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小分队—死里逃生—要什么样的奇迹才能遇上—不放辣椒的面我们不卖—亲妈饭店—在湘西小城感受流量年代—每次空袭后都要枪毙汉奸—找些无愧于心的工作—作为传奇的空中谒陵—飞行员夹克成了时髦—那些好人都去了哪里

雪困沅陵整整一周后，旅行团才等到押运行李走水路的小分队[杨式德日记。]，小分队同伴说，快到沅陵时，遇到几个挑行李的船夫，说是前面十余里有土匪，抢了他们的船，叫他们各拿各的行李走路。学生们命令小分队的船夫赶紧往回开，找一条交叉的支流躲避，谁知船夫认为“盗亦有道”——大约是觉得土匪不会抢这群丘九的东西——坚持要往前继续赶路，自己也好多做些生意。最后学生们允诺加倍给付船钱，才开到一处岔口隐避起来，一躲就是三天，既无消息，又缺粮食，只得冒险前进，好在那股土匪已经转向桃源山中去了。[长诚：《抗战中的西南（十）》，《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5月1日。]

可能是希望追回因雪耽搁的日程，也可能是担心沿途遇匪想快速通过，团部决定由沅陵乘汽车前往湘黔交界的晃县。经与地方公路局磋商，沅陵车站拨给旅行团8辆卡车，条件是提前付款[长诚：《抗战中的西南（十一）》，《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5月14日。]。从3月12日起，旅行团分批次乘车开拔。

因为烤火过多，林振述在沅陵生了病，喉咙肿痛，浑身无力，一位自称“敌病将军天下刘半仙”的本地郎中，一边攻击西医，一边给他开了几粒“祖传”药丸，他没敢吃。第二天早早出发，他想着在车上吹吹雪风没准会好一点，没想到人多车少，“二三十个人货包似的塞满每个向天开敞的车厢的空，你伸手撞到别人的嘴巴，别人翘脚碰到你的肚子”，雪天路滑，卡车每上一个小坡都要喘粗气，冒黑烟，快到中途的辰溪县时他看到路上不少拿着枪的行人，模样像是打猎的，有人说了句，“这一带地面不大干净”，又引起他还在疼痛的大脑关于土匪的联想。[林蒲：《湘西行24、29》，《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5月25日、6月1日。]

比湘黔滇旅行团晚走大半年的国立艺专，就是从沅陵乘车前往晃县途中遇匪的。“车由高山直驰而下，道旁见荷短枪者二人，向我们的车子望望，他们相互的笑着，大家都不以为意，”一位学生记载当时的情形，“车忽转弯过了一桥，见路旁一小河，有百数十余人在喧嚷争吵，欢笑鼓舞。李（朴园）先生还说：‘你们看这里许多人多热闹！’语尚未了，听见枪声数起，勒令停车。瞬时大家都把头埋向车厢内，连呼吸都不敢大声……我偷偷向车前河边窥看，见匪数十持枪渡河而来；约十分钟后，车前来了三匪，皆短小装束，黑布缠头，腰缠子弹袋，双手持枪，向我们车前冲来，扬言问道：‘有枪没有？’……”确认师生无人带枪后，土匪命他们全部下车，“我手上的皮手套，同口袋中所有的钱，于糊糊涂涂中，都没有了。如此被洗劫了三次。最后一个土匪又来向我要钱，我说，‘都被抢光了，不信你搜吧！’他摸摸我的口袋里没有，很不好意思的说：‘把你棉袍脱下吧！’……”

土匪把车队洗劫一空后，气喘吁吁的正规军才赶到，所幸没有学生受伤，也没有女生被土匪劫走，乘车继续出发，“车子轻了许多，所以驶得有点儿快……也没有再嬉笑了……就这样一直开到晃县。坐在旅馆里，李先生还说：‘怎么不倒霉呢？十三号动的身，车上又坐的十三个人’”[黄守堡：《迁校途中——遇匪追记》，《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11月14日、11月16日。]。

