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最美味的午餐—人驮进来的小汽车—喝了四两茅台—记得大夏大学的人很少了—沦陷北平的文化界—在金城江人们花钱如流水—西南公路上的司机有两个家—不要嫌贵州菜辣—我所认识的日本已经被杀死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件事

抵达贵阳时我已成不折不扣的邋遢鬼。上一次刮胡子还是在沅陵，为了减负我把剃须刀也塞进行李箱从那里直寄贵阳；我胡子拉碴地离开湘西走进贵州，又胡子拉碴闯进施秉县政府到处找黄平史志办；我的鞋子带着新晃的“汽修土”、玉屏的煤灰、镇远的黄泥，又在凯里和贵定的雨夜踩了下水道溢出的水；贴身衣裤倒是每天洗，可外衣外裤许久没换了，在汗湿风干汗湿几个轮回后，它们持续散发出难以描述的气味——在玉屏时我对此尚有觉知，到了贵阳我已习焉不察，直到帮我取好箱子又订好酒店的亲友委婉提醒。

酒店显然是过于舒适了，蓬松的被子和卫生间温暖的壁灯都令人感动，大洗一通后外卖送到——点的是“爱马仕炒饭”，也不过就是牛肉、鸡蛋、胡萝卜、芥菜这些原料，但我觉得简直是世界上最美味的便当。一个多小时后，干干净净、脚步轻快地出门逛街，在西西弗书店我买到了一本写黔东南风物的MOOK，这书我横穿整个黔东南都没见过。街市上甜品店之多也叫人高兴，但“丰裕”最好之处是你可以大快朵颐，却选择拒绝——如果我当时就读到萧乾那篇《贵阳书简》，一定会对此更加感同身受。1938年3月初，他乘车离开沅陵[季培刚：《杨振声年谱·下》，北京：学苑出版社，2015年10月，第464页。]，前往昆明，到达贵阳之前他看够了“八百里荒山”，然而贵阳却是一座有电灯、电话、洋瓷浴盆的“阔城”。他自然知道，比起上海，比起青岛，贵阳并不是真阔，“然而位置在一柄枯叶般的省份里，就已经有些阔得不和谐了。每一个疲倦的旅客一走入贵阳近郊，看到那么细柔娇绿的垂柳，看到饭店旅馆的显目广告，都会感到莫大欣喜，甚而感激；然而把肚子填饱，把疲惫的身子安置到一张铁床上时，近于忘恩地，一种惊讶会冒上心头。他将不自禁地问自己（他心里那些庞大山岭的影子，沿途那些乞丐般的穷苦同胞的影子，将逼着他问自己）：怎么，这是仙境吗？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吗？昨夜还睡在一张为虱蚤霸占了的破席上，生活在那些张菜色的脸，那四面透风的茅舍，那只有焦黑巉石，枯黄野草的荒原上，今夜怎么竟有了丝绵被？”[萧乾：《贵阳书简》，《萧乾文集·2·特写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72页。]

湘黔滇旅行团比萧乾一行早两周抵达，在东门外整队入城，这天下着雨，虽然人行道上有骑楼[余道南日记。]，但马路是黄泥石子路面，泥泞难走[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众人草鞋带起泥巴不少，甚为狼狈，曾昭抡的半截泥巴破大褂尤其引路人注目[吴征镒日记。]。贵阳给钱能欣的第一印象是街道上方密密麻麻的电线网，“城内以中华中山两路为主干，两路的交叉处叫大十字，是全市最繁盛的地方……两旁店铺房屋，尚称整齐。据说许多三层楼的房屋，都是为了前年（注：应为去年，即1937年）京滇周览团过贵阳而临时加盖的（自然是为了体面），所以基础不稳，加盖的层，时时有塌下的危险”[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余道南看到大十字附近周西成的铜像，这位前贵州省主席西装领带，右手插在包里，举目远眺[余道南日记。]。时人形容贵阳城是一个封了底的“用”字[钱安毅：《边情纪述：贵阳：不如归！》，《边声月刊》1938年第1卷第1期。]，旅行团穿城而过，出西门再向南，到次南门——“用”字那一撇的尖尖上的大夏大学住宿。大夏大学为黔人王伯群在上海创办，因抗战内迁贵阳，“校园很宽大，有亭台花木，假山鱼池点缀其间”，余道南铺好行李后，即有大夏同学来介绍去新生活澡堂洗澡，“风尘仆仆之余，得此一番淋浴，心身为之一畅”[余道南日记。]。

