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里尘土的神气—历史是幸存下来的碎片—虎食百余人—我们汉族人不信—我有重要新闻要发布—你熏得有好腊肉呀—这个社会会继续进步下去吗—望覆盆子花止渴—湘黔公路海拔最高点—宽厚的检查员—泥土巴巴害羞害羞—学了几句苗语

黄平老县城位于一块巨大陡坡的放射面上，简直是一座倾斜之城—如果不是出于军事目的，很难想象明朝初年，人们为何放弃濒临舞阳河的旧州，选择在这种地方兴建城池。在平原，城市总是想着要“上去”，人们要么盖更高的楼，要么把他们当中最富有的一部分分流出去，住进山顶的豪宅，在黔东南的山区，尤其是在黄平，人们想的却是“下来”。整个行政中心已经搬下来了，与之相伴的还有商务酒店和餐馆，头一天我在老县城黄平民族中学附近溜达时，甚至找不到一家可以吃米饭和炒菜的馆子。其实这所中学已经“下来”过一次——史志办的廖主任告诉我，作为1949年之前的县立中学，黄平民族中学曾位于更高处的牛场街，与老县政府毗邻。湘黔滇旅行团当年就住县立中学，县政府的旧址是一片拆迁后的洼地，只有公安局留守，中学的旧址在旁边，现在是一个叫龙语鼎城的小区，几栋超过20层的高楼，立在四屏广场前面。我在那儿发了会儿呆，周围好些晒太阳的老人——这是进入贵州以来遇到的第一个晴天，广场海拔820米，远远超过了我之前经过的任何县城。

因为赏玩沿途的飞云洞，湘黔滇旅行团到达黄平已是晚上6点。苗族占黄平总人口的十之六七，团部本希望在这里举办一次苗汉联欢，被县府以正值农忙的理由婉拒。吃过晚饭后，大家纷纷上街买草鞋，为第二天的行程做准备。黄平是西南公路上大的宿站，湘黔公路穿城而过，“街道的特色是宽阔，臭水沟多，破旧的车辆，安分地路边蹲伏着，没有驰骋奔跑时，尾巴上带上半里尘土的神气”，“热闹街市的另一头，房屋是稀少的，每家屋后有成片的菜圃……”，“柳叶刚探首吐露绿叶子，桃花却开得满株株地，远远看来，配上黄昏的颜色，像红雾”，一家冒着炊烟的草房子里，飘出柔和的笛声。学生们好奇地循声而去，敲开苗民家的门，蹲在炉火边同他们闲聊。原来他们吹的是“萨拉”，一种有点像笛子的小巧乐器，“我们吃饱呀这些，闲着吹吹玩意！”这阵子并不是政府说的农忙时节，“下田还早啦！眼前挑粪搁田，撒苞谷撤秧呀这些！”想想也是，要真是农忙起来，哪还有工夫吹萨拉呢？[林蒲：《炉边——黔东散记》，《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10月16日。]

在旅行团曾经住过的地方对面，我买了几个包子充饥，沿牛场街往更高处的南门街走去，经过折桂桥时，能看见桥洞下的青石——公路覆盖了驿道，而国道又覆盖了公路，往往在桥梁处，才有机会从横截面看到当年湘黔古驿道的质地——历史是幸存下来的碎片，沿着这样一条线路徒步，你会对这一点感受得格外真切。按县志记载，1938年3月中旬，县城牛场街发生了一场大火，但不知何故，3月23日抵达黄平的旅行团师生在日记中没有对此留下只言片语。县志提及的另一件让人印象深刻之事，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也就是城墙修建起来第250个年头，“虎食百余人”[大事记，《黄平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没有更详细的记载了，这一年丰臣秀吉病逝，明王朝大败倭寇海军的消息令这桩发生在帝国偏远地区的惨剧显得无足轻重。