戚长诚恰好也是13日出发，一早天气阴得可怕，开车前又下起雪来，车行山中，雪更大了，他听着小他几岁的临大学子在车厢里谈论国事，谈论领袖，谈论污吏，感慨于这群学子还未切身领会到社会的黑暗，又喜欢他们未经世故的纯洁与热诚，“希望在驱退敌人以后，也把社会上一切的黑暗扫荡无余，使他们不要再染上旧社会的恶影……”

突发的震动中断了大家的谈话，车停了，众人爬下车，发现一只后轮出了故障，而看着汽车倾倒的方向，离路边的深渊不过三寸，“无异从死里逃回来”。出事的地方叫火烧㘭，离辰溪县尚有二十多里。故障无法修理，同车二十多人，在雪地里等了三四个钟头，不见援兵，爬到山巅瞭望，只有起伏的白色荒山，不得已，只好带上随身行李，步行向辰溪前进[长诚：《抗战中的西南（十一）》，《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5月14日。]。旅行团不止一辆汽车出了毛病，助教王钟山所乘的汽车在行驶中电线走火，幸而司机用榔头打断电线，否则火烧到油箱，后果不堪设想[王钟山：《我对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步行团的回忆》，《西南大学记忆》2011年第4期。]。林振述所乘的卡车运气稍好，坏在离辰溪县城较近的地方，步行几公里就进了城，还来得及由分队的辛大哥陪着他，到处找大夫看病。无意中发现中央医院第二派出队医务处，喜出望外，挂号排队。轮到他，交上履历表，和那位白大褂双目相对，才发现是他在福建读中学时的老同学。两人几乎是同时叫出对方名字。林振述觉得难以置信——中学有三四十个同学，学医的只有这一个瘦猴戴云程，要什么样的奇迹，才能让他们在大迁徙的战乱年代，在湘西一个偏僻的小县城撞上呢？

开完药，等老同学下班，相约一起吃晚饭，在一家小店要了三碗宽面，老戴吩咐老板，一碗不放辣椒，说辣椒对老林喉咙不好，话音刚落，店老板搁下叉面过水的铁叉子，大声说：“长官，我们没得面卖，别家请去！”

“怎样？那边不是面！”辛大哥指着面锅说。

“面倒有咧，不放辣椒的面，我们不卖撒！”老板气愤地转向大街，又喃喃自语：“有不放辣椒的面食！”

全街只有这一家饭店，三人忍住笑，说了一番好话，一连吃了几碗湖南人引以为豪的辣椒面。饭后，老戴带着他们上了城东一个小阁子，这里平日做风水，现已改成了“民众博物馆”，放了一些商务印书馆的动植物标本和挂图。已过办公时间，因为医生是中央派来的，三人被客气地迎了上去。就在这可以俯瞰沅水的阁楼上，小城的灯火渐次亮了，三人谈起眼前的景物与将来的打算。

“我的将来？”老戴半笑着说，“我是整天和呼天喊地的病人在一起的，没有选择的余裕了。”前些日子，他和卫生派出队去乾城、凤凰等湘西苗区给人义诊，“苗人都跑光了，跑入山去了，不相信我们。后来找到保甲长，找他们回来，替他们打预防针，都被拒绝的。我们不要钱替接生，当地的巫婆就散布谣言，说我们乘机放蛊下毒，约定日子取人命……”但是他不悲观，觉得等卫生派出制度全面推行开来，会让老百姓对他们有信心的。

