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大先生—政治学中可有“打人”一科—中共欢迎十个作家去延安—我没有故乡—这样的大雪也只有吃酒了—战争让一切文学名词失去意义—人和船都去了一层皮—组织村民游泳比赛的张学良—眼前佛国—当官觉得不长久—笋子蕨菜全都上市

一个外来人，在那山城中石板作成的一道长街上，会为一个矮小，瘦弱，眼睛又不明，听觉又不聪，走路时匆匆忙忙，说话时结结巴巴，那么一个平常人引起好奇心。说不定他那时正在大街头为人排难解纷，说不定他的行为正需要旁人排难解纷！他那样子就古怪，神气也古怪。一切象个乡下人，象个官能为嗜好与毒物所毁坏，心灵又十分平凡的人。可是应当找机会去同他熟一点，谈谈天。应当想办法更熟一点，跟他向家里走（他的家在一个山上。那房子是沅陵住户地位最好，花木最多的）……他需要的不是同情……他需要人信托，因为他那种古典的做人的态度，值得信托。同时他的性情充满了一种天真的爱好……他的视觉同听觉都毁坏了，心和脑可极健全。……他的名字叫作“大先生”，或“大大”，一个古怪到家的称呼。商人、妓女、屠户、教会中的牧师和医生，都这样称呼他。到沅陵去的人，应当认识认识这位大先生。[沈从文：《沅陵的人》，《湘西》，《沈从文全集·第11卷·散文》，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这是沈从文在《湘西》中描绘的一位“大先生”——他的大哥沈云麓。沈从文不但把他写进了纪实作品，还把他写进了短篇小说《芸庐纪事》[“把你当个主角，将来必有许多人读来发笑”——沈从文1942年5月致沈云麓信，《沈从文全集·第18卷·书信1927—1948》，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402页。]——大先生每天满街走动，沅陵无人不识，但也会突然消失，这时人们便知道，他离开本地，到另一个什么码头忙去了。无非是上行或下行。由沅水往上，回四百里外的老家凤凰县，参加亲友婚丧典礼，回来必带些土特产；由沅水往下，从常德玩到长沙，兴致好一路下到上海，甚至去北平，带回来的东西就更多了，“北平的蜜饯，烟台的苹果，广东的荔枝干，做酒席用的海味作料，牛奶粉，番茄酱，糊墙的法国金彩花纸，沙发上的锦缎垫褥，以及一些图书杂志……一切作为竟似乎完全出于同一动机，即天真烂漫的童心，要接近自己的人为之惊奇，在惊奇中得到一点快乐，大先生也就非常快乐，忘了车舟的劳苦和金钱花费”[沈从文：《芸庐纪事》，《沈从文全集·第10卷·小说》，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08页。]。

所有旅行中，大先生最得意的一次，是1932年从上海跑到了青岛，见到了自己正在青岛大学教书的那个作家弟弟，看到了青岛漂亮的西式别墅，“回转到家里时，却从一大堆记忆印象中摸掏出一个楼房的印象来。三个月后就自己打样，自己监工，且小部分还是自己动手调灰垒石，在原有小楼房旁边空地上，造成了座半中半西的楼房”[沈从文：《芸庐纪事》。]。——这便是“芸庐”的由来了。

在沅陵时，林徽因和梁思成带着再冰和从诫两个孩子去芸庐拜访沈云麓，芸庐在小山上，“非常别致有雅趣”，她当天给沈从文写信，“原来你一家子都是敏感的有精致爱好的”。沈云麓人极热情，“待我们太好，我们真欢喜极了……有半天工夫在那楼上廊子上坐着谈天，而我真感到有无限亲切。沅陵的风景，沅陵的城市，同沅陵的人物，在我们心里是一片很完整的记忆，我愿意再回到沅陵一次，无论什么时候，最好当然是打完仗！”[林徽因1937年12月9日致沈从文信，《林徽因书信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8页。]

1938年的沅陵沐浴在战时繁荣之中，“各种各式的商店都有主顾陆续进出，各种货物都堆积如山，从河下帆船运载新来的货物，还不断的在起卸。事事都表示这个地方因受战事刺激，人口向内迁徙，物资流动，需要增加后，货物的吸收和分散，都完全在一种不可形容匆忙中进行……”新任省主席张治中推行的民众训练也伸展到了这里，不单是一般男子，“和尚、尼姑、道士以及普通人家的妇女”，也要遵照省令，开始集训，连本土的娼妓也不例外，穿着蓝布衣服整队做救护集训，颇引来一些看热闹的人。[沈从文：《芸庐纪事》。]