抗战期间，为了便于空袭疏散，贵阳老城的城墙城门陆续拆除，我原以为它们早已了无痕迹，沿着文昌南路往北散步，看到一片高楼之下有座三层四面九角、造型颇繁的楼台，虽然外观有点新，但想来今人即便仿古也不会如此费劲，走近了，果然是正经古物，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与镇远祝圣桥同龄的文昌阁。文昌阁建在东门瓮城之上，因此东门武胜门连同一小段城墙也得以保留。这一天云层很厚，几个老人在城墙上放风筝，飞得极高，受力紧绷的风筝线看了叫人有点紧张。

从文昌阁下来，经文笔街到了省府路——一条被酸汤鱼馆占据的青石板路，本地媒体说，未来这里将是贵阳的宽窄巷子。民国时期贵州省政府就位于这条街上，在贵阳停留期间，旅行团师生曾来这里分头参观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厅，就读于清华土木系的杨式德选择参观建设厅，厅里为学生准备了茶水，一位科长向来访学生介绍说：建设厅的中心工作，一要增加粮食产量，本年度要增加1/3；二要整理交通，施秉、重安江、盘江三处改建铁索桥，以便运输重武器[杨式德日记。]。

值得一提的是，财政厅厅长周诒春是清华的老校长，旅行团抵达贵阳当晚他就设宴洗尘。对团里五位教授他都相当熟悉，但不认识年轻助教，便一一问及，问到袁复礼的临时助教王钟山时，他说，“你暂时不要去昆明，这里需要人，我给你安排工作”。于是王就没有随队继续西进云南，留在贵阳，到贵州省气象所任职，5月1日后，贵阳清华中学开始招生，他兼任地理教员，安顿下来。[王钟山：《我对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步行团的回忆》，《西南大学记忆》，2011年第4期。]

我在社区服务中心里问到了当年省政府的具体位置，就是眼前两栋二十多层的高楼，一位老大爷告诉我，早先是四五层的小木楼，解放后改成了第一招待所，到80年代才拆掉。他还说，这石板路是周西成时候修的。时过境迁，仍有人记着这位早逝军阀对黔地的贡献——1926年，周西成任贵州省主席后，即着手兴办地方建设，开办工厂、安装电灯、创办新式学校等等。1938年，一位途经贵州的旅人形容，“周西成为全贵州人所爱戴，犹之乎唐继尧之在云南，所以一到这地方，没有一个贵州人不追怀这位英雄，其心绪是扼腕与敬意交织着的”[李长之：《西南纪行》，《旅行杂志》1938年11月刊西南专号。]。

贵阳是周西成现代化城市改造的第一个实验品。他拓街面，修马路，改建临街房屋铺面为楼房。改造就从眼前这条省府路开始，扩展到大十字，街面宽度由5米拓宽至12米，用碎石三合土铺路，临街房屋必须退让出路的宽度，然后进行重建，重建房屋底层还要留出一米作为走廊，与人行道结合[邓庆棠：《兴建公路及改造市街见闻》，《贵阳文史资料选粹·上》，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让旅行团学生格外留意的骑楼由此诞生。更引人瞩目的是环城马路的修建，马路两旁种着垂柳，几年后长大成荫，走在路上别有风景[沙鸥：《贵阳一瞥》，《旅行杂志》1938年12月刊。]。周西成又派人在广州购来一辆福特小篷车，由于当年入黔公路尚未完成，不得不拆散后用人力抬运到贵阳，再行组装，成天在环城马路上行驶，以资示范——有人把这当作笑谈，可这毕竟是有史以来进入贵州的第一辆机动车。[邓庆棠：《兴建公路及改造市街见闻》。]

修筑环城马路的同时，周西成还开始修建通往省外的几条长途公路：往北去桐梓、赤水——这是他起家的地方；往西去安顺——贵州开禁烟毒后，安顺及临近各县盛产烟土，经济十分活跃；往南去广西——笼络桂系军阀，亦方便贵州烟土经广西外销穗港[邓庆棠：《兴建公路及改造市街见闻》。]。在所有现代化举措中，周西成最重公路建设，认为这是“开贵州之生路，辟全黔之利源”的前提[转引自敖以深：《外力植入与内生发展：抗战时期贵阳城市早期现代化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12月。]。不能不说这位军阀颇有历史眼光：贵阳乃至贵州自元代以降的发展，就是拜驿道所赐——地处四川、云南、湖广之间，发挥交通枢纽的功能，吸引人流物流不断地路过、路过、路过——以“用”字比喻贵阳城，确有几分恰当。