他是从首都南京撤下来的，几个月前淞沪会战时，他们在南京天天忙不过来，“火车载来一车一车伤兵，我们一个医生，管了好几百个，这边开刀施手术，那边换药，人手少，真没有办法！”他停一停，想起什么似的，“老林！我们的军队又勇敢，生命力又强！躺在病床上像上战场似的，开刀施手术，从不呻吟叫唤。……在南京，一天一辆大汽车载来二十几位伤兵，中间一个翻开来，你说怎样啦？鼻子没有、嘴唇没有、牙齿没有，整个脸部只剩下一个耳朵、一个眼睛，我想是死了，奇怪，还会呼吸，眼睛坚决地瞪着你！我们给他涂了三天药，还没有断气，后来送走了，就不知道下落了！……”一直谈到深夜，老同学才分手，各自上路，再相见不知何时了[林蒲：《湘西行26、27、28》，《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5月29日、5月30日、5月31日。]。依葫芦画瓢，我也打算乘车经芷江去晃县——现在叫新晃，虽然同属一市，但沅陵到这两个地方都没有直达车，只能先去怀化转车。南行不久，就告别了杭瑞高速——再见面要等到云南了——转223省道，高山在苍翠中露出嶙峋的石骨，过辰溪县时又一次跨越沅水，并沿着它的支流麻阳河行驶了一段，当年沈荃被枪决的那片河畔就在辰溪。人在北京的沈从文是一年多以后才知道这个消息的。“我们一直关注爸爸的反应，”他的次子沈虎雏回忆，“沉默，彻底的沉默。”[沈虎雏：《沈从文的从武朋友》，《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1期。]“他不提，我们也不敢提，”这是黄永玉的回忆，“眼见他捏着三个烧红的故事，哼也不哼一声。”[黄永玉：《这些忧郁的碎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9月，第69页。]

在怀化车站叫到一辆去芷江的顺风车，沿320国道折向西南，公路左侧出现一青碧河流，这便是沅水上游最主要的支流舞水了，旧时船只可以由汉口、常德上溯至贵州镇远、施秉甚至黄平旧州，端赖此河。这一路不少民居的门楣上都有黄色图腾，不知为何物。接近芷江的路段，停着很多小车，把整条国道的速度都降了下来，路边一家破破烂烂的小店，名曰“亲妈饭店”，没驶多远，又一家“大亲妈饭店”，“鸭子打包”的招牌显眼，往前开，再一家“亲妈饭店”。真是个不见外的城市。

到芷江已是下午6点多，空气湿漉漉的，路上很安静，客栈对面就是舞水，一排樟树开着细碎的小花，房间里都能闻到香气。“沅有芷兮澧有兰”，到了芷江好像就该闻到香气才对。趁天色还没暗下来去看横跨舞水的龙津桥。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十九年（1591）的风雨桥从诞生起就是湘黔古道上的要塞，京滇公路也从桥上经过，抗战时为方便卡车通行，还拆除了桥上的木制楼阁。当年日军多次轰炸该桥，16座青石桥墩屹立不倒，本地人传说，是桥下有一对犀牛护佑。[蒋国经、蔡新萍：《神奇的芷江侗乡龙津风雨桥》，《档案时空》2013年第1期。]

如今桥面重建了楼阁，确切地说是七座层层叠叠侗家风格的凉亭，亭廊相接，风雨无忧。只是桥下的舞水因下游水坝阻隔，已异常温顺安宁，不再会有当年春洪爆发后，“浪翻波滚，至龙津浪起桥跌，浪落桥升，从河心远望，如龙蜒水上”[蒋国经、蔡新萍：《神奇的芷江侗乡龙津风雨桥》。]的景致。桥上有观景台，店铺行人热闹，倒有几分清代县志形容的“百物杂陈，往来云集”之感，一家小吃铺子的招牌是“吃传统发糕，旧社会味道”，一时语境错乱。从龙津桥过河，再从芷江三桥回到东岸，天渐渐黑了，龙津桥亮起一道道金光，把静止的江面涂上一层油彩。沿亲水步道散步，这里有其他城市少见的供市民涂写的白色留言板，而且是长长一排。我在这里第一次知道了蔡徐坤——几乎每一块留言板都会出现这个名字，频次甚至压倒了TFBOYS，那会儿选秀节目《偶像练习生》刚结束不久，出生于怀化的蔡徐坤C位出道，有粉丝在白板上写：“第一次追星，躲过了鹿晗，躲过了易烊千玺，却迷上了蔡徐坤，就像罂粟花一样会上瘾”——早在2018年4月，湘西一座县城的留言板就预言了接下来一年多中国娱乐圈的最大流量。

