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雪浮云端—舞水上的日光浴—穷人莫还富人钱—拿姐妹们的名册给官长—浪潮后的渣滓—吃了一顿海参大餐—骂了县领导—文质彬彬的军人—林徽因的药方—在中国做人同在中国坐车子一样—啊弟弟不要伤心—在离人群极远的空中—打牌与合唱—历史沉淀在楼板下

雨停了，我从飞虎队纪念馆回到芷江县城，在大十字下车，八十年前街道格局仍在，东南西北四街名字仍旧，两边原本没剩下什么老建筑，现在又用侗家风格的青色瓷砖重新铺就，还有统一的飞檐。正好在手机上读一篇“波将金村庄”（Potemkin Village）的推送——一位奥地利摄影师花了三年时间去全球拍摄那些人造虚假建筑，比如位于上海的欧洲风情小镇、位于美国的模拟中东城市状况的军事训练基地——身处一大堆簇新的侗家建筑之中，你会想，如果说过去是另一个国度，那怀想过去，到底是寻找自己还是模拟他者呢？

但“过去”飞檐之下的招牌还是非常当下的：一家卫浴小店名曰“本科专卖店”；一家美食广场门前空地写着：停车挡路，直接放气；一家连锁蛋糕店叫“功夫糕手”，结果我在这里吃到了非常可口的面包。在芷江汽车站，开往新晃的中巴马上发车，售票员说，车子只开到中间的新店坪。“那我想继续去新晃怎么办呢？”“那你可以包这个。”她指着中巴车，认真地给我出主意。就在我犹豫着要不要认真询个价时，久久没有回应的顺风车有人接单了。

从芷江到新晃有沪昆高速，这一路段限速60公里，看博物馆是个体力活，到车上我才感到脖子发僵，肩胛缝两个痛点拉扯着背疼开始发作。之前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时反而一点事儿没有。窗外风景倒是足以安慰旅人。雨后的乡野，远山是灰蓝的，梯田是饱满的，云朵是水墨色的，中间时不时露出幼蓝的天空——“幼蓝”是我生造的词，用来形容阴天偶发的那种柔和、吹弹可破的新生蓝。八十年前，也是在这一段路，雪停了，戚长诚看到山坡上的丛林恢复了青翠，远山积雪映出银光。“唐诗‘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没想到在这里体验到了。[长诚：《抗战中的西南（十）》，《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5月1日。]”行进在这条路上的国立艺专学生也被这风景迷住了，“崇山峻岭，伸手就能抓一把云雾……”，一直到遭遇土匪被劫之前，有江南来的学生还在兴奋地叫喊：“啊！我看到中国画了！我看到中国画了！”[唐冠芳、张玫白：《忆迁黔途中二三事》，《烽火艺程：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友回忆录》，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136页。]

我预订的酒店在320国道旁，要了背街的房间，窗外就是舞水，清澈，带点深邃的琥珀色，穿蓝T恤的渔夫把一叶小舟摇到江中心，在那里撒下渔网。湘黔滇旅行团的大部队1938年3月15日前到达晃县（新晃旧称），杨式德所在小分队因为沿途耽误，16日中午才抵达。这一天天气晴好，看到先行到此的同学在舞水河畔洗衣服和日光浴，便也加入进来。他脱去上衣，只穿短裤，在河边用手巾洗浴，洗完澡又洗了几件衣服，晒在草上，很容易就干了。太阳不烈，靠岸的浅滩遍布卵石，许多同学和衣而卧，少数不怕冷的同学还跳到河里游泳[杨式德日记。]，比如清华土木工程系大二学生何广慈，他在旅行团中年纪最幼，大家都叫他“小孩”，他也总是笑容满面，爱哼中外歌曲，“对于调剂旅行团枯燥生活，厥功至伟”[蔡孝敏：《旧来行处好追寻——湘黔滇步行杂忆》，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第214页。]。也有出麻烦的，北大中文系大三学生何善周，在沅陵时就感冒发烧，到了晃县，病情加重，高烧40度，人陷入昏迷状态，在闻一多的坚持下，旅行团派了内科主任袁医师，买票乘车护送何善周去贵阳，经过治疗，半个月后才痊愈。[何善周：《千古英烈 万世师表——纪念闻一多师八十诞辰》，《闻一多纪念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8月，第254页。]

舞水在新晃画了一个巨大的“几”字，县城位于正中间，我从“几”字的右弯钩处往城中散步。城里河段的水位用橡皮坝垫高了，据说是为准备端午节划龙舟，坝下水浅，有一点腥味，但起码它在流动。和芷江一样，沿河也开发出了一条亲水走廊，不过这里没有市民留言板，只有无穷尽的侗族山歌，绝大部分表达的是男女之情，“你姐是个唱歌精，唱得枯木又转青，唱得聋子也得听，唱得雨天都转晴”，“想哥想到日落西，龙汤泡饭妹难吃，要是得哥在一起，生吃魔芋不剥皮”。

