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子湖实在太平淡了—抗战叙事的尴尬—一位毫无官气的年轻县长—文庙是如何幸存的—当年安顺与今日丽江—一个担心实体经济的年轻公务员—小么小儿郎呀—安顺每天都在警报中—美国兵带着幼稚的笑—有点肉食者谋之的感觉—山洞的故事

离开贵阳时，一位新朋友加入了我在1938年的旅行。他叫李霖灿，河南辉县人，时年26岁，日后会成为著名艺术史家，并担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但眼下，他刚刚从国立艺专毕业，正设法从贵阳前往昆明。如你所知，国立艺专由抗战爆发后先后内迁至湘西的北平艺专与杭州艺专合并而成。在沅陵的九个多月中，两校风潮不断，两位校长赵太侔、林风眠相继离校，而1938年11月长沙大火后，大批难民涌向沅陵，教育部遂指示国立艺专先分批到贵阳集中，再想办法迁往昆明。

这一路，我神交的那些朋友，就读于中文系、外语系、土木工程系、政治系和经济系，观察细致，视野开阔，后来成为沈从文高徒的林振述还有着极强的感受力，李霖灿加入以后，又为我的旅行补充了艺术的眼光。早在沅陵，他就提议安步当车，组织了七个人的“步行宣传团”，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走到贵阳，现在，他计划继续徒步，一路走到昆明去，“我们愿意徒步的原因，有一半就在可以多画一点画”[李霖灿：《黔滇道上》，《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9月25日。]。比他小两届的吴冠中后来回忆，从杭州辗转撤到沅陵，从象牙塔跌入逃难的人群中，“虽然认为只有画人体才是艺术基本功的观念不可动摇，但生活的波涛毕竟在袭击被逐出了天堂的师生们……同尝流离颠沛之苦，发觉劳动者的‘臭’和‘丑’中含蕴着真正的美，大家开始爱画生活速写，在生活中写生：赶集的人群、急流中的舟子，终年背筐的妇女、古老的滨江县城，密密麻麻的木船……在杭州时顶多只能画画校内小小动物园里的猴子和山鸡，那‘春水船似天上座’的西子湖实在太平淡了！……速写，那是离开杭州后才重视的宝贵武器”[吴冠中：《出了象牙之塔》，《烽火艺程：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友回忆录》，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8年。]。

他们是1939年2月7日离开贵阳的，这之前三天的2月4日，日机第一次空袭贵阳，正在黔灵山顶写生的吴冠中看见炸弹像一阵黑色的冰雹落下，城区瞬间一片火海。傍晚警报解除，李霖灿和许多人一样涌向铜像台所在的开阔地，那里有一堆堆的人，每一堆都是一个家，“一个老太婆在哀哀地哭，旁边那个青年人紧闭了嘴唇，眼睛红红的看着躺在地下的老人，满都是血，直挺挺的躺在那里，脸上蒙了一块布——这是一个‘家’。母亲拉着两个小孩子茫茫然在站着，大一点的小孩拉着母亲向前走，不懂事的小弟弟固执地把母亲向后拉，一只小手指着一片火光的大十字那里：‘我要回家，我要回家！’——那里也有一个‘家’。草地上靠电杆边寂寞地躺着一个小娃娃，黄蜡般的肚皮上赫然是机枪子弹穿过的洞，是他母亲把他由轰炸中，火烧中，挤扎中抢出来的，一直到这里才看出她抱了那么长久的，原来是一个死了的小娃娃，母亲虽然走了，小娃娃躺在这里——这原来也是一个‘家’”[李霖灿：《黔滇道上》，《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9月25日。]。

抗战爆发不久，李霖灿和他的同学们就开始由杭州走向后方，沿途在轰炸中度过，但这次看到的景象是最惨的，4日轰炸起火，因为水源缺乏，到6日还有残火在角落里熊熊地烧，7日他和同学们踩着焦土默默离开贵阳，向下一站清镇进发，“一路都在想，应该在这么炸成了的瓦砾场上来一个隆重的阅兵，或者给这断了的墙头上都写上‘我们会再建设起来’的字样”[李霖灿：《黔滇道上》，《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9月25日。]。

