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地桃花始盛开—鼓浪屿上啼哭声—沿海与内陆颠倒了—满面春风的油脸—我们家还有圣旨—四海一家—依据是土改清册—感受一下那里的历史信息—忽视今日污秽默想昨日荣光—有什么能永远不朽

旅行团离开炉山头一晚，大雨夹着冰雹倾泻而下，第二天太阳出来了，又带着暖意。这是入黔以来第二个晴天，沿途村落桃花盛开，余道南想起3月1日过桃花源时当地桃花就已开放，按时节如今应该芳菲尽歇，不知为何黔省桃花仍在盛放？想来大约是这里气温较低，花期较晚[余道南日记。]？今日的大休息地是羊老，距离炉山20公里，已入平越县境内，3月正值竹王祠祭，旅行团一路都在听人们讲述竹王带领子民对抗官家的英勇故事，“人们由于怀旧和纪念死者的悲惨遭遇，故事会和时间走着同样路程，心的向往永不会休止的罢”[林蒲：《马场坪》，《大公报》香港版1941年11月5日。]。

从羊老西行6公里，就到了甘粑哨新街，东西走向的湘黔公路与南北走向的黔桂公路在这里交汇。黔桂路是贵州最早接通省外的公路，1927年兴修，1934年营运，由贵阳经龙里、贵定、平越、麻哈、都匀、独山六县到广西的六寨[胡端楷：《贵南公路营运前后见闻》，《黔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黔南建州三十周年特辑》，1986年8月。]，再前往柳州和梧州。因为梧州可以通过西江水道连接广州和香港，抗战爆发后，尤其是湖南日渐成为战事前方后，这条路成为越来越多流亡者前往西南大后方的选择。1938年11月的《大公报》连载了一篇《从北平到贵阳》旅行札记，可以见出抗战爆发一年后“寻路”的情状变化。

作者禔问7月1日离平赴津，搭乘海轮赴沪，在船上遇到一位志同道合的青年E君，北平大学毕业，卢沟桥事变后为生计所迫，忍辱在无线电台工作，现在积蓄了400元长途费用，到汉口去寻找昔日教授，以图尽力后方。船行三日，驶入长江口，可见崇明岛一片碧绿，降速后开进黄浦江，吴淞镇一带尽是破瓦砾垣，满目凄凉，稍微完好一点的厂房，成了日军营房，当天天气酷热，日军三五成群，袒卧于树林之下，多数面黄肌瘦，“他们忙了一年，不知为的是什么？”七七周年纪念日是在上海法租界过的，有几家胆大的商店挂起国旗，租界当局禁止“宣传活动”，青年男女学生就在马路上向行人募捐，以救济难民。一周后禔问与E君相约一同乘船赴港，路过鼓浪屿时，可见逃难贫民露宿海边，搭帐篷居住，儿啼女哭之声，在甲板上便可听到。抵达香港后，禔问与E君告别，后者转乘粤汉铁路北上汉口，他则乘船沿珠江而上前往广西梧州，船行两日，一路用法币依次兑换港币、粤币和桂币，到梧州后，有军警三五人入酒店检查新到旅客，以防汉奸入境。禔问向茶房请教前往贵阳捷径，告知梧州一天到贵县，在大塘换车一天到宜山，一天到六寨，半天到独山，一天到贵阳。[禔问：《从北平到贵阳》，《大公报》香港版1938年11月1日—11月4日。]

禔问进入西南大后方的路线，与美国记者格兰姆·贝克由香港赴重庆的路线非常接近，但贝克旅行的时间是1940年初，不到两年，战争已经让中国的沿海与内陆的现代化进程彻底逆转。“抗战前，正当沿海地区最为繁华和最为现代化的时候，一次走向内陆的旅行就是对西方式的享受和相当城市化了的中国的缓慢告别。从沿海的真正大都市，你可以分阶段走进内地。最初，你到达了铁路终点，继而是公路终点，然后是电报终点。沿海和内陆的典型界标则应是最后那有一所戏院的城市，有一座清洁旅馆的镇子或有家较大饭馆的村庄。……可是1940年，在我们的战时旅行中，情况却是相反的。我们接触的最原始的地方恰就是海岸。……我们进入了国民党的封锁区，这才离开了荒芜的海岸。旅途中，经过了第一条人行道，第一条宽可容下一辆人力车的道路等，都好象在对我们表示欢迎。后来，又出现了第一条汽车路，第一个小饭馆，第一家大旅店。最后，第一座有电灯的城市和第一条铁路。等到达柳州时，就已离开海岸三百英里了。”[（美）格兰姆·贝克（Graham Peck）：《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11月。]

