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耳根开始出现了—秀气的河谷—巨大的脏兮兮的电吹风—湘黔交界处—戴着口罩防放蛊—县长的布告—麦克卢汉的预言—查禁的故事—不抗日可不可以呢—每个角落都充斥着鸦片烟味—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花花豹子在城墙上叫—深更半夜来敲门的伤兵

离开新晃这天上午，依旧闷热，云朵很厚，预报中的大雨迟迟落不下来。我9点多退房从酒店出发，跨过舞水，经过不复存在的大同旅社，在城西的“原中山老粉店”吃到了出发以来最可口的一顿米粉，汤头鲜而清淡，小青辣椒有股生野劲儿，腌萝卜脆爽清甜，一解几天以来芷江鸭、大碗饭和炒粉带来的油腻。粉店不大，生意极好，手脚麻利的老板娘记得每个人点了什么。自选佐料里出现了凉拌折耳根，提醒你贵州不远了。

吃完早饭，心满意足地折回国道，继续西行。我惦记着杨式德在日记里写的，“在舞水的valley（溪谷）里向西走着”，“野草中以羊齿植物最多，树木则多茶油树”，好像出城就步入一条绿色河谷似的，全然忘了国道早已在每座城市的郊外繁殖出无尽的汽修站和补给点，它们带来的噪音、灰尘（有的地方有拇指盖儿厚）和机油污染蔓延长达两三公里。

灰头土脸走了半小时才算真正出城，湘黔铁路一直相伴行进，一列从昆明开往哈尔滨西的绿皮火车驶过，与之同行的是国道上一辆从汞矿开往县城中山路的员工班车，往前走不远，果然看到路牌，指向“酒店塘化工小区”——这座曾昭抡与袁复礼两先生探访过的湖南汞矿鼻祖见证了明朝的灭亡，清末首次公司化开采，西南的军阀混战，抗战时期的官办和战后的招商（间接引发了一起命案），以及新中国的技术改造，直到1981年才因为资源枯竭而宣布闭坑。[《湖南省志第九卷·工业矿产志·冶金工业》，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11月。]

接近上午11点，车明显少了，国道的底噪——啾啾鸟鸣可以听到了。一只乌鸦在汽车行将驶过之际玩了个惊险的低空穿越。两边的行道树还是刺槐，出发时湖南开得正艳，快进入贵州时已有败落之象。隔不多久就有火车驶过，带着悠长的汽笛声，有的人家夹在铁路与国道之间，用水泥围栏砌出个小院子，孩子在里头无忧无虑跑来跑去的样子真叫人羡慕。一丛茼蒿开着热烈的黄花，几株芫荽，白色带点粉红的小花长在其中。好长时间我一直以为“芫荽菜”写作“盐熏菜”，晃县当年开在斌星街口的陈胡子面馆，除了骨汤鲜美，还佐以生姜、胡椒、香葱、油泼辣子等香料，到了冬天还会加上芫荽作为时令调味。这一路的芫荽不少，有水的地方能长出一大丛来，气味浓烈。

又走了20分钟，总算进了杨式德说的valley，平滑如镜的舞水在国道右侧出现，河对岸是连绵的喀斯特小山，山脚下老屋有着拉长的灰瓦屋顶，加上岸边几株竹子和青色积雨的天空，确实是秀气的风景。有一点凉风，头顶的积雨云迅速变幻着色彩，不知这场大雨何时降下。继续沿河上行，对岸山体一直逼到水边，岩壁如削，但转过一个弯，台地和梯田又在对岸出现了，电线上缠绕着可爱的藤蔓植物。中午12点45分，进了路边一家“活鱼馆”，却点了香椿炒蛋之类的全素，老板似有不满。坐在临河走廊等上菜时，暴雨突如其来，两三分钟就达到顶峰，铁皮屋檐噼里啪啦直响，舞水河面激起密密的白点，一只白粉蝶在雨中挣扎着飞着，居然一直没被击倒。雨很快就停了，河面吹来凉爽的风。炒菜味道中规中矩，米饭按人头收费——还在湖南边境，但已不是“米饭管够”的湖南规矩了。

雨后的国道有清新的气味，行道树下的路面是干的，可刚刚的雨下得明明很大啊。过路大货凶狠，在没有积水的地方也能给你轧出水花来。继续沿舞水前进，1点45分经过了露水溪渡口，顺台阶下到河边洗手，一个男孩在凉亭里听音乐，他在等吃饭的船公回来，红色的铁皮小船泊在岸边，上面写着“铜仁”二字，一块钱过一次河，男孩告诉我，对面（北岸）就是贵州了。对面也有人在等船，矮矮的梯田正往河里哗哗排水。

下午来了一阵太阳雨，芭蕉叶、白菜叶、莴笋叶上都亮晶晶的，怪好看，可闷得人不舒服。好在不久又起风了，一块提醒人们安全生产的生锈铁牌摇摇欲坠。走出鱼市镇就告别了舞水，马路对面一棵仍然开着花的刺槐树叶间翩翩飞着几十只白粉蝶。一辆大货带来一阵含沙的狂风，但有的大车带来的是焚风，尤其当它开得特别缓慢时，就像有人拿了一个脏兮兮的大电吹风给你从头到脚吹了一通。我见人就问贵州还有多远，都说挺远的，也许他们是希望我搭乘他们的摩托车，但此时真想念典型山中徒步故事里头那些总说“没得好远”的可爱老乡啊。

