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计时钟开始滴滴答答—拜访中国改革第一村—脆皮狗腿—路上行人欲断魂—惯性与存在主义危机—它不晓得自由的滋味嘛—那些蚂蚁很危险的—甘泉与哑泉—永宁雪花豆腐鸡—鬼头刀把的重建

西出关岭又是长长上坡，街市还算繁华，小吃店里有酸菜豆米汤和苞谷饭，平时非吃不可的，想了一下，罢了。旅行中最恼人的倒计时钟从今天开始滴滴答答，其实最少还有四分之一路程呢，但确乎是朝着终点奔去了，旅行前半程那种一抬脚就是六七公里的感觉也没有了，经常走了半天一查手机还不到一公里。人到中年大概也是如此吧，热情减损与意犹未尽奇怪地开始并存。

过关岭汽车站，关索大道变为灞陵大道，都是320国道的一部分，车很少，越走路越宽，到最后成了双向六车道，还留了红色自行车道，质地一流，只是没人用，有的地方就成了菜籽晾晒场。太阳很大，烫着菜籽，也从后面烫着脖子，远处路面泛着白光，空气抖动，让人有种在戈壁徒步的错觉。路标告诉我这里叫顶云新区，附近就是“中国改革第一村”，我决定离开国道，拐进去看看。

路过一排冷冷清清的商业区，土特产店、民族服饰店都大门紧闭，唯一一家饭馆把灯都关了，我摸黑走到厨房，点了两个菜，一共35元，问老板娘为什么生意不好，她说，吃饭的人都走了。我感到奇怪：这不还是午饭时间吗？出来不多远是顶云经验纪念园，广场中间一座牌坊一座碑，左边荷花塘，右边荒地长满开着紫花的马鞭草，App告知这是对付吸血鬼的最好武器。

牌坊正反面有灰底金字四副对联，其中一副是：“富裕万千家农村改革是成是败全凭实践验真知，沧桑三十载土地承包姓社姓资不以教条抡大棒”。这里便是曾与“北凤阳”齐名的“南顶云”了。1977年3月，顶云公社石板井村的30户村民顶着“走资”风险，在牛皮纸上签字画押，率先实行土地“包产到户”。次年11月11日，贵州日报刊文予以肯定——我在水泥纪念碑下读到了编者按：“现在，部分生产队对劳动力缺乏科学管理，不讲责任制，‘出工人等人，干活人看人，收工人赶人’……这样继续下去，农业能够高速发展吗？……”

石板井村看上去非常整洁，房子是统一粉刷过的红白相间，墙上画着幼稚的宣传画，“耕耘路上，红日高照”之类的。不过这里已经没有太多地可耕了，在路边，一个村民告诉我，四五年前，政府征用了大量土地，出钱种桃树，种樱桃，鼓励村民开家庭旅馆，搞农家乐，“那时候他们说有工作的人来吃饭，从里面扣的嘛”，不过好景不长，“（后来）上面查得紧嘛，然后他们就不来吃饭了嘛”。

农家乐和家庭旅馆都已关门了事，那些被征走的地，“不让种，政府自己又不用，就荒起来了”。有农民觉得浪费，捡起来偷偷种点玉米什么的。“那里原来栽了好多葡萄，也荒了。”她指着一片杂草地说。

这时候太阳没那么猛烈了，远处天空有深蓝色的积雨云聚集，让天光变得柔和可爱，一两滴雨珠落在我的胳膊上。从“改革第一村”出来，我抄了条近道，比灞陵大道热闹多了，店铺学校，人来人往，一家“干锅狗肉馆”的招牌菜是黄焖狗肉、清汤狗肉和脆皮狗腿，提醒我这里离著名的花江镇很近了。路过十字路口，看到马路牙子上有个铁笼，里面卧着几只黄色土狗，安安静静看着行人。

重回320国道，午后困乏，不断把路边的“泡沫洗车”看成“泡沫先生”。再次和沪昆高速短暂相逢，大坡扶摇直上，海拔超过了1200米，站在这小小制高点上，可以看到高速公路如何利用桥梁和隧道，把一座座小山包给串了起来。那里的一切都是单向度的，除了起点和终点你一无所有，你也停不下来，直到下一个混合着厕所与煮玉米味儿的服务区。