南门街盘旋而上，有些地方坡度非常之大，沿街老房子上刷着四字标语：“拿命赌博”，好家伙！再往前看，还有“酒后驾车”四字，立刻失去了朋克光泽。继续爬坡，不知不觉到了余凯高速的入口，才意识到走错了，折返回来，发现自己没留意到一个分岔口，也难怪，那条贵筑路太不起眼，还满是尘土——虽然它曾在王阳明的诗里出现过，“贵筑路从峰顶入，夜郎人自日边来”[王阳明：《题兴隆卫壁》。]。

公路护栏墙上写着歪歪扭扭的宣传语：土地不种误一春，人不读书误一生。一台挖掘机停在路边，巨大的爪子好像要扎进下面的老县城。海拔上升到900米时，我来到第二个岔路口。路口的土房外面刷着一条真正的狠话：放火烧山，牢底坐穿。里头一位包着头、戴眼镜的苗族老人正用电磁炉煮一种黄糊糊的东西。他确认了史志办廖主任给我画的那张草图：由这里往上是湘黔公路老路，“国民党修的”，往前是第二次修的公路，时间大概是1990年代后期。最下面“还有一条省道”，也是去重安、凯里的，甚至都不经过黄平老县城。

我选择继续往上。老湘黔公路是一条坑坑洼洼的泥巴路，1990年代后期之前车子都从这门口过，“现在没人管就成了这样”。老人家原本住在下面，因为修高速只好搬上来了。两间屋，正门进去供着“天地国亲师位”，门口还贴着个红色的平安符，他说是和尚给的，花了他50块钱。旁边工地上一位打工的妇人问他，是不是如果不买，和尚就说些不吉利的话？老人“噢”了一声表示肯定，“差不多每年都来”。

“我们那儿也是，但是我们汉族人不信，他说什么我们都不信。”女人五十多岁，湖北人，朋友介绍他们来这里的一个铝矾土矿打工，因为城里对粉尘污染管得严，他们只好到山上来粉碎矿石。

“你要不信他，他把你……”

“那我们不理他！”

“不理他啊……”

“他要50啊？这个就是一块两块的！“

“还有那个坟头上的……”

“他讲是菩萨开光的吧？都是骗你的！”

“说500块钱，还有1000块钱。我讲我不需要这个，我没有钱搞……”

“骗子。”女人同情地笑了。

老人不能理解我为什么不坐车去重安，问我是不是坐不起车，女人用见过世面的语气替我解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撒！我们那里318国道，还有从上海骑车去拉萨的撒！”

由黄平到重安，湘黔滇旅行团没有走公路，而是走小路参观沿途苗寨。黄平县政府派出十个人的保安队为他们引路，其中一人是苗民，学生们纷纷跟他学苗语，dan na是下雨，neng ga da吃早饭，neng ga tai吃午饭，neng ga fang吃晚饭，还学唱了一首跳舞时的短歌，“（女唱）你来了呀请坐，你来了呀别走。（男答）我若不来心里想你，来了却无话可说了”[杨式德日记。]。清华化学系大四学生刘维勤是黄培云的同学，旅行团也分在同一小队，他特别留意少数民族语言，总是找一些当地的小学生问他们这个那个怎么说，然后一一记下来，把关键的、常说的词弄清楚了，就可以用这些词跟少数民族简单对话了。刘是苏州人，在清华园时就非常活跃，他能记得别人的自行车号码，每当他说“我有重要新闻要发布”时，同学就知道他发现了某女生和某男生的车摆在一起，他们去了图书馆还是体育馆，大家都喜欢听他发布新闻，“每当他发布新闻的时候，班上热闹极了”[《黄培云口述自传》，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1月，第25页。]。

旅行团由黄平出发，走了20里小路，到了皎沙村。几个学生口干舌燥，又不敢饮生水，最后寻到一个苗族老太婆家里，买了18个鸭蛋，在尖尖打洞，一口嗦下补充水分。不一会儿，几个保安队员也跟了过来，其中一人，不动声色摸了家中烧柴火的年轻姑娘一把，又让老太婆给他准备点饭菜，“几多盐米、几多盐巴，我们给钱！”[林蒲：《皎沙——黔东散记》，《大公报》香港版1941年5月10日。]