3点钟，天又一次阴下来，这会儿可以确定一场真正的大雨就要降下了。出发前设想的挽起裤腿蹚水的情形终于要在湘黔边界出现了吗？等等，我好像在常德就把拖鞋作为减负品给寄走了……不管了，上到旁边的铁路桥，放下背包，坐下来休息。桥上风大，吹着十分惬意，能听到一种有趣的鸟叫，就像一个急促的嗓音跟你说：别急别急别急。这是一片谷地，铁路便沿着这狭长谷地通向前面贵州的大山里，又一列绿皮火车呜呜呜着西行时，我居然生出了某种西出阳关的苍茫之感。

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谪守龙场驿，由此道进入贵州时正是阳春三月，想必是心情低落，他没有为春天留下只言片语，把笔墨都给了愿与他结伴同行前往“瘴蛮”之地的一位新友，“山城寥落闭黄昏，灯火人家隔水村。清世独便吾职易，穷途还赖此心存。蛮烟瘴雾承相往，翠壁丹崖好共论。畎亩投闲终有日，小臣何以答君恩”[王阳明：《平溪馆次王文济韵》。]。十六年后，谪戍云南的杨慎熬过了湘西的冷霜，离开晃县进入玉屏时大约也是春天了吧，可春色只令他感慨韶光荒废，“野鸡坪边饶杂花，幽兰石竹交山茶。可怜春色浩无主，徒使骚人恼鬓华”[杨慎：《野鸡坪》。]。

“东来荆楚行将尽，西去黔滇路转长”，那些西去边地者留下的文字，像永不消失的电波，时移世易仍可与人发生情感共振。可是我也知道，很多时候你需要跳出来审视这种情感。某一个不太冷的冬天，我在维也纳街头闲逛，想要看看多瑙河，结果从老城一直往东走了快一个小时，才来到这条著名大河的岸边。河很宽，水是灰色的，对岸有方方正正了无趣味的建筑，再往东就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了——至少印象里是如此，当我想起多瑙河东岸时，脑袋里回想着的是某位欧洲人（忘记是谁了）说的，过了多瑙河，就是亚洲了。这里的“亚洲”，并非真正的亚洲，而是蛮荒、嗜血、无法理解，总而言之是不够“文明”的指代。虽然茨威格说，“凡是在维也纳生活和工作的人都感受到自己摆脱了偏狭和成见。再也没有一个地方能比在那里更容易当一名欧洲人”，但摆脱了偏狭的欧洲人仍然需要一个“亚洲”来成为欧洲人，因为人们总是需要他者来发现自我。同时，最好还有一个明确的界限，来隔开我们和他们。于是“亚洲”不断扩张，从远东到中亚，从俄罗斯的干草原到小亚细亚，再到巴尔干，到多瑙河东岸，最后一路直抵冷战时期的东柏林——好像是西德总理阿登纳的话吧，柏林墙以东就是专制的亚洲云云，听起来就是蛮夷论的西方版本。这么一想，此刻休息的铁路桥，倒可比作查理检查站了——检查的不是你的证件，而是你的心灵。

离开晃县前，湘黔滇旅行团闹了一次不大不小的矛盾。因为由常德走水路到沅陵的大件行李船比预计时间晚了三天抵达，直到大部队已经走到晃县，那些行李仍未跟上。大多数学生的意见是等行李全部抵达再从晃县出发，但团长黄师岳并未表态。第二天，《大公报》记者戚长诚告诉学生，临大当局原本和贵州公路局签订契约，要了一批汽车，但由于经济原因和李继侗教授的激烈反对而作罢，已经在五里山受过匪情惊吓的学生们认为，是吝啬的首长关心几个钱胜过关心他们的安全，他们成了牺牲品，因而决定以后不再步行了。李继侗试图对学生解释，贵州当局已经无法从各项军事任务中抽调汽车给旅行团使用，因此除了步行入黔别无他法。但包括戚长诚在内的几个学生带头人拒绝接受。他们抗议说，行李未到，在无衣可换的情况下大家还能坚持多久呢？团长黄师岳向他们保证，行李最晚将在三天内追上大部队[（美）易社强：《从长沙到昆明：西南联大的长征是历史也是神话》，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第497页。]。3月17日一早，旅行团总算在细雨中，由保安队护送[吴征镒日记。]陆续开拔。

不知是否和带头“闹事”有关，戚长诚应该是在进入贵州前后离开了旅行团——他在报上连载的《抗战中的西南》到晃县戛然而止，而他再一次发稿，身份已经是《大公报》驻贵阳记者。根据学生们后来的回忆，他也确实在旅行团越来越不受欢迎——人们觉得他自作聪明，爱管闲事。[（美）易社强：《从长沙到昆明：西南联大的长征是历史也是神话》。]

