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打大理国—穿草鞋的牛—抢着买豆腐脑—未晚先投宿—你们对党国的贡献是很大的—红军过后尽开颜—1930年代的时髦—这些都是涉密的—姜太公在此本家猪牛真是不卖—河滩有什么好看—写给学子的万里云程—过去是唯一清晰稳定可见的东西

由青溪去镇远，旅行团决定走小道，因其比公路近了50里路。小道沿舞阳河蜿蜒上下，比想象的窄，让杨式德觉得简直是羊肠小径[杨式德日记。]，又因为此路在湘黔公路开通前是本地唯一官道，几百年来被官员学子、商人马帮以及发配西南的流放者踩踏太多，石块太过光滑，不巧这一天又下着牛毛细雨，“脚上由另一个地方带来的泥浆，沾染到这石块上来……增加其油头粉面程度，更显其泞滑得可怕了”[高一凌：《荒山行·湘黔滇步行日记之一》，1939年9月6日《大公报》香港版。]。

小道由青溪以西的鸡鸣关上山，随山势起伏，五里一岗[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多数时候路是挂在半山腰上的，旁边就是直削而下的峭壁，底下是湍急的河水。这时，在玉屏买的手杖便派上了用场，没有手杖的，也要折下一根粗树枝，用它试探前路，真有把握了，才踏上脚去。眼睛也得始终聚精会神看着脚下，平时行路唱歌的同学，也没工夫拉嗓子了，连走山路常听见的口哨声也没有了，只有雨点打在油纸伞上的声音。[高一凌：《荒山行·湘黔滇步行日记之一》。]

如果你还记得郑家驿，大概也会记得这条由湖广经贵州通往云南的官道。此道在唐宋尚不存在，南宋末年，忽必烈大军分三路攻打大理国，只能绕行川西高原，“下西蕃诸城，抵雪山，山径盘屈，舍骑徒步”，再南下中甸、丽江，进逼洱海之滨。为了加强对西南边疆的控制，蒙古攻下大理数月后便开始在云贵筑路，到元世祖忽必烈末年终于开通了横穿贵州的普安道，从昆明经贵阳直达镇远，东接沅州（芷江）辰州（沅陵）的“常行站道”，再一路北上大都，这条驿路比之前几条路线捷近，沿途又产健马，遂成为出滇入滇首选通衢，此后从明清直到近代，一直是云南与内地往来客流量最大的通道[方铁、方慧：《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1819年那个炎热的夏天，林则徐也是踩着这条光滑的石子路由青溪到镇远的，当天他在日记里写，“是日路甚险要，上接千仞，下临重渊。闻雨后水发，尤不可行”[林则徐：《己卯日记》，《林则徐全集·第9册·日记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第88页。]。

路是如此之滑，连旅行团师生们遇到的几头牛的蹄上都套着草鞋。杨式德也穿了草鞋，但还是“滑了不知多少次，都险些跌倒……经过两个山头，每次都是遍身大汗，腿软头晕，疲倦极了”[杨式德日记。]。那些没穿草鞋穿胶鞋的学生就更惨了，每次滑倒一身泥水爬起来，看到路旁野草那“凝翠的微笑”，都感觉是“被人捉弄”，“有不可言说的滋味荡漾在心头”。有人回忆起这段人仰马翻的行军，“在我脑幕中放映的，是跟那些飘摆身体，在游绳走索的人物一样的情形”。幸运的是，没有人掉下山涧。[高一凌：《荒山行·湘黔滇步行日记之一》。]

