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黄果树瀑布行礼—中国的旅行杂志要帮助最大多数的逃难人民—做梦也不会想到西南山水的雄奇—iPad的淫邪之感—看天书由此去—芭蕉甘蔗与合欢—翩翩然有西班牙少女之古风—亢白蔡与烹白菜—在荧荧如豆的17世纪菜灯下

由镇宁到关岭，黄果树乃必经之路，中国最大瀑布的气势令人惊叹，徐霞客当年曾向这可望而不可即的飞流拱手致礼，“盖余所见瀑布，高峻数倍者有之，而从无此阔而大者，但从其上侧身下瞰，不免神悚”[《徐霞客游记》。]。

“数十米内点滴如雨，阳光投射在‘匹练’上，曲折反射，大雾顿成了美丽的虹光，七色的弧线跨在溪水上，如天堂的浮桥。”[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这是钱能欣笔下的大瀑布。湘黔滇旅行团不少人在观瀑亭久留不去，直到团长派人来催唤，才继续登程。这一天是杨式德21岁生日，礼物是瀑布美景，外加开水三碗，甜酒一碗。欣赏美景的同时，学生们也讨论了利用这瀑布发电的可能性，学土木工程的杨式德觉得沟底面积太小，很难建设电厂[杨式德日记。]。余道南感叹的是另一件事：如此一流的山水画，“却藏在荒凉寂寞的山国里，绝代佳人，幽居空谷，登临鉴赏者不知能有几人？”[余道南日记。]

抗战爆发之前，西南交通不便，哪怕是出名的黄果树瀑布，能抵达者也非常有限，1938年11月，《旅行杂志》推出“西南专号”，在这期的书后，编者检视了创刊十二年来的内容，说关注的名胜还是在交通便利的地方，“春天游西湖，夏天到海边避暑，秋天上天平山看枫叶，冬天在家里围炉清话，走远路是一件大事……所以东南人士是做梦也不会想到西南山水的雄奇”——有统计为证：已经发表的1500多篇游记中，写湖南的只有9篇，写广西的10篇，云南也不过9篇，贵州甚至只有4篇，再读一读内容，“湖南只说了一个衡山，广西则状述桂林阳朔之胜，云南描摹了大观楼与滇池，贵州的记述，尤带一点神秘的意味”，“这实在太贫薄可怜了”[《旅行杂志》1938年11月刊。]。

“中日战事，我锦绣河山，竟被摧毁半壁。幸有西南各省，是我国的上房，是我国的内室，是宝藏的仓库，是生产丰富的田园”，在西南专号名为《西南是建国的田园》的评论里，杂志主笔孙福熙如此开头。在另一篇文章里，他说，“中国的旅行杂志……特别要帮助最大多数的逃难人民的旅行……安富尊荣的公子小姐，大肚皮老班们，一世里不想离开他们舒适的公馆的，现在……城市乡村接触了……这两种生活的接触，除非绝对麻木不仁的人，必定先在思想上发生疑问，继之以实际上很大的影响，这影响，也许是很坏的，但我们可以设法使他成为安全良好”。他号召大家打破地域观念，因为“中国是整个的，不可分的”，西南的同胞不要埋怨难民，同时难民也不要以自己的成见，蔑视当地风俗。[孙福熙：《旅行杂志不是花样镜》，《旅行杂志》1938年3月刊。]

从1938年开始，《旅行杂志》开始陆续刊登如何前往西南大后方的实用类文章，以及大量记述川黔滇人文与自然风景的游记，越来越多的西南风景进入主流社会视野，换句话说，西南之壮丽雄奇，固然与自然风光“底子好”以及少数民族的神秘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这里的风景是“近代化的”——如果说所有的山水都是被文化“创造”出来的话，那么西南山水的塑造与中国的近代史密不可分，当我徒步于这里的高山峡谷之中，脑子里跳跃着的是蒋梦麟、老舍、张恨水、罗常培、易君左、齐邦媛这些名字和他们的山河岁月，我借助这些从未见过但深感亲切的山水（虽然无处不在的水电站正渐渐毁掉它们），一次次地访问历史，个中情感恰如走在这条路上的穆旦所写，“我们走在热爱的祖先走过的道路上，多少年来都是一样的无际的原野……那曾在无数代祖先心中燃烧着的希望。这不可测知的希望是多么固执而悠久，中国的道路又是多么自由和辽远呵……”[穆旦：《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原载《大公报》重庆版1940年10月25日，《穆旦诗文集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4月，第207页。]