在小说中，满街乱转的大先生卷入了一场纷争：北方来的大学生和本地商贩发生了冲突，他去拉架，讽刺青年学生不该打人，“你们学政治，政治学中可有‘打人’一科？什么人教？张奚若？钱端升？”学生又气又恼，连他也要打，手里带的一本小书马上就要朝他头上砸去，好在一位军官出现，扣住了那本书，好言相劝，化解了冲突。还书给学生时，军官瞅了一眼那书的灰布封面，印着四个银字：湘行散记——当然是沈从文虚构出来的情节，但却也是他1938年1月回到沅陵后真真切切感受到的张力。

南京沦陷后不久，教科书编写工作暂停，1937年12月下旬，沈从文离开武昌，又一次来到长沙。还在武昌时就有熟人相告，中共方面欢迎十个作家去延安，可得写作上一切便利，“我是其中之一，此外有巴金、茅盾、曹禺、老舍、萧乾等等。所以十二月过长沙时，一个大雪天，就和曹禺等特意过当时八路军特派员办事处，拜访徐特立老先生，问问情形。徐老先生明白告我们，‘能去的当然欢迎，若有固定工作或别的原因去不了的，就留下做点后方团结工作，也很重要’”[沈从文：《湘行散记》序，《沈从文全集·第16卷·文论》，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91页。]。

“风向什么方向吹？实需要一种抉择。”1949年3月，面对即将到来的新社会，沈从文这样回顾当初的选择：“当时本有两条路可走，西南或西北。出于过去生命所积蓄，所积聚，形成的愿望和能力，能向西北农村走，对我自然是一个大转机。因为多少年以来，即有一种看法，他人出国留学，我倒想看看东北和西北土地人事，从寥廓、朴素、简单、荒寒、陌生背景中，可以体验出更多不同的变化和生长。手中一支笔，也正好为一些新的课题而重用。西南都市我比较熟习，实在学不了什么。上海南京武汉都住过，早已感觉厌倦。且深深明白都市人事不易适应，为改造自己也唯有向陌生处一方走。但在习惯上和家中人生活关系上，我终于随同北方师友，向西南跑了。[沈从文：《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沈从文全集·第27卷·集外文存》，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8页。]”和沈从文一起去沅陵，并同住芸庐的还有萧乾等人。“沈云六（麓）大哥的家宅是坐落半山的一幢杏黄色小楼。”这是萧乾的回忆，“我们这位主人非常近视，又十分风趣。战争年月，一下子接待十口子逃难者，那份慷慨豪爽实在令人难忘”。萧乾在沅陵也吃了狗肉，这还间接导致他生平唯一一次醉酒，“那也是我第一遭吃狗肉。几杯之后，我同桌上的一位青年辩论起来。一个说吃的是狗肉，另一个说是‘犬’肉。辩得十分认真，以至双方都面红耳赤”[萧乾：《逃难记》，《萧乾文集·5·散文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

离乡十多年，再次回到湘西长住，此时的沈从文“已近于一个受欢迎的远客”，所以，“说话多些也无什么忌讳”，又赶上沅陵行署成立，负责人正是他的老上司陈渠珍，“我哥哥因此把这些同乡文武大老，都请到家中，让我谈谈从南京、武昌和长沙听来的种种。谈了约两小时，结论就是：‘家乡人责任重大艰巨，务必要识大体，顾大局，尽全力支持这个有关国家存亡的战事，内部绝对不宜再乱。还得尽可能想方设法使得这个大后方及早安定下来，把外来公私机关、工厂和流离失所的难民，分别安排到各县合适地方去。所有较好较大建筑，如成千上万庙宇和祠堂，都应当为他们开放，借此才可望把外来人心目中的‘匪区’印象除去。还能团结所有湘西十三县的社会贤达和知识分子，共同努力把地方搞好……’”[沈从文：《湘行散记》序，《沈从文全集·第16卷·文论》，第392页。]

