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898年的平安夜，一位英国旅行者在贵州青溪所见到的情景。他是一位驻印度的年轻军官，厌恶了“炎热气候下那种穷极无聊的感觉”，利用四个月的长假来中国冒险并学习中文。许多年后，那晚的一幕仍然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在这里，中国的正中央，离海岸五百哩，距伦敦一万五千哩的地方，全国境内只有五十几哩的铁路，以及……那条惟一和外界有来往的水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乐观的英、法代理商在这里设立了一家公司，装置好机器，开采这一带蕴藏丰富而且质地优良的沙金、铁矿、煤矿”[（英）文格德（A.W.S. Wingate）：《一个骑士在中国》，香港：麦田出版，1996年。]。

青溪是我的下一站。从玉屏开往贵阳的5639次慢车经停那里，不过网上购票没有青溪站，我只能多买一站到镇远，票价5元。早晨8点09分，绿皮火车缓缓开出，没多久就开始钻隧道，舞阳河在右侧茂盛的植被里隐现——英国军官所说的，当年唯一连通外界的水路。1937年湘黔公路通车，从县城南部绕过，水路被公路抢了生意，青溪市面日渐萧条，当地头面人物为挽回颓势，先后倡议修建三条公路与湘黔公路相连，其中一条直通河边万寿宫下的渡口，靠船渡进入北岸的县城中心[赵德舜：《青溪见闻》，《镇远文史资料·第1辑》，1986年8月。]。这也是后来湘黔滇旅行团走的路线。

旅行团离开玉屏是1938年3月18日，学生们早晨6点起床时，天还黑着，吃完早饭去县署集合，行升旗礼，县长及各界人士参加。县长刘汉彝被问起鸦片种植一事，他告诉师生，黔东这一带从今年起就会绝对禁种了[索一：《吹洋烟》，《大公报》香港版，1941年6月25日。]。礼毕已过8点，旅行团出发前往青溪。

公路两旁的确看不到烟苗，山地上种着茶油树，田地以麦苗最多，也有油菜和蚕豆[杨式德日记。]。这一天阴有多云，气温适合徒步。学生们走得兴致起来，顺着马帮留下的痕迹抄起小路。离开公路大约四里路，翻过一道关口，半山半水之间，绿黝黝的一大片，全是烟苗，有的已经开了花，红的蓝的白的，有青年一边除草施肥，一边唱：“洋烟开花挨朵朵，不会吹烟正在学；哪天哪日学会了，自搬石头自打脚！”

学生上去问他：“那你为哪样要学呢？”

“不会吹洋烟，人家笑话你！”

“自搬石头自打脚呢？”

“唱歌是唱歌，学还是得学！”

“官厅不是禁种了吗？”

“禁倒是禁了！靠公路边留给你们外边人看的……冬月间传话叫禁种，我们撒下麦子。哦！这下又叫种了！拔去三五寸来高的麦苗，抢滚下种呵这些！不种不得了！不种受罚咧……我们贵州这地土呀，长得就是洋烟！麦子哪能这样肯长！”[索一：《吹洋烟》。]

绿皮火车几乎是空的，1号车厢加上我只有三个人。空气里有股尿骚味，还掺入了老式火车难以描述的异味，来自永远不可能打扫干净油津津的地板、座椅和小桌板。列车广播报站也没有青溪，向列车员询问，她肯定地说会停，但提醒我们得挪到中间车厢去，因为青溪站太小，1号车厢“下不到站台去”。

青溪站确实很小，只有一座尖顶的两层水泥小楼，在大樟树的荫翳下。“青溪站”三个仿宋字瘦瘦的，褪色的暗红增加了它的年代感。并没有下雨，但台阶上青苔和落枝让人有湿漉漉的感觉，勾起童年记忆里关于南方的某些恒久影像。背着包下台阶，走错了出口，在一片菜地里七绕八绕，也出了站。这个当年贵州最小的县早已降格为镇远的一个镇，一条马路横贯东西，倒是非常安静整洁。家家门口都有一小块空地，水龙头边码着扫把和撮箕，户户有花，还有人用大花盆种蔬菜。没有车来车往，也没有制造垃圾和噪音的集市与摊贩。一家小卖部在门口的推车上售卖早餐，水煮粉2元起，火腿饼1元，肉饼1元，物价好像还是十五年前，虽然没有买东西，摊主——一个好心的姑娘还是很爽快地让我借用了他们家的洗手间。