八十年前刘兆吉在晃县只采集到了一首歌谣，“正月阳春二月天，风吹麻叶嫩嫣嫣；只见情姐打猪叶，不见情姐用猪钱。一呀呀多喴喴，难舍又难分”。事实上，整本《西南采风录》绝大部分歌谣都来自贵州。在湘西，刘兆吉遇到的问题之一是言语不通，很多歌是村妇野老以土语吟咏，听着悦耳，但记不下来，未受过教育的人也没法解释他们唱的歌词。另一个麻烦是“假道学”。在沅陵一所小学，刘兆吉通过一位四十来岁的教书先生收集小学生所唱歌谣，结果拿到手的全是《义勇军进行曲》之类全国流行的歌曲，刘兆吉对他解释，民歌童谣虽然是农人的土歌，也是很有价值的民间文学，不要担心它粗俗等等。但这位教书先生“带着刁滑的样子”继续打官腔，“此地人民很纯朴，没有这种淫词。本乡人民富于国家观念……自抗战以来，无论学生农民男女老幼，都会唱抗日歌曲，这就是本地的山歌童谣……”[《西南采风录》自序，刘兆吉：《西南采风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12月。]

新晃给我的第一印象很好，向人问路无不热情指点，甚至主动带路，又或者聊上几句，就赶紧起身进屋给我搬小板凳坐，连拍照时都有人主动攀谈，告诉我在哪里可以拍到最好的景色。“一个初到晃县的人，爱热闹必觉得太不热闹，爱孤僻又必觉得不够孤僻。”沈从文在《湘西》里写，“小小的红色山头一个接连一个，一条河水弯弯曲曲的流去，山水相互环抱，气象格局小而美，读过历史的必以为传说中的古夜郎国，一定是在这里……晃县的市场在龙溪口。公路通车以前，烟贩、油商、木商等客人，收买水银坐庄人，都在龙溪口作生意。地方被称为‘小洪江’，由于繁荣的原因和洪江大同小异”[沈从文：《沅水上游几个县分》，《湘西》，《沈从文全集·第11卷·散文》，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82页。]。

龙溪口位于那个“几”字的左上角外侧，因龙溪在此注入舞水得名。我打车从城里来到这里时天刚擦黑，但小镇已安静如深夜。这儿的建筑看起来都经过修缮，但又没有因修缮而消弭了时间的刻痕，一条青石板路领你向小镇深处，“春和元”的牌子颇明显，清末民初的老店铺了，门边的石刻介绍告诉你，1936年4月（其实是1月初），向西突围的红二、六方面军来到晃县境内，曾在此开会，贺龙、任弼时就在“春和瑞”（与“春和元”是分家兄弟）楼上住了七天。1月4日，红军在龙溪口万寿宫召开民众大会，宣传中共政策，并把没收的庆元丰油号的两船布匹、数桶铜板，发给当地贫民[中共新晃侗族自治县委党史办编：《红二、六军团过晃县》，1991年1月。]。两年之后，红军留下的痕迹还没有完全消除，林振述就在观音阁同一幢钟的内外壁，看到对同一制度的“打倒”和“拥护”[林蒲：《湘西行33》，《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6月6日。]。我在地方党史办所编的《红二、六军团过晃县》里读到了一些红军当年的标语：“不拉伕，不扰民！”“华华（哗哗）打倒土豪的苛捐杂税！”“穷人莫还富人钱！”

往小镇里走，发黑的墙壁，漆红木门，门边依次摆着石板、垃圾桶和一辆蒙尘的三轮车，昏黄的灯光下，和门口的“清匪反霸展览馆”构成某种古怪的互文。走近看介绍，说这里是本善公司旧址，始建于清末，民国时期由毕业于黄埔一期，官至旅长、后来返湘的张本清租用经商，解放前夕，张本清被枪杀于几十米外的斌星街口——本善公司是做什么生意的？纠纷又是因何而起？介绍语焉不详。不远处，一个门洞簇新的白底黑字“斌星街”提醒你，这就是命案现场。我穿过门洞和紧邻门洞的二层老宅，宅子大门紧锁，一楼外面码着许多木柴，在街口玩耍的两个小孩神秘地告诉我：他们家里有两口棺材。回过头看那个门洞，这一侧写着“平安门”，心头一凛。