晃县距离玉屏34公里，上午10点多，旅行团行至距离晃县16公里的鲇鱼铺，此地已属贵州，市镇东边一个牌子写着“湘黔交界处”，杨式德在这里买了碗白薯吃，前半日他在路上见到袁复礼，“穿西服、皮鞋，手里提着斧头随时打击山石”，休息时，又看到了闻一多，“戴礼帽，穿中式浅色长衣，腰束黑带，斜插着大烟袋，下面绑着腿，拿着手杖，充满了仆仆风尘的意味”[杨式德日记。]。不少学生在省界合影留念，在黄培云担任小队长的第一大队第二中队第五分队老照片里，你能看到那块竖起的“湘黔交界处”牌子，一棵大树和一座不高的牌楼，但最引人注意的，是好几个学生胸口挂着面具。张寄谦所编一书为这张照片作注说，“为了防御传闻苗民放蛊的伤害，少数小分队员戴上了外科面具”。易社强的书则解释，有人戴上面具，据说这样能预防疟疾。无论是哪种说法，在1930年代，一般人的印象里，贵州不只是一个贫穷的省份，更是一个充斥着瘴气、疟疾和蛊毒的神秘所在。1937年，甚至《中国红十字会月刊》这样的杂志都会煞有介事地说起放蛊，“放蛊的人……每年至少要放一次，要不然自己就得死去的。‘蛊’就是许多最毒性的虫，相聚在一起互咬着，剩下了最后一只虫，毒大无比，人若受有这样一点毒，就会咬穿腑脏，中毒而死，苗妇还有一种特殊的‘放蛊’法，就是不放在食物里，而放在空气里，它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处人以死，这种毒害，大都是客乡人到了苗区旋归故里以后，约时不归，而出此的”[《放麻疯与放蛊》，《中国红十字会月刊》，1937年，第26期。]。

贵州苗寨可怕的名声，让诗人出身的省民政厅厅长曹经沅不得不在《大公报》撰文解释：“我们要晓得今日苗寨生活，很吻合古代社会，譬如苗民中有春天跳场的风俗，但我们古代周礼有‘孟春月男女会合于野’的记载，苗民中有放蛊的行为，但我们西汉的时候，有巫蛊之祸……这些风俗的好坏虽为另一问题，我们由此更可证明苗寨同胞，并不是何种异族，同我们古代的风俗，确是一样，所以一切的荒谬传说，我们应当竭力纠正的……我们既晓得苗寨同胞在生理上，并没有特殊的变态，和我们一样的……至于现在苗寨的情形，又是怎样呢，据本人调查的结果，还是痛苦不堪，在他们生活上说：不吃盐粑是常事，几个月见不着滋养料，一天工作下来，得不着一饱，在卫生上说：有终年不洗澡，污秽不堪，身上没衣服穿，夜间盖‘秧被’，在迷信上说：他们生命一切，掌握在鬼师手里，有病无医药，真是可怜得很！他们本身是这样的困苦，还有所谓‘官家’，‘土豪’时常压榨他们……本人觉得今后县政是要负这个责任的。”[《黔民厅长曹经沅谈 苗寨同化问题 苗民环境恶劣生活困苦 需要政治力量扶助诱导》，《大公报》天津版，1936年6月1日—6月4日。]

过了鲇鱼铺即为贵州省境，余道南注意到湘黔公路湖南段路面平整，一入贵州就坎坷不平，路旁不少煤矿，“煤层裸露，随处可见，只可惜货弃于地，无人开采”[余道南日记。]。沿途不时有武装保安人员巡逻，他听说是贵州省主席吴鼎昌下令安排的，以保护旅行团安全，“黔省自地方军阀倒台之后，改由文人执政，一切比较开明。但愿吴氏在位期间，能为贵州全省人民多做些好事”[余道南日记。]。1926年，银行家吴鼎昌出资5万元，与留日老同学胡政之、张季鸾一道，创办新记《大公报》，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办报理念，开启了中国新闻史上的传奇；抗战期间，吴主政贵州八年，使黔省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而同样重要的是，贵州进一步纳入“中央化”进程，作为西南大后方日益安定巩固，为长期抗战贡献莫大。[可参见：《吴鼎昌与贵州》，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11月。]

风越来越大，已经很凉快了，我背起包继续向贵州进发。国道起起伏伏，有时路两旁都是岩壁，穿堂风迎面而来。天光美妙，尤其是结合远处斑斓的山色。只有接近地平线的一小块儿天空是闪亮的，其余部分是每一秒都在变幻的阴沉沉的蓝。越接近贵州，颜色好像就越丰富，《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曾经把贵州称作“彩色省”，那么贵州的自我定位呢？答案很快揭晓，前方短暂平行的沪昆高速上出现了绿底白字的提醒：欢迎来到公园省贵州。不过国道上还没有贵州的欢迎语，倒是走着走着，一回头，看到背后有一个“欢迎您进入湖南省级贫困县新晃侗族自治县”的牌子，牌子下头有一叶废弃的、积着雨水的小舟。

风又大又凉，远处的天光被压得越来越小，所有的植物都在抖动。雨点落了下来，很稀疏，但颗粒很大，砸得人有点疼。下午3点半，终于进入了鲇鱼铺。杨慎当年经过这里时记述，这里“山产石墨，道皆黝泥”[杨慎：《滇程记》，明万历三十三年。]。鲇鱼铺现在叫大龙镇，路边煤块仍然很多，油光发亮堆在路边，一栋旧旧的“黔东招待所”立在被煤染黑的路边。不远处有一幅鼓励二胎的宣传语：一对夫妻生两孩，老有负担分半开。前方1730公里的路牌开外，终于看到了“欢迎进入320国道贵州段”的字样。修车铺几个男人告诉我，他们是贵州人，国道两边都属于贵州，而公路在进入贵州段前仍属湖南。他们一直问我怎么不坐车，始终无法理解这样一件事情：有人放着车不坐非要走路。最后他们压低音量得出结论，我一定来做某种调查的。