旅行团抵达青溪是当天下午3点，那时它就是一座狭长的城池，“瘦瘦城垣由平地隐现上山冈……像一个人永远在矜持着的样子。店铺的陈旧货物，用箩箩盛起玻璃箱子罩着的，一头搁屋里，一半伸出街面引顾客的眼睛。狭长的石子路，挤得更瘦更黑了。摊子上的豆腐干，皮面留着黑色的苍蝇屎，默默在长霉……”[索一：《吹洋烟》。]

我沿着主街往东走，在一家川菜馆门口看到两三个上了年纪的妇人聊天，便凑近询问青溪的城门和城墙还在不在。她们七嘴八舌，说这里就是东门，“文革”时拆掉了，西门几十年前被大风吹倒了，北门就是火车站的位置，只有南门和南城墙还在，“他带你去看看嘛！”其中一个老太太指着一个穿黑夹克的男人说，后者正准备推摩托车出门，听到有人要看城墙，停下摩托，手一挥叫我跟他走。

川菜馆是黑夹克家开的，文化街1号，当年正城门的位置，他还听父亲讲城门上挂过人头，“文革”拆完城门，下面留了些“土墩墩”，他们家就在上面盖房子了。湘黔滇旅行团应该就是从这里进城的，“开春来，天常阴雨地常滑，赶路人脚顶要草鞋，草鞋店的生意旺，草鞋店老板娘的话头也旺，收完铺子，看看天还不挂黑，就摆下龙门阵，在背后数数熟识或不熟识的人的背脊骨”[索一：《吹洋烟》。]，一个学生记述。

我跟着黑夹克穿过主街，走上一块狭长的菜地，两边种着莴笋、香葱和苋菜，中间一溜儿踩出来的土路，旁边下面是青溪中学崭新的操场，远处传来学生朗读课文的声音。城墙在哪儿呢？黑夹克说，你已经站在上面了呀。探出头往下看看，可不是吗，不规则的青石砌成两米多高的墙体，已经成了学校天然的围墙。

从东城墙走到南城墙上，城墙外就是舞阳河——好像是第一次亲眼见识了，地方志上常说的，城墙（兼有的）防洪作用。河宽不足百米，但看着很深，岸边停着两只瘦瘦的乌篷船，水边开着金银花。我觉得水很清，黑夹克摇头说不行，他1971年生人，看着不过三十多岁，“这个水，以前和玻璃一样，多深都能看见底，腿放下去，鱼就来吸你的腿”。

河流南岸是连绵山丘，东南方向的山顶有一座尖形建筑，是明末清初修建的文笔塔，八十年前，钱能欣也注意到了它，他的感觉是，这“代表文化的文笔，对于这个冷清的城郭，更觉惨然”[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一百二十年前，那位年轻的英国军官，应该也是在这里看到了鬼魅一般的英国工厂的轮廓。那是一座占地60亩的现代化钢铁厂，三个高大的烟囱，32件大型机械，总重量超过1780吨，全套在英国采购，连同各种型号的耐火砖块，先运到上海，再沿南京、汉口、常德而上，节节转运，到了舞水，滩高水险，又需按件起驳[杨德燊：《青溪铁厂史略》，《贵州文史丛刊》，1988年第4期。]，船小无法保证运力，还屡屡失事，一旦翻船又要组织打捞，如是花了两年时间才把全部设备运抵青溪[朱荫贵：《论贵州青溪铁厂的失败原因》，《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近代钢铁工厂，比张之洞办的汉阳铁厂还要早三年[刘学洙：《黔疆初开》，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第108页。]，也是洋务运动后期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一次悲壮尝试。青溪铁厂的筹建始于光绪十一年（1885），具有改革思想的贵州巡抚潘霨的一次上奏：“各省机器局及大小轮船，每岁所用煤铁以亿万计，现又创立海军，制造铁船、铁路，在在需用”，而煤铁，“此二项为黔产大宗，开采易见成效。如能合用，则可运销各省，源源接济，亦免重价购自外洋之失……”此后潘霨和他举贤不避亲的胞弟潘露奔走数年，在社会集资不顺、也没有中央政府财政支持的情况下，凭着四处筹来的一点股款和东挪西借的少量官款支持[朱荫贵：《论贵州青溪铁厂的失败原因》。]，终于在1890年7月17日（农历六月初一）炼出了青溪铁厂的第一炉铁，第一批出炉的铁锭上，人们打下了“天字一号”的烙印。[范同寿：《潘霨和他的青溪铁厂》，《贵阳文史》，2013年。]