元代修筑的驿道也间接导致了它的最终灭亡。明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兵分两路征讨元朝在云南的残余势力，傅友德的30万大军正是沿湘黔滇官道一路向西，乘兵势修治驿路，“水深则构桥梁，水浅则垒石以成大路”[《明实录》，转引自姜建国：《明代云南驿道交通的变迁及原因》，《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并在沿途设立卫所，驻兵维护交通，平溪（玉屏）、清浪（青溪）、镇远……的城墙渐次耸立起来，而此时贵州尚未建省，所以，青溪城池比贵州更为古老并不奇怪，沿线大抵如此。明永乐十一年（1413），为了更好地控制边陲重地云南，贵州建省，来自东部尤其是江南的移民随着军屯、民屯纷至沓来。时至今日，你向一些住在云南的汉族询问他们的祖先来自哪里，还经常会听到“来自南京柳树湾的高石坎”的答案，如今的南京已没有这两个地名，但它们在明初的确存在，当年参与征讨云南的大军很可能就是在这两个地方整编成军的[（日）上田信：《讲谈社·中国的历史：海与帝国 明清时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正如近现代史上殖民主义与现代化有着令人尴尬的复杂关系，当年的军事征讨、汉化与文明进步往往也难以切分，这一过程开启了西南“中央化”的第一波进程，而第二波进程，就是500多年后的抗战西迁。

旅行团从早晨走到下午，翻越了七八座山岭[余道南日记。]，这一天的休息点在蕉溪，疲惫不堪的学生在这里奇迹般发现一两家售卖豆腐脑的店铺，一窝蜂抢着去买，店家一开始卖两个铜板一盘，后来涨到四个铜板还是供不应求，晚到的学生——很可能就包括杨式德，他和王鸿图掉队了，山中云雾弥漫，看不见同学，险些走错了路[杨式德日记。]——只能空着肚子继续前进。过了蕉溪，山势有所缓和，天气也转好了，“远峰是给那一层棉絮似的白云拥抱，黛色的树枝常常就给那被丢弃了的闲云飘织起来……常常隔了一座山，水花开出来的声音，还悠悠地传将过来”[高一凌：《荒山行·湘黔滇步行日记之一》。]，下午5点半，旅行团抵达镇远以东十余里的两路口，在这里小道与公路重新相会。这是最疲劳的一天，杨式德在民房住下后，洗了脚，在台阶上坐着写日记，又开始下雨，他看见曾昭抡先生跛着脚到了，也不打伞。[杨式德日记。]

一年多之前的1937年4月，京滇公路周览团抵达镇远时已近黄昏。与周览团同行的《旅行杂志》特派员胡士铨看到公路两旁的欢迎队伍早已等候在此，“苗民尤众，芦声入竹林，上飘五色丝绣，迎风招展，节奏悠扬……”[胡士铨：《京滇公路周览团随征记（三）》，《旅行杂志》1937年8月刊。]在周览团抵达前一个月，镇远就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准备工作。时任专员华洸调集大批少数民族男女来到府城，要求他们备好节日服装、首饰、器乐，自理食宿，又将办公室等都粉刷或者裱糊一新，增添历代名人字画等等。在周览团到达前三天，各县应调人员全部集结镇远，塞满了所有的旅社、客栈、祠堂和寺庙，芦笙、牛角等器乐声彻夜不断。等到周览团的车队终于在1937年4月19日傍晚驶入镇远时，锣鼓声、口号声、器乐声和四起的鞭炮声，混成一片，响彻云霄[方宗佑：《京滇公路周览团莅镇纪实》，《黔山尽处楚溪头：镇远的历史记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不过，更吸引胡士铨的似乎是落日的风景，“暮色仓皇，夕阳衔山，虽沛困顿，为之一苏，奋勇下车步行，且睨且进，终以晚霞齐收，未尽领略为恨”[胡士铨：《京滇公路周览团随征记（三）》。]。

除了绝壁临街，有时觉得身在井底，镇远给我的第一印象和国内那些过度开发的古镇没有什么区别。差不多的银器店，差不多的特产，差不多的文艺范儿，墙壁上差不多的留言。在无数一模一样的小饭店里吃一模一样的红酸汤牛肉粉和苗家甜酒灰碱粑，邻座是几位来自湖北的大妈，她们有着爽朗的笑声，声称“要尝遍这里的美食”——看起来她们才是这年头古镇游客的主体，从镇远到凤凰，从阳朔到丽江，我很好奇，是那些标准化文艺了十多年的小店跟着她们的口味翻开新的审美？还是大妈们入乡随俗追随十多年前的年轻人重返二十岁？