同一时间，保安队长和当地保长张罗着把正在干农活的苗民都叫回村里，要搞一个小规模苗汉联欢。大家聚集在村庙前头，学生们唱救亡进行曲，表演吹口琴，队长让苗民也唱歌，一个9岁的孩子不肯唱苗歌，反而唱了党歌[杨式德日记。]。又让大人唱，大人们都害羞地勾下头，咯咯笑着，你退我让，最后终于唱了，是悠长高亢的祝酒歌，“你们客人来到我们寨子，我们得那样请大家，大家喝一杯烧酒罢！喝罢！”

这边厢，老太婆的饭菜做好了，保安队员们狼吞虎咽完，问多少钱，做出到裤袋里摸钞票的样子。

“盐巴，鸡蛋，四升米……”老太还没有计算清账啊，给中年妇人（老太太的邻居）顿衣角的动作止住了。

“这点点个你家也算钱，你怕老祖太请你家不起呀？”中年妇人说：“她是粗心咧！乐心乐意请爷们肯照应点，凡事手提高！”

老太婆给中年妇人的行动和话语弄得发愣了……

寺庙会场上那堂，旅行团的团长，大概多喝了几杯烧酒，有点醉了。他兴奋热情地用着带安徽腔调的国语，报告最近国内大事，说明他对民族问题的意见。他认为处此千钧一发的时代，歧视、挑拨、剥削、欺诈是不应该的。大家应该和睦着像家人父子兄弟一样，有难题大家同舟共济地共谋解决。他相信在现下贤明的地方当局领导之下，再没有人会那样丧心病狂……为着个人利益，挖深民族间的鸿沟了。……

“你熏得有好腊肉呀！”团团转（其中一个保安队员）注意到屋中炉架上的熏肉：“你不包点让我们带转去请县长！”

“好哪好哪！粗心粗意哪！”中年妇人忙过来帮忙：“爷们包点饭菜，半路上饿了打开请？”她又征询地提议着。

“不用，够了！”团团转他们预备走了。

旁观了此景的北大外语系大四学生林振述的感想是，“想想看，我们能够使世界上一些活在嘴里的无形的要素，得到永久的形式吗？”[林蒲：《皎沙——黔东散记》，《大公报》香港版1941年5月10日。]

中午12点半，海拔975米，我又一次见到了将军箭和指路碑，在老公路旁一条岔路台阶下，从碑文确认了前面是五里墩（左走），学生日记记述的湘黔公路海拔最高处。车轴草遍地，白色和玫红色的小球星星点点。鸟鸣。各式各样的鸟鸣。有一种听起来就像你拼命捏一个塑料娃娃。风大了起来，沿途没有人烟，越走两边的坟头越多，上面挂着的白幡飘啊飘的。今天是进入贵州境内后第一次见到太阳，一直在爬坡，一直在出汗，却也禁不住偶发寒意。

又走了将近半小时，一条白花花的水泥路从天而降，取代了脚下坑坑洼洼的砂石路面。路旁一大片刺槐树林，花期临近结束，天女散花撒在马路上厚厚一层。海拔已过1000米，路边出现一栋二层小楼。向门口的老汉询问，他说水泥路是去年（2017年）修的，本来应该一直通到黄平，修得不够宽，又停工了。他1949年出生，也知道老路的来历，还指着远处一棵最粗的刺槐树，说那可能是国民党时候的行道树，“我们叫洋槐，花可以吃，有点甜味，但是吃了头有点闷”。

我问起附近野生动物的情况，野鸡还有，兔子很少见了，他说在他小时候，总听家里人讲，老虎会来猪圈拖猪。不过那会儿更多的是狼，下午五六点天还没黑就出来活动，附近有人家种鸦片田的，母亲锄地时把孩子放在田埂上，就有狼过来叼小孩，还好母亲第一时间发现，舞着锄头把狼赶跑了。他自己的母亲也遇过险。一个人去前面的水井边洗衣服，洗完衣服往回走，发现后面跟着一头狼，她不敢跑，知道一跑狼就要追，强装镇定一直走回能听见人声的地方，才把狼甩掉。