不过，在周西成主政期间，贵南路仅修通贵阳到马场坪路段。我在《黔南文史资料选辑》上读到一篇文章，作者恰是我在贵定遇到的那位胡姓大叔提及的远房堂兄，毕业于西南联大的胡端楷。贵阳到马场坪的公路修通后，他曾经来回走过几次，因为步行，所以对一些路段无缘无故要绕道而行感到疑惑，后来才知道，1920年代公路开修时，地方民众迷信极深，一听说要修公路，就四处打听，希望路线不要走自己的房前屋后，生怕动了龙脉，破坏风水。阳宅如此，阴宅也是这样。其结果就是勘定路线的“采路员”开始寻租。在贵定，采路员曾有意把标桩钉在东门外一大户人家的石坟和石牌坊前面，然后放出消息，令这户人家主动送上五百银元，路线才绕道而行——也算另一种“公路的意志”。[胡端楷：《贵南公路营运前后见闻》，《黔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黔南建州三十周年特辑》，1986年8月。]

1938年3月最后一天，湘黔滇旅行团抵达贵阳次日，早饭后，团长黄师岳召集同学讲话，说贵州省政府原打算派车送全团到云南平彝，因军运紧急无车可派，团部要求大家下决心步行到底。学生们认为经过一个多月的锻炼，步行已经习惯，一致表示赞同[余道南日记。]。这一天杨式德进城闲逛，偶遇老同学，相约到一家北方饭馆聚餐，喝了四两茅台酒，感觉“味道强烈”。下午晚些时候回到大夏大学，到阅览室读报，得知数日来国民党军队在津浦全线优胜，这让他感到“很可乐观”[杨式德日记。]。这一天的《大公报》汉口版头条标题是，“临（沂）台（儿庄）支线战事最烈”，发自郑州的专电称，日军在台儿庄陷入重围，但困兽犹斗，而在临沂，日军受到重创后全线北退。

大夏大学借用讲武堂旧址，由省府拨给，校园面积不小，进入大门，两旁整齐干净的平房是教室，中间长方形的空地可作操场，场边绿树疏落，一角有棵朱砂梅颇为亮眼[周蜀云：《我在大夏的教学生活》，《学府纪闻·私立大夏大学》，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2月。]。这所始创于1924年的私立大学，由300余名脱离厦门大学的师生发起成立，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后，大夏与复旦联合迁往庐山牯岭，随着战事向内地推进，两校再度西迁，复旦迁重庆，大夏迁贵阳，先遣考察迁黔事宜的副校长欧元怀一行在贵州受到热烈欢迎，被誉为“集体的王阳明”。抗战八年，大夏为贵州贡献颇大，贵州全省中等学校校长绝大多数由大夏毕业生担当，贵州的建筑师、筑路专家、司法工作人员、记者等等，也多毕业于大夏大学。[王裕凯：《抗战中的大夏大学》，《学府纪闻·私立大夏大学》。]

在贵阳街头询问老人，记得大夏大学的人很少了，记得“解放前讲武堂”的倒还有一些。一路问下来，把位置锁定在瑞金南路上的黔剧院。不过在城市自我更新的浪潮里，连“黔剧院”也只剩下一块牌子，蓝底金字的隶书，斜插在一堆垃圾之上，“黑”字旁的上半部被挖出了一个空洞。剧院和周围社区搬走后，这里已是一副拆迁大半的城中村景象，没有搬走的几户人家眼神警惕，问什么一概不知。路边收垃圾的人说，这里规划要建广场，但已经很长时间没见动静了。

1938年年初，大夏大学校长王伯群辗转越南海防、昆明前往贵州，元宵节当晚抵贵阳城，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回黔以后，贵阳旧友知交来访者络绎不绝，王伯群终日接见宾客，有一天，他对妻子保志宁感叹：“二十余年未归的贵阳，城郭犹旧，人民……多不认识了。与我同年老友，较我狼狈、衰朽者，多不复能为国家社会努力，像我还时时想进步，雄心未已，想必是多与青年的人接近，似较胜一筹，但是我精力大减，不能耐苦，亦是遗憾。看外国人六七十岁，尚精神弥满，事业鼎盛，我自己又觉得很惭愧，所以以后要特别注意身体之休养，精神之健旺为至要。”[《人生事，总堪伤：海上名媛保志宁回忆录》，上海：上海书店，2018年1月。]