龙溪口市场形成于明末清初，最初是湘黔边境民众赶集之地，因为交通便利，规模日渐增大，抗战前夕，全县各类商铺已达到424家，一份本地工商业史料记载了当年激烈的商战：1936年“西安事变”时，晃县商界认为形势危急，内战一触即发，商品行情普遍看涨，遂囤积居奇，交易减少，导致物价上涨，但鸿记庄商店经理曾师周却认为外侮日亟，国难当头，内战是绝对打不起来的，他把赌注压在上面，将库存棉布八百多匹，趁高价卖给对时局持相反看法的佘良州。不久，西安事变平息，物价大幅回落，鸿记庄斩获巨利。到了1942年，新加坡被日军占领，万金油、八卦丹等商品来源被切断，这些商品行情看涨，但彭吉昌商店老板却认为，既然太平洋战事爆发，美国已经参战，美国货必会源源不断而来，货价不致上涨，反而要留好足够资金，于是将库存的5000打万金油、八卦丹全部卖给张光裕百货店，三万多元整笔存入银行。结果后来物价飞涨，万金油八卦丹提价十倍以上，彭吉昌业务自此每况愈下。[《新晃侗族自治县工商史料辑》，1982年12月。]

难得的是，这份工商业史料还记载了1930年代晃县妓院的兴起，虽然它严词批判妓院“导致社会道德败坏”，但也承认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业的活跃”，因为商人是妓院的主要客户。到1938年，晃县娼妓行业达到最盛，计有妓院17家，妓女人数达到180人左右[《新晃侗族自治县工商史料辑》。]——这一年3月14日，林振述所在的小队到达晃县，在车站附近住下后，先上街理发，给他理发的伙计以前当过兵，林振述问他理发好还是当兵好，理发师一边落刀剪发一边答：“开心嘛，当兵开心。头发这东西倒狡（猾）呢，哪点有砍头容易！”听得林振述全身发寒。他又想起，离开常德半个多月了，还没洗过澡，就问理发师哪里有浴室，理发师告诉他，得去三里地以外的龙溪口。

旅行团抵达晃县时还赶上了“集墟”——赶集，学生们爱凑热闹，也跟着四乡来的挑着担背着篮的男男女女，挤过舞水上的浮桥，到了龙溪口。龙溪口狭窄的街道上，挤满了货摊[钱能欣日记。]，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品尝“大脑壳”的绿豆粉或者是陈胡子的面？身材肥胖、脑袋奇大的胡家禧师傅做的绿豆粉，清香鲜嫩，入口即溶，在湘黔边界颇有名气。而留着络腮胡的陈炳森的面馆就开在斌星街口，汤头用鸡骨猪骨熬制，香浓可口。旅行团中江浙人不少，不知战时流亡来湘的上海人许金生卖的汤圆——素馅儿选用玫瑰香料、白砂糖、金钱橘、芝麻和花生粉末调拌——可否稍解乡愁[李飞斌、张朝玉：《晃县地方风味小吃杂谈》，《新晃文史·第4辑》，1991年5月。]？可以确证的是，旅行团的确在晃县吃上了一顿意外的大餐，当日负责采购的清华化学系大四学生刘维勤和清华生物系大四学生林从敏——或许你还记得，1937年夏天就是他和何炳棣、黄明信一道从天津乘海轮南下山东——在县城一家很小的老式杂货铺看到两大罐干海参，从罐头上的灰尘看，它们已经搁在那里很长时间了，也许是几年，也许是几十年，但当地人不认识这种美味，刘林二人花了几元钱就让全团品尝了一次海参宴席。[（美）易社强：《从长沙到昆明：西南联大的长征是历史也是神话》，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第497页。]

从斌星街口拐进去，是窄窄的福寿街，曲曲折折又通到万寿街，两条街连起来，就是当年的老街，随处可以见到某某油号，某某盐店，或者某某商行，这些晚清民国时期的宅子有着高大的门墙，灰色墙面满布水渍和青苔，据说从高空看下来是方方正正一枚印章的形状，类似北方的四合院，在湘黔边境一带叫“窨子屋”。老街上还盖了些三四层的筒子楼，应该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产物，有凸出的阳台，因为用的是灰砖，路灯隔着蛛网照下来，不同年代的两种灰色居然毫不违和。我还看到了当年被红军没收布匹和铜板的庆元丰油号旧址，大约是因此伤了元气，后来一卖了事。

第二天，我去拜访史志办主任胡爱国时，才知道2006年新晃侗族自治县成立50周年时，这些老房子险遭灭顶之灾。“50周年要大搞嘛，”他告诉我，“准备把龙溪口老建筑全部拆了，修仿古建筑，说要修新如旧，当时他们请我去开会，我在会上骂……说你这（修新如旧）是屁话，我跟我们县领导也讲了这个话，历史文物是不可再生的，哪怕里面有一块砖你也要保留它，你要拆了重来就是有罪……我就骂，如果你敢搞，我就（把这件事）搞大，国家文物局我有熟人嘛，我就讲，你们敢搞！我就敢搞！”