虽然住在山上有点远，老人也不愿意搬去县城住，嫌县城夏天太热，上面冬天虽然冷，也就个把月，到夏天就好过了。家里二亩多地，吃的菜和大米都自己种，房子是前年盖的，花了40多万，老大老二都在黄平打工，一人给他生了个孙子，“现在条件比以前好得多了，好了几十倍！”但他是经历过1960年代初漫山挖野菜吃的年月的人，所以总有隐忧，就是“技术发展下来你不晓得变化到哪个程度嘛”，具体说，就是“这个社会是继续进步下去吗？还会不会饿饭？”再具体说，就是“好多田土他（年轻人）都不愿意种，他愿意打工赚钱自己去买，现在都不种地了，那要是粮食紧张该咋个办呢？”

告别了这位和共和国同龄的老人，我从路边擦过五里墩村，湘黔公路海拔最高处就在附近，因为没有标牌，我只能根据地势和手机App来推断最高点。或许就是这片灌满了水的梯田附近？数字在1120米上下跳动。已是一派山巅气象，水田和旱地交织着，一层一层落向左边的大峡谷，峡谷那头山势如奔，天空中一朵很大的青色乌云。无数叫不出名字的鸟叫虫鸣，偶尔山谷里也传来一阵公鸡打鸣。带刺的云实开着黄花，像收起翅膀的蝴蝶，黄花下面还有不起眼的一簇簇枣红色小花，是再熟悉不过的覆盆子，还没到结果的季节，只好望花止渴了。

考虑到人烟稀少，从贵筑路往上直到五里墩，这段路和八十年前大约没有什么两样。一辆辆军车载着战士开往前线，一辆辆客车载着平民撤向后方，施蛰存走过这条路（恰赶上黔军赴前线杀敌，“从疏星残月光下，看将士整队待发，骏马振鬛而长嘶”[施蛰存：《西行日记》，《施蛰存散文选集》第2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第185页]），林徽因梁思成走过，沈从文、萧乾也走过，他们都看过类似的风景——萧乾还描绘过湘黔公路最高处的云雾，“车由山脚爬到云中，四下全是不透明的白茫茫，大地像一块西式点心，我们钻到上层那片奶油里了……一切全陷入渺茫，只是隐隐地心窝里时常问着‘假如差了一尺呢’，但即刻又按住这不详的疑问”[萧乾：《贵阳书简》，《萧乾文集·2·特写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72页。]，“黄平雾”给他印象如此之深，以致他1939年赴伦敦深造兼《大公报》驻英记者时，觉得闻名遐迩的“伦敦雾”太薄了。[萧乾：《剑桥书简（二）》，《萧乾文集·2·特写卷》，第187页。]

从沅陵出发之前，萧乾一行收到先行的朋友不少途中起居的提醒，但关于战争期间公路沿途的检查制度却不曾多说，只是叮嘱在过云贵交界的平彝时，要尽量“规矩驯顺”，并把那个检查员比作雨果《悲惨世界》里的警察长沙威，“这话在朋友写来，也许怀了不少怨意，但我想在汉奸遍地的今日，我们的后方正需要许许多多尽责的沙威，严峻到了无慈的地步，而且狡黠敏捷如一好猎手”[萧乾：《三个检查员》，《萧乾文集·2·特写卷》，第60页。]。

在湖南境内我几乎没遇到一位检查员……一过湘、黔交界的晃县，情形便不同了。在那以制箫出名的玉屏地方，我们受到第一次的检查。……那穿了灰制服的检查员，随问随写着，遇到稍微生硬的字眼，周围照例有些热心而博学的旅客争先提醒。那只哆哆嗦嗦的手，有时把“军人”写成了“东人”，有时把“临时大学”写成“林十大学”。遇到过于热心的旅客插嘴纠正时，那位检查员脸上不免有些红，嘴里不服气地抱怨着：“他妈的，这名字起得才怪。”