我买了从贵阳到安顺的慢车，上午把行李箱快递到盘县，但是取出了里头的护膝和电动剃须刀——不想再胡子拉碴地去下一个史志办了；在桃花源出问题的脚趾也完全好了，心情愉快地扔掉了鱼石脂软膏。又继续看昨晚没看完的纪录片《大后方》——这部豆瓣9.5分的纪录片点击量不高，部分反映了抗战叙事的尴尬：习惯了官方话语的人会觉得他们知道得已经够了，而远离这话语的人又往往被抗日神剧搞坏了胃口，相关题材一概避之唯恐不及，说到底，都是历史的语境被抽离、被架空的结果。看得太投入，出发晚了，火车只有20分钟就要发车，而我还在出租车上，司机不紧不慢地抄着小道，“慢慢来，还早得很嘛！”

绿皮火车空空如也。8号车厢只我一人，上了年纪的列车员背着手在车厢里一边溜达，一边哼着“站是一棵松”的曲调。火车在细雨中穿过贵安新区，云上贵州的大数据存储中心就在这里，那意味着，我用我的iPhone随便拍张窗外，数据流就进入了窗外不远处的某个服务器里？铁路绕过清镇，窗外开阔起来，远处烟雨中的小山包剪影，像馒头般个个立着。接近下午1点，过高峰到平坝——当年的平坝县，现在的安顺市平坝区，更全是桂林山水般的孤峰，喀斯特地貌已经非常显著。李霖灿对此的概括是，“假如说我们由沅陵到贵阳，一路上看的是米家山水，那无疑的，这一带的景色却是石涛上人的山水册页。老实说，在未看到下云关这一带景色之前，对这位大作家的真实性，还多少有点怀疑呢”。

他未曾到过桂林，但这正是他理想中桂林的样子，“奇峰峦都轰然的拔地而起，有的石骨嶙峋，瘦得可怕，有的苍耸翠连，戴了一顶绿绒帽子……山还觉得不足，再邀云雾来装扮，于是咫尺之间，层层迭迭的分出那么合宜的浓淡，谁能用出这么好的墨色？”要等到大半年以后，他在云南丽江深入玉龙雪山，才会有对更宏大山景的宗教性领悟，眼下，他只须享受这如画的“神品”，连沿途泥泞的公路走起来也不觉得累了。[李霖灿：《黔滇道上》，《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9月27日。]

贵阳到清镇途中，湘黔滇旅行团遇到了向东开拔的国民党军队预备第二师，这是一支由贵州几个保安团拼凑出来的部队。抗战爆发后，各省纷纷出师抗日，黔军先期接受国民政府改编，奉调出省，到1937年年末已无师可出，只能由省保安处处长冯剑飞组建预备第二师。尽管如此，这支队伍还是服装整齐，精神焕发，一位学生感到“万分钦佩”，“他们的行李和器具，是自己担，患病的由同伴抬着走。……不少老爷太太乘坐流线型的汽车，不知看见，作何感想”[德瞻：《贵州步行记》，《宇宙风》，1938年，第75期。]。

在清镇南郊的中央公园，学生们看到了高大的“剿匪”阵亡将士纪念碑，“十年内战的结果是一堆白骨”，吴征镒在当天的日记中感叹[吴征镒日记。]。他们一路和保长甲长交流，一位甲长夸奖他们：“你们是很强国的”，又问学生：“下边的战事怎样了？到底是同日本打，还是同‘满洲国’打？[德瞻：《贵州步行记》，《宇宙风》，1938年，第75期。]”这些看起来“无知”的甲长也有自己的苦衷，国家经费不足，保长一个月尚能有三块钱办公费，甲长则完全是义务。“中央命令省政府，省政府命令县政府，县政府命令区公所，区公所命令保甲长，”一位甲长向他们抱怨，“我们保甲长只能问土地了！”[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