人们很容易把走在路上，尤其是公路上的人想象为怪人或者苦行者，却不明白他们有可能多么快乐。就拿我自己说吧，仅仅几个月前，我还在平遥国际电影节稠密的雾霾里一边看露天电影，一边苦苦思索一个文字工作者该在影像时代做点儿什么（这个问题可能比空气更毒）；仅仅几天前我还在担心发炎的脚趾，仅仅几个小时前我还被闷热的天气憋得满头是汗，而现在，我的思维和脚步一样轻快，过往堆积的暮气和忧思一扫而空，“尚能走否”？我简直是个少年呀！20世纪初的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这样描述徒步带给人的轻快：“我有两位医生——我的左腿和右腿。当身心失常——我的身心住得如此近，以致一方总是捕捉到另一方的忧郁，我便知道我必须招来我的医生……我的思想起初像暴徒，但黄昏我带它们回家，它们嬉戏蹦跳如快乐的小童军。”[转引自（美）丽贝卡·索尔尼：《浪游之歌：走路的历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1月，第134页。]

下午3点50分，我走到了国道湖南段结束的地方，正式进入了贵州。浓重的乌云压着头顶。我在路边小店买了瓶水，决定在屋檐下等车。过了两分钟，去玉屏的过路车到了，招呼它停下，跳上车去。车被各种蔬菜篮子占满，仅能立足而已。4点05分，大雨倾盆而下。瓢泼大雨里，模模糊糊看到窗外一条宣传语，一个女儿一片天什么的。

湘黔滇旅行团到达玉屏县是下午4时，这是一座城墙完备的小小石头城，旅行团由东门入城，县立中心小学的童子军列队欢迎，还有民众代表向他们敬礼，街上也贴出了欢迎标语，每家还挂出国旗来。欢迎民众里有一对郑氏姐妹，偶然发现旅行团里有一个姓郑的同学——应该是北大历史系大四学生郑逢源，家长便特地邀到家里吃饭认亲，还连夜制作玉箫一对送作纪念[刘重德：《跋山涉水赴联大，读书写诗为中华》，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第273页。]。杨式德听说县长也前来欢迎，不过他没有看见。但许多学生都看到了县政府贴在十字街上的布告，有人还拍了照——南开电机系大一学生高小文现在还保留着照片——左下角是县长名字，照片此处有点模糊，根据能找到的材料，他叫刘开彝。

查临时大学近由长沙迁昆明，各大学生徒步前往。今日（十六）可抵本县住宿，本县无宽大旅店，兹指定城厢内外商民住宅，概为各大学生住宿之所。凡县内商民际此国难严重，对此振兴民族领导者——各大学生，务须爱护借重，将房屋腾让，打扫清洁，欢迎入内暂住，并予以种种之便利。特此布告，仰望商民一体遵照为要。此布

这是旅行团从长沙出发以来，第一次受到这样规格的欢迎。刚从长沙出发那几天，到达宿营地，须与当地接洽，黄师岳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团长”名义出面，效果不佳，处理事务极不顺利，后来他改用“陆军中将黄师岳”出面，竟然一呼百应有求必应——足见国人对“头衔”之在乎及畏惧军人之心理[蔡孝敏：《旧来行处好追寻——湘黔滇步行杂忆》，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第214页。]。考虑到这一经历，不难理解许多学生都曾带着感动之情回忆这一纸布告。

因为对布告印象深刻，到达玉屏第二天，我前往玉屏县档案局，希望查阅原件和相关资料。玉屏县政府大楼在舞阳河——舞水在贵州的名字——以北的新城，楼下的保安很不好意思地让我登记姓名，“走一个程序，走一个程序。”在档案局办公室，我出示了介绍信，对他们的接待表示感谢。“档案放在那里，就是要给人用的呀！”之前接电话的女工作人员说。不一会儿，又来了位县新闻中心的年轻人，热情地跟我打招呼，说在网上看了我的文章，对我重走这条路很感兴趣。说他以前也喜欢徒步，以前在镇上教书时几乎每两个月都要出去走走，后来县委宣传部缺人就调过来了，他说他有点儿后悔，又说，西南联大了不起啊，当时比较自由。我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应，因为无法判断他的用意。他背着双肩包，甚至还有点学生模样，看着一点儿也不像一个宣传部官员。我们聊了会儿西南联大，我把话题从自由转向了多元，他说，可以和我们玉屏县的人文精神四句三个字结合起来，“善包容”。我问他，其他三句话是什么啊？他不好意思地笑：第一句话是讲政治，还有两句是重感情，敢担当。

虽然多少知道一些西南联大的故事，但他没有听过湘黔滇旅行团，得知闻一多也是旅行团成员时，他很惊讶，自我解嘲说，“虽然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大牛，但是我们这里有很多大牛经过呀”。途经玉屏的名人确实不少，虽然迟至元朝玉屏才设立驿站（当时称“站赤”[乌云高娃：《站赤——元代驿站交通网新样态》，《意林文汇》，2017年第8期。]，元朝也是在贵州开展驿运的第一个王朝），但到了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对全线进行修治拓宽后，由玉屏入黔、宽2米、卵石路面的驿道已成“黔楚通衢”。1819年8月20日，天气晴朗，林则徐从鲇鱼铺入贵州界，住在玉屏城内，当时玉屏闹旱灾已有月余，“田禾槁者十之七八”，当天天气也非常炎热，“向闻云贵夏不葛，冬不裘，恐未尽然”[林则徐：《己卯日记》，《林则徐全集·第9册·日记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第88页。]。

