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后一次照相了—真的要走到这么高的地方吗—刘青云在文德关—突击植树运动—闻一多重操画笔—时间沉积的形状—将军箭和指路碑—无能脱贫誓不为人—结婚自由离婚也自由—若要此洞开除非诸葛来—世界大同是不可避免的

这天上午，镇远的4G网络崩溃了，手机信号不是E就是无服务，人们彼此询问，纷纷露出茫然无措的表情。好在我一早就用酒店的Wi-Fi定位好了徒步路线，不至于循着大路走进穿山隧道。再一次吃了顿平庸的酸红汤米线和馒头后，和八十年前的旅行团一样，我打着伞，在细雨中出发了。

由东往西贯穿镇远，走的是新中街，再一次踏上了1945年张恨水的散步之路，旧时府城街从东到西建有六座牌坊，本地顺口溜讲，“头牌一枝花，二牌盖过它，三牌金锞铺，四牌油炸粑，五牌开马店，六牌烂豆渣”[段文浩：《旧事忆述：段大叔摆镇远故事》，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说的是头牌地处文庙，二牌衙门林立——当年京滇周览团过境，团长褚民谊表演太极拳的民众体育馆，就在二牌，彼时褚是中央大员，后来抗战爆发，他未随国府西迁，而选择留在孤岛上海，后来加入汪伪政府，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被捕，判处死刑，落得一个“生也糊涂，死也糊涂”的声名。行刑那天，他正领着许多囚犯打太极拳，临死前，忽然很镇定，跟摄影记者笑着说，这是最后一次照相了，希望照得好一点。那颗子弹是从背后打进去的，中枪之后，他忽然作了一个鹞子翻身，仰天而逝，结束了这糊涂的一生。[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84页。]

从前的六牌是无业游民所居的偏远地界，现在是新城，人行道上被雨打湿的瓷砖奇滑无比，我小心翼翼地在盲道上走了一会儿后，决定到主路上与车同行。县城边缘位置，有一高大板正小区，名曰“好美溪上”，过了小区门口，共和街变作306省道，水泥路也成了柏油路，走起来就格外踏实了。中午12点半，完全走出城市，进入一个大上坡，路旁有镇远的大宣传牌，“心居何处，自在镇远”，和另一个旧时大水陆码头常德（“中国人心灵的故乡”）遥相呼应。左边和前面都是很高很陡的山，山顶被雨雾罩着，山腰能看见青黑色的喀斯特岩壁，草木间还露出几根等距的白色火柴棍儿，应该是公路边的电线杆吧？初看时不免怀疑自己，真的要走到这么高的地方吗？

走了许久，旁边的卡车和我一道喘着粗气。迎面下来一辆救护车，凄厉地叫着，我的心也跟着收紧了。能看见前面高处的隘口了，上面有个牌楼，不知是不是文德关，就这么耸立着，逼视着，和想象中一夫当关的地方一模一样，想到自己正朝它进发，又兴奋起来。又走了半天，公路向左一个急转弯，这里已经很高了，站在路边往下看，镇远慢慢消失在盆地的雨雾里，正如我也消失在山腰的雨雾里。但盆地里还有十来个瘦瘦的火柴盒，矗立在那里，与大山的尺度一比，显得脆弱危险，然后我意识到，那不就是“好美溪上”吗？生活在那里的人不太容易有这种视角。

过了急弯又是长坡，更陡了，下坡一侧减速带连减速带，下行汽车掀起阵阵水雾，发出的声音让我想起打摆子的疟疾患者。不知为什么感到非常孤独，好像被这雨悬置在某个不上不下的时空里——疏离之人享受在路上的自由，也要面对特定时刻袭来的虚无。这个问题在我神交的朋友那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八十年前一位学生感叹的是，自己幸而有这么多同伴，“假若一个人走这一条路，心里上必另有特殊的感觉，四望都是大山，没有人家，没有行人，走累了求一树荫休息都不成”[德瞻：《贵州步行记》，《宇宙风》，1938年，第75期。]。