到了平坝县，旅行团住在县政府旁边的小学里头，县长黄友群很是客气，学生们当晚落脚后还专门去打招呼。第二天他与师生同游县境内的胜景天台山，石山拱峙中一峰耸立如柱，山巅有座五龙寺，周围皆是绝壁[余道南日记。]。我看到了当年他们在崖边的一张合影，入镜者有清华生物系教授李继侗、两位助教毛应斗和郭海峰，还有一位老僧人。后三位都持登山杖，打绑腿，李继侗则穿着风衣，戴宽边帽子，行军途中仍有名士风度。由小路下山，人们注意到田里种的多是鸦片，黄友群解释，这乃是遵照省府规定分年禁绝，以免操之过急，今年是最后一年，明年即可绝迹[余道南日记。]。下山后，黄友群又带警卫员护送旅行团走到公路上，这位到任仅仅半年的县长非常年轻，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穿蓝制服，无官僚气，像一个仆役”[杨式德日记。]，还带着毛瑟枪到农村各地巡查，查获村匪恶霸，给旅行团师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大约半年以后，学生们在昆明得知这位年轻而勇敢的县长遇难了，在调查某种犯罪行为时他落入当地暴徒之手，被枪杀并被肢解——这个悲惨的故事在几十年后被联大校友想起，讲述给了易社强，并被写进了他的论文[易社强：《从长沙到昆明：西南联大的长征是历史也是神话》，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第497页。]。不过学生的说法未具信源，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黄通先生访问纪录》，可知黄友群彼时已卸任县长，参与干部讲习所，作为过来人赴贵阳培训未来的县长人选了。他还因为“国家至上主义”缺乏来源与黄通争论，最后两人跑遍了贵阳的三家书店，买了上百本书，黄友群两天两夜不睡觉翻书，终于找到了出处，“是德国教授汉斯金讲的，希特勒受他影响很大，这个主义在欧洲政治学里很有地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39·黄通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那么为什么会有他被害的说法呢？《平坝县志》的政事纪略提供了一点线索：黄友群曾经带保警队、便衣队百余人到安顺樟树寨剿匪，结果便衣队队长、保警队一个班长及所带队员十多人被打死[《平坝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第672页。]。战争年代通讯不便，传闻纷繁，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个消息辗转到昆明时走了形。

后来我在地方文史资料里找到了黄友群的确切下落。他1911年出生于贵州思南农村，天资过人，在省立思南中学读书三年，总拿第一，毕业时学校送来报头，大红纸上金粉楷书“独占鳌头”，四个大字此后一直挂在老家堂屋正中。其后入省城读高中，英文好到老师根本不相信他来自乡下。1929年，黄友群考取中央政治学校，毕业后回到家乡担任县长，“手把快慢机，身佩小左轮”，带领队伍走遍山野森林治匪。抗战期间，黄友群大部分时间在省府工作。1949年解放军进军贵州，在鹅翅膀一战大败国民党军，时任镇远县长的黄友群潜逃回思南，成立“反共救国军总部”，一直在县境内活动，还一度率部攻下人民政府，后被解放军包围搜捕，于1950年10月22日公开宣判执行枪决，祖屋那个挂了多年的“独占鳌头”也和其他招牌一起被毁掉了。[马朝杰：《丹江剿匪思南为匪的黄友群》，《思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990年10月。]

回到1938年4月6日，黄友群送旅行团一直送到接近安顺县境的天龙镇[杨式德日记。]。远远望去公路前面一片白色——镇上一百多户人家的房子都是石砌的，墙壁、屋顶甚至柜台都是石头，而天龙小学那座洋式高大石屋，前面一排走廊，门前一口清泉，衬着两旁的枫叶，颇有些西欧乡村的风光[黑子：《安顺的石街》，1938年1月13日贵阳《中央日报》，《抗战期间黔境印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日后这里会以“天龙屯堡”为世人所知，眼下学生只觉得“一望便知是个富裕的乡村”[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杨式德还认为，这样颜色的房子固然好看，但对防空袭恐怕不利。

从平坝起，李霖灿也多了一位同行的朋友：徐霞客。明崇祯十一年（1638）4月，这位大旅行家抵达平坝，这是51岁的徐霞客生命中最远也是最后的一次旅行，两年前他离家时即说：“余久拟西游，迁延二载，老病将至，必难再迟”[朱惠荣：《徐霞客与徐霞客游记》，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那次旅行，徐霞客从江苏老家出发，由苏入浙，入赣，入湘，入桂，入黔，经独山、都匀、贵定、贵阳到达平坝，黄昏入东门，找到住处后，一边以小鲫鱼（贵州人叫鲫壳鱼）佐酒，一边记下当日所见：“平坝在东西两山夹间，而城倚西山麓。城不甚雄峻，而中街市人颇集，鱼肉不乏。[《徐霞客游记》。]”徐霞客最终到达腾冲和丽江，以“万里遐征”震烁古今，而李霖灿也在玉龙雪山下流连四年——前两年靠的是沈从文在《大公报》为他开的稿费支持，李霖灿游历雪山的经历，反过来也滋养了沈从文的创作，在小说《虹桥》中，可以看见李的原型[张新颖：《沈从文的前半生》，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2月。]。许多年后，李霖灿说，他平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玉龙观雪，一是故宫看画，“足堪告慰的是，入两座宝山都没有空手而归”[李霖灿：《天雨流芳：中国艺术二十二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10年1月，第13页。]。

