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青色等烟雨—发现未知哦—河边开着罂粟花—后水运时代的逻辑—解放贵阳—天气预报一再失准—一个见证者—在大风洞摔了一跤—汉苗联欢会—摄像头倒是有很多—回到了城市里

重安的早晨是从水边开始的。河里有许多鱼儿冒头呼气，小小的圆圈扩散开来，年轻的女孩在江边墩拖把，水波把倒映在水里的金凤山晃得失去了形状。归来的渔船歇在岸边，农夫挑着担子高高低低走过吊桥，就从属于黄平的重安镇往返了对面属于凯里的湾水镇。重安这头临水的一排水泥吊脚楼飘起炊烟，上游三桥处清澈透亮的江水，流到镇上，经过生活的点染，就变了一种颜色，像落上灰尘的深青色旧桌布。

水是青的，天也是青的，天气预报说，大雨会在中午12点到来。其实昨晚月亮又圆又大，也没有光晕，水边蛙叫声密集，本地人都点着昏暗的灯聚在一起吃鱼火锅呢。我住的“望江楼宾馆”在一个饭店的二楼，和“望江”“宾馆”都没啥关系，80块一晚的房价，让人对晚上吵闹的孩子、反复摔门的大人都没了底气，觉得提任何“文明”要求都是非分之想，自觉戴上耳塞入睡——再怎么样，也远远强过湘黔滇旅行团了，当晚在重安，因为行李未到，他们只能睡在地上，被子“多年冷似铁”[吴征镒日记。]。

上午10点离开住处，惦记着昨晚看到的一个“跨街庙”——全木结构，青瓦挑檐的三层建筑横跨于一条小巷之上，很有些味道。寻过去才发现是文昌阁，二层挂着“人文蔚起”的匾额，顶上似有琉璃。不得其门而入，旁边新楼二楼一个正在梳头的中年妇女探出头来，告诉我现在这里是老年活动中心，还没开门。“你家位置不错啊，挨着文昌阁！”我说。她哎呀了两句，还是忍不住咯咯笑了，“我家两个小孩都考上大学了咧！”

穿过文昌阁，向右拐，就到了窄窄的重安老街，老街格局与马底驿类似，但老房子更多些，上面贴着褪色的春联和门符，有的地方还保留着青石路面。一个穿红毛衣、脸色苍白，看上去有点吓人的男人推开门走了出来，“来旅游的吗？”

“是啊，徒步旅行。”

“发现未知哦。”

我停下了脚步。他是个江湖郎中，今年68岁，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他母亲穿紫色花点棉袄，戴蓝色小帽，拄着拐杖坐在另一头，看上去红光满面，“她今年92岁了！”我头脑里迅速换算了一下，1938年时她12岁，大概还记得一些当年的事情？可惜，老人已经糊涂了。“脑子有点恍惚，”郎中说，“但身体好，从来不吃药，我们都赶不上她。”

他自己以前在供销社上班，妻子二十多年前去世后他就病了，久病成医，开始给人看病，最早医好了一个女孩的青春痘，后来就陆续有人上门求医，现在还在微信上卖药。他领着我穿过三进屋子，来到临河的一头，随手给我指，这是马尿蒿，那是龙葵，抗癌治癌的，水边草丛里甚至长着一株罂粟，还开了一朵紫色的花。我想起清华经济系大三学生蔡孝敏的回忆，有一次，他与同伴数人穿行小路，无意中发现大片良田遍植罂粟，红色白色最多，也有粉红及淡紫色，但是他们“赏花无心，消毒有意”，用手捏坏无数花朵，花主人见学生人多势众，未敢出面阻止。而到了某镇茶馆，一个小伙子颇为自豪地向蔡孝敏做自我介绍：“我刚出娘胎，大人吸食鸦片，就用烟喷我了！[蔡孝敏：《归来行处好追寻——湘黔滇步行杂记》，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第214页。]”随处可见的罂粟花也让南开哲教系大三学生赵悦霖想起了曾在此路走过的林则徐，“林则徐地下有知，不知怎样痛哭流涕哩！”[赵悦霖：《自长沙到昆明》，《再生》杂志1938年第10期，龙美光编《八千里路云和月——长沙临时大学播迁记》，第106页。]