除了粉丝表白和互撕（比如，把盖世英雄改成盖世垃圾），最多的留言关乎爱情，“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我不是在等你，我只是在等爱你的心死”，“我会变好变漂亮，然后笑着拒绝你”，“要好好学习，掉掉七情六欲”，有更激愤的，“你妈的××，不喜欢老子，祝你终生不举”，也有讥讽的，“祝天下情侣终成兄妹——来自次元界的祝福”。到了芷江不能不吃据说是加入本地芷草调味爆炒出来的芷江鸭，上大众点评搜索了当地排名第一的店，端上来全是鸭脖子鸭屁股鸭架子，几乎无肉可吃，倒再一次证明了，在流量的年代，“大众”未必靠谱。第二天，我才从本地人口中得知，最地道的芷江鸭在“亲妈饭店”，就是我之前看到的引发国道拥堵的那家小破店，其他都是山寨。“亲妈”确乎只有一个。

旅行团大部分成员只是过境芷江，未在此停留，杨式德所在的小分队除外。头一天中午，他们的车坏在辰溪，就地投宿。第二天上午，车开出20公里，两个轮胎漏气，只好下车步行，一直走到下午，才上了修好胎的车，当晚只能宿在芷江。接近芷江时，杨式德看到了新修的机场，还看到了里头的飞机[杨式德日记。]。这是县城东门外一公里处一块相对平整的土地，杨式德经过时，从湘西11县征集来的19000名民工正用人力推着三四十吨重的石碾子去平整544987平米的土地，在此之前，他们需要挖走777888立方米的土石方，而为了开挖土石方，光需要迁走的坟墓数量就有24000座[芷江侗族自治县人大组织编写《历史·芷江·芷江保卫战》，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0年8月。]，最终芷江机场成为盟军在远东的第二大军用机场。

如今舞水西岸正在规划新区，但芷江时间比益阳时间又稍微滞后一些，我在江西街散步时，还能看到一些没被拆掉或者保护起来的黑瓦木结构老屋，还有类似石库门一样的建筑，包括修复一新的天后宫。一个坐在二层老屋门口的老太太告诉我，她家的房子有两百多年历史了，以前是三层，下游水坝抬高了舞水水位，沿河路面随之砌高，原来的一层就到了地下，没了。往前走几步，某个漆成红色的门洞外有一块牌子，告诉你这曾经是民国军粮第二十四转运站、中国航空公司无线电台、民国陆军第73军第15师、民国陆军第86军121师、民国陆军第37师的旧址——对芷江来说这并不稀奇，抗战八年，驻扎过芷江的军事机构有220个。[《胜利荣光，芷江受降》，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5年7月。]

芷江的重要性使它成为日本轰炸的重点目标之一，1938年11月8日下午，18架日机第一次空袭芷江。六天后，驻县宪兵司令部处死了为日本人提供军事情报、指示轰炸目标的汉奸施起瑶[大事记，《芷江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12月，第13页。]。一位流亡学生记录了当年空袭与处决汉奸的情形，“……三天两头都有日本飞机凌空……每次轰炸时都有汉奸打信号枪配合指示目标，或用白布、白粉放置在目标附近，引导敌机来轰炸……所以每次敌机轰炸后一两天内，都要枪毙几个打信号枪的汉奸和在轰炸时趁火打劫的匪徒。我所住的小旅馆位于大街的交叉口，每次枪毙人都从门口经过。军号声就像招魂牌一样，不由你不出门来看。……那时的法律似乎很严，汉奸抓住就枪决不说，其他方面执法也很严格，我曾看见枪决一名贪污了十元零四角的宪兵上士……”