祝圣桥上游人最多，大概因为这里能看上下游的江景，又有青龙洞建筑群为背景——悬挂在石崖上，檐角上翘的大小牌楼确实好看，旅行团留下来的日记也多有描绘——杨式德写，“楼阁依岩石而建，曲折幽静”，余道南写，“庙宇数座，高悬峭壁，远望若仙山楼阁”。从长沙出发以来，我一直留意寻找八十年前的痕迹，虽然所剩无几，但每见一处，总兴奋异常，好像时空小门短暂洞开，先人后人的目光甚至笔触得以交汇，再稍假想象力，重建城池的愉快和成就感就翩然而至。可是在镇远，面对他们描述过的楼宇，内心居然毫无波澜。大约是因为从名胜到名胜，至少在表面上，八十年的历史没有在上面投射出任何痕迹（亭台楼榭甚至愈加新了）？还是，寻找、重建总需伴随某种努力，最后变成某种记忆的私藏，如果得来全不费工夫，又展现在所有人眼前，那么不免就要“贬值”？又或者，想象力的展开是需要留白的（“未晚先投宿”），这一切都太完整，更准确地说，太规整了，已经被旅游业编组到一个典型的“景点”里头，那么“过去”也随之僵化成为一张小小的门票了？

我是后来在《京滇周览团随征记》中读到周览团以青龙洞、中元洞及藏经阁为住处和聚餐之所后才对这组建筑重新发生兴趣的，你很难不去想象这群高官商贾、教授记者与诸神比邻而眠的情形，也很难不好奇如何在溶洞中设百人宴（会破坏钟乳石吗）、菜品如何（会有红酸汤吗）以及垃圾如何处理（那时有环保概念吗），可惜相关资料付之阙如，只有胡士铨的一句描述：“虽在边陲偏僻之境，设备井然，以汽灯代电灯，光明大放”，而他随之又表达了遗憾，“然念及洋货畅销内地，不觉悚然矣”[胡士铨：《京滇公路周览团随征记（三）》。]。

周览团抵达第二天上午，镇远在民众体育馆举行欢迎大会，专员致欢迎辞后，由团长褚民谊致答谢辞，他说，“我们这次出来，是代表国民政府林森主席和蒋委员长来看望你们的，因为你们大家都辛苦了。你们既出了钱，又出了力，才得把这条公路全部修通。这是你们的成绩。现在，从东海之滨，到云贵高原，都联结在一起了。你们对‘党国’的贡献是很大的，也是很光荣的……”在苗民表演跳舞之前，褚民谊走下主席台，站在一张大方桌上，表演了太极拳和羽毛毽，以示答谢。[方宗佑：《京滇公路周览团莅镇纪实》。]

青龙洞与中元洞相连，胡士铨早饭后在其间散步，“洞中石如云垂花簇”，到了中元洞口，“奇石林林，下垂为鸟兽草木之形，奇态诡状……阴风自洞口开来，灯光炫晃，翳乎欲灭，幻境翕习”。从洞口下来便是祝圣桥了[胡士铨：《京滇公路周览团随征记（三）》。]，湘黔古驿道的必经之路，林则徐在湘西所遇到的缅甸贡象，便曾从这座桥通过，所以桥中三层魁星楼上曾有一副楹联：“扫净五溪烟，汉使浮槎撑斗出；辟开重驿路，缅人骑象过桥来”。