这是有着本地人与外地人双重身份的沈从文思考的大问题，在“长沙临时大学、中央军校向川滇迁移过境……政治学校、商学院、艺专、湖南大学，以及三十余公私中学，及无数国家机关单位陆续向上疏散”的时刻，如何处理“情绪隔离状态发生的问题”，如何将“家乡人的自尊自信心，和外来者的同情与理解，能作成一种新的调和或混合”[沈从文：《湖南的西北角》序言，《沈从文全集·第16卷·文论》，第355页。]。这也是一个在路上再造故乡的问题，1938年新年到来之际，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已纷纷沦陷，中国丢掉了东部大片国土，1月刊的《旅行杂志》发起了一次“我的故乡”征文，一位祖籍蓝田、出生于长安的作者宣布“我没有故乡”，在一片感时伤怀的氛围中显得颇为不同：“战争能改变地界，也能改变血族。战争把原有的秩序打破了，让人们之间产生一种新的联系。人不要抱着死守故乡的观念，人能充实自己，即使离开故乡也能保住故乡，人没有进步，即使死守着故乡，故乡也保不住了！我希望故乡的人去游览他乡，我希望他乡的人来把故乡领赏。”[阎重楼：《我没有故乡》，《旅行杂志》1938年1月刊。]“抗战建国”并非只是国民政府的纲领，也是许多知识分子的热望——民国成立之初的热情已经消退，后五四一代的青年被悲观主义和愤世嫉俗笼罩，这时候战争来了，它是一场灾难，但或许也是一揽子解决所有问题、让中国获得新生的契机，由此，不仅要靠前方，也要靠后方发动民众，街头话剧、漫画、战时文学、大众报纸蓬勃发展——研究战时文化的学者洪长泰认为，抗战改变了中国大众文化的根本属性，它不再是大城市商业主义的产物，而是变成了针对广大农村的宣传工具，而等到抗战结束后，国统区大众文化取得的进展为中共所用，让他们在宣传上率先赢得了内战。[Chang-tai Hung（洪长泰）：War and popular cultur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年6月。]

3月10日，天气很冷，沅陵街头很多从乡村背木炭来卖的男女。杨式德和清华化学系大三同学张一中、北大中文系大二同学王鸿图到临江的小楼上吃酒，要了冬酒半丘鸡子，二角，一个春笋炒香干，一角，慢慢地喝着。杨式德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这是杨式德日记中我印象最深的场景之一。部分原因是，那个年代的学理工的年轻人也愿意思考这种哲学问题。你自然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体用之辩”的延续，可以说是因为抗日救亡的大背景，甚至可以说1930年代左翼思潮本来就在全世界风起云涌——比较起来，“当代”简直琐碎得一地鸡毛，可是，不要说1930年代，哪怕和二十年前相比，我们对一个更好的世界的乡愁还剩多少？或者，我们还有想象那个世界的能力吗？和许多人一样，杨式德从长沙出发起就每天记日记，不同之处在于，这本日记得以保存至今。那是一个横格硬皮本，六寸宽七八寸长，深紫色，封面和封底都没有字，在1976年1月杨式德去世后，和他许多本其他时期的日记、从美国带回来的英文书、后来添置的俄文书，以及他保留下来的联大校徽、学生证、同学们互赠的小照片等等，一起沉睡在他的书柜里。他从未对子女们说过湘黔滇旅行团，他的儿子杨嘉实只记得父亲隐约提过年轻时走过很长的路，提起西南联大的次数也屈指可数，多半是说起某个故人时，“第一次听到西南联大时很奇怪，哟我爸怎么还在这么一个学校待过？这是一个什么学校？”

父亲去世不到一年后“文革”结束，下乡的知识青年杨嘉实得以回到北京，并于1977年考上了清华大学力学系，他是在翻找父亲留下的参考书时发现这本日记的，“有个手写的标题，湘黔滇旅行日记，我看了几页，当时也没人当回事”。1986年他中断在清华读博选择出国，再回来已经是1998年，这一年西南联大校友会举行60周年校庆，向海内外校友征集资料，杨嘉实在美国给姐姐打电话，说有这本日记，让她去找找，“找不找得到我都没把握，但是很幸运都还在”。

后来杨嘉实把这本日记的原件捐给了清华大学，又把父亲的其他日记带到了美国。湘黔滇旅行日记他读过很多次，读到父亲与同学在沅陵下雪天吃酒时非常惊讶，“因为他一生是烟酒不沾的，非常自律，没想到他年轻时还喝酒”。但主要的感慨还是，父亲比自己同龄时成熟多了，“一个是战乱，比较早熟，再一个，以前受到的教育也比较系统。像我们10岁以后基本上就是‘文革’了，什么东西都没读过没学过，传统文化这一块有很大欠缺，你看北大校长读错字，就是和我同一辈的人，很正常，有很多盲区”。