第二天，离开黄果树景区西行七公里左右，我到了一个叫鸡公背的地方，前方公路有一个急坡左转弯，拐过去，一座几乎横跨天际的红色大桥在头顶出现了。我在一些记录巨型工程的影片里见过它，著名的坝陵河大桥，桥面至谷底坝陵河水面370米，常若隐若现于云雾之中。此刻天气不错，巨大的悬拉桥一览无余，从高空驶过的载重大卡玩具大小，隆隆声则如云中闷雷。

对面就是关岭，这座大桥所跨越的大峡谷，在军阀争斗的年代，一直是对峙所在。1929年春天，贵州省主席周西成率领黔军在此与李燊率领的滇军作战，36岁的周死于流弹，经营贵州的满腔雄心化为坡上的衣冠冢和贵阳市中心举目远眺的铜像。杨式德和余道南都提到了周西成衣冠冢，就在鸡公背附近，有石刻华表和六角石碑亭，碑文叙其生平，不过这些我都没有看到，按照《关岭县志》的说法，“文革”中，“碑、亭、华表均被打碎，拜台及墓冢尚好，今墓石所剩无几”[《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517—518页。]。

钱能欣提到的“红岩碑”还在，“由公路左手小道而上，三四里，即至”[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不过现在改了个更吸引眼球的名字：红崖天书。在一个卖枇杷的小铺左转，沿两旁长着高高芒草的平整柏油路上行。走了几百米，芒草为盛放的白色夹竹桃取代，还有野蔷薇、木蓝和疑似野花椒的植物，只是不怎么成串，颗粒也小一些，揪一颗显然还没成熟的青色果实，捏一下，出来的香味特别醒脑，用App识别，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竹叶花椒。离开车辆不断的国道，鸟叫虫鸣，包括蝉鸣声都纷纷冒了出来，左手高山与岩壁，右手两重悬崖，往下一级是320国道的超长大下坡，再往下是坝陵河切割出来的深且宽的峡谷，村庄和乡道沿河而建，前方则是黔西南无尽的蓝色群山，峡谷对面山坡上“关岭”二字在太阳的映照下熠熠生辉。

拐过一个弯后，我看到几个往回走的中年人，他们本来也是要去看天书的，女人走累了，又担心左侧山崖飞石，就打了退堂鼓，男人满心遗憾，不断扭头回看。这里确实落石不少，有的把柏油路砸出了坑，但个头都不大，倒也不觉得危险。事实上，在人挤人的黄果树景区度过了一个上午后，来到这种环境里，你只会觉得太自在了。那种典型的景区美则美矣，你很难把自己和风景交融起来，可能唯一的连接点是相机，脖子上的相机，手机上的相机，iPad上的相机——尤其是举着iPad拍照的，每次看见我都有一种淫邪之感——多半是受到村上春树影响，忘了他在哪里说的，在电车里埋头玩iPad，感觉就像是在自慰。

两公里后，柏油路到了尽头，这是一处空地，小卖部关着门，大树一棵，下书“本树出售”，右边石头上有看不懂的“天书”，标明“复制品”，心头一惊，原物不会已遭破坏吧？问树下逗小孩的中年男子，他指着灌木丛中的一条小径，“往上再走20多分钟，你看到那块红色的岩石没？”抬头望崖，犹在半空中。走向荒草径，才见有木牌提示：“看天书，由此去”。感觉六字颇有禅意。

小路几乎全为灌木覆盖，走了没多远，一株高山榕下面的草堆发出激烈响动，好像是有一场搏斗，还不断有小的草粒飞出来。也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硬着头皮往前，飞出一只很大的黄尾巴雀鸟，我可能惊扰了它的洞房？又或者它被什么入侵者赶走了？继续往上，回看对面峡谷，已和关岭新修的楼盘同一高度，海拔1026米，偶见几堆牛粪，还有烂掉的枇杷和花朵，一种从没见过的灰色花斑点蝴蝶在脚下飞舞。越往上灌木越密，回头已不见峡谷，完全在树丛间穿行了。蝉鸣很响，两旁各种植物随时用各种方式跟你打招呼，蹭一下你的胳膊，拍一下你的肩，至于绊腿，简直都不是事儿。我穿的是普通的徒步鞋，只适合平路，在这高高低低满是大小石头的土路上还得随时提防崴脚，耐心快要耗尽之际，一大块刻着各种字符的岩壁出现在眼前。