此时的青溪铁厂，拥有从上海聘请的英法工程师五人，近千名冶炼固定工，还有一批技师和大批零工，正式出铁三天后，潘霨颇为乐观地上奏，称随着工厂运转起来，“总可有盈无绌”。如果一切顺利，铁厂每日能出铁25吨，如此发展下去，青溪大概有机会成为贵州的“工业强县”吧。不过四十多年以后，湘黔滇旅行团到达这里时，却感觉这里比玉屏还要荒凉冷落，烟害甚至更加严重。进城时，余道南看到城门旁挂有“青溪县戒烟所”的招牌，另一旁又贴有“青溪民与恒土膏店”的广告，“一个禁鸦片，一个又卖鸦片，令人啼笑皆非”[余道南日记。]。

土膏店就在路旁，门口贴着“英雄闻香而下马，豪杰知味且停车”的对联，只有一个小窗，门是出入随手关带的，里头黑黝黝，有一张柜台，零乱地堆着笔墨、算盘和账簿，一位管账人托着下巴打量着进进出出的人。柜台斜对过，放着一张大木床，占了半间屋，上面侧身卧着烟客，“他们聚精会神，灵巧地挖烟膏，签子尖火焰上打湿，又拿到指甲背转动着，煮够了一泡，手指掏口沫湿润烟身，借火子装上烟枪斗，头往后微微挺平了前曲的胸部，舒舒气，就半瞌着眼睛，‘咝咝’的抽起烟来”。床边的矮凳上坐着没钱买膏的烟客，“伸长指甲上下来回抓头痒……恰如看别人啃猪脚骨，自己站旁边流口涎的饿狗”。

学生们的到访令管账人有点不安，问清他们并无恶意后，放松下来，“我说，诸位先生是高等人，还不是为着我们老百姓的好！”便开了话匣子，“不瞒先生们说……‘吹烟要吹贵州烟’……我们这点的洋烟，黄来黄纠纠，黑来黑黝黝！分量重，十两烟膏，煮得到八两！……官厅不准种，那是诳人的！不种，他们的税收呀、钱呀从哪点出口？人还不是等钱用！……从前烟是招待品，比方你先生上哪家去，哪家排灯灯呀，亮镫镫的，吃茶一样，你家请就是！……不吹烟见不了人！嫁女子还不是几台几台的抬着烟具当嫁装！……哪家洋烟多哪家有钱，像区长保长呀，有几套烟灯，一天还不是开到亮不得闲！”

进门左手边有个小屋，更加阴暗，里面的床上躺着一个人形，是店老板，店员们管他叫“大少爷”。大少爷人形在幽暗角落里发出声音：“进来坐坐嘛。”学生们进去了，看到一个四肢消瘦像脱过水一样的人，只有瞪着的眼睛证明他还活着。在旁边替他装烟服侍的人讪笑：“吹吹洋烟算哪回事！”从漆篮里拿起银针挑一块蜜枣给这个人形。

“钱可通神！”人形半炫耀，半感叹，“亲生子不如近身钱，比方这烟馆罢，没有应酬费、活动费，哪能站得住脚！禁烟委员会就在我们的门口。土膏公卖呀！加税呀！都是些嘴边的口头话！要站得住，就得有银钱！嗯，嗯！钱可通神！”[索一：《吹洋烟》。]黑夹克有事先走了，走前说中午要请我吃饭，我客气两句，没当真。继续在城墙上走。南城墙种着几棵柚子树，这时节开着白瓣黄蕊的小花儿，清香扑鼻。学生们出来做课间操了，一人举个红色团扇，配合热闹的民族音乐，在操场上蛇行编队跑着。一个黑衣男，左手插袋，右手拿着麦克风走来走去，不断用夹生普通话指挥：“有些班级，没有在自己的圈圈里头，跑得七零八落！”想到黑夹克跟我说以前这里是遛马场，有点可乐。