湘黔滇旅行团的许多人都试图在路上理解中国。刘兆吉沿途采集的一些民谣令他感到不适，比如这首，“斯文滔滔讨人厌，庄稼粗汉爱死人。郎是庄稼老粗汉，不是白脸假斯文”，又比如这首，“要想老婆快杀敌，东京姑娘更美丽；装扮起来如仙女，人人看见心喜悦。同胞快穿武装衣，各执刀枪杀前锋。努力杀到东京去，抢个回来做夫人”。他对指导老师闻一多说，原始啊野蛮啊，结果被闻一多批了一通，说他还是孔夫子那一套。刘兆吉不服气，当天行军结束后，看见几个同学在喝茶，就凑过去抱怨：今天真是触了霉头了，被闻胡子给臭骂一顿。那几个同学没人接话，他奇怪了，往黑漆漆的屋里面定睛一看，发现闻一多端端正正地坐在里头，把他给吓坏了，赶紧道歉，说自己说错话了。闻一多回他：你刚刚说错了什么？我没听见啊，你再说一遍？

这个故事刘兆吉后来当笑话给儿子刘重来讲过好多次，笑归笑，他也提起，后来在《西南采风录》的序言里，闻一多对他的不服气给了正式回应：“你说这是原始，是野蛮。对了，如今我们需要的正是它。我们文明得太久了，如今人家逼得我们没有路走，我们该拿出人性中最后最神圣的一张牌来，让我们那在人性的幽暗角落里蛰伏了数千年的兽性跳出来反噬他一口。”[闻一多序，刘兆吉《西南采风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12月。]

在“尚武”这一点上，沈从文和闻一多两位老友多少有点殊途同归。“一些由行武出身的军人，常识且异常丰富；个人的浪漫情绪与历史的宗教情绪结合为一，便成游侠者精神，领导得人，就可成为卫国守土的模范军人。”这是沈从文在《湘西》里的说法。“对军事冒险他则抱有一种比较肯定的态度。”《沈从文传》的作者金介甫解读说，“也许现实中的湘西城镇亦是如此。人们在边远地区平定暴乱，在荒山野岭开荒务农中建起了自己的生活。因此，在古堡垒废墟中的当地苗疆本身，具有一种太平的，甚至田园牧歌式的气质。尚武主义在边镇环境中有其自己的目标……这就是沈从文视野中的怀旧情绪。这种情绪在1938年变得尤为强烈。‘世外桃源’甚至可以在尚武主义中找到。[（美）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而在现实生活中，沈从文把这种怀旧的希望投射在自己三弟沈荃身上。

沈荃毕业于黄埔军校，曾参加北伐战争，在朱德的第三军教导团当排长。抗战爆发后任128师382旅746团团长，1937年11月率部投入浙江嘉善阻击战，与杭州湾登陆的日军血战七昼夜，128师全是湘西子弟，牺牲超过四分之三，746团1500名官兵更只剩120余人，沈荃负伤，回家乡休养[凌宇：《摘星人·沈从文传》，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5月，第356页。关于128师湘西子弟的描写，亦可参见沈从文《一个传奇的本事》，《沈从文全集·第12卷·散文》，第227页。]。

林徽因梁思成拜访沈云麓时，沈荃已回到沅陵，就住在芸庐，他的伤已愈合，可以拄拐杖走路了，后来住进芸庐的萧乾也见过沈荃，形容他是位“英俊潇洒、谈吐文雅的军人”[萧乾：《逃难记》，《萧乾文集·5·散文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沈从文以三弟为原型创作了短篇小说《动静》，而《动静》可以看作《芸庐纪事》的续集——故事正开始于年轻团长在“芸庐”安静的养伤日子。在沈从文笔下，这位从前线下来的年轻男子，“身材虽十分壮美，脸色却白白的，显得血色不足，两只手搁在短短的皮大衣口袋中，完全如一大少爷”，这“大少爷”正嘱咐那养马人，每天应给马两个鸡蛋吃，这句话被旁边走过的两个参加救亡运动的初中生听到了，不免嗤之以鼻，他们原本就对这栋房子的布置和主人的从容生活不满，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房子”，住着一个“废物”官僚——毕竟他们已经读了许多救亡小册子，以为从小册子里取得了对战争的一切理解，“自己业已觉悟，所以要领导群众，教育群众，重造历史”。

团长静静地休养了两个多月，无意中被一个医生透露了消息，原来他是从东线负伤下来的军人！屋子的清静被打破了，每天都有三五个学生来慰问、拜访，或者请他签名，请他演讲，“怀了一种崇敬之念和好奇心，乐于认识这个民族英雄”，听他说说前线打仗的故事，或者提一些与战争有关的问题，请他答复。那两个曾经对他嗤之以鼻的学生也带着愧悔之情来过了。

医生要军官说说对于这些年轻人的意见，军官就说：“小朋友都很可爱。生气勃勃，又有志气……我听他们说，实在不想再读书了，要从军去。我劝他们要从军先去受正式军校训练，都不去，倒想将来参加游击战。照读书人说法，这是浪漫情绪的扩张。能做诗的人，不能作一个很好的下级军官。这种年龄一定是这么打算……”