“中国古老的传统对将死的人都比较宽容……所以当时看死刑犯游街时，常出现经过布店门口站住不走，要一块红布披在身上。经过酒店也站下，要一碗白酒当场饮干，有的犯人在街上破口大骂，或唱两声戏，这也都允许。因为有这些名目演出，所以夹道看行刑的人很多，有些就跟在后面，一直走到刑场，当做一种消遣!”[霍本田：《逃亡流浪，流浪逃亡：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生活纪实》，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9月。]

第二天一早，我去参观有名的芷江受降纪念馆和飞虎队纪念馆，1938年那个早春途经这里的旅行团成员肯定不会想到，七年之后中国政府会在这座湘西小城接受日本的投降。大约因为芷江机场，受降馆有许多篇幅留给了当时的中国空军，除了你能想到的各种军事设备装备，我还对一种“软性”藏品印象深刻：飞虎队轰炸日占区使用的空投传单。传单中，有提醒沦陷区民众援助（迫降跳伞的）盟国飞行员的，“他们是你们的友人”，有警告通敌分子的，“种豆得豆，种瓜得瓜”，还有呼吁沦陷区民众远离交通线、工厂和矿山的——这些地方将是盟军轰炸的重点，“铁路工人们，趁早走开！”漫画为主，也有文章，“中国的工友们……我们知道，在日寇的统治下，生活是够艰难的，也许你们眼看着自己的孩子啼饥号寒，迫得要替中国的敌人工作，也许敌寇用武力强迫你们替他们做工。我们明白你们不是甘心帮助他们。你们的问题是苦难的，我们对你们很同情。可是我们也有一个难题。我们必须把日寇所用的一切设备毁掉，但我们却不想伤害中国人的生命。所以，我们给你们这个好意的劝告，请你们远远离开这些设备，保全你们的性命。马上离开吧。在别的地方找些无愧于心的工作。时间已经没有多少了”。

飞虎队的崛起已是抗战中后期，而中国空军最为人称道（或许也最神秘）的空投之一，则发生在抗战初期。那是1938年5月7日国耻纪念日[1915年日本对袁世凯政府提出21条，以该日为最后通牒日，也有以5月9日袁政府接受这一天为国耻日的。]，空军第3大队第25中队队长汤卜生受命驾驶飞机，孤身闯入沦陷的首都南京，在中山陵上空拜谒“国父”。按照汤卜生发表于《中国的空军》的文章描述，下午2点，他从汉口机场起飞，沿途天气不太好，他只能绕道爬升到阴云上方，向东飞行。到铜陵县后钻下云层，再次绕道抵达南京上空。“同我们一向的向南京的飞行一样，伟大的白色建筑物——总理陵，先映入我们的眼中……城市的一大部分是被蹂躏不堪，绮丽的玄武湖是完全荒芜了！……陵园差不多没有什么变动，还是那么净洁庄严，衬着烧毁了的陵园新村，更觉得是巍然峙立了！……我环飞一周，看到大校场机场有敌机起来欢迎我，我在陵墓上空摇摇两翼，致我的最高敬礼，就飞进云中了……”[卜生：《五七飞京谒陵记》，《中国的空军》1938年第11期。]

后世叙述者为这个简洁的故事添加了更多细节，或者说想象：环飞一周变成了围绕牌坊、祭坛和灵堂旋转三周；振翅致哀后还抛下了一束白玉兰寄托哀思；而南京城内百姓看到带有青天白日徽的中国战鹰出现在天空，不禁热泪盈眶。到最后，仿佛嫌这个故事还不够动人和传奇，在有的版本里，汤卜生违抗命令飞京谒陵，受命行动变成了个人英雄之举。在对历史不断地添枝加叶中，连谒陵日期也从5月7日变成了3月12日——“国父”孙中山的祭日——在芷江飞虎队纪念馆，对汤卜生的介绍就是这么写的。

想象归想象，有学者根据蒋介石日记和钱大钧（航空委员会主任）日记考证，汤卜生飞往南京，主要任务是向当时来南京慰问日军的秩父宫亲王，也就是裕仁天皇的弟弟空投一封信函，谒陵则是为这项秘密行动加入的障眼法。至于空中投函的内容，是予以警告抑或对日密谈，在没有新史料发现之前，尚难下定论。[详见胡耀：《虚构的谒陵：1938年国军战机空中拜谒中山陵事件之内幕》，《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17年8月20日。]