天气闷热，胡爱国在办公室里光着膀子。他祖籍山东，爷爷当年带父亲闯关东，死在日本人手里，父亲后来投奔抗日联军，又加入了四野，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南下干部被分配到这个湘西小城。“我是在这里出生的，但血液还是山东人的血液。”他说。胡爱国总结湘西人的特点：内秀、自卑，形容湘西文化是“湖湘文化的亚文化的亚文化”，但他不喜欢这种自卑，“中华文明是多中心的，黄河文明并不是唯一的源头，你也是中华文化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你开你的牡丹花，我开我的杜鹃花，毛主席讲百花齐放……族谱里都是写外来的，都是山西来的江西来的，放屁！你族谱本身就是接受了外来文化的结果，千百年来养成了这种文化自卑……”

他1981年起在县史志办工作，从那时起就经常跑北京，拜访各种与湘西有关的名人，1985年他去了沈从文家，在崇文门附近，当时沈从文刚从一次脑梗中恢复过来。胡爱国觉得这位湘西走出的大家从未完全摆脱过自卑心理，理由是，他去北京见过那么多人，就两个人不肯录音不肯拍照，沈从文是其中之一。“后来我当着他的面讲了一句话：你还没有离开湘西文化的那个根。张兆和就在边上。其实说的是他还是自卑，但是他以为我是赞扬他呢。”

我向他问起旅行团在晃县举行的一次篝火晚会，他对着地图很快就给我找到了晚会举行的那片河滩，离我住的酒店不远。下午晚些时候，我回酒店洗了把脸，休息一会儿，出门沿320国道往西走，走到“几”字右弯钩处，下一个土坡，“提醒基坑”的警告随处可见。天越来越闷，好像又在憋一场大雨。往下是一片杂草地，杂草和河水之间的泥地，像某种风干爬行动物的皮。往桥下走走，这张皮皴裂了，上面长出野生菠菜，河边停着两只黑色的无人小船。这就是当年旅行团举行篝火晚会的地方了。大桥底下有高高低低的土堆，杂草挺深，前脚还担心有蛇呢，钻过大桥就换了天地，人工草坪出现了，健身步道出现了，左边是芭蕉和灯芯草，右边是海桐和六月雪。下午6点半，渔民准备下网。横扫整个河床的下网方式让我想起《三体》里的巴拿马运河计划。他们说，现在鱼少，上下游都是电站，鱼上不来。此处舞水流速明显放缓，连旁边的警告牌都改称它为“湖”了——“湖水清清，勿抛杂物”，“湖深危险，禁止游泳”——从命名开始让人们接受一个新的世界？

八十年前那个傍晚，闻一多对学生讲起了古代神话[吴征镒日记。]，他说，从古代近代歌谣看，桃花象征男女间事，又传说桃源曾有一石，状如女人阴部，在古代，桃源的女人或许是很风流的……[金五：《从长沙徒步到昆明的日记》，《见闻》1938年9—10月，龙美光编《八千里路云和月——长沙临时大学播迁记》，第76页。]当时，湘黔公路老晃城大桥正在建设当中，不少修桥工人在附近席地而宿，闻一多引经据典，从神话传说讲到保家卫国，修桥的民工们也被吸引过来[彭宏高：《文军长征在晃县》，来源：县史志编纂委员会，载红网新晃站。]。还有人讲起海外的艳遇，或说到蒙古沙漠的经历，林振述投宿的旅馆老板也去参加了，回来的时候，抱着心爱的茶壶，啜啜茶，哭丧着脸说：“官长们烧成山成山的柴草开哪样乐会？前些日子溪边飘来好多冻死的尸身，没得人掩埋！”[林蒲：《湘西行36》，《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6月10日。]

这位小老板起初对这群学生没有好脸色，抱怨他们浪费，用水太多，“欢迎诸位长官，我们四天没有买卖做，不接客。县政府命令我们，一个客人都不许留！让出房子给长官们住……我们怎能不恼！”聊多了，彼此熟络起来，给他们讲晃县的历史，“这地面小是小，来历可有点咧！往时先，运东川铜，个旧锡，驴马脚夫上落，晃州到平彝十八站，站站五六十里。里数长，贵州人不讲理，十里当五里撒！路远人马多！……我们这小店，月月不多不少，总得挣上百两银子！……本来吗，晃州小是小，水路上去不是一样可以到镇远。……船到镇远，再上就要不得啦！再上有诸葛洞通不过！（注：诸葛洞在镇远和施秉中间，大船过不去）当然有天要通的！现在是世乱，以后太平日子，诸葛孔明来了，洞要开的……要开，太平日子洞要开”。