1937年胡士铨从这里经过时，有桥无楼，因为魁星楼“二十四年（1935年）毁……”[胡士铨：《京滇公路周览团随征记（三）》。]。关于这段历史，我在镇远博物馆看到了另一种表述。那是几张红色大展板，大标题“中央红军奔镇远，首克地级‘大城市’”，“1934年底，中央红军湘江浴血之后，严冬时节，一路生死急行进入黔东，大军衣衫褴褛，饥渴而顿踣，从物质供给上来说，红军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旁边配有一张当年镇远老照片，两边带风雨走廊的二层青石建筑居然有几分像加泰罗尼亚的街市，“镇远，当时是苗疆首府，商家林立，民殷城富，城内大道旁，教堂里、广场上堆满了中央军和黔军的各种军需物资，真可谓‘金银遍地，粮草成堆，弹药如山’”。1934年12月23日，红军兵临城下，次日下午开始攻城，当晚相继攻下卫城和府城，红九军团长罗炳辉平安夜下榻之所正是博物馆所在老宅。

攻克镇远后，“镇远官府和商人众多的钱财，加上敌军事先运到镇远的辎重物资，部分金条和数万银元，以及大量粮食、被服、药品、枪支弹药等，红军运了三天三夜，极大地充足了红军的给养……有学者认为，贵州的镇远、遵义两座名城，一个从物质上，一个从政治路线上挽救了红军”。三天之后的12月27日，红七军团占领祝圣桥桥头，为给大部队转移争取宝贵时间，红七团“忍痛点燃了桥上的魁星阁”，“烈火将追敌阻止在舞阳河南岸，红军顺利撤离镇远”。

和之前湘黔滇旅行团路过的不少县市一样，学生们一到镇远，就看到了几年前追击红军的军队留下的遗迹：四周高耸山头上的座座碉堡。这一天天气晴好，在镇远住下后，不少同学相约赴河边沐浴，余道南发现河水里含有碱质，洗涤换洗衣服无需肥皂。大家在这里留下了一张合影，照片里，几个男生光着上身，或坐或卧，正在河滩上晒日光浴，远一点还有人在打水漂。露齿微笑的高个儿男生叫全广辉，清华经济系大四学生，校篮球队队长，除了篮球高手，他还是田赛的全能选手，许多年后，全广辉撰文回忆起清华园内的运动氛围，尤其是那些“不见经传”而令他们“自鸣得意”的非正规比赛：斗牛、拔河、夺红旗、龙球大战、棒垒球……最受欢迎的是“斗牛”——清华独有，模仿美式橄榄球打篮球，1934年入学的清华十级同学人多势众，“斗将起来浪卷潮涌，各级老大哥莫不退避三舍。尤其我工学院的李天民、杨德增、桑士聪、徐煜竖诸人，他们个个短小精悍，身强力壮，人们誉为‘棒蛋’”[全广辉：《十级运动史话》，《清华十级纪念刊1934—1938—1988》，第84页。]。

与全广辉同属十级的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里曾提及1930年代平津地区运动健将引领的“歧克（chic）”潮流——一个我几年前在时尚杂志工作期间经常听到的词儿“20世纪男性的‘歧克’一般由健美的体格和时髦的衣着（尤其是运动便装）结合而表现出来”，曾就读于南开中学的何炳棣认为南中是中国“歧克”的先驱和标准，“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商埠，租界区广人稠，英美驻军与南中（稍后南开大、中混合队）有长期密切的体育竞赛关系。运动服装用具通常都首先由南中引进；此外，南中学生的‘歧克’是长期耳濡目染，自然而然消化吸收的结果。这些因素合拢起来才能说明何以上海租界区域、人口、财富远胜天津，而富家子弟即使容貌清秀服装入时，总还不免给人以‘小开’‘海派’的印象，总不如南中体育健将‘够味’。在‘歧克’的发展过程中，清华比南中似乎仅仅后半步，因为……不少运动健将毕业后考进清华。北平的燕京、汇文、育英和通州潞河诸校也紧紧跟上，所以30年代‘歧克’的客观观察者一般都认为平津较上海为‘成熟’、‘够味’”[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49页。]。