因为汤卜生写过《五七飞京谒陵记》，我对他产生了好奇。检索旧刊，发现他是《中国的空军》杂志特约撰稿人，发表过不少文章。在《我的自传》中，他说自己出生三个月就失去了母亲，以致连出生年份都搞不清楚，虽然缺乏母爱，但逼迫自己从小就勇往直前，拥有“支配自己的能力”。他是湖北黄梅县人，去武昌上了小学，又跨入了省立第一中学的大门，如果他按部就班走下去，大约会考上大学，说不定会去到平津，按他“不平则鸣”的性格大概会参加“一二·九”运动和更多的学潮，甚至会走向西北？如果没有，抗战爆发后南下西迁，其间大概也避免不了继续苦闷地思考“读书”还是“救国”，毕竟，他比参加湘黔滇旅行团的学生大不了几岁。但从小的家庭条件让他迫切想要早点生活独立，赶上中央航校招生，顺利考入，成为航校第三期学员[汤卜生：《我的自传》，《中国的空军》1939年第26期。]，同期同学中有一位叫做沈崇诲的江苏人，出身大户人家，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最终也选择投笔从戎——在这“寻路”的大时代，两人算是殊途同归了。

航校学习时，汤卜生不止一次摔过飞机，为此曾被禁飞，他知道成长经历使得自己勇猛有余，但耐性很差，也知道这种“原始性”现在还在，虽然已经学会“用高级的理智压抑自己”，“已是渐渐绅士化，军人化了”，但骨子里的刚猛不会改变[汤卜生：《我的自传》。]。抗战爆发后，他被安排在空军的驱逐队，也就是说主要任务是防守，防止敌机的空袭，“这个防字对于我们年青人是多伤脑筋的一个字！？我们要的是占位，进袭，射击——然而我们的任务，却只好叫我们不得不忍住耐性，在机场中守候着敌人的光临！在机场中数着钟点过那简单极了的无聊的生活”[卜生：《一日三轰南海记》，《中国的空军》1938年第12期。]。

当然，飞行员的长官深谙他们的脾性，也会给驱逐队安排轰炸任务作为调剂，比如1938年5月10日，汤卜生的部队就进驻了广东，预备轰炸停靠在南海的日本舰队。“海面是一平如镜，而敌航空母舰先逃了，我们来意至诚，岂愿就这样白手空回？在我们的右方有敌舰四艘，我计算一下，最少也值五千万元以上，虽然不够一艘航空母舰的上算，但是比较我们的几颗大炸弹，依然是太够本了！……垂直俯冲，炸弹没有脱离飞机以前，飞机就是炸弹，脱离飞机以后，炸弹就代替了飞机。”第一次轰炸后，敌舰一重伤两轻伤。第二次起飞，“我们又带了那尊贵的礼物，预备做到‘人情做到底’的那句俗话，又到了敌舰的上空”，此时，重伤的那艘敌舰不见了，两艘轻伤的歪斜地停着，只有一艘在兜圈子行驶，希望轰炸机无法瞄准，同时开炮还击。“白色的小炮烟低低的在我们之下，黑色的高射炮烟远远的在我们之上，我们几架飞机游弋其间，真是乐趣无穷，壮丽以极。纵然有一两颗炮弹爆发的稍近点，也只感觉着炮弹爆发声实还不小而已……我们预先规定，谁不幸被袭，如其落海被俘或淹死，我们为什么不向舰船碰它个底朝天呢？所以我们仍是英勇的航进……敌人……毁两巡洋舰，另两驱逐舰重伤，并白送三只‘水鹞’！……回到机场，×××将军说，‘好！去休息一会。’我们微笑的爬上行军床。”[卜生：《一日三轰南海记》。]