再往前是南城门，半月形的城门洞，铁门上了锁，里头是青溪小学，我在这里碰到了一群城墙参观者，是黔东南州从杭州城市规划设计院请来的专家，说有可能要做城墙修复。地方土地部门的一位官员和一位文史研究员全程陪同。研究员头发快掉光了，讲起本地历史非常自豪，说这城墙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比贵州还要早”。我跟着专家们又把城墙看了一遍，学会了观察残破处的墙体内部，那是一种黄白混合的颜色，有的地方像是烧过，专家摸一摸，说黏合青石用的是糯米浆，时间一长就变成碳酸钙，特别坚固。

“以前老一辈的人太聪明了！”陪同的官员感叹。他是一个戴眼镜、胖胖的年轻人，指着青溪中学操场三层的“知行亭”给专家们介绍，虽然亭子是新的，但全是用他们侗族传统工艺建的，没用一颗钉子。我问起复建城墙的事儿，他说，看看能不能找一些专项基金，先请专家来看看残存的部分。说起当年对城墙的破坏也是痛心疾首，“几百年风雨都经过来了，受不了那十年……”城墙里头，上课的音乐铃声响了，伴着循循善诱的女声：“上课时间到了，希望同学们能在这节课里有所收获。”

那位官员得知我一会儿要去河对面，便邀我同行，小车明显已经坐不下了，但他还是坚持要捎上我，“没关系！顺路！”而他对我唯一的了解是，这是一个凑巧路过青溪的背包客。我推脱半天，最后实在没办法，只好把他拉到一边，小声说，他们都是州里请来的专家，千万以他们为重，不然回头你对领导不好交代。他这才放弃，一个劲儿对我说，不好意思啊。我微笑着目送他们的小车离开，为刚才我俩这场对话感到不可思议。

运行一个多月后，青溪铁厂遇到了大麻烦。先是煤质差，造成“炉塞”，被迫停产，后来觅得好煤，但山路崎岖，运费昂贵，潘露与英法矿师苦心筹度，想要利用舞水水路，设分厂降低成本，但“黔中大府畏难不允办”[杨开宇、廖惟一：《洋务运动中第一个钢铁企业——贵州青溪铁厂始末》，《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而潘霨确实也有他的难处：从一开始青溪铁厂就资金奇缺，股款不敷，陆续挪用公款，清廷“责令自行筹款，不准报销”，而省内绅商又不愿意继续集股，在这样的困局中，最终潘露“忧死”（亦有说是吞金自尽）。失去主事人，青溪铁厂雪上加霜，潘霨被“同僚诟病，家人亦非笑”，不久便因铁厂失败去职[杨开宇、廖惟一：《洋务运动中第一个钢铁企业——贵州青溪铁厂始末》。]，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的一个失败者，《清史稿》也未给这位曾经的巡抚列传。[范同寿：《潘霨和他的青溪铁厂》。]