不知来访者是否包括借住大夏的联大诸教授，到达贵阳后，闻一多给父母去信，担心武汉轰炸日频，询问湖北乡下是否安谧如常，家中老幼是否一切平安，又报告自己的行程，“十七日自晃县出发，步行三十日抵贵阳。贵州境内遍地皆山，故此半月中较为劳苦，加之天时多雨，地方贫瘠，旅行益形困难。本地谚语云‘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两银’，盖得其实矣。贵阳遇熟人甚多，清华方面自前校长周寄梅先生以下逮旧同学不下数十人，同班中有吴泽霖、聂鸿逵二兄，聂系本地人，吴任大夏大学文法学院院长，随校迁此……”[致父母亲，《闻一多全集》第12卷《书信·日记·附录》，第325页。]在周诒春设宴接风洗尘次日，闻一多游览了黔灵山和甲秀楼，作速写四幅，当晚，闻一多在清华读书时的老友吴泽霖又设宴款待了旅行团诸先生[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上》（修订版），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第466页。]——由贵阳西去，还有更加艰苦的旅行在等着他们。

曾与湘黔滇旅行团同行的戚长诚后来也到了贵阳，任《大公报》驻黔记者，这一年，他以“贵阳通信”发表了大量报道，其中一组“暴敌铁蹄下北平教育界近况”的系列文章尤引人关注。按其在开篇所述，“久在北平文化界服务之某君，自平津沦陷后，仍在敌人铁蹄下挣扎工作，最近因其服务机关，为敌人强力破坏，始忍痛化装潜离北平，昨日经港抵筑，对本报记者，历言沦陷后北平文化界情况甚详，而其中所述，又多为外界所鲜知者……”

他描述了北大清华等国立高校的情况，“敌军厌恶北大至深，每称为‘排日亲王（注：领袖）学校’，对于该校文物，摧残最甚。图书木器，俱作燃料，研究院考古学会室外之石刻、造像、汉砖等品，均作拴马之用，残碎支离，十无一完……缪氏珍藏艺风堂古今金石文字拓本，于大雨倾盆中，为数敌军抛置户外，尤为痛心……清华大学……工学院之机器，被毁被掠尤重……”

也记述了日本在北平推行的奴化教育，以及留平学子的情况，“困居古城之知识青年，其数亦且不少……其消极者，投奔无门，初则当卖为生，后即无以为继。其穷困无归者，甚至有卖‘王致和臭豆腐’者……其积极者，如清华、北大、燕京、东北各校学生，颇多赴西山一带，成立游击队者……最近数月以来，古城夜间，晓有我游击队袭敌之枪声，被困敌人铁蹄下之国人，夜半闻之，心中之欢喜，当亦可想见矣”[《北平教育界近况》，《大公报》汉口版8月30日、9月1日、9月5日、9月6日、9月10日。]。

旅行团在贵阳休息了四天，4月1日参观完建设厅后，杨式德一行又参观了建设厅下辖的公路局，虽然他在公路局仅得到湘黔公路的Profile leveling（断面水准）绘图，还零碎不全[杨式德日记。]，有点失望，但到此时，贵州全省已建成贵东（至长沙）、贵北（至重庆）、贵南（至广西）、贵西（至昆明）四大公路动脉，而缅甸至昆明公路亦在加紧修筑中。随着1938年10月广州、武汉两大重镇的沦陷，粤汉铁路与长江通道受阻，贵阳再度成为中国的交通枢纽，进出陪都重庆的两条主要线路：香港—越南海防—昆明—平彝—贵阳—重庆，香港—梧州—柳州—（桂林）—河池—独山—贵阳—重庆，都需要经过这座有“用”之城。

1939年11月，日军在钦州湾登陆广西，当时内迁到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匆忙疏散，“学生、教师扶老携幼，仓皇向贵州逃命”，在浙大任教的丰子恺，带了从一岁到七十二岁的眷属十人，也在逃难人流之中。他们靠着搭车（“竹杠敲得不重”）、徒步、坐滑竿，才从宜山到了河池，所住旅馆老板是读书人，对丰子恺招待得很客气，但问起去贵阳的汽车，也只有摇头。丰子恺每日破晓即到车站寻车，一连几日毫无所获，“南国的冬日，骄阳艳艳，青天漫漫；而予怀渺渺，后事茫茫……传闻河池日内将有大空袭。这晴明的日子，正是标准的空袭天气。一有警报，我们这位七十二岁的老太太怎样逃呢？万一突然打到河池来，那更不堪设想了！”