和山下所见的红色不同，岩壁近看发黄发白，还有水渍过的黑色，“天书”非镌非刻，非阴非阳，非篆非隶，从明代起就有各路学者考据出处，最早的说法是与诸葛亮南征有关——旅行团经过时当地百姓还称其为“诸葛碑”，后来又有大禹治水遗迹、夜郎文化遗迹、苗彝民族文字等多种说法，甚至还有人说它们是外星人留下的文字……但可以确定的是，比较历代拓本，自然和人为因素在过去数百年里已经大大地改变了“天书”模样。最严重的一次破坏发生在19世纪最后一年（光绪二十五年），永宁州知州涂步衢命属下拓取碑文，下属为求一劳永逸，雇用泥水匠多人，先将碑文字体勾勒出轮廓，再用胶着性极强的桐油拌上新鲜石灰，涂敷隆起，使岩凸字凹，如镌刻之状。待桐灰凝固后，硬如坚石，然后按捶拓工艺一张张取样。此事很快引起地方乡绅愤慨，扬言上告，涂步衢为平息舆论，一边令人将桐油石灰斧削刀凿，无法剔削干净，又在山上安大锅烧水，用沸水洗涤，如此一来，崖面斑剥落离，字迹漫漶难辨。[丁武光：《瞿鸿锡“跋红岩禹碑”与红岩碑文化辨识》，载个人博客。]

我是后来才读到这段历史的，不知当时所见黑色水渍纹是否就是这位知州的“杰作”，而时任贵州提督徐印川——就是在安顺华严洞题字“飞岩”的那位，闻悉此事，前往省视，见岩间尚有空隙，遂大书一“虎”字，混入天书。我翻阅当时所拍照片，没找到那个“虎”字，但这类以尴尬终结荒唐的故事，似乎历年不鲜。

下山时我走得很快，没多久再回望红崖，已在非常高的地方。停下来看远处的坝陵河大桥，那些重型大货仍然像玩具车一样缓缓前进，但在这里听不到它们的声音。现代文明总是熙熙攘攘，难得见到一种它的表征，是如此郑重其事的安宁。

4点，我回到了卖枇杷的小店，由此入320国道，像玩速降游戏一样开始下那个通往谷底的超级大坡。我依旧走得很快，随着海拔迅速降低，路边出现了不少芭蕉和合欢树，脏兮兮的洗车店门口，巨大的仙人掌开着橘红色的花朵。不远处已是谷底，从国道过河处往里走一公里余，是当年滇黔公路的咽喉、而今的坝陵老桥遗址，老桥残破的桥墩上长满了灌木，河水清浅，一路往南汇入打帮河又汇入北盘江，最终汇入珠江。《永宁州志》里提到此桥以河为名，是通滇要道，“水湍急不可设渡，往来行旅咸病涉焉。昔人建桥其上，不知创自何年……黄果树盘根错节于桥之上……游人憩其下，往往流连而不忍去……”[转引自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编《贵州资源》，第154页。]

八十年前旅行团经过这里时，桥上甘蔗摊林立，多是水西苗女所设，对于来往关索岭行人来说，此地有树有水，是顶好的休息场所。钱能欣与同学们在桥上的树荫下坐着，看着汽车在两旁的高山上盘旋而上而下，“别有一种感觉，世界上只有人力是伟大的”。在他们休息时，一群花苗少女下关索岭而来，“衣服的刺绣甜静而清秀，不像仡兜少女的那么花艳而富诱惑性，长裙白底蓝花，手挽竹篮，翩翩然有西班牙少女之古风”[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

骑桥之树早不见踪影，我也没有看到挽竹篮的苗族少女，路边倒是有甘蔗摊，5元一根，可惜摊主居然没有带刀，我馋而无从下嘴。公路旁种植着大片南瓜、血橙和柚子——这里已属低热河谷，光热充足，有着贵州不多见的良田——八十年前这里大概摇曳着成片的罂粟花吧。一位农妇正弯腰照料着我不认识的某种叶子肥大的庄稼苗，问她是什么。“橘子。”她用方言回答。“真的吗？是什么橘？”“大红橘。”“它会长得很高吗？”她比了个手势，到大腿处而已，我更奇怪了，哪有那么矮的橘子树？“你说的是一种水果吗？”“不是，是蔬菜。”“不是说是橘子吗？”“是橘子。是蔬菜。”“真的是橘子？”“嗯。”我突然想起我可以用App识别的呀，扫描之后，是茄子……“哦，你说的是茄子。”“是的，是橘子。”

在坝陵老桥回望坝陵河大桥又有一番感受，那个红色的巨无霸现在缩成明信片大小，不重要地嵌在天边。向西还得翻山，关索岭植被不算茂密，还在下鸡公背时我就注意到对面山腰有“之”字形划痕，落在非常陡峭的坡上——旅行团是走小路直接翻越关索岭的（比公路近18里[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大约走的就是那条路了。后来才知道，小路也有两条，一条是官道，一条是比小路还难的小路，当地村民叫做“陡坡”，只有不负重时才可以走。抄近道者往往走陡坡，走之前要笑一番人比车快，但“到身临其境时只好承认，这五里高坡，实在比三十里平路厉害。哪怕是浓雾夹着细雨，每一个人头上也都冒着白烟，也不知道在雨中休息了几次；这哪里是爬山？简直是‘上天梯’！”[李霖灿：《黔滇道上》，《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10月13日。]