江湖郎中的家里头远不如外面古色古香，地面和床铺破破烂烂，堂屋四面墙壁贴着厚厚的旧报纸，香火龛上摆着他奶奶的照片，老人家活了97岁，“我们家都长寿”。除了他父亲。他父亲1949年以前是重安小学的语文老师，57年“说错了话”，加上又是地主成分，死的时候35岁，“那时我才八九岁，知道个屁”。他又给我看一个旧相框，是他奶奶去世送葬时的照片，小二十人，清一色的壮年男丁，都看着镜头，地上跪着的也不例外，他那时还非常年轻，头缠白布把奶奶的遗像捧在胸前。黑白照片下面垫着的也是旧报纸，露出大半行标题，“在活动前列带领群众批林”。这位郎中指着照片，对我说，“这些人（现在）都死啦！”

告别郎中，我沿老街走到头，就到了重安江边——水运时代顺理成章的事儿。重安江下通商业重镇湖南洪江，水量又数倍于舞阳河，从清末民初起就是出口山货、粮食和鸦片的重要渠道——青溪铁厂的操办者潘露，也曾希望借它运湾水之煤到洪江炼熟铁的，可惜未成，终于忧死。1929年，重安江上的鸦片出口转运达到了3000担，到了抗战期间的1941年年末，昆明驻军缺粮，自湖南调运补充，每个月经重安江等地转运云南500至1000吨。[《黄平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83页。]

跟着挑着扁担的老乡，我从晃晃悠悠的吊桥过河到了凯里。这边正在修路，一个男人站在二楼抱怨自己两百年老房子的地基被破坏了，这栋有点气派的砖木建筑的墙上隐约可辨“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三行字。往前走一点，我看明白了在河边修路的方法：直接在河道里修筑一条条水泥石船，不断砌高、合龙，再和原来的马路连成一片，这样就有了一条更宽的马路。这是后水运时代的逻辑。往前走是凯里市人口计生局的宣传标语，“政府帮我把房建，我为计生做贡献，我为计生做贡献，政府帮我把房建”。

再往前就是昨天来过的三桥了。我从通公路的水泥曲拱桥折回重安，又在铁索桥和钢桁构桥上来回走了几遍，算作告别。1949年11月1日，解放军二野由湖南邵阳和桃源出发，沿湘黔公路开始进军川黔的作战行动，10天之内攻克了沿线的镇远、施秉和黄平，直捣重安江。11月9日，国民党四十九军炸断了重安这座钢桁构桥，向西溃退，但11月13日解放军还是设浮桥越过了重安江，并在两天后攻下贵阳[《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回顾贵州解放1》，1982年9月。]。已处于中共港澳工委控制下的《大公报》11月17日发表社评《解放军和现在西南的形势》，从军事地理角度分析了拿下贵阳对西南局势的影响，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元代以来中央政府治理西南思路的回响：“贵阳的解放，不但巩固了黔北的地位，截断了川滇交通的大动脉，而且对于广西，也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从黔桂路直下柳州，更使李（宗仁）白（崇禧）所想要集结在那里作为联系桂邕的反动中心，无法站稳……贵阳对于云南，也具有决定性。反动头子之随时叫嚣要由重庆退到昆明，和蒋李对昆明控制的暗斗，都不过因为贵阳可以把这两个都市连系起来，他们容易逃走。没有了贵阳，便只有由泸叙（泸州、叙府，即宜宾）出毕节，经威宁宣威，而重达到滇黔路。但这条路，不但非常困难，而且如上面所说，从遵义西进，也很容易将其截断。所以贵阳的解放，已事实上使重庆和昆明完全隔离起来，反动者最后的逃亡妄想，也就这样被粉碎了。”[社评：《解放军和现在西南的形势》，《大公报》香港版1949年11月17日。]