由甘粑哨继续西行7公里，就到了当日宿营地马场坪，旅行团抵达时，这里只是公路沿线一个普通村镇。一条老街，一所小学，两百来户人家，学生们分头借宿，余道南和杨式德都被分到居民陈放杂物的阁楼上，楼下就是厨房，又脏又暗，“煤烟令人窒息”[余道南日记。]。更倒霉的学生被分在烟馆，一宿没法入睡，第二天早晨报复性地乱喊乱叫，让那些夜猫子烟鬼也没法睡觉。[游子：《贵州观感》，《宇宙风：乙刊》1939年创刊号。]

不过到抗战后期，马场坪将逆转成为繁荣的大站，驻马场坪的机关将有三四十个之多，公务员人数会超过本街老百姓；每天都有百余辆汽车通过，连中国旅行社也会在这里设立旅馆和食堂，“栉比林立的旅馆饭店，招待得旅客们眼花缭乱……于是老板的荷包里便塞得肥满地……以致在街上到处可见眯着眼满面春风弥勒佛似的油脸，踌躇满志得意忘形的神采，他们是马场坪的骄子！”与战时繁荣相伴的将是战时短缺，“这里是没有什么真正的物价……米还是涨，横是年成不好，竖是收获准坏……你明明看见田里面稻浪翻天，金黄色的谷粒长得又多又大，你也只好闷葫芦的放在心里，或许老百姓也有他们的苦衷……再说肉罢，感谢镇公所总算有个限价，规定二十二元一斤，但是保证你听得到买不到，吃素斋是家常便饭……可惜人是肉食动物……熬不住的时候只有问鼎黑市，咬他一口过过瘾？日常用品说比贵阳昂贵，半点没夸张，商人们自颁的价格会叫你目瞪口呆，只好闭起眼睛不敢望！”[润德：《闲话马场坪》，《西南公路》，1943年，第262期。]

马场坪歇过一夜，再往前便是贵定。我是从凯里坐慢车直达贵定的，早晨在酒店吃了出发以来最难吃的一顿米粉，一勺无色无味的油汤浇在碎肉上，几乎难以下咽。有比我早到的住客抗议，不是说自助餐吗？怎么除了米粉什么都没有了？窗口米粉妹振振有词：“准备太多了又没有人吃是浪费！”

到达贵定已是下午5点，这里海拔997米，比之前路过的大多数垭口还高，我住在新城区的一家酒店，稍事整理后打车去老县城。年轻司机说起解放前的老城头头是道，还给我看他翻拍的老衙门照片。到小十字7元，到城隍庙9元，聊高兴了，司机说，我不多收你钱了，送你到城隍庙看看吧，现在城里能看到的老房子基本上只有它了。

城隍庙已经关门了，正门并不显眼，侧面爬满女贞花和金银花的山墙倒颇有气势，我用手机查了一下，说是贵州保留下来的最大城隍庙。根据司机给我指出的方向，回到东街（现在叫中山东路，也是老湘黔公路的一部分），准备一路走出（并不存在的）东门，再折返回来，找找当年旅行团入城的感觉。街边还有一些两层的木墙老屋，有的还在上面用铁皮加高一层，我从湖南一路拍过来，这些房子的住户总是奇怪我为什么拍这些“破破烂烂”的房子，在贵定，一位大妈教会了我一个新词：烂框框的。

出东门是一个长坡，从黄平到炉山再到贵定，进城都要上很大的坡，我想起林徽因在湘黔道上的感叹，“在中国做人同在中国坐车子一样……磨到焦头烂额，照样有人把你拉过来推过去爬着长长的山坡”[致沈从文，《林徽因书信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0页。]，对那些来自东部的流亡者来说，直到进城仍要爬坡大约构成某种额外的心理暗示：不到最后一刻痛苦不会结束。

爬完坡看到左手边一栋还算气派的老房子，二楼挂着块匾额，“西蜀饭店，民国壬申年仲春”，一楼大门没关，第一进屋子里摆着好几张麻将桌，塑料门帘里是第二进，探头往里望，还在装修，石柱、木材堆在地上，两只狗叫了起来，女主人端着盆走出来，她笑得面善，但并不愿意聊天，也不欢迎我进去。出来时我在门口逗留，寻找对的光线和角度继续拍这栋老屋，还有匾额。不一会儿，出来一个发量有点少的男人，我凑过去请教：民国壬申年是哪一年啊？“1932年！”男人滔滔不绝说开了。