和这位新闻中心的年轻人一起来的还有一位他的同事，更加年轻，他的爷爷是丰都人，当年跟着修建湘黔铁路的大军来到黔东，就此扎根。他在新闻中心做新媒体，经常要写一些与玉屏历史相关的稿子，但从未听过这些路过的名人，他谦虚地总结，“现在我又有了自己是外地人的感觉了”。

负责提档的是两位中年妇女，其中一位烫着头发，穿着拖鞋，她抱着故纸堆来回走动的场景让我有点穿越。“都是幸存下来的。”她对着发黄的民国档案感叹了一句。考虑到布告由县长发布，又和教育相关，我把主要精力放在民国县政府、民政科、教育科三大卷宗，同时也翻看了县（国民）党部的部分资料。

拿到这些泛黄的、发卷的、缺角的旧文书时有点兴奋，是那种需要花几分钟才能跳脱出来的对形式感的兴奋——按照流行操作，我立刻可以写出一篇“触摸历史”之类的新媒体文章，麦克卢汉早就预言过，“形式即内容”。等这股兴奋感落了下去，才是艰难的辨认和寻找工作。虽然还没有看到布告原件，但我找到了当年县长签字的不少公函，他叫刘汉彝，不叫刘开彝，湖北应山人，字写得不好不坏。翻阅玉屏县在1938年的各式公函，绝大部分是“转发”贵州省政府训令，关于禁毒，关于赈灾，关于抗战，关于对中共的防范——民国时期，县长由直接治理百姓的“治事之官”逐渐蜕变为承转公文的“治官之官”，与此同时，基层政治运作也由“无为”趋向“有为”，以加强对社会各种资源的汲取和控制。[可参见：王奇生《民国时期县长的群体构成与人士嬗递——以1927年至1949年长江流域省份为中心》，《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引起我格外兴趣的是玉屏县党部“查禁”的卷宗。1937年9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定了“检查书店发售违禁出版品办法”，通过各省党部向各县发出训令。战时新闻邮电审查各国皆有，大原则乃是避免资敌，但我好奇的是原则之下的执行细节：究竟是什么书籍报刊因为什么具体缘故遭到了查禁？

好在，训令后面附上了“每周取缔刊物一览表”：西安的《文化周刊》，查禁原因是“袒护共党，言论反动”；上海的《知识往来》，“意识左倾，系共党主持之刊物”；上海的《哲学与生活》，“主张联合战线，攻击政府”；北平的《国民革命自治理论》，“汉奸反动刊物”；三联书店出版的《救亡歌曲集》，“内容左倾，鼓动阶级斗争”；小册子《对东北集团应有之认识及前途》，“内容荒谬”；王明的《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以派系私利为前提对本党攻击污蔑不遗余力”；《西安半月记及西安事变回忆录》，“自称根据纽约时报所载文字翻译而成，经查内容谬误颇多……”

翻了一个上午，没有找到那份布告，烫头发的大姐建议我到“抢救室”看看。跟着她上楼，经过除尘、去酸、有害生物防治等几个办公室后，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房间，两个戴着口罩的小伙子正对着电脑和扫描仪一页一页电子化这些旧档案。中午，新闻中心的两个年轻人客气地给我送来盒饭，我们在民国的尘埃里边吃边聊。扶贫攻坚也是他们现在最忙的事儿，上面要求他们每个月有20天住在村里，我好奇宣传部如何帮人致富，“我们是文军扶贫”，他解释，主要是下乡放微电影、推介创业先进典型等等，“发掘村民内生动力”。国家定下了2020年告别贫困的大目标，一个月后（2018年5月）县里就要迎来“国考”，他们比较头疼的是“幸福感”这个指标，“非常主观的东西，有些家庭生活水平上来了，可他们未必觉得幸福……所以我们文军要重点影响他们的价值观……”

1938年3月旅行团经过玉屏时，国民党贵州省党部的喉舌报纸《贵州晨报》正处在挣扎之中，除了开阳、遵义等六个县，这份党报在贵州其他县市销量都不超过十余份，有的县甚至销量为零，省党部4月份向各县发出训令，除了嘉奖表现好的六县之外，要求其他县在5月底之前，将指定数目“努力推销足额，以广宣传”。到了6月，省里的训令又来了。这次遇到的新情况，是各县为了推销党报，推行半价订报，甚至赠阅，而战时纸价上涨，晨报社入不敷出，同时之前允许各县党部用省里的补助费扣抵订报费，但报费昂而补助少，报社欠款无法及时收回。于是训令取消了抵扣办法，同时规定每县最多只有三个半价订报名额，超出名额也只按一般订户九折优待，“须知党报为党的喉舌，凡属党员，均有维护之责，各该部应视推销党报为自身主要宣传工作，不得将晨报视为另一机关，请求补偿……”