提心吊胆过了几天，老板安慰丰子恺，说有家在乡下山中，必要时可请他一家前去避难。丰子恺感激之余，问何以为报，老板第二日拿了一副大红闪金纸请他赐字，“老父今年七十，蛰居山中。做儿子的糊口四方，不能奉觞上寿，欲乞名家写联一副，托人带去，聊表寸草之心，可使蓬荜生辉！”丰子恺满口答允，下楼提笔就写。那闪金纸不吸水，墨迹久久不干，茶房等人把这副大红对联抬出门去晾晒，哪知一线生机，就在此出现——本地加油站的一位赵姓站长路过，见到门口晒着红对子，知道是丰子恺的字，主动登门拜访。丰子恺告知这位赵君苦衷，赵便安排他一家搭乘一辆运汽油车的空位前往贵州，而丰子恺则留下一幅水墨画作为回报。顺利到达贵州后，此事在朋友圈中传开，众人谓之“艺术的逃难”，丰子恺却觉得，“人真是可怜的动物！极微细的一个‘缘’，例如晒对联，可以左右你的命运，操纵你的生死。而这些‘缘’都是天造地设，全非人力所能把握的。寒山子诗云：‘碌碌群汉子，万事由天公。’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有宗教。所以我说，我的逃难，与其说是‘艺术的’，不如说是‘宗教的’。人的一切生活，都可说是‘宗教的’”[丰子恺：《艺术的逃难》，施康强编《征程与归程》，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

三年以后，巴金从桂林前往重庆走的也是这条公路。在广西的金城江——一个类似马场坪、因抗战繁华起来的公路小镇，候车处的大餐桌周围，几个从香港脱险的人谈论着这座大都会新近的悲惨陷落，“汽车中的血，沙发内的十万港币，舞女的巧计，门前的死尸……”金城江是个热闹而神秘的地方，“娼妓、赌博、打架……人们的钱花得像江水一样，去了就不会流转来。在这里住上几天，就必须留下一些东西，带走一些东西”。在河池，一车一车的人从桂林、金城江不断地运来，每天都听见人在问，有房间没有？每个旅馆门口人们都在互相打听，找到车子没有？你等了几天？倘使听到一句，“我明天走！”，谁都会用羡慕的眼光看那个说话的人。终于到了贵阳，这个“三条岔路的中心点”，“从这里有无数的车辆开往重庆、昆明和桂林”，巴金在大街上散步，脑子里忽然起了一个奇怪的画面，“眼前那些人似乎都是过路的，活动的，他们的脚不会停留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他们不停地跑，朝着各个方向跑，匆匆忙忙，去了回来，回来又去，到处都是站口。大家抢先恐后地挤到一个无形的热海里去洗一回澡。头上是汗，心里是火，大家热在一起，大家在争取时间，大家在动，在战斗。大家都疯了。‘走啊，走啊，快向前走啊！’到处都是这样的叫喊，高声的，低声的，有声的，无声的，似乎整个城市都在附和着，整个城市都在动”[巴金：《旅途杂记》，施康强编《征程与归程》。]。

茅盾也曾走在这条西南公路上。他发现，不少司机在谈话中会提到自己至少有两个家，分置路线的起点和终点，比如说，重庆和贵阳。一个司机告诉他，在西南公路上开车月薪不高，但“奖励金”却是一笔指望，所谓奖励金，便是开一趟车所节省下来的汽油，再回卖给公司所得的钱。合法的“奖励金”之外，还有不合法的“挂黄鱼”——以稍低于正式票价的价钱私带乘客——翻看抗战时期的交通史，“黄鱼”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只需设法避开沿途检查，车费便进了司机自家腰包。所以他们养得起姨太太，而那些姨太太们，也未尝没有一把辛酸泪，茅盾所知道的那位，被警察盘问后，咆哮起来，“我有丈夫！可是和你们不相干。我的丈夫打仗去了，两年没有讯息了，谁知道他是死是活。我没法过日子，他要我，”她指了一下那司机，“我自愿跟他。谁也管不了我俩的事”。

“这些事情太平常了，我在成都住了几天旅馆，差不多天天碰到这些事。”一位回到后方休假的浙江下级军官对茅盾说，“我想，我寄回家去的一点钱，真不够什么，我哪里敢保险我的老婆不也走上这一条路？战死了，倒也罢了；自己还活着，想想家里不知怎样了，真难过。本来我也喜欢玩玩，可是自从知道有这样的事，玩的时候不知怎的便会想到自己家里的，此刻也许和什么人正在……哎哟，不能想，索性在火线上拼命，倒也没有工夫东思西想，顶怕的是调到后方来休息，那你，真是看见的、听到的，什么都不顺眼，什么都叫你寒心！可是，不顺眼，寒心，中什么用？都不是办法！仗一定要打下去……”[茅盾：《如是我见我闻》，施康强编《浪迹滇黔桂》，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1月。]