还带他们去赶集，帮他们砍价买鸡，告诉他们这里人听不懂“多少钱”，要问“好多钱”，给他们偷偷指哪些是已经汉化的苗人，“穿我们汉人的衣服，自己不认账咧”，在龙溪口的小十字，又给他们指，说那边隔着一道水沟便出了省界，是贵州街。学生们听了兴奋地大叫：“那头一直去就是贵州省了？”“不是，只有那条小街是从贵州玉屏县飞来的，叫做飞来地。四围是晃县境。住那点的人，要纳两省的租税呢！……”[林蒲：《湘西行32、33、34》，《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6月5日、6月6日、6月7日。]

虽然湘黔边界的“飞地”和“插花地”在抗战前就通过划界解决[详见：罗英《我对湘黔划界的追忆》，《新晃文史·第4辑》，1991年5月。]，但当地人对此仍然记忆犹新，在龙溪口的那个晚上，我没费太多力气就找到了当年的贵州街，住在街上的一位妇人恰好还是贵州玉屏嫁过来的（“我们玉屏最好最好了！”），她很早就听老人讲过，以前这里属贵州管辖，湖南那边有人犯了法惹了事，就躲到这条街上来，湖南当局就管不着了。

湘黔滇旅行团抵达之时，晃县最混乱可怕的时日已经结束，学生们听说，当年老晃城就是毁于匪乱，才搬到龙溪口对岸新址的。余道南所在分队住大同旅社，“房屋宽敞，较之沅陵舒适得多”[余道南日记。]。胡爱国告诉我，这家旅社以前叫临阳公栈，位于龙溪口，抗战爆发后，经湘黔公路过境的旅客数量大增，临阳公栈就搬到了下面的国道边上，改名大同旅社，老板是邵东人，附近还有一个世界旅社，老板是常德人，“这批人最早接受了孙中山的民族革命思想，孙中山讲世界大同，所以一个叫世界旅社，一个叫大同旅社”。

学生们到来之前三个月，1937年12月上旬的一个傍晚，梁思成林徽因一家也抵达了晃县[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不重合的圈：梁从诫文化随笔》，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1月，第40页。]，从沅陵开往贵阳的客车无法再西进——中央航校西迁昆明，所有的车子都被派去运送学员了。林徽因在途中得了急性气管炎，气管炎又迅速恶化为肺炎[致费慰梅、费正清，《林徽因书信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0页。]，直到晚年，梁从诫还记得那个雨雪交加的晚上，父亲怎样抱着他和姐姐，搀着高烧四十度的母亲，在那只有一条满是泥泞街道的小县城里，到处寻找客店[梁从诫：《悼中国空军抗日英烈——忆一批与我们家情同手足的飞行员朋友》，《瞭望》，1995年第31期。]。晃县是湘黔道上重要的中转站，所有客店都人满为患，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梁思成听到了大同旅社里传来有人拉小提琴的悦耳声音，“这演奏者一定来自北京或上海”，他想，同时贸然地敲开了他们的门。

房间里挤着八个小伙子，他们全都来自广东，是中央航空学校的学员，也在等车前往昆明。梁思成说明来意后，这群年轻人把他们迎进屋去，并且给病倒的林徽因辟出休息的空间，这样，林徽因就在“那个用薄板同那些可爱的年轻广东飞行学员、可憎的当地下等妓女、骂骂咧咧的赌棍、操着山东方言的军官和从各个省份来并具有不同气质的司机们隔开的小屋子里”，躺了两个星期，而“那些司机准是和那个旅馆的妓女赌博和喝酒来着，以便第二天在危险的路途上开车好有足够的精力”[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9月，第127页。]。

中央航校1932年成立于杭州笕桥，前后16期毕业生，为林徽因腾出住处的八个人是航校第7期学员。将近八十年后，梁再冰仍然记得他们的样子，“虽然是军人，但是文质彬彬的”[纪录片《冲天》。]。拉小提琴的、来自梁启超故乡广东新会的是刚满20岁的黄栋权；在香港念完高中，追随哥哥报考航校，父亲不允就偷偷离家前往杭州的，是陈桂民；身材高大，踢足球踢得很好的是叶鹏飞；八人之中年纪最长（也不过26岁），也最沉稳的是从澳门回来的林耀……梁林夫妇在大同旅社开始了与这八位年轻人的亲密友谊，这种友谊一直延续到昆明。梁思成林徽因把他们当成弟弟一样爱着，而八个弟弟也把梁家当成自己的家[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1938年航校7期学员毕业，毕业典礼在巫家坝机场举行，由于他们中间没有任何一位有亲属在昆明，梁思成和林徽因被邀请作为“名誉家长”出席，梁思成还致了词。讲话后，这些年轻的毕业生驾驶着“老道格拉斯”进行了飞行表演。[梁从诫：《悼中国空军抗日英烈——忆一批与我们家情同手足的飞行员朋友》。]