在影响民众价值观上，玉屏县党部当年10月印制的“抗日救国问答”可谓苦口婆心。“我们为什么要抗日？”“日本要灭亡我国家。我们已忍无可忍，让无可让，非抗它（日本）不能生活了……”“不抗日可不可以呢？”“不可。不抗日就是要当亡国奴。不仅自己当亡国奴，子子孙孙都要当亡国奴的。”“什么叫亡国奴呢？”“亡国奴就是任人欺侮，任人劫夺，任人宰杀。祖宗的坟墓不能保，田园庄宅不能保，金银财宝都不能保。生活真是连猪狗都不如！”……“怎样才算有钱出钱呢？”“就是把自己所有的钱钞，首饰也好，废铜烂铁也好，粮食也好，货品也好……只要是国家需要的，都毫不吝啬……甚至于自动地拿出来贡献给国家。”“怎样才算有力的出力呢？”“国家打仗的时候，需要军火，更需要货物，需要粮食，我们作工人的应该不怕危险，努力工作，多多生产。我们农人要比平时更加努力耕种，多多生产粮食。我们商人应该维持市面，照常营业，且不可高抬物价……”“怎样才算有心的用心呢？”“……要用尽我们的心思，想出种种方法，来维护社会的秩序，制止汉奸的活动……帮助我们的国军作战……”

我在“抢救室”里对着电脑翻了一下午已经电子化的档案，非常遗憾，始终没有找到那纸布告，县方志办的姚主任说，玉屏自古以来军事归湖广总督管，但农村又归贵州管辖，是兵家必争之地，“你打过来，我打过去，资料就毁坏了很多”，而另一个特殊之处是，建国前，玉屏县最后一任县长杨鸿垚（“就是末代皇帝”，他说），走的时候放了一把火，好多东西都被烧掉了。

湘黔滇旅行团在玉屏住县署和旁边的孔庙，杨式德和同学就睡在供奉七十二贤的厢房里。县署后院有一株深红色的海棠正在盛放[杨式德日记。]。毕业于北大政治系的县长刘汉彝在这里备好茶点，为旅行团举行了欢迎会，并致词，以读书救国相勉励，黄师岳团长则致词感谢该县的关切和爱护[余道南日记。]，曾昭抡还为现场的小学生发表了演讲[吴征镒日记。]，可惜内容已无从得知。

饭后学生们在城内闲逛，这座小小的石头城，城周三里余，内多田地，街道用大石块砌成，非常难行[杨式德日记。]，房屋也低矮破旧，街上不见一家商店，只有十九家箫笛作坊[余道南日记。]。玉屏箫是曾经拿过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的有名特产，成对卖，一雌一雄（音调高者为雌），装一匣内，箫上匣上皆刻有诗句，字迹很好[杨式德日记。]。有懂音乐的同学试吹，据说非同凡品，一时间购买者踊跃，几乎人手一支[余道南日记。]，预备“吹散倭奴子弟军”[赵悦霖：《自长沙到昆明》，《再生》杂志1938年第10期，龙美光编《八千里路云和月——长沙临时大学播迁记》，第106页。]。还有不少人买了手杖，质轻，可以在上面刻字，高小文请店主人在手杖上刻下了“行年二十，步行三千，道经玉屏，购此为念”[高小文：《行年二十步行三千》，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第233页。]。他应当是受到了南开大学教授黄钰生的启发。在旅行之初比较艰苦的时候，黄钰生经常说自己“行年四十，步行三千”，将来到了昆明要刻一图章纪念，以此鼓励这些比他年轻得多的学生。结果他自己却经常乘坐汽车（很多时候确实是为旅行团整体谋划所需），不常随团步行，于是有淘气学生用纸壳写了一个“行年四十，步行三千”的纸牌子，挂在参谋长毛鸿带的一只狼狗脖子上。当时学校风气自由，黄钰生也不以为忤。[李鹗鼎电话，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第302页。]

旅行团许多人都记得玉屏的布告和箫笛，同样让他们印象深刻的还有这里的鸦片。吴大昌告诉我，“当时在江浙一带，没有公开抽（大）烟的，禁烟禁得很厉害。湖南也禁烟的，但一进到贵州，那个变化太突然了。这个反差印象很深……在路边你就能看到他躺在那里吸鸦片，就好像我们现在老人晒太阳一样。当时的房间都很浅的，走在路上都可以看到。他是在那里享受，但是我们看起来就是病人”。

1858年，清政府与列强在上海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标志着鸦片贸易合法化，贵州开始大面积种植罂粟，因为气候、土壤适宜，“黔土”很快行销全国，贵州渐成鸦片输出大省。1919年，贵州军阀开放烟禁，周西成当政时甚至对不种烟农人收“懒捐”，罂粟种植一步步扩大，“产烟之处，约占全省三分之二”[罗运炎：《中国鸦片问题》，兴华报社，协和书局，国民拒毒会，1929年10月。]。至民国中期，“种烟如同稼禾，连阡越陌”，吸鸦片的人越来越多。当局虽有禁烟之举，但为增加财政收入，或明禁暗纵，或时禁时开，“湘黔道上，每个角落都充斥着鸦片烟味”，一位当时的旅行者说。[蒋苏：《从洪江到贵阳》，贵阳《中央日报》1938年1月，《抗战期间黔境印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487页。]

下午4点20分，我搭乘的中巴驶入玉屏城区，这里马路干燥，可也是乌云压顶。想来这雨云也是一路缓缓西行。4点25分，刚下中巴，大雨就从湖南追过来了。我在路边小店吃了碗羊肉粉，等雨变小，这感觉挺妙：一日几番晴雨，数次暴雨将至，而每次都刚好躲过了。订的酒店不远，入住时前台抱怨了一番携程，说它们给了客人低价，却要求酒店提供高价发票。