旅行团入住的是镇远第一完全小学，和往常一样，我打电话给当地的史志部门请教第一完小当年的位置和更多情况。镇远县档案局，一个年轻姑娘接的电话，我自我介绍没两句，她就打断我，说她是新来的，领导都下乡扶贫攻坚去了，她不知道我说的那几个大学是怎么回事，也不想知道，“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什么都不知道”。

“对接信息公开不是你们的工作之一吗？”

“我们是为老百姓服务的。”

“记者不是老百姓吗？”

“我又不懂你说的这些。”

“你可以请示一下你们懂的同事。”

“我只有一个人，我去问谁嘛？”

“我好像听到你旁边有别人的声音。”

“你是什么意思？”

她挂掉了电话。

我有点不甘心，猜想也许是“记者”的身份让他们敏感了，决定以“老百姓”的身份再试一下。镇远县档案局就在古城一个院子里，门口挂着个对外服务中心的牌子。一楼有五个人在忙着电子化档案，问了一下，是外包公司；二楼档案局办公室至少有三个人在，包括那个年轻姑娘和她的领导，档案局副局长，一个中年女人。年轻姑娘手机横放正在看电视剧，我进去时她并不避讳——我后来查到她的资料，一年多前就来了档案局。我对她们说，我是游客，对镇远抗战时期历史感兴趣，看到门口牌子上写着可以对外查询档案，请问要什么手续？中年女人没好气地让我出示身份证和介绍信，似乎给她找了一个巨大的麻烦。

“可是我看到门口写着也接待普通市民？”

“市民也要工作单位介绍信。”

“如果没有工作单位呢？”

“要居委会开介绍信。一般老百姓谁要看这方面的资料？”中年女人说。

“这些都是涉密的！”年轻姑娘从电视剧里抬起头来帮腔。之前在电话里她还“什么都不知道”。

只好询问当地老人——在一个满是游客的地方，还真不容易。在河对岸的卫城转了两圈，一无所获，下午6点多，舞阳河两边密密麻麻的客栈亮起了灯笼，我返回府城，沿着河边新中街——张恨水曾经散步的一条路——往回走。抗战胜利后，客居大西南的流亡者们纷纷复员，1945年12月，张恨水携家人离开重庆，经贵阳走西南公路东返，儿时他读地理教科书，有一课讲到镇远，“书中言此为西南咽喉孔道，舟逆滩上，水怒欲飞”，他琢磨着今生是否有可能来此一游，但很快就告诉自己，不可能，“因满清末季，入云贵如登天也”，没想到一场战争真的把他带来了镇远，“惟四十年来素愿，偿于一夕，精神兴奋，不可名状”。晚餐后，这位当时中国最出名的通俗小说作家“手携木杖，独步街上，意甚自适。杖上刻有文，策杖观太平，适余此时意乎？”他沿着河街散步了五里之远，“灯火寥落中，细雨如烟”[张恨水：《东行小简》，《山窗小品及其它》，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1月。]。

黄昏时分，我在这条路上终于看见了大批散步的本地老人，接连问了五六个人，最后是一个老太太给出了非常肯定的回答：“在停车场那边！卢（六）小！”六小现在是三小的一个校区，绝壁之下，老式的三层教学楼半包围着一块平地，看到这块开阔地，我立即确信了这就是要找的“第一完全小学”。仍在加班的教导主任，一个温和友善的人，向我确认了它的历史，虽然她并不知道湘黔滇旅行团曾经在这里住过。她告诉我，镇远络绎不绝的游客，误打误撞走到这里，有时候会发出疑问：“你们县城还有这么破的房子？！”

当年就是在这里，杨式德遇见一位清华七级化学系毕业的师兄，他说镇远不过是山谷间的一片小冲积地，自汉人来后，苗民便移居深山了，又说苗民身体强壮，赤足上山，如踏平地，即便直立的山也能快跑上去，还说他们衣服很污，不讲卫生，而基督教在这里有教堂，以英文字母拼写他们的文字。“我们本国人还少和他们接触，侵略者却早已深入了，这实在是很痛心的一件事。”杨式德在当天日记里写。[杨式德日记。]