按胡爱国的指点，我找到了当年大同旅社所在地，就在新晃大桥的西头，现在是带雕花长廊的仿古建筑，紧闭的门上挂着“城市管理局一线工作人员休息室”的牌子，附近停着许多赣C的红色大卡车，屁股侧后方都写着四个字：挣钱机器。长廊里有许多老人坐着聊天，我向一位看上去年纪比较大、眼神又不浑浊的老人打听，他确认了旧址，又说自己和大同旅社老板的儿子是小学同学，“他们是两兄弟，成绩差，解放后，（家里）被打垮了，就没读书了。人现在好像还在”。他今年八十多岁，还记得当年出入旅社的大多是难民，从怀化、芷江上来，什么人都有，“过去有那个，妓女，哪个要玩就进去咯”，还有伤兵，就住在上面的伤兵医院，“有的跛脚，有的瞎眼，抢老百姓家养的鸡去烤，政府奈不何，管不到”。伤兵还在当地找女人，这也引起了不少纠纷，有的女人跟兵走了，男人就去烧伤兵的屋子，“哎，讲不出名堂。战争时候就很混乱”。

当年困在晃县的一百来个等车者中，有一位女医生，曾在日本的一所美国教会医院受过训练，又专门研究过种草药，她给林徽因开了一些根据西医理论处方、但在当地能够买到的中药[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每天白天，梁思成就去三里外的龙溪口抓药。2009年我采访梁再冰，当时80岁的她还记得药方，“每天一对猪肺，再买一百个苦杏仁塞在猪肺里面，然后熬汤，加上蜂蜜一块吃，就这样两个礼拜后，我母亲就完全退烧了”。

林徽因病渐好，梁思成因此有更多时间陪两个孩子，他教他们怎样看地图，带他们到舞水边散步，用石头打水漂儿给他们看[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两星期后，梁家登上了一辆十六座的小公共汽车前往昆明，车里塞进了27名乘客，没有窗户，没有点火器，喘着气、颤抖着前进，连爬过一段平路都很困难，更何况沿途的山路。最后，汽车停在贵州某处荒凉的山顶，没汽油了。全家人拉着孩子们冻僵的小手，在天黑下来的时候沿着山路徒步前进，他们又一次遇上了奇迹，在峭壁的一旁找到了几所房子并被允许进去过夜[致费慰梅、费正清，《林徽因书信集》，第90页。]。

离开晃县，又穿越整个贵州，梁家最后到达昆明已经是1938年1月，从长沙出发算起，他们在路上花了整整39天。“关于这些破车意外的抛锚、臭烘烘的小客栈等等的一个又一个小插曲，”林徽因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写道，“间或面对壮丽的风景，使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心疼。玉带般的山涧、秋山的红叶和发白的茅草，飘动着的白云、古老的铁索桥、渡船，以及地道的像安顺那样的中国小城，这些我真想仔细地一桩桩地告诉你……[致费慰梅、费正清，《林徽因书信集》，第91页。]”这次旅途中的重病对林徽因的健康造成了严重损害，埋下了几年后她肺病再次复发的祸根[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不重合的圈：梁从诫文化随笔》，第40页。]。1938年春天，她给人还在湘西的沈从文写信：“现在多半的人都最惦挂着我的身体。一个机构多方面受过损伤的身体实在用不着惦挂，我看黔滇间公路上所用的车辆颇感到一点同情，在中国做人同在中国坐车子一样，都要承受那种待遇，磨到焦头烂额，照样有人把你拉过来推过去爬着长长的山坡。你若使懂事多了，挣扎一下，也就不见得不会喘着气爬山过岭，到了你最后的一个时候。”[致沈从文，《林徽因书信集》，第40页。]

写这封信前一天，林徽因在昆明又见到了她的几个飞行员弟弟，“我几乎要哭起来，这些青年叫我一百分的感激同情……天天早上那些热血的人在我们上空练习速度，驱逐和格斗，底下芸芸众生吃喝得仍然有些讲究……现在昆明人才济济，哪一方面人都有。云南的权贵，香港的服装，南京的风度，大中华民国的洋钱，把生活描画得十三分对不起那些在天上冒险的青年，其他更不用说。现在我们所认识的穷愁朋友已来了许多，同感者自然甚多”[致沈从文，《林徽因书信集》，第42页。]。

抗战之初，中国空军可用的飞机不到300架，消耗一架是一架，日本则超过2000架，并且可以不断生产。1937年在上海、在杭州，1938年在武汉，中国空军尚能一战——事实上他们极其英勇，这从中央航校门口石碑上的字就能看出：“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全世界没有第二个航校会这么写，但许多航校生就是这么做的，毕业于清华的沈崇诲是其中一个，1937年淞沪抗战，他在飞机故障、自己又负伤的情况下选择驾机撞向日舰“出云号”。[纪录片《冲天》。]