战争切断了旧式的家庭纽带与地缘联系，婚姻解体、妇女卖淫的现象越来越多，在上亿人的流亡迁徙中，孩子与老人被家庭抛弃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绝望的情绪在民众中间蔓延，可是与此同时，在战争中，各种人的天性与仁爱又奇特地结合在一起，一种新的责任感油然而生——当你试图与绝望做最后斗争时，唯一的希望就是大家团结在一起，互相照顾[（美）斯蒂芬·麦金农（Stephen R. MacKinnon）：《武汉：1938——战争、难民与现代中国的形成》，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年10月，第71页。]。这是一位美国学者的观察，他的研究对象是1938年沦陷前的武汉，这座城市在短短十个月内迸发出的活力令世界惊叹，一度被称为“东方的马德里”。不难想见，随着大量人口的西迁，类似的变化同样将会发生在其他西南的重要城市：桂林、贵阳、重庆、昆明。

越来越多的寻路者通过公路来到贵阳，经过或者留下。以前路上只见牛车小轿，骡马托运，现在庞大的卡车，流线型的汽车在马路上风驰电掣，片刻不曾中断[顾君毅：《贵阳杂写》，《旅行杂志》1939年3月刊。]；走在路上的下江人越来越多，“过去贵州的人，大多数是‘不得不得’，现在这大时代，已经参杂不少‘侬啦，伊啦’，‘这个，那个’，甚至还有不少‘小六子，小八子，乖乖不得了’”[于天：《从贵阳到上海》，《孤岛》，1938年，第9期。]。救亡团体也活跃起来，时常有话剧公演，大夏大学的学生节约救国储金篮球比赛正在进行，铜像台上每天播送贵阳电台的播音也很受民众欢迎[裕生：《贵阳淡描》，1939年2月2日贵阳《中央日报》，《抗战期间黔境印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本地一家专售清蒸鸡、鸡杂和细粉的知名小馆，门口没有招牌，却贴上了“培养正气”的纸条[顾君毅：《贵阳杂写》，《旅行杂志》1939年3月刊。]。会做生意的江浙人和广东人，在贵阳开了不少新餐馆，压倒了不少老饭店，每逢星期假日，下江口味的“扬子餐厅”和广式早茶“五羊星期早点”，生意就特别好。[吴俊：《闲话贵阳》，1938年12月17日贵阳《中央日报》，《抗战期间黔境印象》。]

1939年4月2日日机首次空袭贵阳，全市四分之三店铺在大火中化为瓦砾[1939年2月10日《新华日报》。]，521人死亡、702人受伤[《贵阳“二四”轰炸惨案纪实》，《贵州省抗战损失调查·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12月。]，其中消防员伤亡即超过了150人[1939年2月10日《新华日报》]。但这座城市以惊人的速度迅速重建，并且变得更加拥挤和繁荣。最早恢复的是餐饮业，大十字一带几乎是“吃”的世界，一家叫二四随园的食府，写着吃二四随园的东西，勿忘二四轰炸的血债[黑子：《挺进，贵阳》，1939年7月4日贵阳《中央日报》，《抗战期间黔境印象》。]。1942年出版的《贵阳市指南》，针对人数众多的外地来黔者抱怨贵州菜太辣提出见解，“滨海之人，多不食辣，盖缘鱼虾易得，其味鲜美，足以刺激食欲，无须辛辣。山国之民则不然，得肉食不易，蔬食菜根，其味淡薄，故必以辛辣佐之，食欲始可旺畅”，还进一步介绍，贵州人通常晚餐所食菜汤，“常以白水煮白菜、豇豆或南瓜，亦多为无油无盐之品，必须以豆豉与煳辣椒粉制作蘸碟以佐食，始能得其隽味”。

因为人口与日俱增，街道建筑也迅速恢复了，中华南路有三四层的洋房，即便是只有两层的，也有着大大的玻璃窗或者“艺术化”的门面，连老牌高等旅馆“六国”与“巴黎”也显得落伍了[茅盾：《如是我见我闻》。]。普通人的居住倒是个大问题，《贵州日报》以“房东·房客”为题征文，一组文章读下来，印象最深的是，好像每个人都被迫住在公共厕所隔壁[《抗战期间贵阳文学作品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372页。]。夏日的晚上，街上蒸发着一种汗臭、粉香、油香……交织成雾，使人们和夜的清凉的气息绝了缘[孙济福：《贵阳十天》，《旅行杂志》1943年9月刊。]。当然，假如你是从火炉重庆来的贵阳，仍然会为这里“终年不息的清风，紧压树梢的白云，以及乍飞乍止的细雨”而感到舒适的歇息，但每当夕阳西斜，中华南北路两旁人行道上摊贩林立，人群如潮般由十六道城门涌进，充塞在马路上，仍提醒着你今时不同于往日了[《贵阳杂写》，《西南公路》1941年，第166期。]。甚至连早晨也繁忙了起来，“从前贵阳上午十时以前尚在睡眠的状态中，现在则天甫破晓，路上便有行人，并有乘马驰突者……”[王新命：《贵阳印象》，1942年3月9日贵阳《中央日报》，《抗战期间黔境印象》。]