……

等到学生们把好奇心稍稍失去后，对这个年轻军人的看法又一次发生了变化，主要是觉得他是个十分单纯的家伙，除了战争，谈什么都不大懂，并且他居然认为青年学生热心想参加游击战是浪漫情绪的表现，这太伤害人的自尊心了。于是慢慢地，大家就抛下了这个“民族英雄”，继续忙自己的宣传，山上的房子又恢复了安静。

不久，养好伤的军人又要上前线了，学生们商量着开个送行大会，但省里电报催得急，团长带领补充进来的将士提前动身了。在河滩上他们遇到了两个学生，得知军队提前开拔的消息，两人愣住了，商量一阵，一个回学校去通知其他同学，另一个去党部报告，走到一半，看时间来不及了，到杂货铺买了两挂鞭炮，跑回河边，大船已经拔了锚，很快就离岸转头了。

这当然是小说，可是里头的情感却是真切的，1943年，沈从文在《大公报》的一篇文章里回顾了真实的送别：“一个阴云沉沉的下午，当我眼看到几只帆船顺流而下，我那兄弟和一群小军官站在船头默默的向我挥手时，我独自在河滩上，不知不觉眼睛已被热泪浸湿。因为四年前一点杞忧，无不陆续成为事实，四年前一点梦想，又差不多全在这一群军官行为上得到证明。一面是受过去所束缚的事实，在在令人痛苦，一面却是某种向上理想，好好移植到年青生命中，似乎还能发芽生根……”[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0卷·小说》，第6页。]

我在沅陵的第二天，早晨起了很浓的白雾，这雾驻在沅水河谷里，不入市区半步，把对岸送去了另一个世界。雾散已近9点，我步行经过沅水大桥，江水绿中带黄，质地浓郁，像是加了过多奶沫的咖啡，水流得也极缓，完全没法想象当年旅行团坐在小划子里，顶着两米高风浪飘摇过江的情形。桥那头是沅水南岸的凤凰山，沈从文在为外地人所写的《湘西》里说，虽然赶尸啊、辰州符啊之类的传说不可靠，但在好奇心失望后，可从自然风物的秀美上得到补偿。从沅水南岸看北岸县城，“房屋接瓦连椽，较高处露出雉堞，沿山围绕，丛树点缀其间，风光入眼，实不俗气”，而由北岸望南岸，“河边小山间，竹园、树木、庙宇、高塔、民居，仿佛各个都位置在最适当处。山后较远处群峰罗列，如屏如障，烟云变幻，颜色积翠堆蓝”。[沈从文：《沅陵的人》，《湘西》，《沈从文全集·第11卷·散文》，第353页。]

南岸仿佛变化不大，凤凰山郁郁葱葱，庙宇飞檐犹在，只是山顶多了一些电线塔。沿“少帅石板路”而上——1938年10月起，张学良在此度过了幽禁的14个月——我又看到一些插着竹子的坟头，询问一位大叔，他说这是本地几百年的传统了，寓意后代兴旺发达。站在山腰上看北岸的沅陵县城，和沈从文当年的描述已无任何关联：山头消失了，接瓦连椽的不俗气的房屋也没有了，只是一大片半新不老的难看建筑。大叔告诉我，1990年代中期下游的五强溪水电站开始蓄水后，沅陵老城就整个被淹了（我想起刚刚在城里看到一家“移民餐馆”），现在看到的新县城，是把以前的山头都削平建设起来的。他说以前的沅水只有现在的一半宽，水相当清，“站在上面可以见底”，也相当急，“要不是修这个水库，从这上面一直到五强溪。好多险滩，相当危险的”。

1938年下半年，湘黔滇旅行团离开沅陵仅仅数月，武汉战事吃紧，大批人财物从汉口、长沙经洞庭湖往沅陵疏散，《扫荡报》记者程晓华回到岳阳老家，带上一家老小雇船先撤往洞庭湖西岸，又沿沅江前往常德，在常德，他们找不到继续上行的船只——从常德至沅陵的江段满布险滩，只适合在湖区和内河航行的“下河船”必须在常德换成“上河船”，但疏散的人太多了，从常德到沅陵的船都是满载，常沅公路也是军运忙碌，轮不到他们。找船几天一无所获后，他们只能出高价求船老大冒险继续上行，船老大因为自己的家人也急于上行避难，最后勉强答应，条件是一旦遇到危险就放弃。等他们逆流而上出发后，才发现沅水上一片白帆，不少长沙甚至汉口来的下河船都在冒险往上走——平日里，连这种想法都不应该有的。[程晓华：《常沅十八滩》，国防书店，1941年11月。]