我开始爬坡西进，太阳露出来一小会儿，很快又阴了下来。路边不少像洋甘菊的小花，用App识别，叫“一年蓬”，说是从破土到枯萎以一年为周期，是“进军荒地的急先锋”。公路像长蛇一样盘上山去，180度的急转弯一个接一个，路旁都是灌木和坟地，因为有遮挡，有时你明明听到一个方向汽车的声响，却发现它从相反方向冒了出来。爬了半小时后，稀稀拉拉落了几滴雨。一辆渝C加长大卡车，缓慢拐弯时整个车前半身横扫过来，拐过去后，车后半身又横扫过去，我从弯道外侧躲到内侧，后来发现干脆躲到下面排水沟里才算安全。路边有一大簇野生花椒，一串串密密麻麻的，夹杂着盛放的金银花，花椒还没完全成熟，摘了一颗，气味不够浓烈，倒正合我胃口，脑子里满是把一大串新鲜青花椒扔进沸腾红锅佐香的画面。

每拐一个弯回来都能看见金凤山，主峰越看越像一个城堡，远在天边的方尖碑城堡。朋友推荐了一个叫Peakfinder的App，售价30元，但感觉用处不大，多数时候你可以张嘴问当地人，野外无人可问之时，也往往是没有网络信号的时候。商业社会的许多需求（以及满足需求的便利）是被创造出来的，而随时随地满足需求的副产品是什么呢？或许是交流之火的熄灭，我们变得越来越独立、自足。现代社会是不鼓励给人添麻烦的，孤独也可能很酷，很好。很好，但总归少了点儿什么不是吗——一个人走在路上就是这么忽左忽右胡思乱想的。

正午前到达大风洞乡桐油坪村，海拔780米，不到40分钟上升了近200米，在村民筹建的水井里打水洗把脸，浸湿魔术头巾，继续往前。村里有不少鹅，大摇大摆在公路上走，还会主动向人示威——把脖子抻长，再低到接近地面的高度，像个尖尖的推土机一样向你冲来。当然还有随处可见的狗啊鸡啊，但我就敬而远之了——那位江湖郎中警告我，将军箭什么的不要去碰，路上的东西也不要随便碰，“我们这边有鬼师，他有口诀送鬼走的，‘天上的师傅地上的师傅’，所以别人甩鸡甩狗在路边你不要去碰它们，是他们送鬼时甩出来的，邪气的……”在桐油坪村我第三次看到了指路碑，远远拍个照片了事。

一段平路后继续往上，好多燕子在头顶上叫着，飞得很低，不知大雨几时落下。转过一个山坳，左边是很深的河谷，鸡鸣从谷底的村庄里传上来。一辆面包车驶过，大喇叭嚷着回收旧手机，“用手机换菜刀，用手机换剪刀，用手机换……”山顶是冠英村，学生们当年记作观音村——也有人说这才是湘黔公路海拔最高处，但我的测海拔App并不支持这种说法。冠英村只有一个吃饭的地方，卖辣鸡和榨菜肉丝两种粉，我在他们家祖先牌位下面吃了一碗，味道不坏。过冠英村后盘旋下山，下到一个有大片水田的谷地，像是走回了湖南，两个农民在水田里把沾着淤泥的杂草根给捞出来，开始插秧了。路旁有个更像是水泥胚子的二层楼，一个小姑娘在里头的板凳上做作业。大雨还是没来，太阳倒是先出来了。从湘黔交界处开始天气预报就一再失准，贵州的天气果真不可捉摸。

旅行团从重安出发时，天空飘着蒙蒙细雨，入黔以来除了在镇远赶上一次天晴，其余时候都在下雨。过江即开始爬山，山高泥多难走[杨式德日记。]，一直在云雾中穿行，沾衣欲湿[余道南日记。]。沿着公路走了十多里，转入平坦，往炉山县方向，路右方岩石矗立处有一大洞，名叫云溪洞，又名大风洞，洞口一丈多，杨式德和同学点着灯笼往里走，发现里面更大，小洞很多，不知通往何处[杨式德日记。]。钱能欣持火把走得更深，一洞一洞，迂回曲折，绕回原地[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洞底大约是某条暗河的出口，不断有水冒出，形成小溪流出，水非常清澈，杨式德看到一块石碑，得知这是两年前（1936年）县长开凿的，为的是利用这水灌溉田地。