不过这都是抗战初期以后的事情了，在1938年4月湘黔滇旅行团抵达时，贵阳“由十八世纪走到了接近二十世纪”[于天：《从贵阳到上海》，《孤岛》，1938年，第9期。]的“进步”才刚刚开始，还有本地中学教员对学生发表这样的议论，“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现在的贵阳的摩登男女就是妖孽”[漆林：《谈贵阳》，《文艺阵线》1938年，第6期。]。但更多促使“进步”的东西确实在萌芽，4月1日，生活书店在贵阳开业，同一天，教育部将战区撤下来的中小学教师组织起来，在贵阳设立第四服务团，协助贵州开展民众教育[《贵州社会组织概览（1911—1949）》，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第216页。]。第二天，杨式德在街上散步时经过民众教育馆，恰巧看到这批教员，“男女杂居在一个大房里”。下午，他溜达到了南街的省立图书馆，馆不大，正在建筑新房舍。他随手翻开一本1938年1月号的英文杂志Asia（亚洲），里面有一篇文章，题目叫“Our Little Visits to Nanking”（小游南京），作者是一个日本海军中尉，叙述了1937年8月13日和8月15日，最初两次轰炸南京的情形，认为是对中国的应惩，又形容中国空军是opium smoking（吸食鸦片的），不堪一击，杨式德读得“心里气愤异常”。下面一篇文章是美国作家赛珍珠所作的“The Mind of the Militarist”，批评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心理，杨摘录了其中的两句话：Japan outrages not only China but every human creature who is above a savage. I remember the Japan I have known，the carefully tended beauty I have so valued，the courtesy I have appreciated and I feel that my Japan has been killed，too.（日本凌辱的不仅仅是中国，还是每一个文明人。我记得我所认识的日本，我如此称道的审慎塑造的美，我所赞赏的彬彬有礼，我感到我认识的日本已经被杀死了。）[杨式德日记。]

4月3日，离开贵阳前一日，湘黔滇旅行团全体师生前往东门外的扶风寺，接受贵州省主席吴鼎昌的宴请。上午9点集合，入西门出东门，路上细泥“比小贩卖的糖粥还要浓”[游子：《贵州观感》，《宇宙风：乙刊》1939年创刊号。]，走得非常慢，东门外有公路通往扶风山，山腰一片绿树，山前一个亭子，周围山头散布着岗哨，进入寺内先在王阳明祠前签名，并每人发一份吴鼎昌的演说稿，是他3月20日对贵阳各校师生的演讲。因为时间不到，所以大家随意游览[杨式德日记。]。扶风寺内有王阳明和尹道真两先生的祠堂，王阳明祠堂有他的塑像，北墙还有他的墨迹，祠内碑文极多。不少学生都注意到了其中一块碑是日本人所立，立碑者叫三岛毅，“大日本国东宫侍讲文学博士”，时间是1904年——日本的明治三十七年，中国的光绪三十年。这一年2月，日俄战争在中国的领土上爆发；5月，孙中山游历美国宣传革命；7月，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举行。三岛毅在这一年游历到了贵州的阳明洞，作诗一首，并自谦“诗虽恶，亦足以表海外景仰之意”：“忆昔阳明讲学堂，震天动地活机藏。龙岗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

扶风山和扶风寺都还在，山腰的绿树与山前的亭子也和八十年前的记载一模一样，阳明先生祠堂里那句“龙岗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的碑文也在，不过是1980年代市政府重制的。辨认完碑文，我走出祠堂，来到堂前小方院中，继续辨认台阶、方砖和雕栏哪些可能是旧的，又看看院中的桂花树，不知树龄几何。扶风山如今早已被扩张中的贵阳城区包围，马达声、鸣笛声、加速声，总之是城市永不眠的声音荡在山寺上空。仍能听到不少鸟鸣，只是并不婉转，都是短促或者小心翼翼的，和在乡野中听到的全然不同了。八十年前，吴鼎昌就是在这块方院中发表了对旅行团师生的讲话，他还为他们准备了茶点，馒头两个，牛肉数块，一只橘子，一包糖，两个鸡蛋，装在袋子中，上有欢迎二字。[杨式德日记。]