我很庆幸自己走在缓缓盘山而上的国道上，累了就到路边人家的花坛边坐着休息一下，运气好的话，主人还会请你进去喝点茶，再灌满水。一路上都有人在晒菜籽，这家也不例外，说是自己种的，打下来，黄色黑色分开，晒好了送去榨油，自己吃，放心油。记得在湘西时菜籽还没收获呢，青灰色云朵似的长在地里。这里的山远比湖南贫瘠，树很少，除了灌木就是石头，冲我叫的狗倒是一样的凶，但我的感受却不同了：它们早晚都是要被吃掉的。

湘黔滇旅行团离开关岭前往永宁那天早晨，雨下得很大，出发已是8点半以后，一路泥泞难行，又全是上坡，虽然本日行程22公里不算远，却走得非常吃力[杨式德日记。]。山间云雾弥漫，山谷也更荒芜，让钱能欣生出了“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之感[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沿途一个村落没有，不要说找个喝水的地儿，“想找一可坐的地方都不得”[德瞻：《贵州步行记》，《宇宙风》，1938年，第75期。]。

我是离开顶云新区两个多小时脚程后开始有类似感觉的。十几里地一直随公路在大山里穿行，见不到车也见不到人，更别说卖水的商店了，在一个疑似碉堡处——蒋介石当年对付红军的设计如今只剩下一个半月形青石残体——我喝完了最后一滴水。不知道下一个补水点在哪儿，只好一直上行，无穷尽的大坡，脚底板生疼，偶尔看到一条石阶小路，可以抄抄近路简直欢欣鼓舞。

旅行团当年走了不少小路，但也有人从不抄近道，曾昭抡就是其中之一，他每天早晨起来，收拾完铺盖先看书，看完书才吃饭，饭后，汽车拉着炊具和病号先走，他没坐过车，也不走小路，穿件破大褂沿着公路一步步测量路碑准不准。有时学生同他说话，一搭茬，忘了路碑的数字，他就回到原地，重来测量。后来大家都知道了，路上绝不同他说话。[《马学良评传》，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9月，第46页。]

在无止尽的上坡与转弯中间消磨久了，人会陷入某种轻微的恍惚，这时候你不能问自己，我是谁？我在干吗？我要干吗？思虑并不带来答案，因为答案很可能躲在行动背后。唯有仰赖惯性——是一开始设定了方向与目的地，调动身体与精神上路之后形成的那种惯性。八十年前行走在这条路上的年轻学子或许早有类似体验，“一清早爬起来，吃过早餐之后，就只盘算着那天的途程。出发之后眼看着路旁那矮小的路碑的号码增加或者减少，心里面也渐渐地加多了喜悦，像是快完成了每天的任务”[向长清：《横过湘黔滇的旅行》，《烽火》，1938年10月，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第135页。]。如果说，战争提供了一揽子解决某些宏大问题的契机，那么徒步本身大约也是一个具体而微的解决方案吧，在一个迷惘的时代，它用方向感明晰、富有节奏的线性前进，推开了胡思乱想与随波逐流，提供了乱世中尤为可贵的惯性，借着这惯性，许多小小的存在主义危机得以化解。

你也可以说这种惯性是一种确认感，我曾与《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的作者易社强讨论长沙临时大学再度迁校前的巨大压力，除了校方“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的煞费苦心，和陈诚在演讲时提到的各尽本分，你还需要在精神层面做出更多转化。“你知道的，不管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年轻人总是要证明自己的，”易社强对我说，“我如何证明自己是一个人，是一个男人？如何证明我的价值？如何建立我的认同？你可以在文学上一直追溯到中世纪那些出去冒险的年轻骑士。所以这是普世的，但采取了一种特定的（三千里徒步）形式。湘黔滇旅行团的长征是英雄主义的，它也许不是必需的，但有很多英雄主义的东西都不是必需的。”最终，这转化的目的是，让这些年轻人在面对那些选择投笔从戎的同学时，从内心相信：参加徒步、继续读书同样也是爱国的表现，而这最终成为西南联大精神的奠基之石。想一想我自己何尝不是如此呢，用徒步来获得某种惯性，校准生活的指针，又在重新确认自我价值和认同的过程中，在由体力向精神的几重转化中，和他们一道前往昆明这个应许之地。