“贵定这个地方虽然很小，但在整个贵州，它的古建筑是赫赫有名的。”他说。我说刚刚被人指点去看了城隍庙——就在他家房子后面，他摇摇头，说现在的城隍庙不行了，“当年的规模，比丰都鬼城那个还大。中间那四个大立柱，直径有七八十公分”。

他继续解释贵定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贵定这个地方，一个是在黔中，一个它是在交通要道，古时候称旱码头，四面八方的人、货都往这边流……这个地方当时产烤烟，全国各地贩卖烤烟的都往这里来。一直到60年代初，我们这边还有土专家去苏联，教苏联人种烤烟”。说话时，一支游行队伍喊着口号进了城，经过西蜀饭店门口时，也给我们递了张海报，是装修卖场促销，“五一装修也疯狂”。

他是大户人家，祖上——他叫“入黔始祖”——叫胡海，安徽宣城人，明初跟着傅友德的大军来到贵州，定居下来。祖父叫胡祖恕，光绪年间的刑部郎中，正三品官，“相当于现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进屋取手机，给我翻看照片里家里保留下来的光绪帝圣旨。紫色绢制，烫金文，字迹有些已经模糊，他指着上面的“深绛纹”“双龙纹”，“你别看电视剧上（演）一个人拿着圣旨（宣旨），都是假的，圣旨最少都是一两米长，长的有三米多，拿不了的！”现在这份圣旨由他一个叔父保管，他们推敲当年一共有五张，一张是他祖父任职的刑部告授，做官做大了，朝廷要封上三代，祖父的夫人、父母、祖父、外祖父都要封，这留存下来的唯一一张属于祖父的外祖父，落款是光绪十五年三月十六日，这是1889年，光绪帝在这一年开始亲政，此时离中日甲午海战还有五年，离戊戌变法还有九年，离辛亥革命还有二十二年。

我告诉他，我在重走长沙临时大学西迁之路，每到一处都想看看八十年前他们住在哪里，在贵定，按照一个学生的记述，他们“到县城已晚，夜宿民宅，尚觉宽敞舒适”[余道南日记。]。他说，几百号人，如果是住民宅还能觉得宽敞，很有可能住的就是他们家。八十年前他们家的房子比现在大得多，旁边那条通往城隍庙的小路，还有城隍庙广场都是他们的老祖屋，“光青石板雕花的天井就有一千多个平方”。

他有个远房堂兄胡端楷恰巧是西南联大毕业的，辈分与他一样，但年龄只比他父亲小一点，要是还在世就快一百岁了——我后来查到了胡端楷的资料，1938年旅行团到达贵定时，胡还在贵阳读中学，三年后胡端楷考入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正是黄钰生）国文学系，毕业论文是《先秦文籍中所见之宋人》，指导教师闻一多、彭仲铎[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历届毕业学生论文题目及导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3·教学、科研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11页。]。等胡端楷大学毕业回到贵定时，国共内战已经打响，他后来应该是成了一位教育工作者或地方文史专家，在《贵定文史资料》里留下不少文章。

我们倚在房前的栏杆上聊得热火朝天，女主人也过来听了一会儿，我很担心她让他别说了，结果她却是来请我进去吃晚饭的。推辞一番后入座，是可口的贵州家常菜，炒白豆腐、水豆豉、青菜西红柿汤、炒猪肝、鸡蛋炒青蒜，还有糯米鸡、豆沙包和米酒。1932年，也就是民国壬申年，男主人的父亲和一个四川江油人合伙在这里开了一家川菜馆，起名西蜀饭店，抗战开始后，饭店来来往往都是党政要人，“贵定有一个凌汉舟（凌霄），老同盟会员，跟我父亲关系特好，经常在我家这儿，我家这个房子当时在贵定是有名气的，现在不行了，现在落后了”。