接近文德关时，我看到了刘青云微皱眉头僵硬的笑脸，那是巨大的酒广告牌，后面不足十米处是镇远县委的宣传语：在“实做”上笃行不倦，在“立改”上较真碰硬……放在一起真是别具风味。文德关海拔690米，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吴三桂、起义的苗军和长征的红军都曾攻打过这里，被雨水洗得发亮的柏油公路穿过看起来很新的城楼，柏油路下面是泥结石的老湘黔公路，老湘黔公路下面则是古湘黔驿道，历史就这么层层叠叠堆积着，唯一没有变化的，大概就是右侧那古铜色的山体了吧。

出隘口，有豁然开朗之感，关前险景被相对平缓的丘陵地貌取代，城楼背后有个休闲农庄，播放吵闹的音乐，再过去是一块迟迟未插秧的稻田，田边一土地庙，门关着，门口红色对联，“不亦乐乎宽心座，望之××保安民”，横批“感有神来”。往前走几百米是“红军山庄”，少数民族风格装饰，院子里有大大的红星、江小白的广告、祝圣桥和镇雄关阻击战的壁画、某品牌液化气的抽奖以及某党支部成立的横幅，还有中共镇远县委党史研究室挂牌的红军战斗遗址，所有这些元素凑在一起居然奇怪地并不违和。屋里一大桌子人正觥筹交错，我在小雨里和山庄老板聊了一会儿，他看上去四五十岁，留着小胡子，穿黑皮衣，戴巨大的金戒指和金链子，讲起话来却文质彬彬。他告诉我，十多年前他从村集体那里把这块地租来时，这处遗址还是个茅草屋呢。我说，你那么早就想到做红色旅游的生意，可真有眼光。他谦逊地笑了。

雨天赶路让人不快的一点，是你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揉在一起，粘着身体和衣服。我的越野鞋只有防泼水功能，在雨地里走久了，前半部分已经见湿，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渗进去。今天最重要的任务是去看传说中的“鹅翅膀”。按钱能欣的描述，此处“居高而望，千山万山都在控制之下，胸襟为之扩大”[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余道南形容，“有段公路盘旋如鸟翅……自山上俯视汽车上驶如爬虫”[余道南日记。]。本地资料则说，“湘黔公路鹅翅膀立交桥是保存完好、全国修建时间最早的公路立交桥，是中国公路建设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吴正光、汤先忠：《鹅翅膀螺蛳桥》，《山川碧透 贵州施秉·施秉文史》第10辑，2002年12月。]。

马路右边开着粉色的野蔷薇，一户人家门口种的桃树已经结果，当然和大多数路段一样，行道树最多的还是刺槐。徒步在国道上，你会感到这个国家对过去的延续比之前想象的要多。1938年年初，全线通车不久的湘黔公路迎来第一次行道树突击栽种活动。贵州省政府训令各县，应利用2月19日公路植树节的时机，“动员力量各方突击植树”。三穗县县长甚至亲自出巡，检查县境35公里的植物情况，“计植6286株，成活5652株，其中75%为洋槐（刺槐），25%为梓木”，后因应营建公路及植树政绩被省民政厅记功一次。[李光厚、郑桂宣：《民国时期湘黔公路栽培行道树概况》，《黔东南文史资料》第10辑，1992年10月。]

下午2点，小雨转为毛毛雨，太阳隔着很厚的云层，偶尔毛茸茸晃你一下。一辆越野车停在路边，女人在路边灌木丛里摘被雨水洗出新绿的嫩叶。我问摘什么，她说野生花椒。我说叶子也可以做菜吗。她说可以。我问做什么菜呢。她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你不知道？你是哪里人呀？我说我是湖南人，湖南人连花椒都不爱吃，别说叶子了。她同情地摇摇头，抱着一大把叶子边往车里走边说，可以做芋头汤。

公路上有一个警示牌，“前方200米路中间有树，谨慎驾驶！”转过一个弯后，我看到了路中间那棵大树。它大概有20多米高，灰色牛皮质地的树干，叶子像许多个鸟窝。此地是个路口，往左通往沿溶高速入口，往右一个饭庄，经营土鸡野菜江团岩鲤。问饭店女老板，她只知道这棵树叫“千年树”，绕到后面的老住家，一个穿着旧迷彩衣服的大叔正在门口吃饭，他端着碗给我指，路边还有两棵一样的树呢，叫“硬脑壳”，但是树龄多少，为什么被保护起来他就说不上来了。我尝试用App识别它，黄葛树似乎是最接近的答案。不论如何，国道愿意为一棵树而绕行，总归叫人印象深刻。