第二天，旅行团十几个同学去附近山上访问苗寨，其中就有一直对西南少数民族问题感兴趣的钱能欣。学生们由地方官员引导，得以接近寨门。寨门前挂着一块木板，上书：“现当时局不靖，本寨公议于寨周围栽有竹签，并放有弩箭，凡我乡人，以及外处人等，请勿黑夜入寨，免遭误伤，倘有强横不信或被签伤或被弩死，不与本寨相干。”

进寨门后，有会说国语的男子招呼他们，女子则纷纷躲进了茅屋。学生们随便参观，一家一个牛栏一个猪栅，栅栏上贴着黄纸，写着“姜太公在此，本家猪牛真是不卖”，不知何解。两户苗家为他们煮了饭和青菜，饭米色白而粒大，青菜则淡而无味[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直到近代贵州都常年缺盐，一种说法是，黔东南苗族的“酸汤”正是盐的替代发明。当年丁文江经湘黔滇驿道回内地，一入黔境就只见辣子少见盐巴，“最足以使得我永久不忘的，是贵州劳动阶级吃盐的方法”，路边的饭铺，菜里没有一粒盐，另有一只碗放块小盐巴，吃饭的人，吃得淡了，倒几滴水在这碗里，然后把这几滴盐水倒在饭菜里，得一点咸味。还有一次，半路打尖，轿夫喊老板娘拿点水放在盐碗里，老板娘说，放了水盐化得太快了，你们嫌淡，拿起来放在嘴里呷呷就好了，“不到一刻工夫，我眼看见这块盐在九个夫子的口里各进出了一次！”后来丁文江把这段故事告诉朋友遵义人蹇季常，结果蹇说：“我告诉你一个故事，才真正可以代表我们贵州人吃盐的方法。有一家人家，父子三个一桌吃饭。父亲把一块盐高高的挂在桌子当中，对他的两个儿子说道：‘你们觉得淡的时候，吃三口饭，看一看盐，就可以过瘾了，不必吃盐。’等了一会，他的大儿子叫道：‘父亲，弟弟吃一口，就看一看盐！’‘你听他去罢。他不懂得事，等他咸死！’”[丁文江：《漫游散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第106页。]

回到涌溪的苗寨，好奇的学生围坐在矮矮的方桌上，吃了一顿苗饭。饭后，他们坐在草地上唱起歌来，听到歌声，苗妇苗女们都出来了，“欢天喜地地四周围着”，接着她们也唱了，歌声清脆，尾音悠长，满是忧郁，翻译告诉学生们，歌词的意思是：“你们离别了家乡，老母亲思念你们；室中暖，野外凉；可是你们做了官，老母亲在家也欣欢。”[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

我在镇远住的客栈开门见山，背门临河，头晚下了夜雨，早晨起来发现舞阳河变浑了，不过半天后就恢复了青绿，第二天晚上回到客栈，热情的前台姑娘（恰好她的老家就是涌溪乡，我问那边苗寨的情形，她说现在路很烂，到处都在建房子，“都是给有钱人住的”）提醒我，下游的水坝明天开始停止放水，这样古城的水位就会上涨起来了，这样就看不到那些河滩了，“就会很好看”。

我说，其实我更喜欢现在，是一条自由流淌的河流的样子。女孩笑，你真是奇怪哦，河滩有什么好看的。

早晨不到8点自然醒了，神清气爽，又是一夜好觉，可能是因为客栈安静，也可能是窗外临河，开阔舒心，又或者是窗外有寒意屋内有暖意。上午又开始下雨，我不着急退房，到外面吃完早餐又回到客栈，坐在露台上看风景。还不到10点，舞阳河的流速好像变慢了一点，但也不太确定，怀疑是心理作用。