1944年，日军打到了黔南的独山县，距离贵阳只有一天车程，后方震动，汤恩伯安排了两个师前往阻击，一个师在马场坪，一个师在二线，师部就驻在他们家，准确说，就在我们吃饭的这间屋子。“有关人士都在这儿，相当于一个联络点。后来解放后还说不清楚了……”他笑，“反正公安十六条十八种人之一，历史有问题的……因为你跟国民党走得那么近，（我父亲）本身又是国民党员……”当年凌霄成立的抗敌协会，解放后，会长枪毙，秘书长，叫胡永昌，他一个叔公，枪毙。他的父亲是跑腿的，劳教了几个月，“出来以后没办法，就到煤矿去，挖煤去了。是，贵定的煤矿，贵定有煤”。他又笑。我们干了一杯，我说，给你们添麻烦了。他说，四海一家！四海一家！

房改后，新政府把他们的老祖屋租给贫下中农，住了五六家人，他们一家被赶到后面，他带我看后面一口太平缸，民国甲申年，也就是1944年制的，“文革”时埋在地下才得以幸存，门口的“西蜀饭店”匾额也是这样保留下来的。那五六家人在这里住了五十多年，直到2000年左右，他才想办法拿回来，依据是土改清册，“这儿是1949年11月12日解放的，我父亲的第一张交房地产税的发票是1950年6月13号，就是解放后半年，我父亲就把房地产税交了，证明这个东西是我家的。后来我们和政府打官司就是凭这个。当时盖的章不是圆的，是长方形的。贵定县人民政府税务局。你能走掉吗？1950年6月13号，你能走掉吗？”

吃完饭，他送我出门，说我可以去大十字、大同路那边看看，虽然“街道破破烂烂什么也没有”，“都是老木房，要垮了，又不准自己弄，说是要规划，几十年就这样（过来）了”，但是以前城市的格局还在，“你可以在那里感受一下当时的历史信息”。又邀我明天上午再来，他带我看看城隍庙和残存的一段城墙。

我连声道谢，往大同路去了。经过城隍庙广场时，我拍了几张照片。傍晚时分，蓝黑色的天空下，人们在当年胡家的祖宅里、（很可能是）湘黔滇旅行团学生们过夜的地方跳着广场舞。大同路残破不堪，污水横流，有人在路边烧垃圾，乍看像亟待拆迁的棚户区，但已经长出长长野草的残存马头墙提醒着你它昔日的荣光。人们早已习惯指向今天的叙事，譬如，你看着深圳华强北的高楼大厦与熙来攘往，然后感叹一句：“四十年前，这里还是宝安县的一片菜地。”可有时我们也想有些别的追求，以显得自己不那么势利，就像美国人保罗·索鲁搭乘火车从波士顿一路南下，经过墨西哥时观察到的那样，在那里，人们“督促你要忽视今日的污秽，默想昨日的光荣”。

这位旅行作家的铁车缓缓驶入圣路易斯波托西时，映入眼帘的是裸身的小孩、跛脚的狗，还有车站广场由火车车厢搭成的小村落。褪色的衣物就是门帘，鸡笼和小孩摆在一起，到处散发着排泄物的臭味，而旁边的墨西哥人面露微笑：这里曾经非常富有，有许多美丽的教堂和梦幻的建筑，“许多年前，这里是银矿区呢”。我不知道圣路易斯波托西是不是根据玻利维亚著名银都波托西命名的，但我知道两者都衰落已久，而在它们还繁华的时候，说不定王熙凤经手的成千上万两雪花银，就是从那儿开采，再绕过大半个地球运过来的呢。历史不是直线前进的，历史甚至未必总是前进的，这一点贵定和波托西们都心知肚明。

是夜贵定雷雨倾盆，八十年前旅行团住在这里时也是如此（杨式德日记：“雷声很大，雨下了一夜”）。第二天上午，老县城弥漫着下水道的气味。9点半，我来到西蜀饭店门口，大门紧闭，敲门无人应答，透过门缝看里面那道门也紧闭。我便自己去城隍庙逛了一圈，“仰观俯察”“正大光明”“其盛矣乎”之外，看看那些幸存下来的石碑也挺有意思，光绪年间，禁止赌博，咸丰年间，禁止在此洗菜及污物，“违者罚银”，而上溯至道光年间，有人问，什么东西能“永远不朽”？是啊，有什么东西可以不朽呢？城墙肯定不在其中——我沿着城隍庙外面的墙根出去，据说那里有老贵定东门城墙的残迹，但在落叶和垃圾的包围下，已经很难辨认出来了。

折回西蜀饭店时，它的门还没有开，敲门仍无应答，这段神秘的缘分大概已经结束了，于是我向它的主人默默问好，转身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