下午5点多，海拔1370米，斜阳被山挡住，凉快了不少。有树的地方鸟叫声就多些，我听到了几声布谷，又在一片松林里听到狗吠一样的鸟鸣，有一种鸟好像在说，“该减肥”，“该减肥”，又一种鸟叫，“确实”，“确实”。也只好这般苦中作乐了。又走了一个小时，终于经过了几户人家和一个小店，我进去买了瓶冰镇冰红茶，几口下肚，异常痛快。店主人是位老人家，养了只画眉，一岁大，从广西买来的，花了3000多块钱，昨天他第一次带它去关岭斗鸟，斗了四只，三胜一平。经此一役，这只画眉完成了从“叫雀”到“斗雀”的蜕变，标志是食物的升级：从30元一包的鸟食到50元一包的鸟食。我看了下后者的配料，有胎盘粉、刺猬皮、黑蚂蚁、黄鳝、牛肉、兔丝、火麻仁、淫羊藿等等，甚至还有枸杞和螺旋藻，堪称十全大补了，难怪功效上除了“壮膘”之外，还有“促火”“保火”和“增强攻击性”。

不过，老人家觉得鸟能不能斗主要是天生的，“就像人一样，有人不会打架，只会乱抓”。多聊两句，我发现他看鸟的眼光和看人一样，比如，他就碰到过刚从山上捉回来的画眉鸟，“生雀”，不吃不喝，两天就气死了，所以他们总是从鸟窝里弄来毛茸茸的小鸟养起，“小的不懂嘛，它不晓得自由的滋味嘛”，当然了，不同于大多数野生鸟类，画眉总体“性格比较好”，有的成年后才变成笼中鸟也无所谓，“给饭吃就行，管他什么自由不自由”。一只画眉能活十五到二十岁，十七八岁以后就老了，爪子就会结痂，也“跟人起茧子一样”。虽然处处和人比较，当被问到斗鸟会不会心疼时，他还是回答：“一种娱乐嘛。（斗死了）也只是一只鸟而已嘛。”

临近晚上7点，还有两公里到永宁。我看到一个男人弓着腰在屋顶边缘走来走去，手中提着的小汽油罐不时喷出巨大的火舌，落日余晖中，就像油画里偷袭敌人城堡的轻骑兵。男人说他在喷那些“臭蚂蚁”——并非爱称，而是山上下来的，真的很臭，且会蛀蚀木头的蚂蚁。他用火舌对着屋檐缝一路扫过来，说里头有蚁穴，“这些蚂蚁很危险的！天上打雷，如果树上有这种蚂蚁，打雷就会劈到树，要是屋顶有这种蚂蚁，就会劈到房子”。我不明觉厉地继续往前，留下他继续他的特洛伊战争。

抵达永宁时太阳刚刚落山，粉红玫红淡紫好几种颜色在西面天空晕染变幻，此地海拔1450米，考虑到关岭海拔不过千余，今日真是一路扶摇直上，难怪徐霞客会形容永宁（当年因为产山楂，叫查城）“绝顶回环而成坞者，在众山之上也”[《徐霞客游记》。]。入住仿古建筑永宁客栈，大堂左侧有“永宁州八景”介绍——虽然如今不过是关岭县下属的一个镇，永宁在历史上却是州府所在地，西至盘江铁索桥，东至黄果树瀑布，以及中间的关岭都曾是永宁州的辖区。

八景出自清代《永宁州志》，除了“白水沉犀”（黄果树瀑布）、“关岭接天”（关索岭）等，多半已经消失，其中一景名曰“半岭琼浆”，说是行人下鸡公背，过坝陵桥，再翻越险峻的关索岭，可见一汩汩清泉，泉水甘甜，“奔走背汗，到此一饮，涤烦消渴，沁人心脾，不异蓝桥琼浆也”，这是清代的情形。翻阅《徐霞客游记》，可知明代情形要更复杂一些：除了这马跑甘泉，几步之外还有一毒泉，人饮用后会失声，“是为哑泉”，“相去不过数步”。到了民国，李霖灿和湘黔滇旅行团都未提及饮水，只有杨式德记述，前半段有山上流下的清水，也仅仅是“洗面解热”而已。他走了两个小时，休息了五六次才登到山顶[杨式德日记。]。