吴鼎昌拿贵州崇山峻岭蓬勃着的春气来类比抗战的朝气，鼓励这群清华北大南开的学子。他把贵州比作保险箱，“一般人均认为黔省贫苦，实则蕴藏极富”，他说，“如思南等十六县皆产黄金，铜仁等二十余县水银矿存储量占全国首位，炉山产石油，黔南产锑，余如铜锌亦有，煤铁尤富……”[《吴鼎昌招待临大行军团演词》，《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4月3日。]，“我们所努力的就是来配一把开箱的钥匙”[杨式德日记。]。

他的语调是乐观的，关于民训，他夸赞“黔人勇敢”，关于禁烟，他声称全省仅余西路部分未绝，一年后即可全省禁绝，“故最近将来，可见强大之新黔人出现”，关于抗战局势，他说，由临沂济宁之役，可知中国军队有强大战斗力，“已为最后胜利之先兆”，而英国态度转变，欧洲政局缓和，对中国的抗战实有莫大利益云云。[《吴鼎昌招待临大行军团演词》，《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4月3日。]

贵阳人、大夏大学文学系主任谢六逸大约不会喜欢这种高调。战争把他从上海带回了故乡，“虽然历尽艰辛，但车行到了城郊，心中便有说不出的兴奋。走近城垣，仔细看那灰白色的石墙，也还没有全被风化，只是从前蔓延在上面的茑萝，大部分已经除去，而城门上却已肇锡佳名，这就表示已经换上了新装。不过城外的渣滓堆似乎越堆越高了，几乎和城垣一样高。天空飞着的鹰鸟更其繁殖，环绕着那些渣滓堆翱翔，正在寻觅死鼠的残骸”。进了城门，贯城河还是那么肮脏，“油绿的死水依然，污秽的垃圾仍然”，但从前大十字一带的拙朴的绸缎铺已经不见了，“洋广杂货”倒增加了不少，“这就说明了古城的进化”，可是日用品全是外省运来的，本省的手工业似已消失殆尽。城里修了宽大的公路，但是那些石块似的川盐，“反而是放在两轮的木箱里面，用人力来推挽，或者用竹篓背，那些劳动者有的是白头老翁，有的是黄毛孺子，然而他们同在饥饿挣扎线上则是相同的……惨苦的现实呈现在面前，大人先生们的高调却响进了云端……”[谢六逸：《还乡杂记》，1938年9月25日《贵州晨报》，《抗战期间贵阳文学作品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第148页。]

“高调”可能是官僚主义，可能是何不食肉糜，也可能是少年意气，但在某些特殊的时刻，它还可能是绝望者的武器：绝不停止鼓劲，绝不停止希望，甚至绝不停止幻想。1940年年底，日军已经占领了湖北宜昌，距离陪都重庆只隔一座三峡，此时离珍珠港事件还有一年，美国还未参战，中国抗战即将进入最黑暗的年头，也是在这个时候，《贵州日报》发起了又一次征文，标题竟然是《抗战胜利后我所要做的第一件事》。

一个青年说：“抗战胜利了，那我首先就要游历中国的珠江流域到大江南北，以至于黄河两岸，再而东四省……”一个面孔很黑的顽皮朋友说：“我吗，抗战胜利了，想到四川天府煤矿公司做推销员去。”一个因为战争中断学业的人说：“我的希望，是能够回乡去把劫余的家业访问一下，倘使这能变换些钱的话，我要在凯旋的愉快中满足我的狭隘的‘求知欲’，读书去！”一个商界职员说：“我先痛快的大唱一场，并且第一首先要唱愉快的‘祖国进行曲’，直到口渴喉哑为止，以后……喔，以后的事太多，这里不须要说。”一个离家时只有十几岁、此时已经结婚的女性说：“抗战胜利以后第一件事情当然是回家……让家乡人看看，女孩子的勇敢和智慧，也是会发生出力量的。抗战几年中，我拿过枪杆，拿过笔杆，还到大学去读过书，所以也没有落伍，问心无愧，可以傲然的去见江东父老了。”一个松花江流域的海军学生说：“故乡，算起来已经别了十年啦，出来时还只是一个孩子，可是现在懂事啦！抗战胜利了，我想回去看看故乡，去看看幼年时玩雪球，听流水的地方，现在是怎样的情形？”[《抗战期间贵阳文学作品选》，第3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