潘霨去职后，铁厂接办不顺，于1893年完全停产。1898年，上海盐道陈明远连同英法商人，提出设“贵州青溪、八寨矿物商局”，开采青溪铁矿及铜仁等地汞矿，并在湖南洪江设炼铁分厂，获总理衙门批准[《青溪铁厂兴衰纪略》，《镇远文史资料·第1辑》，1986年8月。]——那位英国旅行者就是在此时看到了半死不活的青溪铁厂，之后发生的事情他不是很清楚，因为他很快沿舞水而上，去了镇远，在那里，有礼炮和几百名围在两岸看外国人的好奇民众迎接着他[（英）文格德：《一个骑士在中国》。]。实际上陈明远对铁厂兴趣寥寥，更吸引他和英法商人的是铜仁山里的汞矿，他们还专门为此成立了英法水银公司。1900年以后，在全国收回路矿权利运动的压力下，清政府先后取消了“矿物商局”和英法水银公司，青溪铁厂彻底宣告失败[杨开宇、廖惟一：《洋务运动中第一个钢铁企业——贵州青溪铁厂始末》。]。1901年，一项名为“英法在中国（贵州省）流沙采矿权”的会议在伦敦召开，《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以大篇幅报道这次会议。会议中，理事主席对焦虑的股东说：“我们无法让诸位分红，因为我们一直没有生产出任何东西，所以没有红利。我们在伦敦努力不懈，分秒必争，目前我们除了全力开发贵州省的沙金之外，也开发其他所有的矿产……贵州省比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面积加起来还大一万平方哩！”这位乐观的理事主席接着说，“我们的律师已请求当地政府赔偿加诸于我们身上的费用……”二十年后，在1921年的《中国年鉴》里，有关这家公司的记载如下：“由于与中国当局（请注意这时已是民国政府）协调困难，工厂的发展相当有限。”[（英）文格德：《一个骑士在中国》。]

时过境迁，这位英国军官回顾他的中国之行时，想到那些不远万里从英国运来的昂贵机器设备，躺在舞水河畔倾圮的西式建筑物里生锈，又想到是谁提供资金、资金可能是怎么得来的时候，他“同情的不是这家公司，而是可怜的、被误导了的贵州人民——虽然他们既文明又好客……这项工程就像其他类似的工程一样，事前都没有经过周严的计划——于是那些发号施令的人，便可以在英国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里，敦促英国政府向满清施压，好再向这些无辜的百姓榨取更多的钱，来赔偿公司在这个事业上的损失……以这种手法来从事国际性业务导致了中国人不信任、仇视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被中国人视为披着羊皮的狼——这种恨意，在1900年的动乱中达到了最高峰……”[（英）文格德：《一个骑士在中国》。]

按照当地人的说法，1919年、1920年间，贵州省政府派要员到青溪，协同地方将铁厂财产变卖了绝大部分，所获价款拨交镇远县修建模范监狱。1926年、1927年间，省府再次派员，协同地方将剩余部分如火砖等卖给了青溪几家富商、地主修了窨子房[《青溪铁厂兴衰纪略》，《镇远文史资料·第1辑》，1986年8月。]。1938年春天湘黔滇旅行团抵达时，中国第一个近代钢铁工厂只剩下了河畔的三根烟囱[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而铁厂停办后，当地的土法炼铁又兴旺起来，到1938年，有小铁厂18户之多，年产铁400吨[杨德燊：《青溪铁厂史略》。]，加在一起不足青溪铁厂产能的5%，这还不算出铁质量的巨大差距。看到这种数字，你只能苦笑：铁厂、城墙、人民，历史就像一台折腾牌的大搅拌器，我们都只是在里头浮浮沉沉。

在青溪，旅行团第一大队住在舞阳河南岸的万寿宫。访问完烟民的学生们，离开土膏馆，乘渡船回住处，“耳边总是不断地响着他们固执的话语”。黄昏时，天在闪电，雨点落了下来。过河人和牲口都上了船，渡船的小孩子用竹篙敲一下渡头石，就急急离岸了，因为用力过猛，船在雨里摇晃了几下。坐船人骂了几声，看没事，就弯下腰去，用瓢去舀船底的积水，“泼到江面发出劈劈的击水声”[索一：《吹洋烟》。]。他们的寝室在观音殿，神桌上有签筒，有人随意抽了一枝，正是上上，不过签上面注明“上油十斤”，又抽，中吉，上油六斤。他干脆把签全倒出来，共有五十枝，仅有两枝下下，两枝中下，这四枝签是不用上油的。[德瞻：《贵州步行记》，《宇宙风》，1938年，第75期。]