在黔滇道上，一部《徐霞客游记》是李霖灿“最好的一位无言的朋友”，虽然徐所取的路径和他不完全一样（前者为了探访建文帝隐修遗迹，曾弃驿道走小道），“然而，在行进中，吃茶休息的时候翻看两页，便觉得很是个味。到安顺的当天晚上，又知道他也曾走过头铺，更觉得彼此亲切得很”[李霖灿：《黔滇道上》，《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9月27日。]。

1930年代安顺的繁华往往令旅行者们感到惊讶。城内居户八千家，以鼓楼为中心，东西南北两条大街，“商店货物齐备，酒楼茶座，旅馆小吃店等一应俱全，房屋建筑高大，街上行人熙来攘往，繁荣景象大大超过沿途所经各县”[余道南日记。]，临街店面都漆得崭新，紫色门窗，黑镶边，“石板街道平坦整洁，比贵阳的要强得多了。自常德以来，无出其右者”[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这繁华与鸦片不无关系。黔省鸦片，以西路产量最多，质量最好，盘江各属，尤为著名[伍效高：《我贩运黔土外销的经过》，《安顺文史资料第6辑》，1986年12月。]，而安顺正是西路烟土集散地，有人讲，“欲找安顺商业繁荣之原因，烟土实占据主导地位”[朱文藻执笔：《安顺鸦片情况回忆录》，《安顺文史资料第6辑》，1986年12月。]。烟土对民众的戕害无须多言，据记载，1934年安顺城区1096户中开设烟馆的就有609户，占总户数的55%，全城人口47736人中就有烟民2915人，占总人口的6.1%[《安顺鸦片旧事》，程国经《黔中文影丛书·黔中文史碎片》，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年5月。]。但畸形鸦片经济促进了社会及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是事实，“地方兴办任何事业，多从鸦片上着眼，如续修安顺府志时，经费亦从烟土中每担附加二元（注：另说为一元），始克告成”[朱文藻执笔：《安顺鸦片情况回忆录》，《安顺文史资料第6辑》，1986年12月。]。

在安顺县图书馆，旅行团师生见到了正在续修安顺府志的黄元操先生。府志局在图书馆楼上，杨式德等人走进去，见一位精神爽健的老者迎上来，便是局长黄老先生了。黄是安顺本地人，时年63岁，给杨式德的印象是“谦恭稳重，真是位笃实的学者”[杨式德日记。]。不知这群平津来的学生是否曾与老先生谈起故都？黄老先生早在民国元年（1912）即当选国会议员，居住在北京近二十年，曾参加过护国、护法运动，拒绝贿选、反对曹锟当大总统，1931年告老还乡，从事公益事业。

因为日记记载不详，同样不知学生们是否问起续修府志的经费来源问题——修志乃各界人士倡议，邀约资金富厚的商号负责人商讨，最后决定由特货（鸦片）增收，作为开办府志局及日常费用——有时候魔鬼确实可以帮助天使的事业。修志持续数年，初步定稿，但1949年后，这部45万字的《续修安顺府志》在保管部门沉睡了数十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两年时间核对整理，才终于付梓，而黄元操先生已经没有机会看到这一切了。1951年他被抄家，家人从北平带回的书籍碑帖字画古物十余箱全部失散，同年11月19日，黄元操因病辞世。[黄孜德：《黄元操先生生平事略》，《安顺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

除了参观县图书馆和府志局，湘黔滇旅行团的部分师生还在县督学的引导下，参观了第二女子小学、县立女子初中和县立安顺初中，印象是这里“教育尚称发达，在贵州各县中是无出其右者”[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安顺初中的学生，听说闻一多先生也来了，还成群结队来“瞻仰”这位大作家。刘兆吉对他们说：“你们这样敬仰闻先生，你们读过他的《红烛》《死水》一类的新诗么？没有读过的可以找来读读。”学生一走，闻一多便很严肃地对刘兆吉说：“你多话了。《红烛》《死水》那样的诗过时了，我自己也不满意，所以这几年来，没再写诗。国难期间，没有活力，没有革命气息的作品，不要介绍给青年人。[刘兆吉：《由几件小事认识闻一多先生》，《大公报》1951年7月16日，转引自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上》（修订版），第467页。]”闻一多在安顺还为腐败问题发过一次火，他听一位在地方工作的清华毕业生向他揭露兵役当局出卖壮丁，克扣粮饷，把爱国华侨捐赠给新兵的棉花和药品都饱了私囊，用来投机倒把，“真是丧尽天良，这是最大的犯罪！”他厉声说道，同行的北大中文系大二学生陈登亿从没见过闻先生发这么大的脾气，“他当时由于义愤而盛怒的脸色，给我印象深刻，永世难忘”[陈登亿：《回忆闻一多师在湘黔滇路上》，《闻一多纪念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1980年8月，第277页。]。

