今日，只需比较一下“湘西”与“鄂西”“黔西”或者“川西”在文化内涵上的差别，你就能体会文学在塑造风景中的力量。旅行团中不乏沈从文的忠实读者，北大外文系大四学生林振述就是其中一位。他1912年出生于福建，中小学念书时爱好新文艺，被沈从文“笔端所带的感情吸引”，“图书馆借得到的，书局买得到的，无不尽量借，尽量买，直到无可再借，无钱再买了，还是把已买的书看了又看。大约因为自己来自农村，让沈先生在其作品中所表达的那份浓郁的乡土气息熏陶同化了。所以他的作品有形无形中对我起了镜子的作用，因为有它，才正确地了解自己”。后来在西南联大，林振述成了沈从文的学生，也是昆明文林街20号沈从文家的常客，“什么事，和沈先生谈起来，真像一句老话所说，如沐春风，只要具有生机的，莫不有欣欣向荣的机会”[林蒲：《沈从文先生散记》，《我所认识的沈从文》，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7月，第169页。]。

沅陵迎接梁林一家的是“不能再好”的天气，迎接湘黔滇旅行团的则是长达一周的暴雨雪，3月8日中午，杨式德与同学及厨役一同过江买菜，一路全是积雪，清澈的沅江被冲进河里的泥土染了黄色。想到过桃源的时候天气还很热，他很是费解。

这一次初春的寒潮很可能席卷了整个南中国，同一时间，英国作家奥登与衣修伍德坐火车从广州北上，去报道发生在中国的战争——对他们来说，武汉如同一年前的马德里一样，是抵御法西斯势力、保卫自由世界的理想堡垒。两人3月7日抵达汉口，当他们蹒跚着走出车站时，发现迎接他们的是一场暴风雪，“通往渡口的人行道和铺石台阶结了冰，走着溜滑溜滑的……扬子江翻滚的浊浪与狂风暴雪竞相肆虐，我们仿佛已来到了真正的世界末日之境”[（英）奥登、衣修伍德：《战地行纪》，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11月。]。而同样人在汉口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则用镜头记录下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降温：也是3月7日，无忧无虑的孩子们在临时首都一片空地上打起了雪仗。[《珍藏卡帕：罗伯特·卡帕终极收藏》，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11年6月。]

杨式德和同学买了六斗米，米店雇了一位老妇人背过河去，老人说她61岁了，杨式德问她背得动不，她说能背，“但是看她的步子有些笨重，路又滑。我实在不忍让她作这种劳苦的工作，但又想到她是贫穷的，一角钱的劳力费也许对她的帮助不小……正想着，一个三十岁上下的男子走来了，叫了声妈，替她背到宿营地了”。

余道南约了同学去游银壶山和伏波宫，下午，忽然天黑如墨，豆大的冰雹倾泻而下，他们只好匆匆回到住处。晚饭时，杨式德拿出白天在城里买的松花蛋，和着酱油吃，觉得味道很好，饭后去校医处注射预防霍乱伤寒的第三针疫苗，同学们纷纷传说从沅江溯水而上的运行李民船被土匪劫去了，因为从常德走水路到沅陵通常八天可到，今天已经是第九天。杨式德很担心，因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助教李嘉言先生也在船上，而且他自己的箱子里还有帮同学带的材料力学教材。

闻一多在沅陵给父母修书一封，报告离开常德后的情形：“每日六时起床（实则无床可起），时天未甚亮，草草盥漱，即进早餐，在不能下咽之状况下必须吞干饭两碗，因在晚七时晚餐时间前，终日无饭吃，仅中途约正午前后打尖一次而已……六日来惟今日至沅陵有旅馆可住，前五日皆在农舍地上铺稻草过宿，往往与鸡鸭犬豕同堂而卧”，好在头几日的疲乏过后，步行渐成习惯，“以男等体力，在平时实不堪想象，然而竟能完成，今而后乃知‘事非经过不知易’矣”[致父母亲，《闻一多全集》第12卷《书信·日记·附录》，第322页。]。在沅陵的雪夜，刘兆吉和在旅行团中结识的诗友、北大中文系大二学生向长清一同拜访了闻一多，向他提出了到达昆明后请他指导组织诗社的想法——这便是西南联大著名的南湖诗社的缘起。闻一多说，这些年他“改行”教了古书，不做新诗了，又说他与新诗并未绝缘，有时读读青年人写的诗，觉得比自己的旧作《红烛》《死水》还要好。天气很冷，闻一多用被子盖着膝盖，对年轻人侃侃而谈，刘兆吉做了详细的笔记，可惜日记本在“文革”中被抄走了。[刘兆吉：《南湖诗社始末》，《刘兆吉诗文选》，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第62页。]

7日这一天，余道南曾听说贵阳有多辆运货车来沅陵，旅行团计划搭乘其放空的车辆入黔，团部已去电与贵州当局商量，到了9日，贵阳来车一事又没了消息。这天早晨大雪纷纷，10点多才微露日光，下午两三点，天又阴了。坐在江边的楼上，远眺对岸的山峰，余道南有点心焦，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成行呢？他想起杜甫的诗句，“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只是沅陵满布松杉的青翠山峰在雪后已是银针素叶，一片琉璃世界，“祖国何处没有美丽富饶的河山，回顾我们虽然数千里徒步跋涉，总算还有个求学机会，这样一想，又觉得羁旅颓丧之气全都消除了”[余道南日记。]。

雪后的群山让林振述想起的是沦陷的北平：

“雪盖沅陵，雪盖伏波宫。天低垂着，天沉重地压着山，压着水。水从奇峰峭壁中拔出，流过回互的溪涧，流过江，摇撼如叶的帆船……

银壶山上伏波宫，那短墙垣围着的三级楼，上升，上升，‘聚观海岳’，迎面打入眼来的对岸万千人家，打入记忆里的，那层层高上的雪瓦，不是古城宫阙？穷千里目，怀念带你上景山，雪枝下，那该是北海圆顶的白塔了。大漠风吹冻一池托船水，那弯弯的船坞呀，留着昨夜游人兴阑的倦姿……笔直红色宫墙，挥界御河……”

就像他说的，“故都在雪里”[林蒲：《湘西行15》，《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