经过又一个村子时，我决定停下来歇歇脚。在村口小卖部买了瓶可乐，坐下来和老板闲聊。老板看着也就六十多岁吧，一问居然是1935年出生，今年已经83了。我们一人搬了个小凳子，他坐了会儿把凳子放倒，坐侧面，我有样学样，没坐多久硌得慌又立了回来。他记得眼前这条公路上的许多事，虽然只是片段。解放前保长从这里过，到村里挨家挨户派公粮，6月份，“没有饭吃，还要派大包米，一包60斤，久不久又派一回……恼火！”抗战开始后征壮丁从这条路走过，“我们整个村没一个人参军，派到你家，你给钱就派别个”。1939年黄平旧州机场开建，飞机一排排的，也从这里飞过。抗战期间各种汽车也从这里经过，他记得那种“烧干柴”的木炭车，“一个（人）开车一个（人）摇”，那个慢啊，“从重安江到这里一天走不到”。前面有个土地庙，赶集时鬼师们也从这里经过，“苗族信得凶，打个喷嚏都有鬼咒，我们（汉族）是不可全信，不可不信”。解放前夕，溃退的国民党军队炸了重安江桥，从这里经过时，就住在他们家里，那会儿他十多岁，记得有一两个排，一驾马车拉着锅碗拉着米，在他们家煮饭吃，不知道怎么在饭里混进了桐油，吃完拉肚子，跑不动了。国民党走了共产党来了，也都是年轻人，但“解放军好啊”，从家里拿东西还给钱，不像国民党的部队，“污糟得很”。解放后十来年，闹饿饭之前，有粮不准吃，“整个村打的谷子堆到这个马路上，（再）拉到仓库里，等到个把一两个月，（才）打开，全部烂完！”……这些和公路有关的事儿，他和路边那棵一百多岁的老皂荚树都是沉默的见证者。他还记得小时候读四书，甚至还能非常流利地背几句《大学》，“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哦吼，背不下去了！”

跟老人聊天的时候，雨滴啪啪打在小卖部的铝皮屋顶上，告辞时我听到了雷声。前方在修路，路边水沟上用石板搭了个袖珍桥，桥上还扎了藤条，问路边翻地的男人，说“给娃娃过的”，再过去一点是个石头搭的神龛，里头扎个红布，也有藤条，怪神秘的。下午3点，在阵阵雷声中走出了山谷，大片乌云聚集在前方，好像从远处某个山坳里升起。前方是大风洞镇，凯里烟草专卖局稽查大队三中队的大院外面拉着三条红色横幅宣传语：“种烟科技含量高，烟叶品质必定好”，“种植烤烟能致富，老人孩子可照顾”，“一季烟叶收成好，胜过两年种水稻”。最后一句有点模糊了，又被一根电线斜搭过去，像是被删除了一样。

旅行团拜访过的大风洞离大风洞镇不远，那里正在修建一个“云溪山庄”，施工已近结束，周围没有声响，我走到洞口，抬头凝视岩壁上“云溪洞”三个字时，只能听到洞口流出的汩汩水声。洞口上方林荫茂密，悬垂着藤蔓植物。一种静谧之感慢慢升起。这时手机突然响了，铃声震耳欲聋，接通，“哪位？”话一出口才意识到自己的声音有多大，几乎在洞里形成了回声，“您好，您需要贷款吗……”，再熟悉不过的骚扰电话，挂断，感觉自己也成了这洞的骚扰者。

入口处摆了瓶喝了一半的冰红茶，特别煞风景，附近没有垃圾桶，我给挪到石头后面去了。一进洞就没了手机信号，有微微的寒气，iPhone自带的手电平时晃眼，到了里面毫无存在感，光线刚离开手机就被吞没了，只能靠洞口进来的一点光亮前进，一开始是条窄道，走了二三十米豁然展开，像个不规则的穹顶大厅，洞深处流出一条小溪，在右边冲刷出一片碎石滩，左边是小型白色钙华，如莲花座一层层扩散开来，最上方有一个观音铜像，头披红色丝巾，下面有一些没烧完的香烛。再往里就完全黑下来了，我没有再往前走——好用的强光手电被我在常德减负时精简掉了。出来时我怀疑自己看到了杨式德说的那块县长凿洞的摩崖石碑，年久磨损，难于辨认，为了看得更清楚些，我试着往上爬了，一脚滑倒，右手下意识地去抓岩壁，外侧擦掉了一块皮，血很快渗了出来。我掏出背包里的矿泉水冲洗，又拿餐巾纸擦干伤口，然后神经兮兮地回到洞口，把刚刚被我放倒的冰红茶复归原位，在这种地方，就像那个83岁的老人说的，“不可全信，不可不信”。