湘黔滇旅行团在安顺停留了两晚，全员留宿城内文庙，这座石砌庙宇是石城繁华的一个缩影，“建筑宏伟，殿宇高敞，大成殿前有四根花岗石柱，上刻盘龙云彩，雕工精美，堪称艺术珍品。据云系仿照曲阜孔庙雕制，为国内各地孔庙所罕见。殿后有古桂花树两株，树身高大，枝叶繁茂，传闻树龄已四五百年，每年花期香闻数里”。管理员告诉学生们，不仅孔庙保管完好，每年孔子诞辰，当地官绅还要举行祀孔典礼，至今不绝。余道南有点惊讶，“孔家店”早已被打倒，各地孔庙也多改作学校，没想到安顺还如此尊孔，“平心而论……孔子哲学至今仍然支配着我们的行动，不宜一概抹煞”[余道南日记。]。

我到达安顺第二天是2018年5月4日，上午接近10点，下着小雨，市中心一个广场上，“安顺市纪念五四运动99周年暨乡村振兴安顺青年行动启动仪式”即将举行，年轻的志愿者们穿着五颜六色的雨衣等候领导出席。广场旁边有条小河，两岸修着崭新的白色石栏，不知这是不是抗战期间戴安澜将军的200师驻扎安顺时，曾帮忙疏浚的贯城河？我沿着它往老城中心走去，穿过一大片泥淖，看到了一大片废墟。作为棚户区改造的一部分，老城中心已被夷平，一栋两层楼立在废墟之上，墙体贴着“保留建筑”字样，两层黑白山墙和考究的石窗提醒着你它往日的辉煌。到废墟之前我经过了青石板铺就的儒林路，那是个热闹的菜市场，卖裹卷、羊肉粉、麻辣薯片、豆浆油条、香酥大洋芋，还有烧鸡——倒栽在货柜上，像是在砧板边缘做着拉伸。走在这里不知为什么有强烈的错觉，觉得自己不在西南，而是在中原的某个城市里。

八十年后文庙还在，事实上它保存得相当好，隔着正在施工的小广场就能感到它的雅意。进大门后的“宫墙数仞”、礼门、义路、泮池等等均是标配，地面由方白石铺就，石缝间绿草茵茵，过泮池，九级石阶之上，是雕花的棂星门——闻一多在此写生时的前景，对比他八十年前的素描，棂星门抱鼓石上的八仙人物石雕难得地一样不少。过棂星门、大成门，到一个四合院中，这里相当幽静，只有偶发的鸟鸣和淅淅沥沥的雨声。院中两株枝繁叶茂的桂花树可就是余道南说的年逾四五百岁的古树？可看着并不高大。询问一位在庙内工作的大姐，她说，古树到1980年代还在，后来因为用生马粪施肥，把树给烧死了，“他们是太勤快了！”大姐总结。大姐来这儿工作好几年了，在这里“总觉得心里很舒畅”，她搞不太清楚文庙与老城的关系，就知道外面这条街是围绕文庙转的，“永远都不会变的”。

如果说大成门的两根龙柱堪称精美，那么大成殿前的两根龙柱则足以叫人惊叹，它们用整块巨石透雕而成，比较之前在曲阜孔庙见过的盘龙柱，我的印象是，安顺的龙柱更加轻盈，更有腾云驾雾之感。站在它们面前，你没法不去想这么精细的作品是如何幸存的，尤其是考虑到，“文革”十年，贵州省“多处地面文物破坏殆尽”[邓克贤：《安顺府文庙》，《安顺文史资料第2辑》，1984年8月。]。我电话请教了1993年起就在文庙管理处工作的杨玉龙，他告诉我，其实文庙1937年就已经用作黔江师范附小，最后一次祭孔是1937年4月京滇周览团过境时。解放后文庙划归安顺八小，两根龙柱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接管文庙后校方即用铁丝网将其圈起保护。“文革”期间，安顺地革委安排了一批南下老干部在文庙学习，并驻军把守，使他们免遭造反派冲击，也间接保护了文庙。不过，文庙只是幸运的极少数，“你见过一张1942年的安顺老照片吗？”杨玉龙问我，“和今天的丽江是一样的……”