右脚开始进水的时候，雨停了。我松了口气，持续的上下坡也暂时告一段落，进入一个平坦的台地，右边田里种着一大片猕猴桃树，倒吊着古旧感的黄白色花骨朵。几只落汤鸡在路边溜达，腿很长很矫健的样子。再往前走，一个国有林场里头是个良种斗鸡养殖场，难怪落汤鸡走起路来个个像侏罗纪公园里充满攻击性的小恐龙。雨后的路边有很多小癞蛤蟆蹦蹦跳跳，指甲盖大小，之前在湘西看到它们时，还是蝌蚪呢。偶尔驶过一辆汽车，压着带水膜的柏油路面，传出好似远古战场的呜呜声响。经过一个小村子，墙壁上“三个妈妈赛跑”：“现代化”的妈妈轻松地背着一个孩子，“小康的”妈妈背一个孩子牵一个孩子，“脱贫的”妈妈脸色惊慌，背着两个孩子几乎要跪倒，还有第三个孩子一直在地上闹腾。一幅过时的宣传画。

这一段路面海拔稳定在660米，比文德关没低多少，算是已经登上了云贵高原吗？一个老太太背着一竹篮子新采的金银花迎面走来，比我走得有劲儿。对面有一大片开满白花的草地，我穿过马路，和一头吃草的蓬头小牛对视半天，受到了一点儿鼓励。这两天一直在和隐隐的腰疼搏斗，对走路有畏难情绪。离鹅翅膀还有两公里多时路况变得很糟，因为旁边正在建设天黄高速，到处都是烂泥和水坑。我和新路基并行了一段，得以明白高速公路的逻辑：就是垫高，不停地垫高，去消弭地形的高低起伏，如果垫高不够，就修高架桥。高架还不够？那就打洞。盘山而上？高速公路不认这个理儿。

下午3点半，终于通过施工路段。又走了一刻钟，在路边看到个废轮胎，如获至宝般坐上去歇脚。这儿风景不错，远处喀斯特群峰起伏，近处满是庄稼的梯田绵延到谷底，还有雨后迷人的灰蓝色天空。可我只觉得累，累到心里去的那种，连旅行中偶发的“我在这里干什么”的自问也没力气提了。在轮胎上呆坐了二十分钟，鼓励一下自己重新出发，没走多久，突然看到了“鹅翅膀大桥”的路牌。

我加快脚步，期待着那段“盘旋如鸟翅”的公路落在眼前，却只有一座平平无奇的水泥大桥。桥很高，跨过一道深谷，从桥面往下看溪水积成的幽绿水潭，恐高者不免腿脚发软，我在峡谷的阵风中走过大桥，迎面三根石柱，大牛角上“施秉欢迎你”五个大字，原来它还是镇远和施秉的界桥——我之前读过林则徐由镇远赴施秉，路过两县交界处时写下的诗句，“两山夹溪溪水恶，一径秋烟凿山脚；行人在山影在溪，此身未坠胆已落”——可它不是我要找的鹅翅膀。

过桥又走了一段路，看到“舞阳河景区由此去”的指示牌，直觉告诉我应该离开公路，循指示牌拐入这弯弯曲曲的下坡，但此刻已经4点20，天知道还有没有去施秉的过路车。不管了，往下走走再说。沿着满是碎石的土路走了会儿，碰到一个开小货的小哥，问他鹅翅膀桥，他指我刚走过的水泥大桥，不死心，问附近是不是还有个老桥，他立刻反应过来：有的，有的，一直往下走就是，“我们管它叫螺丝桥”。他甚至知道这个桥有多老，“二战前就有了”。

立刻兴奋起来，心不累了，腿不沉了，噔噔噔往下冲，很快就望见了那座著名的老立交桥。它和周围发黄的路面颜色全然不同，更像一个古老的城门洞，大部分青砖都呈现出一种烟熏过的黑色，好似战火还停在上面。马路从桥上经过，又从桥下穿出，蜿蜒而下伸向峡谷深处，对照八十年前的老照片，这应该就是老湘黔公路了，整体格局，甚至路边的梯田都没有变，只是在老桥旁边建了一座平行的新桥，从2006年起老桥桥面不再通车而已。