到后来，我们发现他写的是一张印就待填的表格。车上一共有二十五个客人，如果这样登记下去，晚间就无法到达本日的宿站了。于是，有人接了过来，改由本人填写。这种方法我们在贵州境内一直使用着。起初，我老大地不以为然。难道我们希望那坏种良心发现，在“备考”项下注明“我是汉奸”吗？然而到处都是陡高崎岖得怕人的山路，每日都得赶二百公里的路程。真若在天黑时还停在荒凉如太古的半山上，那可怎么好！……终于，和全车的人们一样，我对那“宽厚”的检查员由贬责而变为感戴了。[萧乾：《三个检查员》。]

下午2点多，估算了一下时间还算充裕，我决定到山坳里头转转。离开公路沿小路而下，有地下水渗出，路边长着在公路旁未曾看见的蓝色鸢尾，还有一大团火红的杜鹃。没走多远，手机信号没了，跟着小路进了密密的松林，天色暗了下来，满地厚厚软软的松针。松林尽头重见天日，小路伸到细细的田埂上，小心翼翼保持着平衡，避免踩进一侧的水田。另一侧是个土坡，长着野草莓，熟透的小红果不少已经落地，揪了颗尝尝，有点酸。这时传来公鸡打鸣声，循着声音的方向走去，看到一个缠着蓝色头巾的老太太正在下面拾柴火，三条狗冲我狂吠。

老太太是苗族，听不太懂普通话，也不太会说，说得最多的词就是“害羞”。远处水田里的老头听到狗叫也过来了，他把狗儿给喝住，招呼我过去。三间显然有些年头的屋子坐落在石头垒砌的高台上，两间木屋，一间土屋，我想给老屋拍照，老太太连连摆手，“泥土巴巴，害羞！害羞！”我一边拍一边说：“好看！好看！”

老头会一点普通话，我向他确认了前面小路的方向，又提出给他们在屋前拍一张合影。老头非常大方，老太太双手蒙住脸，“害羞！害羞！”还是答应了，一边摘蓝色头巾一边害羞地笑。我继续鼓励她，“好看！好看！”走时老头送我一直送到往下的台阶边，又让我隔着水田拍他们家的房子。“好看！”他说。

台阶下去，茂密的竹子和芭蕉叶中，可以看见更多住家黑色的屋檐了，但几乎没有像样的路，我从一堆灌木丛中往下挤，几乎是摔进了这个寨子。好几户都房门紧锁，叫门无人应答。绕到前面，三个妇人坐在横放的树干上歇脚，一个苗族，两个仡佬族，苗族阿姨能说些汉话，拉着我去看她家的屋子（“你看造孽不？”），给我翻手机里她30岁儿子的照片（“我家还没得媳妇！”“不晓得哪里有！”），又主动教我几句苗语，“吃饭是neng ga，neng ga da吃早饭，neng ga tai吃午饭，neng ga fang吃晚饭”。

告别的时候我问她苗语再见怎么说，她想了一下说，拜拜。讲完我们都笑了起来，她说，仡佬族人也说拜拜，汉族人也说拜拜。我说，外国人也说拜拜。

沿着寨子门口新修的“组组通”公路回到主路，继续在大山里七折八折，可能因为天气晴好让人心情干爽，长时间的徒步又加剧了多巴胺的分泌，我不知不觉开始朝每一个迎面走来的人微笑问好——虽然这条路上其实没有几个行人。路过一个空空的仓库，后来听说是修高速公路时存放钢筋的，现在自然废弃了，剥落的蓝色铁皮在风中哗啦啦叫着。在刷着党旗的“新时代 新思想 新目标 新征程”的火焰形状标语前，老湘黔公路重新汇入了更平坦的306省道。

按照黄平县史志办廖主任的说法，1930年代国民政府修建湘黔公路时，就想走如今306省道的线路，但因为经过的地方海拔低，坝子多，尤其是皎沙，“土地特别多，连片的良田”，这些土地的主人不愿意被征地，地主们的游说力量比较强，“还用大烟去贿赂设计人员”。