1950年代安顺迎来了第一波拆迁潮，包括钟鼓楼、安顺提督府在内的一批古建被拆除，让位给道路或者苏联筒子楼的建设，但直到1980年代以前，老城的总体格局没有遭到大的破坏，1980年代开始的旧城改造让老城彻底面目全非，“现在只剩下文庙和秀山白塔了……就是一个四不像”。杨玉龙一边说一边叹气。他说，2018年这新一波拆迁，是为了重建一个民国风貌的街区，440亩的范围内保留99栋老房子，其余全部新建仿古建筑。其中一条核心街道就是我所经过的儒林路，可是，儒林路的青石板也并不是“原装”的，而是2000年左右从被拆掉的围墙街挪来的，“路的修法也不对”，以前的青石路都是瓦片形的，中间微微凸起，便于雨水从路肩流走，但儒林路路面整个儿是平的，“住建部门根本不听我们文物部门的！”他又叹了口气，“中国的古城保护都是以经济为目的，设计人员根本不尊重历史和地方特色……”

安顺市政府位于城东，大院池塘里开满了莲花，有那种老机关的静谧，这个老院子原本计划拆迁，新大楼都建好了，赶上国家控制办公楼宇，家没搬成。老院子得以保留的另一个原因是南下老干部的反对，他们觉得这里承载了他们的记忆。史志办和红十字会、残联等机构位于老主楼旁边一个更老的四层楼里，秘书科的人把我带到党史科，党史科的年轻人看了半天介绍信，又听我说了半天湘黔滇旅行团过安顺的背景，最后仍然一脸困惑加一点不耐烦地问：那么这件事到底是哪一年的？我决定删繁就简：我想看看续修安顺府志。年轻人松了一口气，把我请到了隔壁的资料科。

资料科有另外一位年轻人埋首于电脑前。这位年轻人倒是友善健谈，我一边翻府志一边跟他聊天，聊拆迁，聊房价（过去两年从三千多涨到五千多），聊他的工作经历。他在大学学的是数学，毕业后在关岭镇当公务员，先要去驻村，负责计划生育，那是放开二胎前最严厉的一年，他却连什么是“上环”都不知道，去问领导，领导回：自己慢慢学。硬着头皮去了那个苗族村子，一边做工作一边学，天天软磨硬泡，慢慢明白了要从对方的角度劝说，要洞悉各种利益关系，“比如说为他们争取危房改造的经费之类的，换取他们配合”。我想起在重安江凯里一侧看到的标语，“政府帮我把房建，我为计生做贡献”。“那是以前的标语了，”他说，“那时还有‘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之类的呢。”

我问他对未来有什么隐忧，这位年轻的公务员说他对个人没有什么担心的，工作稳定，钱也够花，隐忧是经济大环境——村里征地，拆迁补偿一亩三四万，卖给开发商十几万，钱都在房地产上，实体经济怎么办呢？

翻阅资料时我试着打了一个电话，错进错出联系上了安顺市文联主席姚晓英，她恰好也在大院里。这些年，姚晓英和文联花了不少力气梳理安顺抗战时期的史料，她是一位爽朗的大姐，用情感充沛的书面语为我勾勒了当年的安顺：那些颠沛流离的人们乘车经过24道拐一路驶来，他们会看见黄果树的大教堂，继续往东，“就是著名的安顺”，“一个所有流浪者在此遇见的美好的地点”，这个城市接纳了东南西北那么多流亡者，“之前它和国家的关系从来没有感觉那么紧密过”，对了，还有那个叫宋阳的人，他住在安顺城的东北角，“顺着贯城河走到南门，一个叫汪家山的地方”，那是一个苗族村庄，“苗族有他的圣物，芦笙，嘀嘀嗒嘀嗒嘀嗒，很悠扬的乐曲，宋阳就在那个地方受到启发，谱出了《读书郎》的乐曲……”。