往外走时我看到了云溪山庄的老板娘，她和女儿正给一个凉棚缠上假的葡萄枝叶。他们家为这个山庄前后投入了100多万，修了房子和走廊，种了柳树和桂花树。洞里的水很清，出来就浑浊了，积在一个灰色水潭里，我和老板娘隔着水潭闲聊。她说以前山那边挖煤，洞里头流出来的水都是泥水，不久前才停。她十几年前就和乡政府签了合同，30万30年，“和每一个村民都签字画押”，以防万一，还把周围的地都买下了。她的计划是先做饭店，再做住宿，因为后者投入太大。她原本希望饭店5月1日能够开业，有点够呛，“现在请人（做工）可贵了，以前十八块钱一天，现在一两百还没人来”。

离开大风洞是下午4点半，回到公路上，不知什么时候，乌云彻底没了，重安方向甚至露出了淡蓝色的天空，地面是干的，没有下雨却有雨后的清新之感。天气预报再一次失准了。我在路边等到一辆过路车，去前面不远的炉山县城买创可贴。

在炉山，湘黔滇旅行团团部惦记的汉苗联欢大会终于变成了现实。到会的苗民只有四女六男十个人，早晨走了40里山路来的，炉山县政府一位职员介绍说，炉山全县十万多人，苗民占75%，历受官吏的压迫和汉民的欺侮，召集苗民参加联欢很困难，因为他们不明真相，害怕不敢来[杨式德日记。]。到会的苗民由一位吴姓保长带领，吴保长还特别对旅行团解释说，苗家也很重礼数，“跳月”之事实系讹传，又说苗族婚姻与汉人大致相同，必须父母同意，男女间交往也有一定界限云云，总之就是“希望同学们不要误会，并代为宣传解释”[余道南日记。]。

师生们在炉山小学的操场中围了个大圈，圈中放两张桌子，上面摆着旅行团为苗民买的两坛酒和一盘包子，团长黄师岳与他们大碗喝酒，学生演奏口琴后，苗民吹着笙表演舞蹈，二人一组，女子拉着手随在男子后面，步法一致，这舞步引起了大家的兴趣，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李继侗和队医徐大夫两人合跳了一段华尔兹助兴。演出结束后，苗人高兴地吃起了包子，团长又赠送女子化妆品，男子铅笔，负责无线电收音机的同学还调试了设备，请他们收听广播。[杨式德日记。]

炉山只是我的暂停之地，从十字街沿着一个陡坡往上，我一路询问解放前炉山小学的位置。运气不算好，遇到的人都怪怪的。懒洋洋的中年人往上一指，“在停车场”，去停车场，找了半天找不到，问路边一个在家门口洗衣服的女人，“没有好远了！”“大概还有多远呀？”“没有好远了！”还是没找到，倒是看到了行政便民中心。赶上周末，但还是决定进去碰碰运气。大厅里有一矮个年轻男子，问他停车场不知道，问解放前小学也不知道，等我转身离开他又追上来，“你刚刚说找停车场是干什么？”我说，“有人跟我说解放前的炉山小学就在这里的一个停车场的位置”。“这里没有停车场，”他幽幽地冒出一句，“摄像头倒是有很多。”

最终我还是没有找到，回十字街搭乘201路公交车前往30公里外的凯里市区，前半段几乎都在峡谷里穿行，大雨就是这个时候落下的。抵达时天已经黑了，凯里并非大城市，但那种熟悉的人与车都横冲直撞的布朗运动仍然扑面而来，提醒着你，这里已不再是县城或农村，人们不会随时随地就搬把板凳请你坐下来摆龙门阵，更不会为了给你指路陪你走上半天了，大家都很忙，所以，请做一个不麻烦别人的自足的人吧——是时候打开手机上各种生活服务类Ap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