林振述和他的同学们在黄平那家吹“萨拉”苗民家的闲聊，提示了我那些地主都是哪里人。“我们老板家说，‘下江人看中你们的村子，你们搬出来让他们住罢。人家要起新房子咧！算你门寨子龙来脉旺啰！二天打完仗，他们还不是要回家？大栋大栋的洋房子，就归你们了！呃？你们舍不得那几间破草房？’……就是啰！我们想想嘛，寨子是我们的寨子，我们向老板家讨田做，老板家不给田做，我们哪点找饭吃！喔！想想嘛，我们就搬咧！”这些人平淡地叙述自己的经历，像叙述别人家的事一样，也和我沿途遇到的那些因为高速公路搬家的人一样。

“哪个是老板家？”学生问。

“老板家就是管我们的保长啰嘛！他是你们客家人（注：苗族称汉族为客家人），田地多咧！我们种的田地，全是讨他家的，就是嘛！……我们讨田来种，参老板家对平分，一天去到丢黑，找不够饭吃！……长官见笑咧！……”

学生不甘心，又追问，你们没有自己的田地吗？是卖掉了吗？

“哪个卖？”坐在他们对面小伙子瞪圆了眼：“在先我们的田地，就这样慢慢没得啰嘛！就是嘛！”他茫然地在空中比了个老鹰捉小鸡的手势。再复杂的——实际上是土地兼并的过程和细节，说不上来了。[林蒲：《炉边——黔东散记》，《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10月16日。]

因为地主们的游说，也因为“剿共”迫使湘黔公路必须被快速修通，省公路局最终选择了一条海拔更高更困难的线路——也就是我刚刚徒步经过的那条。这条老路一直用到1997年，廖主任年轻时因为赶不上车也走过老路，当时是冬天，满山风雪，整条路都被冻住了，黄平到重安19公里，他走了七八个小时。1996年，黄平县争取到一笔国家资金，在老公路东边，修筑了一条替代线路，1997年通车，新公路没用几年，2006年，贵州省开始修凯（里）施（秉）二级路，也就是现在的306省道，选线又回到湘黔公路最早的方案——这里仍然人口众多，“寨子连寨子”——但如今征地已经不成问题了。换句话说，国民党未曾实现的“公路的意志”，在七十多年后，被它当年的对手实现了，而它当初修建这条公路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剿灭”这个对手。

临近下午4点，我走到了马场街，在路边摊吃了碗5块钱的烫宽粉，拌上梅干菜、肉丁和葱花，出人意料地可口。对面是马场街小学，湘黔滇旅行团路过时它就在了，闻一多在这里画了一幅速写，校门是山形牌坊，下有椭圆形门洞，需要几节台阶上去——老房子已不复存在，但新校门也有山门，门洞也是椭圆形的，需要几节台阶上去，冥冥中也许某些东西仍在延续。临近放学，不少家长在台阶上等孩子放学。一个大叔说，红军来这里住过，毛主席来这里住过。另一个大叔说，以前，附近很多地方，包括重安的人都来这里读书，这个小学国民党时候出了很多有名的人，后来去了香港，去了台湾。

临街基本是新房，经人指点，我在后街找到了一座黑瓦木墙老宅，房主人不介意我随便看看。这屋子据说有一百六十年的历史，是他爷爷的几兄弟分家所得。和我沿途见到的老屋一样，正屋是留给祖先们的，“不能住人，只能住两边，挨着香火，沾点贵气”，他给我看祖宗牌位下面的铁罄，烧完香要敲几下的，这样祖先们才能听见。

老人1942年出生，凑巧在马场街小学读过书，那会儿小学和这屋子一样都是木房，四乡八邻都过来读书，不过这些房子都不在了。不在的还有马路上的“碉”——国民政府为“剿共”沿湘黔公路修建的碉堡，“那么厚的石头”，他给我比画。国共内战末期，国民党军队从黄平往重安撤退时经过马场街，还在他们家住过，“这个讲来犯不犯法我就不知道了”——走的时候落下来一个钢盔，“没有好久，解放了”，他父母把钢盔打成了铁锅，再后来，铁锅也烧烂了。