《读书郎》是否在安顺所作大约还有争议，不过抗战确实改变了安顺。旅行团抵达安顺时，这里还没有太多战争气息，学生们晚上无事时，照例上茶馆儿，“一个顶大的茶楼，楼上的汽灯光亮如白昼。八点钟一过，一个个‘游手好闲’都来了，茶馆里有唱戏的，唱小调的……每晚总到午夜才散。除了茶馆，还有一家湖广会馆改用的电影院可以消闲。每到晚上，自己用小马达发电，开映些《荒江女侠》与《十三妹》之类的‘名片’，倒是地道的国货”[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后来贵阳挨炸，安顺终于也跟着紧张起来，1939年2月9日，经过两天跋涉，李霖灿抵达安顺，“当天晚上，县党部便在讲演防空，街上也满是防空的标语。不过奇怪的是，安顺当局防空办法倒很奇怪，不放警，而要人民看天色自动出外躲避。于是安顺便几乎等于每天在警报中”[李霖灿：《黔滇道上》，《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9月27日。]。

于是石城也就告别了它的小日子，投入了“大时代”，市中心的鼓楼挂起了斗大的标语：“大家扪心自问对抗战有何贡献？”“大家仔细思量对建国是否出力？[张先智：《西行漫笔》，1944年3月12—22日贵阳《中央日报》，《抗战期间黔境印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在东门外，新时代饭店、新中华旅社、大成旅社、华国大旅社，四座“穿着西装的”大厦，构成一个犄角，滇黔公路穿过这犄角的中心，这三角圈里，活跃着各式各样的人群，“正午过了，太阳朝西……茶房忙碌地，摆出密密的藏布卧椅（屋阴给它划定了一个范围），跑堂胸前挂着油脏的工作布，手里提着大茶壶往来逡巡在宽大的客堂里……藏布椅子上，躺着各色各样的人……黄鱼头在拉顾客，司机在谈黄鱼生意，在谈发了大洋财的同行……商人在谈生意经，公务人员谈活动，野鸡嗑着葵花子，呷着菊花茶……擦皮鞋的野孩子，提着小木箱子，来回的兜引生意，年轻的上尉，伸出了敷满灰尘的长筒靴……小叫花子，老叫花子伸出了颤抖的干枯的手……一家小商店的大门前摆着一摊熟鸭卵与煎饼的摊子，一个年轻的浪荡汉，两腿叉开，站着打架的架势，全神贯注看别人在掷骰子……路心，漂亮的女郎和西装笔挺的公子少爷，撑起小小的遮阳伞……高大的美国兵，带着幼稚的笑……跷起大拇指……一串从昆明开来的汽车，在干燥的石子路上，扬起了半天的灰尘，一切的人都眯起了眼睛，掏出了手帕，捂住了自己的鼻子，停住了一刹那的呼吸”[冬野：《安顺一角》，1945年7月27日《贵州日报》，《抗战期间黔境印象》。]。

滇黔公路在安顺穿城而过，1942年夏天，美军运输抗战物资的大型重车来往频繁，城内拥挤，交通不便，遂计划修建半环城公路，绕过城中闹市区。有趣的是，经过抗战的洗礼，民众开始意识到公路的价值，一改1920年代避之唯恐不及的旧俗，纷纷抗议选线没有经过自家门口导致利益受损，安顺县长最终决定在小路口增修一条马路，两路成蚌形，从两路皆可到达黄泥塘。因其左右逢源，两边讨好，小路口由此得名“两可间”[吴伯明：《抗日时期安顺西环城路的修建——“两可间”的由来》，《安顺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85年9月。]——这个地名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比起抗战期间的轶闻，同样让我觉得有趣的，是安顺本地知识分子提供的这种历史叙事，或者说理解旅行团过境这样一个“官方”行为的历史图景：对于安顺这个偏远的黔西小城来说，历史上有两次重要的文化拐点，一次是1381年朱元璋的30万大军西征云南，路过安顺时在这里屯军筑城；一次便是抗战，从沿海地区涌来的流亡者深刻地改变了安顺的城市面貌与心理。“比如我们谈甲午海战，在国家层面，是国家命运的拐点，但深入到我们云贵内陆，你会觉得还有距离，有点肉食者谋之的感觉，”姚晓英说，“但是抗战来了，那么大的文化迁徙，彰显的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它包含了一种尊严，我不可能忘却，没有了这份文脉，我会觉得我的尊严是找不到一个平台搁置的。”