到了1940年，随着日本最先进的零式战斗机投入战场，日本空军完全拿走了制空权，1941年成都913空战中国惨败，在飞虎队援华之前，再无招架能力。对于航校的学生来说，这几乎是一开始就注定的悲剧：他们一批批地毕业，一批批地冲上天空，然后一批批地留在了那里。有人做了统计，当时的中国飞行员从航校毕业到牺牲，平均生命只有六个月的时间[纪录片《冲天》。]。从1939年开始，陈桂民、叶鹏飞、黄栋权……他们的遗物一个一个寄到了“荣誉家长”梁思成和林徽因手中，每接到一次包裹，林徽因都要哭一场[梁从诫：《悼中国空军抗日英烈——忆一批与我们家情同手足的飞行员朋友》。]。1941年，林徽因的胞弟林恒，航校第10期学员，也牺牲在成都上空。三年之后，林徽因写下了那首《哭三弟恒》。这一年，她在晃县结识的最后一位“弟弟”林耀，也牺牲于衡阳保卫战中：

汤卜生，那位空中谒陵的飞行员，在《一个飞行员的自述》里说，他们每个人都存有一个遗嘱，因为既然在战争期间当了飞行员，就不可能有什么可以预期的计划，如果有什么计划，“那就是为国牺牲吧”。也是在那篇文章里，他谈起飞行员的痛苦和喜悦，“我们与环境作生命的挣扎时，我们是孤单的辽远的在离人群极远的空中，我们的痛苦和喜悦，只有我们孤单的享受，同时在痛苦的事向我们围攻时，却更残酷得不容许我们去思索和回忆任何一件往事，哪怕是正在以每秒钟八十公尺的速度向一个无可避免的山峰中碰的前一刹那！我们永远只有现实！求如何以处置现实！等到我们安全的回到机场，和人们谈到一个几乎失去了生命的经过，是没有人可以体验到当时的情形的！因为，生命是这样的东西：已经失去了，没有人能知道他！没有失去，没有（人）会感到它！[卜生：《航空生活的感想：一个飞行员的自述》，《中国的空军》，1938年第10期。]”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1938年8月18日，在衡阳上空的空战中，汤卜生也牺牲了。

在为费慰梅所作《梁思成与林徽因》写的前言里，史景迁说，“仅仅让我们远远地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做一番鸟瞰，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浪费惊人的世纪：浪费掉了机遇，浪费掉了资源，也浪费掉了生命。在外侮入侵和占领的困难与内政如此的无道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怎么可能会有目标明确的国家建设？[（美）史景迁：前言，载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一对探索中国建筑史的伴侣》。]”有人会觉得，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故事从一开始大概就是上述悲观看法的证明——从长沙到沅陵再到晃县，又岂止是梁林，沈从文、沈荃、航校的年轻人们等等等等，不一样在这无尽的消耗中浪费了他们的生命？可就像史景迁说的，一旦了解了更多他们的故事，那些亲切又感人的细节，你就会清晰地感受到他们迸发出的生命之光。

不逛街也不参观时，旅行团学生们最大的娱乐活动是打桥牌，白天打，晚上打，床上打，草地上打——吴大昌告诉我，有人走得特别快，就是为了给打牌多争取一点儿时间。有时也唱歌，那会儿的学生都喜欢合唱，无论学生运动还是徒步行军，唱歌都是最好的激发士气的方式，“我们那时候是高高兴兴地唱歌，步行时唱，晚上也唱”。晚年接受采访的黄钰生回忆说，“我们一路上唱着游击队员之歌、我们都是神枪手，还唱聂耳的歌。我们吃得很好，睡得不可能好，有时牛舔我们的脖子，就在牛厩的旁边睡了”[伊斯雷尔（易社强）访问黄子坚，1980年3月22日，西南联大博物馆提供。]。在晃县舞水边，他们唱的是“一二三——四！暖和的太阳，太——阳！……”唱着唱着就改编歌词，愉快放荡起来，“……秋香，有谁爱你呢？……”“有我呀！”“……前进，前进！”[林蒲：《湘西行36》，《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6月10日。]