当年湘黔滇旅行团过了文德关，便沿小路过镇雄关，攀着草根，踏着泥凹[杨式德日记。]，来到这座桥下，闻一多在此掏出铅笔画了一张素描，世人多识他是诗人和学者，但知道他在留美期间曾经在三所大学攻读美术专业的人不多，此时，距闻一多留美归来已经十三年，“十余年来此调久不弹，专攻考据，于故纸堆中寻生活，自料性灵已濒枯绝矣”。然而，“涉行途中二月，日夕与同学少年相处，遂致童心复萌”，“沿途所看到的风景之美丽奇险，各种的花木鸟兽，各种样式的房屋器具和各种装束的人，真是叫我如何说起！途中做日记的人甚多，我却一个字还没有写。十几年没有画图画，这回却又打动了兴趣……”[致赵俪生，致高孝贞，转引自闻立鹏、张同霞：《追求至美——闻一多的美术》序，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1年7月。]

这座吸引闻一多掏出画笔的立交桥建成于1935年8月，由毕业于南开学校、后来留日的贵州籍工程师陈樵荪设计[吴正光、汤先忠：《鹅翅膀螺蛳桥》，《山川碧透 贵州施秉·施秉文史》第10辑，2002年12月。]。桥上长着两株半人高的绿色灌木，桥下爬满刺天茄，一种结黄色圆形小果的带刺植物。我在桥洞下端详着头上“鹅翅膀”三个字，想着出发以来对它的各种想象，感到胸口被什么东西填满了。呵，终于到了。我有强烈的愿望，想要在桥下坐上半小时，可时间并不宽裕，只能继续往下走，按照网上的说法去找薛岳的题字，走了两百来米，看到了，右手边的岩壁上，“鹅翅膀”三个阴刻大字，“鹅”字破损大半，落款模糊不清，之前网上照片里还可见到的红色也已完全剥落。薛岳是1937年5月写下这三个字的，那时他刚刚就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几个月后，淞沪抗战爆发，他请缨离开贵州，奔赴前线。脚下已被弃用的老湘黔公路曲折地通向远处山间的镇雄关，当年军用卡车排着队沿这条路翻山过桥，源源不断往湖南运送补给，而此时这里空寂无人，鸟叫、虫鸣和岩壁上泉水滴答，声声入耳，我用手机录了一小段，后来百听不厌。

惦记着时间，我又折回老桥，攀到桥上，感觉比资料上说的7.1米还要窄，一辆卡车大概能勉强通过吧。弃用十几年后，桥面满是黑白色的碎石子儿，也有青苔和枯草，交织出斑驳之色。而你稍微拉远一点，让眼睛失焦一会儿，还能看到那种冲刷感，就好像时间之河在这里流过又沉积下来——这真是旅行中不可多得的时刻，不可触摸之物有了形状、颜色甚至声音。

上坡重回306省道时，才留意到路边有一个观景台，我拍了几张全景，想象当年这里曾是何种情景。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恨水沿西南公路东返，抵达镇远前也曾经过鹅翅膀。那之前一个月，鹅翅膀刚刚发生过一起劫案，匪徒在桥上往桥洞扫射，死旅客两人，全车被劫，离开贵阳后张恨水就一路听人讲到此事，“于是如老子之无化三清，传之为若干劫案”，接近鹅翅膀时已近天黑，“探首四顾，天风荡漾，乱草摇曳作声”，经过桥洞时，“众客惴惴，默然无语”，等到再往前开，南面山缺口露出水光一片，张恨水松了口气，告诉同行旅客，那是抚水（舞阳河），很快就要到镇远了。他是后来才听说，桥上树间挂着两个劫匪的骷髅头，乘客们只是因为天黑没有看见而已。[张恨水：《东行小简》，《山窗小品及其它》。]