中国空军的胜利往往最能激发民众的抗战热情，空战消息总是报贩的吆喝重点，“飞机头”很快流行起来，飞行员的短皮衣和颜色风镜成了时髦，连女士旗袍也有专门用飞机图案做的。与之相伴的则是大众文化对飞行员生活的想象，或者，用汤卜生的话说，“残酷的误解”——“六尺以上的身躯，身体黑黯而结实，服装一定是新奇的最少也带点飘飘然的样子，如果他是穿西装，一定是硬挺匕大翻领的上身，加上一条壁直的大脚长裤子——不然怎么能跳舞呢？！”对了，“跳舞滑冰打弹子当然是拿手好戏，书大概不读，在沙发旁边的收音机上面堆的书尽是些画报……”，“每个飞行人都有汽车，至少会驾驶——会开飞机还能不会开汽车？每月的收入，大概不能少过七八百块[作为参考，抗战前夕，著名作家如郁达夫、巴金、田汉、茅盾等，每月收入为400元左右，大学教授与此接近或稍高，而在1930年代的上海，中学教师月薪50—140元，报社主笔200—400元，编辑40—100元，新式商店普通职员20—40元，据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年2月，第127、164页。]”，“结婚生小孩飞行员大概未必想到，不过‘女朋友’每人至少三五个，都是年青漂亮，戴黑眼镜飞机头的，如果他们结了婚——家里有太太，他的太太一定不懂什么叫家务，从通花的大圆吊帐中钻出，跳下了弹簧床之后，梳洗完了，自然是上冠生园或良友去早餐……”[卜生：《航空生活的感想：一个飞行员的自述》，《中国的空军》，1938年第10期。]

汤卜生写《一个飞行员的自述》，是为了告诉读者他们真实的生活，可是说真的，我读了这种种误解，居然有点希望他们真有如此布尔乔亚乃至纵情享乐的生活——人生苦短啊，对这些中国第一代飞行员来说，尤其如此。这种心情，和我在受降纪念馆里看到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全国欢腾的照片时的感受有一点相似（那种发自内心喜悦的表情我总也看不够）。在胜利之城芷江，街道两旁挂满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纪念馆小心翼翼地称之为“彩旗”），各色汽车拥堵，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不少采用“日本投降了，天下太平矣”的简单白话，采访受降的中国记者，来自重庆、贵阳、昆明和湘西各县，四分之一是以前东三省和平津的报人，一位《大公报》记者形容说，“大家都从心里笑出来”[顾建平：《芷江观光》，《半月文选》1945年第4卷第3期。]，饱经战火而未倒的龙津桥两头搭起青松扎成的牌坊，西岸牌楼上写着“和平桥梁”，东岸牌楼写着“正义大道”，每个字都是斗大，桥两边的栏杆上均点缀着比人还高大的红色“V”字[《胜利荣光，芷江受降》，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5年7月。]，县城东门门楼书写着“庆祝受降签字典礼”，两边对联让人尤为感叹：“庆五千年未有之胜利，开亿万世永久之和平”。这是属于中国的欣快时刻。

就像历史上所有欣快时刻一样，它是那么短暂，随后就伴随着苦涩，可我仍然眼巴巴地望着那些照片、那些笑容，只想投入进去，而不想用惯常的后见之明口吻说一句：这些欢呼的人不会知道，和平仅仅持续了两年不到，内战就爆发了。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二手时间》中写过一位49岁的音乐家，她对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感到迷茫，“现在我就经常在想：那些人都去哪儿了？我在90年代的街头上见到的那些好人，如今都在何处？他们怎么样了，都离开了吗？”你可以说这追问是天真，但它也是最深沉的悲痛：那些好人都去了哪里？

外面的雨很大，我在受降纪念馆和飞虎队纪念馆一直待到下午，飞虎队馆冷冷清清，受降馆游客很多，在解放区受降展板前，一位湖南口音的老者问旁边的年轻人：“国民党没有打（日本人）吧？”

“国民党也打了。”看起来像是他儿子的年轻人说。

“国民党打不过撒。”老人用这句判断终结了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