傍晚出来转悠，想起虽然以前坐火车路过，但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到达”贵州。可能因为城市名字好听，而那布告又给了我斯文在兹的良好印象，玉屏给我的第一照面有点失望：满脸横肉的摩托车手狂按着喇叭闯红灯，冲破横过中山路的人群，好像违反交规的是别人。中山路位于城北，是现在320国道和当年湘黔公路的一部分，1930年代修筑湘黔公路玉屏段时，原计划穿过城中心的鼓楼，从这座石头城的东西门进出，因为东街居民不愿意拆迁房屋，联名上书请求改道，遂改走城北[谢光汶：《湘黔公路玉屏段的修建》，《玉屏文史资料·第4辑》。]。我穿过中山路，继续往北，上北门大桥时已华灯初上。大桥正在整修，兜转回来，沿河滨路溜达，在那里碰到了一位退休的公检法（“公检法是一家！”他说）干部。

1952年他就在附近读书，那时玉屏的城墙还在，河滨路还叫团结路，是北门外一条小街，旁边是老百姓种的地，下面是码头。“（拆城墙）不是一次性的，是慢慢地，慢慢地，搞建设。这个东西，又不是一个人当县长，他来执政他是一种办法，他来执政他是一种办法，”他指着前面一处工地，“现在这里要搞建设了，这一截又没得了。这一片破破房子（原来）都还在嘛，刚拆了20天！”又给我指一个孤零零的城门洞和很短的一段残墙（夜色中看着更像一堆高高的土坯），说这里就是北门了，“这个留着啦，这个不准他拆了。这个上面还要修凉亭，终于要留下来了”。

我顺着他的指点进了北门，去一个不复存在的石头城找不复存在的县署。老人说，县署解放后改成了县招待所，现在叫玉屏宾馆。这是一家老气的三星级酒店，但位置非常中心，大概算县署唯一的痕迹了。穿过宾馆大堂，绕到一侧的小礼堂巷，走到尽头，梧桐树下，是已经改成“茶花泉数字影院”的小礼堂，虽然外墙灰砖崭新，但前面六根红漆立柱暴露了它的年头，这便是毗邻县署的文庙大成殿旧址了。当年学生们就住在这里，在神佛脚下打地铺而眠。

“解放以后县里面开会都在那里！跳舞啊，搞大型活动也在那里！”在石头城不复存在的西门，一个打小在钟鼓楼边长大的老玉屏人说起小礼堂，“老革命死了也在那里停丧！停三天！现在不行了，全部送到殡仪馆！”这位微胖的大妈坐在自家小卖部外面纳凉，讲起话来有不自知的幽默感。我一开始攀谈的对象是她的丈夫，一个满头银发的大叔，他说玉屏原来有四个牌坊，修得相当漂亮，她听到了，接过话头，“‘文革’全部打烂啦！全变成田啦！田又变成房子啦！”

他俩给我搬了个凳子，邀我坐坐，告诉我，玉屏还有一些老街坊，我刚刚路过的钟鼓楼往东走就都是老户。那正是旅行团进城的方向。杨式德所记，“在城外整队入城后，有一队小童子军举手欢迎”。钟鼓楼是县城中心，后来被完全拆掉了，县志所记，“建于明代永乐年间，后曾三毁三建，最后一次拆毁于1972年，重修于1987年”。往北走，有许多大排档，都是拆迁户开的，中医院就是以前的关帝庙，钱能欣所记，“城内关帝庙门前有左右二石，形如波浪，色紫如玉，相传是帝君上马石”。大妈说，她小时候关帝庙的房子还在，只是里面是空的，好多人到那时都还想去寺庙。而我们现在所坐的地方，就是石头城的西南角，门口这条窄路对面就是南城墙，杨式德所记，“南面的山很大，高千余米”。大妈小时候，1950年代，城墙附近的野兽还很多，“豹子、豺狗都看得见，58年、59年那时候，花花豹子，在城墙上叫，叫起像娃娃，夹起走路。那时候才几岁，妈呀！跑也跑不快。晚上住在鼓楼这边，豺狗到窗子底下来叫”。大叔老家在湘黔交界处的大龙——就是当年的鲇鱼铺，他甚至在那里见过一次老虎，“1959年，过粮食关的时候，我们去山里采野果子，我们地方喊焦菊娘，小红果，甜的，就看到一个老虎睡在那里，瞟了一眼，我喊我妈看，她拉起我扭头就走”。

在这样一个夜晚，他们的讲述和我阅读的日记、史料交织在一起，再稍稍用一点想象力，那些被拆毁的老房子就一排排立了起来，那些早已被“下脚”（填作地基）的石头也一块块破土而出，城门、城墙像拔节的竹笋一样快速长高，消失的野生动物（县志说，县境内的虎豹在1962年绝迹）都重回人间，带来瘆人又动人的吼叫。北岛在《我的北京》里写，“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在我的城市里，时间倒流，枯木逢春，消失的气味儿、声音和光线被召回，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寺庙恢复原貌，瓦顶排浪般涌向低低的天际线，鸽哨响彻深深的蓝天，孩子们熟知四季的变化，居民胸有方向感。我打开城门，欢迎四海漂泊的游子，欢迎无家可归的孤魂”。这段话多年前读了就不曾忘记，但“机缘”真是说不清道不明，从长沙出发15天了，走到玉屏才第一次体会到“重建”一座城池的趣味。