接近山顶，对着不但没有险滩、且几乎静止的沅江，我稍微表达了两句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遗憾，大叔不置可否，只是说，沅陵是国家级贫困县，“交通不行，没有通火车嘛，就是一条高速”。是啊，几百年来沅陵都是湖南交通重镇，可驿运和水运的时代过去了，甚至国道的时代也过去了。

山顶是凤凰寺，当年张学良就住在寺内送子殿，如今这里被辟为少帅纪念馆，一张幽禁行程图画出了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的“旅行”：西安—南京—浙江奉化—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郴州—湖南沅陵—贵州修文—贵阳—贵州开阳—贵州桐梓—重庆—台湾新竹。到沅陵后，当时的县长为张学良建了一座天桥，从卧室可以直通望江楼，方便他观看龙舟。除了龙舟与风景，当时集结于沅陵码头，准备顺流而下往前线抗日的船只想必也历历在目吧，不过，张学良到沅陵时，武汉行将沦陷，他看到更多的应该是从下游疏散上来的大批民众。其中就有程晓华一家。离开岳阳一个多月以后，他们终于在一个傍晚抵达了沅陵，船是到了沅陵，但用船老大的话说，“人去一层皮，船去一层皮”。这条下河船，船头被石矶碰裂开了缝，船底有四五个冒水处，竹篙撑断了四五根，布帆被扯得七零八落，人呢，凡是曾经撑篙或下水参与拉纤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一身伤痕。[程晓华：《常沅十八滩》。]

张学良到沅陵次月，湖南省政府也迁来了沅陵，随之而来的还有湖南广播电台、《抗战日报》和雅礼中学等大批学校。雅礼中学初中部有一位学生叫厉以宁，他在沅陵前后工作生活了七年，直到1951年夏天坐船去长沙参加高考，被北京大学经济系录取[厉以宁代序：《我的湘西情》，何重义《湘西风景之旅》，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8月。]。整个抗战期间，沅陵是内迁的重要中转站，也是湖南的“大后方”。1942年到1945年间，穆旦的堂弟查良镛也曾两次在附近一个农场生活，第一次是为准备联考，他考上了西南联大，因为没有路费学费，只能放弃，上了免学费的中央政治学校；第二次是他从中央政治学校退学后，回到湘西的农场里种油桐、读书、翻译，谋划着战争结束后自己的前途。这里的汉人苗人无一不会唱歌，冬天的夜里，他与他们围着从地里挖出来的大树根烤火，一面从火堆里捡起烤熟的红薯吃，一面听他们你歌我和地唱着，再用铅笔一首首记录下来。湘西给他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致后来在他创作的武侠小说里，无数次出现与湘西有关的地名或者情节，《射雕英雄传》里一灯大师、瑛姑隐居的地方在湘西，郭靖、黄蓉“过常德、经桃源、下沅陵”，一路寻找的铁掌山也在湘西，而《连城诀》里的狄云干脆就是沅陵南郊的麻溪铺乡下人，他说，“我的小说中……最好的男主角是很忠厚、老实、朴素，受了委屈也不怪人家，武功不是很好，对人很体贴的狄云”[傅国涌：《金庸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7月。]。

张学良在凤凰山的行动还算自由，虽然走到哪里都有便衣随行。他经常打网球，也常下到江边钓鱼，有一次被国立艺专的学生发现了，有人写信给亲友，把张学良将军在沅陵的消息当作新闻来传播，结果这些信件都被邮检所查获[丁文第：《张学良离开永兴去沅陵》，《沅陵文史资料·第2辑·张学良在凤凰山》，1986年11月。]。夏天时张学良还会下河游泳，用汽车内胎做救生圈，他甚至还组织过山脚下村民的游泳比赛——派人买回许多大西瓜，埋在河沙里凉起来，比赛那天，发给参加竞赛的人吃[杨绍泉：《我忆张学良将军》，《沅陵文史资料·第2辑·张学良在凤凰山》，1986年11月。]。这位被软禁的将军惦记着抗战前线，但他被允许做的事情太有限了，于是便有了那首《自我遗憾作》，如今还留在送子殿的墙壁上，连同他用过的桌椅和睡过的枣色木床：“万里碧空孤影远，故人行程路漫漫。少年鬓发渐渐老，唯有春风今又还。”