我继续往东走了几百米，上青溪大桥，远远看到南岸临水高处万寿宫留下的断壁残垣。过了桥，绕过几个公鸡打鸣的村宅，下到水边。这里水很深，呈现出一种有点瘆人的深绿，很多小鱼在浮游。古渡口不再被需要了，但样子还在，北岸停着几只小船。万寿宫房顶全没，只有临河的一整面墙还完整，这让它更像一个二维的布景板。墙上可见“毛主席万岁！人民”几个大字，“人民”后面大约也是万岁吧，看不清了。我向上攀到宫门口，门前一块空地，肥沃的黑土里种着玉米苗。“毛主席万岁”下面应该就是正门，被水泥砌死了，四级台阶上去，仔细辨认还能看到门两边的阴文石刻楹联——发祥洪都膏流舞水，勋留南屏泽沛西江——水运鼎盛年代对青溪的祝福。

按县志所记，万寿宫建于清光绪四年（1878），“布局严谨，精致典雅”——如今只能在墙角残存下来的植物雕纹上体会了。我顺着菜地再往上爬，来到万寿宫的一侧，透过长着艾草的墙眼窥探，腐朽垮掉的横梁歪歪斜斜，有两进结构尚完整，但不得其门而入。再绕到后面，发现隔着一道残墙，还有一块开阔地，被附近人家开垦成菜地，一股泥土的潮湿气扑面而来，但好像就连这菜地也荒废一些时日了，只有一株柚子树在里头孤独地开着花儿。

我从万寿宫后折回公路，意外地又碰到了在政府工作的胖小哥，他告诉我，黑夹克正在找我，要请我吃饭。往回还没走到街上就看到黑夹克骑着摩托车奔来，说菜已经准备好，就等我了。惊讶和恭敬都不如从命。回到川菜馆，一盆巨大的干锅鸭子在火舌下嗞嗞作响。黑夹克姓江，我叫他江哥。江哥拉了一位发小作陪，我叫他孙哥。江哥倒上白酒，端起酒杯敬我：“代表青溪欢迎你！”又说，“我呢，是爱喝酒，喜欢结交朋友。”

“酒是天使。”孙哥附和说。

“一杯白酒下肚去，两朵桃花上脸来。这是首老诗，我也不晓得哪个写的。”江哥说。他每天都要喝，只喝白酒，一顿最少四杯。

一杯下肚，他问我：“你看我好大年纪？”忘记了他之前跟我说过，他是71年的。

不一会儿他的电话响了。他对着那头矢口否认：“没有喝！没有喝！”

干锅鸭子味道很好，里头加了木姜子，又在上面放了几把芫荽菜，别有风味。江哥边吃边跟我讲青溪八景，火红的花岗岩，紫色的雾，一步三拱的桥，“最神奇的是，那里有个仙人桥，叫夜雨撒金桥，再热的天，天干火旱，必有水分到那个马路上”。

“青溪以前人才辈出！”他感叹说，“北大清华的，出国留学的，多得很！解放前十年，解放后十年。现在不行了！”

“我父亲也列入了史志，他进入史志是因为学习好，在镇远一中都是前一二名的。他的同学，姓黄，和他争一二名的，后来去俄罗斯当了专家，写的回忆录里写了我父亲的名字。这也是讲命运，他没得这个命。”他父亲1936年出生，抗战时读的小学，那时候教授、老师“都往贵阳方向跑”，有人经过青溪就留在这里教书了，教他父亲的老师是复旦的，“所以他学习好，是因为老师好”。我后来在《镇远文史资料》上看到，说自从1941年青溪并于镇远，降格为镇后，青溪的头面人物认为，要想摆脱青溪之于镇远的附庸地位，就必须要提高本地的文化教育，于是当年开始筹办青溪中学，对了，为建学校还拆了铁厂的烟囱，中国第一个近代铁厂最后一批砖石也算用对了地方。1942年春季，青溪中学开始招生[赵德舜：《青溪见闻》，《镇远文史资料·第1辑》，1986年8月。]——这是这座矜持的瘦瘦的小城为挽回颓势做出的第二次努力，江哥的父亲间接地成了受益者。

讲父亲故事时江哥有点跳跃，有些看起来清楚的时间点他弄不清，但他自有判断方法，比如他父亲肯定不是解放后读的书，“因为解放后不时兴用板子打人了，他是用板子打的”，所以现在的教育方法，他有点怀疑，“讲人性是不是好？你讲人性，学生懒，你不讲人性，他讲你违反宪法，违反法律！”我听得笑了起来，他认真地强调：“我家父亲读的书，可以倒背如流，那是板子打出来的咧！”