永宁正试图重获历史荣光。明清时期的城门、驿站、州府、戏楼都得以重建，被灯光装饰得气派非凡。在客栈稍事休息后出来吃饭散步，由东门入城，沿兴业路前进，一路打听旧时文庙所在。1938年4月10日下午3时许，湘黔滇旅行团的师生们一脚水一脚泥抵达永宁，就住设在文庙内的女子小学里。大约是旅途狼狈，当天没有人在日记里描述文庙景象。雨仍然在下，杨式德洗过鞋袜，便吃晚饭，这天他身体不适，饭后吐了。但也有一件高兴的事儿，永宁街上可以看到7日的贵阳报纸，他们获知中国军队在台儿庄大胜，俘敌一万，感到“不胜快乐”[杨式德日记。]。

拐了两个弯后，我看到了文庙，离重建的州府不远，乍看是座清漆透亮的二层木制门楼，问街对面乘凉的小哥，说殿在里头，还在施工，现在天黑了，明天白天可以翻墙进去看看。小哥1988年出生，巧的是当年就在文庙里读小学。那时文庙主体建筑只剩下了大成殿，但“鱼塘”（泮池）还在，他们进校门“要过天子桥”，不过他印象最深的还是里头两棵老桂花树，“一开满街香！落花时人家都拿来晒干泡茶喝！我们小时候，省里面都想把桂花树取走……”

小哥姓张，开摩托车送人送货，可往上三代也是永宁的大户人家，“我爷爷是文人，他到死那天什么重活都没干过”，“张家的顶子，黄家的笔杆子，聂家的锤把子”，现在只有聂家大院还得以保留，作为文物供游人参观。我们在文庙斜对面站着聊天，这是从前的正街，老滇黔公路和后来320国道老路都借道穿城而过。抗战时期永宁是公路联运宿站，从贵阳开出的客车，在安顺用过午餐后，第一晚就投宿于此。“以前我们这里很出名的，八大庙，听老一辈人说，我们这里以前都是人山人海的。”

一直到1950年代末，永宁街上一到晚上就经常堵车，因为很多司机和旅客要在这里食宿。有本地人回忆说，两家带住宿的饭店，一家“地方国营”，一家“公私合营”，都常常要忙到半夜才能打烊。“合营”饭店的掌勺师傅是四川人，把不好吃的“白渣渣”的鸡脯肉和永宁豆腐糅杂成雪花状，化腐朽为神奇烹成一道新菜，远近闻名，“汽车司机们，只要吃过一回永宁‘合营’就生成了一种‘永宁情结’。车过永宁，还不到用餐钟点也要停歇；途中到吃饭时间却不肯停歇，宁肯挨一阵饿也要赶到永宁。客车上常有乘客一路抱怨，但只消把‘合营’一吃，态度马上大变……”夏天的晚上，正街上还有说书茶馆和草台班子，一个京戏班，一个川戏班，演出场地就在文庙大成殿的天井里，后来文庙成了小学，戏班照演不误，“学校放了学，天一擦黑，管场子的工作人员就把后门和边门统统关上，单留正门收票……”[罗吉万：《高原古镇“永宁州”》，《山花（下半月）》，2013年第9期。]

好光景是1960年代初消失的，赶场没有了，滇黔公路萧条了，“妈妈，我肚子饿得很！”原本是川戏班演出《秦香莲》的台词，那时成了家家户户需要面对的现实[罗吉万：《高原古镇“永宁州”》。]。接着是“文革”“破四旧”，永宁的“八大庙”几乎无一幸存——这是小哥的父亲告诉我的，他不过六十来岁，声音和神态却过早地衰老了。他没怎么讲自己家族的经历——毕竟连他们的家谱都被撕毁了，他祖上来自江西，但入黔始祖的名字一下子“记不到了”——只是在感叹当年的文庙、关帝庙、州府修得有多漂亮，而现在重修的有多么“鬼头刀把”，这是一句贵州方言，有乱七八糟、人不人鬼不鬼之意。而我也是这时才知道，除了聂家大院外，所谓明清古城，是全部推倒，按原样复建——正是当年湖南新晃被史志办主任骂退的糟糕方法，这还不够，所用的木材、石材也是一望而知的廉价材料——第二天上午，我又在街上转了一圈，日光之下看得清清楚楚。

离开永宁前，我翻墙进了文庙，老大成殿为新大成门所挡，未能窥见其貌，大成门一侧王闿运的对联放在这里有点奇怪：“吾道南来原是廉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再往里还有一道锁，进不去了，只好隔着窗棂拍下古桂花树的一角，凭空想象了一下曾在那里发生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