从抵达贵阳算起，旅行团已经八九日没有爬山了，“看见不免皱眉”，而他们所经过的山，又属关索岭最难爬，“到了后来，走二三十步便要休息一次，天气又热，困苦之至，有一载盐的马，竟倒在地上”[德瞻：《贵州步行记》，《宇宙风》，1938年，第75期。]。清华经济系大三学生蔡孝敏身长且瘦，走起来健步如飞，同队的清华气象系大四学生亢玉瑾、清华地学系大三学生白祥麟是少数跟得上他脚步的人，于是三人获赠绰号“亢白蔡”。与“亢白蔡”同称四骑士的则是校篮球队的全广辉，“步大且稳，登山如履平地”，同级土木系、排球队的欧阳昌明就略逊一筹了，“用尽吃奶力气，跑得汗流浃背，气喘如牛，仍望尘莫及”。不过最惨的要属清华政治系大三学生施养成，途中曾因生病不能走路，只好绑在卡车之行李卷上，病愈后因其体胖，行动不便，故每晚总是最后才能蹒跚到达宿营地。[蔡孝敏：《归来行处好追寻——湘黔滇步行杂记》，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第214页。]

旅行团中不但有“亢白蔡”，还有“烹白菜”，“烹”是南开外文系大一学生彭克诚，因为不爱讲话，博得“大哑巴”绰号，但一张口就是高水准的男低音。后来，在给蔡孝敏的临别赠言中，他写道：“在咱们旅行团里，我是第一分队名誉队员。有人说咱们‘烹白菜’，你可还记得？这个菜总得用这三样原料才作得起来，那么什么时候我们再能凑起这个好菜呢？[蔡孝敏：《归来行处好追寻——湘黔滇步行杂记》。]”天色已晚，我决定在公路旁搭车上行，接近县城处，有小路岔出，我在这里看到了此行最多的指路碑和将军箭，十多块石碑密密麻麻排在路边。县城海拔又回到了1000米以上，前方路牌显示：晴隆70公里，普安121公里，盘县196公里。那么云南就还在两百公里开外呢。到酒店，还没换鞋就急着摘掉不合适的护膝，果然右腿膝盖内侧被勒出了一个半透明的水泡，像是被什么东西蜇的。为了犒劳自己，外卖多叫了一份杨枝甘露，可惜送来的只能叫“冰激凌柚子和芒果盖糯米饭”。

在关岭，湘黔滇旅行团分住营房和民房，住民房的少不了又要闻一宿的鸦片味儿[杨式德日记。]。一年以后，曾与旅行团一同徒步由湘入黔的戚长诚也来到了关岭，他被报社派赴香港，坐汽车从贵阳前往昆明，再由滇越铁路出海。行到关岭时，车坏了，戚长诚不得不和一车乘客在这里住了两天，关岭并非预定宿站，没有旅店，只能投宿民家，“一间狭狭的小厅房里，门板上、草席上，竟挤满了十几个人，不分男女，都穿衣而卧”。老板娘为客人们煮汤烧水，“先生们，是由贵阳来的吧？日本鬼子太混账了，听说把贵阳城炸得好惨！”在荧荧如豆的“17世纪菜油灯”下，大家静静地听着这位老太太讲她的两个儿子都去前线参军的故事。[长城：《由贵阳到香港（一）》，《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4月4日。]

抗战带来的对流还将继续搅动着这遥远的大后方，几年之后，《中央日报》记者张先智经过关岭，这里已经有了不少旅店，他住的旅店新建不久，但四壁已被过往的“旅行诗人”题满了长短句。“记得从前在旅馆见到的无非是‘走进门来笑嘻嘻，三言两语成夫妻，只等五更天明了，各自东西两分离’之类的打油诗。但如今旅馆壁上诗也变了质……”，有慷慨的，“回忆五载离家，一切事业无他。只为杀敌少术，以至遍走天涯。如今三年期满，出国杀敌如瓜。最多两年期限，踏平日本樱花”，“高歌涉蜀水，跃马出黔关。远征印缅去，誓效马革还”，也有感怀伤时的，“云绕关山壁，日含峻岭红。长睡一觉醒，人在画图中”，“大战力酣，东方既白，岭南风味，与众殊绝，俯云岭之绵亘，叹良辰兮不再得”[张先智：《西行漫笔》，1944年3月12—22日贵阳《中央日报》，《抗战期间黔境印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