他父亲读到初中，因为家庭条件不好，辍学回家了，后来当了挺长时间的民办教师。“以前的小学生可以当一个中学生，以前的初中生可以当一个大学生。现在初中生，简单的应用文都写不起！倒是有一点会，玩手机比我们厉害！”

接下来的历史更跳跃了，他父亲突然成了武汉铁四院的员工，“他有文化，懂测量，修了镇远水坝、涵洞，测量铁路线路……”他讲不清这其中由来，我是后来才想起来，中国1970年开始修建湘黔铁路，沿途除了动用大量民兵团，还征召了大批知识青年参与建设。1972年，也就是江哥出生第二年，湘黔铁路通车，不少知识青年进入铁路系统工作，他父亲大约就是那时候加入的吧。“但我父亲是个直人，性情刚烈得很，眼睛里揉不得沙子，得罪人了被人整了……材料一写，送到镇远，（说他）有反革命倾向，完了嘛，就完了。”

电话又响了，他对那头说，“陪北京来的朋友嘛！不喝了，不喝了”。

他没有多说父亲被人整后的遭遇，只是讲他后来当了厨师，“爱喝酒，性格不好，暴躁，有点愤世嫉俗的味道，总觉得有点屈才，每天拿酒麻痹自己……他心里解不脱，所以他命短，六十几岁就死了”。父亲下葬那天，他想父亲想得厉害，当天晚上把酒喝了，一个人摸到深山老林父亲的坟上，睡着了，半夜酒醒了，又觉得害怕，怕鬼，摸黑从山上跑下来。

“文革”结束后，铁四院给他父亲来函，恢复他工作，补偿他损失。“不敢领，被整怕了。武汉设计院（说可以）解决两个小孩的工作，我两个姐想去，不让去……，”他说起来又责怪又心疼，“晚年一副战战兢兢唯唯诺诺的样子。”

我问起复建城墙的事，他说去年政府就来找过他们，说这里的房子可能要拆迁。如果是真的话，这算是青溪为挽回颓势做出的又一番努力吗？虽然它更像是兜了个大圈回到原点。“我说，政府搞建设，我支持，”江哥顿一顿，又笑，“你要反抗也反抗不了嘛。”

吃完饭，江哥非要留我住下来，说晚上烧狗肉吃，第二天再带我好好转转，“外面的人来这里，是人家看得起！……全世界七十多亿人，能见一面，不是缘分是什么？”我很感激这萍水相逢的缘分，也喜欢江哥的豪气（不知怎么，“袍哥”二字不断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但日程很紧，我也订好了镇远今晚的客栈，但说到底，还是因为我是一个疏离的人。交谈和善意是温暖的，但留宿的邀请则开始让我感受到压力。热爱旅行、热爱徒步也许就和我天性疏离有关——“赶路”可以合法化一切别离，这样你就不必一直和人打交道，不必彻夜长谈，更不必把自己交付出去。这是在路上的自由。

婉拒江哥后他有一点不高兴，说起吃饭前骑摩托去找我，“都找到文笔塔去了，十里路，找不到。我没得文化，你们来这里，我高兴，你们每次来，我都高兴！”告辞时我想和他合个影，他大约气还没消，摆摆手拒绝了，跨上他的摩托车，给人送液化气罐去了。

下午2点，我出了青溪城，向鸡鸣关行进。半小时后，一处景色优美的石滩映入眼帘，那里叫对门老村，舞阳河在这里暂时告别国道，向山坳里拐了个大弯。在这里它是一条完完全全自由的河流，河中间因为水流较急，翻滚的泡沫拉出一条细细的白线，江对面是连绵的喀斯特峰林。鸟叫声很响，仔细听有六七种，可惜都叫不出名字。我在石滩上玩耍了半天，后面草丛里停着一辆被砸烂的汽车，大约时日太久，车里头长出了野草。几番自我拯救，青溪终究是破败了，但破败中还存着某些令人感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