我们在旁屋坐了一会儿，他给我拿来一大块红薯和糯米做的饼，自己烙的，“你尝一下嘛，不会药你的！”他在马场街小学读到四年级辍学，因为要帮家里干农活，不然会“饿饭”。说到这儿他刚刚放学的孙女蹦蹦跳跳进来了，小姑娘笑她爷爷，“讲普通话讲不好就不要讲！”又翩然飞走了。接下来是“饿饭”的记忆。“搞合作食堂，57年都开始蒸钵钵饭，你要吃多少蒸多少……后来搞不起了，到58年下半年，59年就没有饭了。限制口粮，大人劳动力是半斤，其他人二两五，以前半斤是八两。确实有点辛苦，没有饭吃，弄个磨子，拿点米饭，拿点糠，拿点草，磨碎了拌饭吃……”

与老人道别，我继续向重安行进，一路长下坡，无数个之字形彼此相连，当海拔从1100米降到600米的时候，重安到了。今天是跨越分水岭的一天，正式告别了舞阳河流域，进入了重安江流域，重安江流到凯里，入清水江，清水江在湖南托口纳渠水始称沅江，其后在洪江复与舞水（舞阳河下游）汇合，一路下常德，入洞庭，奔向东海。不过看到重安江后，我又一次意识到，用“奔”来形容西南的河流已不再准确，阶梯式的开发让每一处几乎都是静水，更准确的动词大概是“躺”？躺向凯里、洪江和常德，躺进洞庭，躺入东海。

大概是因为当日行程较短，从黄平到重安，闻一多一路作画，画完马场街小学，画了抵达重安前的公路景致，路旁的电线杆和电线构成最引人注目的线条；画了金凤山——在重安的街道上可以很容易望见这座顶部如宝瓶耸起的山峰；还画了重安的铁索桥和桥下的石碾。铁索桥建于清同治年间，上铺木板，行人骡马走驿道至此，不必再乘船渡。1937年，贵州省政府筹划在几处渡口架设桥梁，以方便湘黔公路上的汽车通行，选址原本位于重安镇街尾，因为民众反对，挪至离镇上5里远的铁索桥附近，旅行团经过时，新桥还在建设当中。此桥建设颇费周折，方案数变，又遭遇洪水，最后由到此地视察的茅以升建议，在铁索桥下游20米处，改建钢桁构桥，1939年5月5日大桥竣工，8月通车。[《贵州公路史·第1册·古代道路交通·近代公路》，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2月，第203页。]

如今，铁索桥和钢桁构桥，连同1995年竣工的一座水泥曲拱桥一起，成了一处不大不小的景点。钢桁构桥桥头有“三朝桥碑记”，“斯三桥建筑于不同年代，使用不同材料，造型各异，横跨清水江同一段江面上。为国内仅有，世上罕见”。旁边还有一块残碑，上面刻着“倭阵”“中华民国”“陆军驾驶兵教育”等字样，背面字迹则磨损得难以辨认了。

下午6点多，没有几个游人，桥下重安江一池碧水，看起来很深，八十年前学生们就因为水太深没敢游泳，只能在这“颇像绿豆汤”的水边洗洗脚[德瞻：《贵州步行记》，《宇宙风》，1938年，第75期。]。我下到水边的“钓鱼台”休息，回完几条微信后，默默地坐着，看拱桥桥洞下栖息的胆小的鸽子，看水里黄黑斑纹的小鱼，看西边苍翠幽深的河谷里晚霞一点点升起，又一点点褪掉色彩，不舍得离去。临近五一小长假，朋友圈里的摄影比赛已提前开始，真高兴那个世界和我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我继续坐着，享受非常短暂的自在时光，眼前这个世界如此真实，又如此虚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