一天，他们在舞水边闲谈，从松花江谈到昆明湖又谈到西子湖，都是沦陷的土地，谈得气愤时个个摩拳擦掌。就在这时，渡口上忽然围了一群人在争吵。大公报记者戚长诚与几个同伴走近，发现是一艘民船拉着两千多斤水银，顺流而下要往常德去。县政府的人说是有资敌的嫌疑，扣船不放行，而经运商人却说是运到常德制药。同伴中的一位教授——很可能是曾昭抡，当年他入麻省理工学院学化学时，一战刚刚结束两年，学院体制与教学尚未完全脱离战时轨道，因此他也接受了军事化学教育[戴美政：《曾昭抡》，北京：群言出版社，2013年12月，第49页。]——见双方争持不下，遂从中调解：“最好是由县政府出面打电话给常德县政府，请其就地调查真伪，一面电请省政府批示，在省府回示未到之前，水银暂且留在晃县，不要起运”。双方这才不再坚持。事后教授告诉戚长诚，水银确是制造炸药的重要原料，像这样大批资敌，虽然不易，但是配普通西药，却也用不了这许多。照他的推断，或许是商人运到下江去，打算抬价谋利[长诚：《抗战中的西南（十二）》，《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6月5日。]。

因为这次意外事件，他们知道了晃县酒店塘一带水银矿产极富，戚长诚便约曾昭抡和袁复礼两先生次日去参观矿场。酒店塘在县城西南二十余里，去之前，戚长诚就听晃县较有文化的民众说，酒店塘的水银矿，一向是由军阀包办，甚至是包而不办，最近湖南的政治虽然比五六年前进步，但水银矿却仍由一位旅长承办。戚长诚半信半疑，和袁曾两先生步行两个多小时抵达，听矿区某君介绍说，晃县的水银矿从去年秋天起已由裕湘公司接办，裕湘公司是十二个人合股组成，资本三万多元，工人四百多人，每月给湖南建设厅矿租四百元。因为接办才半年，所以盈利不多，但出产已大大增加，好的时候每月能产四千斤左右。不过“商办”很可能也只是名义上的，戚长诚很快就从矿区经理告诫工人的布告里得知，裕湘公司总经理，就是暂编陆军第十二旅旅长李雁宾。

三位参观者获准进到矿洞，往下走了一里多，洞里很暗，油灯如豆，还常常被一缕缕白色的水蒸气熄灭。越往里走越闷热，工人全部赤身裸体地干活，挖矿、运输、排水，一切都是人力，工资极低，每日每人最高一吊四百文（约合一角七分五），公司另给每人每日菜钱二百文。这个矿仍采用人工敲碎矿石再放入锅炉中烧的土法提炼水银，效率很低，毒性也大，油水工人个个染病，轻者牙床腐烂、神经衰弱，重者五脏失效、骨节麻痹、肺结核等等。两位教授看了忧心忡忡，通过戚长诚在《大公报》的专栏呼吁，用更先进的化学蒸馏法，既可以减少疾病，又可增加出产。[长诚：《抗战中的西南（十二）》，《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6月5日。]

1939年5月，湖南省建设厅在晃县成立省汞业管理处，加大采矿力度，也是这一年，张本清联合晃县著名匪首姚大榜（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田大榜的原型）击败了酒店塘汞矿的原本经营者，但也因为分配不均，矛盾日深[《湖南社会大观》，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1月，第245页。]。1941年5月，湖南省汞业管理处并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汞业管理处[《湖南省志第九卷·工业矿产志·冶金工业》，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11月。]。有人说，资源委员会在某种程度成为中国计划经济的先声[详见：程麟荪《中国计划经济的起源与资源委员会》，《二十一世纪》。]，不过这是后话了。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资源委员会在各地招商承办，将酒店塘汞矿转让给张本清的本善公司承办[朱汉国、杨群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三册·志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92页。]，厂房、设备全数归张[《新晃侗族自治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5月，第429页。]——这在当时是否进一步激化了张姚矛盾，已无迹可寻，但毕业于黄埔一期的张本清，自负自恃，孤傲不群，对地方不公之事好打抱不平，而晃县帮派竞争盘根错节，张本清开在龙溪口的本善公司，占用了江西帮的部分地基，并且将其房檐削去一角[《湖南近现代社会事件史料选编》，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第1143页。]，加上本善公司大量收购桐油等产品，生意兴隆，又通过经营龙溪口码头大肆征收码头税，夺了各商号之财，早已树敌无数。最终江西帮和芷江的杨永清联手，假姚大榜之手枪杀了张本清[《湖南社会大观》，第246页。]。时任晃县警察局长的杨世明回顾了1949年2月14日凶杀之日及后续处理情形：

那个时代似乎已经很久远了，财富聚敛起来，又消散于无形，但有时候，历史会沉淀在某个角落里——2002年，有人在龙溪口买下一栋1949年前的老房子，翻修二楼楼板时，在楼板夹层发现了不少水银，装在瓶子里去称，有两斤之多。而装修楼下房间时，又发现地板下面是个盐窖，很大一块，外面看起来是黑的，锤开一看，里面都是白花花的岩盐。[刘建勇、马金辉：《龙溪口：乱和繁华，都随时光去了》，《潇湘晨报》2009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