从事老照片收藏和地方文化研究的安顺人陈文杰也有类似表述，“安顺是一个非常热血的城市，积极支持抗战做了大量工作，我在做民国安顺时感触非常深，我们后来的教科书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对这些东西有意无意都抹杀或者忘却了”。他和几个年轻人合作做了一个叫“文化安顺”的微信平台，致力于挖掘安顺的地方文化，做了两年多了，他特别强调这是纯民间行为，和政府没有关系，“我希望你能记住安顺这样一个地方，虽然他们（湘黔滇旅行团）经过只是一两天，但八十年过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些人记得他们，还在搜集他们的足迹”。

旅行团的学生们常把安顺比作“贵州的常德”，盖因两地繁华程度均远超沿途其他县市，而且下雨也不像长沙、贵阳那样多，“比较宜居”[德瞻：《贵州步行记》，《宇宙风》1938年，第75期。]。我也有类似的感觉，但并不是因为天气或者经济（如今安顺的经济总量在贵州排名垫底），而是因为在这两个地方，你都能感觉到某种骄傲——你未必同意他们的叙事，但你尊重他们的努力。当然，没有一种叙事可以不经检视：譬如，它是“本土”的吗？有人就认为明朝对西南的征讨是一种“内部殖民主义”。又比如，如果它只是借文化的壳，唱经济的戏呢？想想这一年大肆拆迁后将要重建的民国风貌街区，商业意义的怀旧是不反思的，而不带反思的怀旧是空洞的。

离开安顺前，我去了南郊的华严洞。八十年前，旅行团也曾前往这处名胜游览。洞在城南四里开外，“沿路一片平原，土黑色肥沃，大麦小麦多已生穗，鸦片长得有一尺高”[杨式德日记。]，洞高且宽，“如巨鲸张口”，洞口设有茶社，设茶座十余张，采集洞顶石缝滴落的山泉泡茶，“茶水益增香甜”[余道南日记。]。洞旁有县立华严洞小学，闻一多在这里又画起了素描。洞深约300米，洞口刻着前省主席杨森写的“天地妙蕴”四字。

八十年后，沿途田地不多了，取而代之的是城郊常见的二层水泥楼房，还要经过一个高速公路的桥洞，附近水污染似乎有点严重，秀丽的喀斯特孤峰之下就是长满水葫芦的污水塘，路边排水沟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岩洞所在的山体郁郁葱葱，周围也建了不少楼，都是难看的水泥房子，只有一处白色石基上的飞檐，和闻一多素描上的华岩洞小学屋顶有几分相似。石基高十余米，上书贵州提督徐印川所题“飞岩”二字，落款日期是宣统元年（1909年）春月。这一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但很快这个挽救自己的最后机会也失去了。

华严洞正在改建，一个挖掘机舞动着带钻头的钢臂，吃力地要凿宽洞口，发出巨大刺耳的噪音，碎石在洞口堆起一座灰白小山，空气中有浓重的石灰味儿。我不明白这个宽二三十米、高十余米的巨洞还需要怎样拓宽，洞口一位正在休息的工人也不明白，他知道这里有一个寺庙（丢在石堆上的“大雄宝殿”匾额佐证了他的说法），方丈是云南人，“在昆明那边化了缘”，要建新庙。施工前来过建筑专家，在洞里洞外做了标记，哪些不能凿，比如承重的柱体，比如大一点的石头，“回头可以在上面刻字”。他知道的另外一件事情，是这里的岩石太硬了，硬到什么程度呢？锰钢的钻头，在别的地方用一个月，这儿不到一个礼拜就得换新的。

杨森写的“天地妙蕴”四字还在，我绕过石灰小山往洞里走，两个好奇的工人跟着我，离洞口还有相当一段就能感到一股巨大的凉气扑面而来，一个工人说，晴天天热时更加明显，外面30度，里头十几度，他没来几天就感冒了。洞口被挖掘得如爆破现场，而往里走一点就见不到光了，用闪光灯强行拍照的瞬间，能看见洞顶往下生长的石花和岩壁上红色的钙华，空中丝丝缕缕的“地气”在往上升。一直走到无法再前进的地方，有一尊真人高度的观音像，一条下切的干涸暗河通往更深处。从1939年1月22日到1944年12月5日，80箱来自故宫博物馆，曾赴英参展的国宝，包括王羲之三帖、吴镇《双松图》、边景昭《三友百禽图》、宋徽宗《溪山秋色图》、晁补之《老子骑牛图》等等，经南京、汉口、长沙、贵阳，辗转避难于此，那是另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