下午我去了沅陵县史志办，收获有限，工作人员说，档案局的楼被推掉重建后，原始资料就被打包封存起来了，他们去年也想做一个项目，回顾沅陵在抗战期间作为湖南省临时省会的历史，因为查不了资料没做成。不过即使能查原始档案，他们现在也没时间做，都在忙着扶贫攻坚呢，这是所有政府部门此刻的核心工作——史志办也不例外——后来一路往西，我发现沿途所有县市都不例外，某县一位史志办工作人员非常认真地告诉我，大家都得下乡，而且得待够时间，“来办公室上班是要被通报批评的！”

出县政府大院是下午4点，太阳还是很大，晃得人有点睁不开眼。政府门口的小广场上有树荫和一头铜铸“孺子牛”，一群五六十岁的男人聚在这里，两人对弈象棋，六人围观，自动分成两方，吃了对方好子时拍手齐声欢呼，用唱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

县政府大院位于一个面向沅江的斜坡上，往下有一片因为地势原因没有被淹的老房子，空气中飘浮着农家肥的气味，一条四脚蛇机警地溜进了小径旁边的菜地。我辗转许久，终于在最下头几乎临近江边的地方找到了《抗战日报》旧址——1938年11月该报由长沙迁来沅陵，廖沫沙和周立波分任正副总编辑，携家庭分住左右厢房，同时还在屋前又租了一栋房子开设“新路”有声影院，门票收入作为报社积累费用[周举仁：《在沅陵复刊的抗战日报》，《沅陵文史第3辑》，1988年10月。]。黄仁宇没有来沅陵，他留在长沙，其后考入成都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第十六期，并在战后去了美国，“不论我父亲是否喜欢，我必须接受下列事实：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选择的自由比血缘关系更为重要”[《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6月，第61页。]。

《抗战日报》旧址现在的房主是一位77岁的老太太，我进屋时她正在屋后的菜地里摘萝卜苗，他们一家是水库移民，1990年代买下这栋房子，当时花了万把块钱。前几年翻修房子，把糊在正屋墙壁上面的老报纸一层层剥下来，没想到是当年的《抗战日报》，引发一时轰动，还上了新闻，但房屋也由此成了文物，不能加盖楼层——老太太说到这里一肚子怨气，她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一层楼早就住不下了。

离老太太家不远就是始建于唐贞观年间的龙兴讲寺——当年林徽因梁思成研究古建筑想要拜访的大庙。梁林没有留下他们参观的记录，而旅行团的学生前来拜访时，有老和尚洗手焚香，从积尘的经阁上取下“千佛袈裟”，告诉他们：“年代古老了，灵异咧！是唐朝李太后亲手绣的。[林蒲：《湘西行16》，《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5月16日。]”八十年过去了，那块董其昌题写的“眼前佛国”匾额还在，只是佛国已无佛像，听工作人员讲——她也是听老人说的——“文革”初期“破四旧”，铜制佛像被拿去炼了钢铁，陶制佛像由于里头有信众供奉的茶叶，传说可以治病，被红卫兵打破哄抢。这个细节让我觉得有点荒诞：一个“迷信的无神论者”究竟是什么样的形象呢？

从龙兴讲寺出来，沿江边公路往市中心方向走，右手边水面以下是从前的老街，现在是绵延颇长的“五强溪国家湿地公园”，这是沅水变成库区后形成的，有时候你不能不反过来佩服大自然适应人类的能力。接近龙舟广场时我看到了白墙青瓦的两栋老屋，路边石碑介绍说是四十七军军部旧址，“1950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奉命挺进湘西剿匪，军部设于旧址内”。一位老人在屋前劈柴，准备烧火煮饭，他是这两栋老屋的看护人，就住在二楼，“楼上舒服，楼下不舒服”，水位上涨后，原本位于山腰高处的老屋一下子到了河边的低处，“四道八处的水都往这儿流，湿气太重！”

他跟我讲起了老屋的历史，1949年以前，这房子对面是县党部，房子的主人家里有钱，“有两个老婆，这是帮二房修的，里面是他晒东西做糕点生意的地方，他是土财主啊，老一辈人说他们家有金碗金筷金杯”，但土财主家里没有当官的，“觉得不长久”，就在县党部买了个官，还搞起了电台……“（后来）房子没收了，充公了。有些老人就讲，四十七军在这里办过政治部，就是搞宣传咯，（介绍）说这里是军部，其实军部在下面”。后来财主家变成了法院，法院又给了总工会，老城被淹，他所在的装卸搬运公司没有房子，总工会就把这两栋房子给了他们，现在搬运公司也搬走了，留下他一个人看房子，拿退休工资，“一个月两千多，吃饭够了”。