由镇远再往上，舞阳河便无法再保证常年通航，因此，湘黔公路未贯通前，镇远是湘黔滇驿道上最重要的吞吐口和起落站——从两湖输入云贵的货物就在这里起岸，靠马帮驮运一路往西，而从云贵输出的货物，在这里上船，沿沅水而下，七八天即可抵达常德，再越洞庭入长江前往汉口——眼前空旷安静的舞阳河当年也曾被船工号子马帮铃响所填满。

10点10分，河流流速减缓已经非常明显，两岸的河滩开始缩小，一个建筑材料的垃圾堆也慢慢被水吞掉了。河面有饮料瓶漂浮。道光甲申年（1824），一个叫杨钟秀的云南人根据资料和亲历编撰了一本《万里云程》，为云南进京赶考的学子提供参考。我翻阅这本将近两百年前的旅行指南，镇远这个“滇黔第一水旱码头”是重点介绍对象之一，“此地不以城郭为固，而以山水为胜。城在山顶，城内河水中分，文武衙署，各居一半，实为滇黔咽喉之地”。从镇远府到常德府走旱路，也就是湘黔古驿道，一共16站，旅行指南详细列出了每站之间的距离，以及中间可以“打尖”的地方。那些我走过的地方历历在目：由镇远往青溪、玉屏出贵州，进入湖南的晃县、芷江，“城外有大桥一座，计十八洞，名江西桥，两边码头架木为铺”，再经怀化、辰溪到沅陵，“山谷气象荒凉”，接下来是马底驿、狮子铺、界亭驿、新店驿、郑家驿，多么亲切的名字，然后你就到了桃源县，“土沃水甘，山有松杉之阴，水有鱼鳖之利，到此几忘风尘之苦矣”。

不过镇远的下水船很多，许多人，尤其是着急公务的会在这里改走水路，有两种船可选，“一名跨子，一名麻阳船，即毛蓬船。跨子较稳，麻阳较快”，如遇涨水，五六天就能到达常德。乘坐货船费用较廉，但要注意别选那些载重过大的，“米布船最妥，靛船较沉”，若是空船下行，还须留意它的新旧情况，看看“篷舱有无漏损，并帆缆篙橹俱全为要……”指南还特别提醒学子，不可贪便宜，有些赏钱该给就得给，“出门之人，走遍天下路，吃尽天下亏，此言信不诬也……”[杨钟秀：《万里云程》，出版于道光年间（1821—1850）。]

10点15分，对岸的沙滩又小了一些，雨下大了，密密的珠帘挂在露台外面，隔开了远处的祝圣桥和青龙洞。我决定推迟出发时间，坐在露台上看书听雨。抗战时期造访中国的美国记者格兰姆·贝克写过一本厚厚的Two Kinds of Time（两种时间观，早年有中译本《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开头便比较中国与西方对于时间理解的不同，在西方，人们总是“昂首面向未来”，而在中国，“人在时间中所处的位置犹如一个静坐河边面朝下游的人”，上游的波涛象征未来，是看不见的，只有等河水经过他的身边流向下游，成为过去时，才能被观察到[（美）格兰姆·贝克（Graham Peck）：《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11月。]。我不确定这种区分是否准确，毕竟福克纳也曾说过，人是背向着坐在快速奔驰的车子上，未来看不见，现在一闪而逝，过去是唯一清晰、稳定、可见的东西。但我确实享受静坐河边面朝下游的感受，你会想象河水去了哪里，更下游又是什么样子，我之下游是他们的上游，正如我之上游也是另一些人的下游，这么一想，过去也是可以通往未来的啊。

10点35分，居然响起了春雷，雷声很低，雨线很密。到了11点，河岸又宽了不少，水流已经非常缓慢了，好像被人撒了黏稠剂一样，上面漂着一些木屑。11点半，雨小了，舞阳河变成了一个碧绿狭长的湖泊，打着花花绿绿伞的游客开始涌上祝圣桥。

是时候出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