观景台临近公路一侧，还有一大石，上面标明了鹅翅膀方向由此去，刚才兴冲冲地完全没有注意。石头下面有一块木板，上面用歪歪扭扭的红字写着：“将军箭，东走镇远，西走施秉，南走五洋河，北走南王庄，易长成人，长命富贵”，旁边还有几块石碑木牌，也是类似字样，或叫“将军箭”，或叫“指路碑”，或叫“挡箭碑”。这是出发以来第一次在岔路口看到这类有点神秘的路牌，网上搜索，说是乡民为小孩冲煞所立，以保孩子无病无灾，长大成人——不止在贵州，西南偏僻地区都大量存在。不知湘黔滇旅行团的学生们沿途看见这些会作何感想？是斥为封建迷信，还是与彷徨歧路的心境多少发生一点共振？无论如何，行路之年，它们至少为旅人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重新上路已过下午5点，只得听天由命。走了不到半小时，居然碰上一辆开往施秉的过路车，庆幸地跳上车去。在大山里盘旋下降，远远从高处瞥见坝子里的施秉县城和穿城而过的舞阳河，很像在老川藏线上钻出二郎山隧道后看到的康定与大渡河，山川、河流、小城都在一幅极长的画卷中徐徐展开。现在雅安到康定之间修了高速，无须再绕行二郎山口，时间上可以省去好几个小时，但那种赏画的乐趣也一同被省去了。临近施秉县城时，车窗外看到一条宣传标语，上半句忘了，下半句印象很深：“无能脱贫誓不为人。”从中巴车下来时又一次意识到今天有多累，两侧髋骨反应非常强烈，半分钟内几乎挪不开脚步。

施秉给我的印象是安安静静的，没有挥之不去的喇叭和叫卖声，临街房屋保留着1990年代初白墙蓝玻璃的审美，但又新装上了民族风格的木制窗棂和雨棚，看上去有点可爱。我沿着舞阳河找到客栈，在正街背后一个满是盆栽绿植、颇有生活气息的社区里头。大堂里有股刺激性气味，前台姑娘抱歉地说，那是隔壁邻居开的豆豉坊。进屋后，我把干鞋器打开烘干鞋子，然后四仰八叉躺在床上休整。

从镇远到施秉全程将近40公里，旅行团下午抵达施秉时，当日市集尚未散尽，卖者买者都以苗族居多，余道南这才意识到为什么在青溪和玉屏都感觉街市冷清，因为他们没碰到赶场日[余道南日记。]。钱能欣在街市上认识了一个孩子，由他引着去看附近一个苗寨，这一回他考察的是苗族的爱情，“他们的婚姻最自由……任何男子只要女儿欢喜可以随便到女儿的闺房里去谈情，父母是毫不过问的……结婚自由，离婚也自由，不用上官厅花钱，一不投意，便可各自东西。他们有一个歌充分表示着他们的婚姻自由：……俩个若是心不真，一世苦恼一世贫。既然苦恼既然贫，勉强夫妇难做人。不如送你金和银，俩个都好另找人”[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

和刘兆吉的歌谣采集一样，旅行团对苗族爱情的考察也可被视作1920年代兴起的一场民间文学运动在战争爆发后的某种延续。这场鼓吹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学的运动是对儒学主导的官方文化、精英文化的一次反叛，促使中国知识界把目光投向农村，投向边地。在民间文学家们看来，少数民族很少受儒家文化束缚（或者说“污染”——还记得闻一多训斥刘兆吉“还是孔夫子那一套”吗），所以他们仍然保持着纯真、美好的情感，而且表达情感的方式也是自由的，苗族的“跳月”更是让人惊羡不已。也许这些民间文学家浪漫化了他们的研究对象，但就像学者洪长泰所言，“中国知识分子正是通过研究民间文学，乃至民间文化，才发现了民众的重要性，同时也重新认识了他们自己。在接踵而来的思索中，他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是谁？我们与‘平民’的关系如何摆法？什么是民众有的而我们却没有的？是否我们应该‘到民间去’，向民众学习或者去教育他们？……这些占据了二三十年代青年民间文学家头脑的大部分问题和对问题的回答，迄今仍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基础”[（美）洪长泰：《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7月。]。