老人听长辈说过沅陵城当年的繁华，“城门也有，城墙也有，还很雄伟，因为中央四大银行都到我们沅陵县，还有全国的逃难同胞都到我们这里，因为走不出去（不好疏散）把我们的城墙都拆掉了”，他问我去过龙兴讲寺没有，说里头（虎溪书院内的一个元墓陈列展）有个木乃伊是元朝人，“那个也不容易哎。元明清几个朝代了。这个人还保持完好。最不体面的就是，他们把他的衣服全部剥掉了”。

1949年春天，沈荃，那位两上前线抵抗日本人的军官，在上海目睹旧政权的衰亡，感到心灰意冷，不愿南下广州，而是携妻带子回到了家乡凤凰。在这之前的1946年、1947年左右，沈荃的表侄黄永玉去过一次南京，见到了在国防部工作的三表叔。虽然已是中将，但沈荃的生活过得很清苦，心情也沉重，“看样子气数尽了！完了！内战我当然不打。和你二表叔跟田君健合作写抗战史[田君健，1906年出生，湖南凤凰人，省立第二师范毕业，抗战期间曾任第77师副师长，参与第三次长沙会战、长衡会战等，1945年升师长，1947年在山东死于国共内战。参见《湖南历代人名词典》，长沙：湖南出版社，1993年12月，第498页。]也成为笑话，谈何容易？……看来要解甲归田了……”[黄永玉：《这些忧郁的碎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9月，第56页。]

1949年8月，国民政府湖南省主席程潜通电和平起义，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后进军湘西，陈渠珍也选择了和平起义，沈荃跟随老上司一道参加了起义，凤凰县于11月7日解放。五个月后，凤凰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并设立凤凰常备队，沈荃任指挥员，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职务，常备队的主要任务是配合解放军四十七军一三九师四一七团，在凤凰县各地剿匪和轮流受训。不到一年，龙云飞父子的反叛引发了对起义人员的重新审查，1950年12月18日，凤凰常备队在一天之内被解放军包围缴械，同一时间，全国范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李辉：《破碎的将军梦——记沈从文和弟弟沈荃》，《纸上苍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第65页。]

1951年2月9日，沈荃人在狱中写出数千字的《反省书》，“我以为我是进步军人，不入帮会”，在第四部分“我过去的罪恶”中，他写道，“……不过我带兵十多年，除了作战，从不杀人、抢人、强奸”。11月28日，沈荃被判处死刑[李辉：《破碎的将军梦——记沈从文和弟弟沈荃》。]。1983年沈荃得到平反，被确定为起义人员，妻子罗兰被增补为县政协委员。

黄永玉还回忆了“大先生”沈云麓（也就是他的大表叔，他管他叫沈大满）后来的情形，“他做过许多可能自己也忘记了的好事。送一些年轻人到远远的‘那边去’。那边有多远？去干些什么？他觉得‘好’就成。那些年轻人都成了‘老干部’了，也想起他。‘他’这个人活得很抽象，睡觉，三餐饭，发点小脾气，提点文化上根本不必提的‘建议’，算是个‘县文物委员’。人要报答他也无从报答起，因为他什么都不需要”。

芸庐主人走后，芸庐成了沅陵一中的教师宿舍，1990年代，因为修建一中宿舍楼，芸庐被拆掉了——当年也不是没有过争议，有人为此四处奔走，甚至一位县长也力主保存，但最终还是拆掉了。2015年，有记者找到一位1980年代在里面住过四年的语文老师赵儒贵，赵儒贵回忆，芸庐被拆前是一栋二层12间的米黄色小洋楼，四周砌着围墙，南面是院门，门上满身大圆钉，配有一双铁环。门外有块一丈见方的平台，边缘修有供人小憩的石凳，站在石凳上可以眺望沅江里的帆船。[《在风景优美的地方相遇沈从文大哥倍感亲切》，《潇湘晨报》2015年7月4日。]

八十年前，沈从文曾经坐在这里给还在北平的张兆和写信，那是1938年4月3日，送走湘黔滇旅行团的老友将近一个月了，远处沅江春水微浊，大小木筏乘流而下。收音机里传来肖邦的曲子。

随着大批教育机关向大后方撤退，编撰教科书办事处也决定迁往昆明，沈从文一行人计划4月13日由沅陵动身。4月12日他给张兆和又接连写了两封信。

4月13日，沈从文起得很早，4点钟又开始给张兆和写信。天还没亮，在芸庐隐约可见一些山树的轮廓和一片白雾，不知谁家的丧事，敲打了一夜的锣鼓。他们计划5点半过江，还得叫城门，叫渡船，然后乘车沿着京滇公路一路往西，正式踏上前往昆明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