但好像也不完全一样。我未必要用“重建”来否定如今的城市，或者说，我把“重建”交给某只神秘的手，就好像这趟旅行，和以往若干次作为记者出差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什么是“必须做”的——没有什么料必须挖到，没有什么人一定要他/她张口，没有什么逻辑链必须建立——如果你把旅行当作对历史的科考（有时我仍然如此，那是记者的惯性，对“真实”的态度），你需要穷尽所有可能，但假如你换一种看法呢？假如你把它当作一次偶然性的堆积呢？就放松地走路，放松地聊天吧。更何况，你听到的故事也不总是厚古薄今，就比如，诗人陈常枫1945年1月在《贵州日报》发表的《玉屏素描》：“也许在月儿明亮的晚上，你很有兴致的吹弄着你的名箫，你会想到它的产地应该是一个风雅的地方吧……住在这儿三个月了，我很少听到这古乐的乐音……玉屏，这个僻小的角落，只空有这诗意的名称，在城圈子里面，是稀疏的人家，冷落的街道……”但是他重点要说的不是风物，而是玉屏一带乡村的妇女买卖，“在开明的今日，在全世界尊重女权的时代……一个上了四十岁的女人，往往会经过她的父母与丈夫们辗转卖过几次了，她们被人当作一件活的货物……我曾经听到过三个中年妇人们的谈话，那正是一个赶场的日子，她们正负了柴枝走在公路上，互相讲述着她们当年被嫁出的身价，极平常而毫无异样地只是感叹着由生活高涨而波起的价格，一个女人都要值到几千上万了，而她是从前为八十元钱嫁出去的……”[陈常枫：《玉屏素描》，《贵州日报》1945年1月，《抗战期间黔境印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551页。]

得知我从北京来以后，大叔说他在北京当了十年兵。1972年去的，那年他21岁，驻东城区，隔墙就是苏联大使馆。1976年参加了唐山大地震救援，在那边待了一个月多，回来后就接到任务开始修纪念堂。他们连去了一个打桩排，都是日本进口的机器，又去了一个运输连，负责把土挖出来，他是搞焊接的，去之前部队发函调查家庭成分，上查三代，“历史要清楚”，他当时就是党员，带了个兵，那个兵技术不行，靠他一个人跑前跑后焊接，师部还派了个高级工程师专门跟着他跑，焊接完后检查，“生怕出事……”大妈又插话说，“我们也乱讲不得，防止你是敌特呢！”说完我们都哈哈大笑。

参与修建纪念堂的奖状他们现在还保留着，挂在小店的墙上，“××同志，……你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光荣任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望再接再厉，乘胜前进。……一九七七年五月十四日”。有收古物的人要来买，出价两万，他们不肯卖。大叔回过两次北京，1996年和2012年，两次都是参加的旅游团。最近的那一次，他们团里早起看升旗，凌晨3点多钟就在广场上等着了，他累了，想在地上坐一下休息，站岗的兵不允许，团里有人对当兵的说，你还不允许，纪念堂就是他修的！

晚上9点多，我告别了大妈大叔，往已不复存在的东门走去，过钟鼓楼后我发现东门街——正式名称叫解放路——还有不少黑瓦木结构的老房子，有的还贴着春联，只是大多数都房门紧闭，上面画着“已签”二字。第二天下午，我回到东门，询问一间老屋的主人，他告诉我，这条街的房子马上就要拆掉，要搞侗乡街，那些“已签”的，是谈妥了条件的。他家还没签，因为他找开发商要两个门面，但开发商只肯给一个——在拒绝湘黔公路由此通过后八十多年，东门街终于迎来了它的拆迁时刻。

我问这位出生于1952年的店主，如果最后谈不妥，担不担心强拆？他看起来颇有信心地说，不签字他不敢拆的，强制还得了？！他的信心部分源于他保留了父亲1948年买下这座房屋的纸质证明。这份手书的房屋买卖合同上盖满了印花税和土地税的章，“……原土字人×××今因需款正用，愿收祖遗东街向南店屋，由中堂凭中直进右边一间半，其基地东抵卖主，南抵街心，西北抵××土四之内，寸土片瓦柱板砖石一概不留……×××先生名下为业……时值卖开法币一亿另五百八十元……一切税款均由买主负担，此系两相情愿并无压迫……”他一边念一边跟我解释，“这个是有字据的，他寸土不留，就是我父亲名下了……你不留下来不行啊。这是一个根据，防止后代扯皮呢……防止别人霸占呢”。

购下这栋位于东门口的房屋之前，他家就在这里租房做生意，卖各种杂货。也许八十年前，他的父母就站在欢迎湘黔滇旅行团的人群里呢，这只能假以想象了，不过他已去世的母亲确实跟他“摆”过一些以前的事儿。也是在1938年，旅行团走后几个月，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三十五后方医院迁到玉屏，院址就在东门外的教场坝。伤兵源源不断从前线转来后方，到芷江、新晃、玉屏，母亲告诉他，到处住的是，还说，很多伤兵死了就葬在东门外的偏僻地方，河沟里都是，惹来不少豺狗，到处都是狗叫声。又说，伤兵晚上还来他们家喝酒，“深更半夜来敲门呀”。我想起那些在夜里游荡的伤兵，又想起人死之前会感到口渴，不禁感到有点发冷。伤兵医院在玉屏驻了五年，后来抗战胜利了，和平没有两年，内战又开始了，国民党败了，1949年11月7日，解放军从东门进城，先是三三两两地进来，他们家“门都不敢开”，附近的鸡鸭市场是粮仓，国民党走之前一把火烧了，到北门出城，架了浮桥过河，“往对河那边跑了，解放军一枪都没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