第二天上午8点半，我按头一天电话约定，去拜访史志办的廖主任。施秉县政府大院门口没有保安，我直奔三楼，可是并没有找到人，秘书室的姑娘们倒是很好心地帮我问了半天——尤其是考虑到我当时穿着冲锋衣徒步鞋还胡子拉碴的，可是谁也不知道史志办有位廖主任，并且史志办也不在这个大院里头。我满心疑惑地下了楼，打电话给廖主任，是他的同事接的，“我们就在办公室呀！”“啊，会不会是我搞错地方了？你们这是不是一个大院里的三层楼？”“是呀。”“是不是门口有两个石狮子？”“是呀。”“是不是中间有一个旗杆，旗杆下面还有滚动新闻？”“是呀！”“那应该没走错啊……”“你等等啊，我到窗户边了，你看见我了吗？”“没有啊……我也冲上面招手呢，你看见我了吗？”“也没有……”我急得在大院里头打转，所有的描述都对得上，怎么就互相看不到呢？“等等，这里面是不是种着许多红豆杉？”“是种着很多树，但不知道你说的那种……”“……那……你们这个大院的全称是施秉县政府，还是施秉县行政中心呀？”“……我们这里是黄平县……”

我能怪谁呢？怪中国的政府大院都长得一模一样吗？赶忙道歉，赶忙叫顺风车前往下一站、30公里以外的黄平。等着接单的工夫，我联系上施秉史志办（这回终于没弄错），要了一本县志，又找到一家卖包子和豆浆的早点铺，狼吞虎咽一番，其实满街都是粉店，但是行程不到一半，我已经不想再碰米粉了，在北京时可是哭着喊着像是个瘾君子一样天天要“嗦粉”的。

顺风车司机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精瘦男人，不跑车时做彩钢装修生意，有项目他就打电话把人从五湖四海叫过来干活，他主动跟我讲找人经验，“不能找一个地方的人，必须的！一个地方的最多两三个，防他抱团，不然他们中间走掉了你怎么办”。我问，那你怎么防止新认识的工人抱团？“简单嘛，你就用工资给他压着！不干完不给钱！”他语气凶狠起来。闲聊了十来分钟，我不识趣地提起了媒体经常报道的欠薪问题，他的态度立刻冷淡了：“不在我们范围内，想都不用想，研究都不去研究！一个压一个，一个压一个，现在什么生意买卖不是这样？还是不要考虑得太多，跟我们无关的事情，就不要去想他！”

我们都闭上了嘴。天黄高速还在修建中，车子沿306省道在山间起伏，偶尔能看到一座古老的石桥。离开施秉就告别了相伴多日的舞阳河，《施秉县志》数次提到了河上的诸葛洞，这处施秉以东的险滩长年把舞阳河水运截止在镇远。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贵州巡抚郭子章组织工匠役夫270人疏浚修筑，终于让船可以继续上行至旧州，但历年经久，石还本位，阻碍如故。到了清代和民国，虽然数次疏浚，诸葛洞附近仍然航道浅窄、水流湍急，船行至此须卸载放空越过，哪怕这样也时有触礁毁舟的灾难[《施秉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年5月，第683页。]——读到这里，我便更理解了镇远当年的举足轻重，也想起晃县那位客栈老板说的，“若要此洞开，除非诸葛来！要开，太平日子洞要开！”——诸葛洞最终还是开了，在1953年新政府炸掉大量礁石以后，可惜内河水运时代也慢慢迎来了它的尾声。

待到下车，这位强势的包工头又切回了因为害怕差评对客人小心翼翼的模式，后来还两次打电话过来提醒我要点击到达，这样他才能收到付款。在黄平史志办，我见到了廖主任和他的苗族同事潘主任，我们聊到了赶场天（解放前黄平这边是按照天干地支，十二生肖来赶场，所以现在仍然有牛场街、鸡场街等地名）、鬼师（汉族叫巫师，是非遗，快要失传了，“既要相信医生，也要相信鬼师嘛”）和苗族服饰的变化（民国时期的新生活运动就是在改服装和改厕所上受到很大阻碍，但是，“世界大同是不可避免的”），不过，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公路的变迁。

他们告诉我，虽然我一路走来的320国道和306省道基本沿用民国湘黔公路的路线，但进入黄平境内时，事情变得有点复杂，从黄平到下一站重安，306省道完全放弃了老湘黔公路，取道海拔更低而且相对平坦的线路——这自然是合理的选择，但问题是，回到技术远不如今日的1930年代，为什么湘黔公路当初反而要选择一条更困难的线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