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头大的无花果—争当贫困户吓跑儿媳妇—谁敢欺负我们中国人—大象的表演—脆弱的植被—彝族还是布依族—江中有极多漩涡—固若金汤的铁桥被炸毁了—铁拐李还是达摩—喝了泥浆水—县太爷披衣起来拉架—黄钰生的自传

从永宁到晴隆，要过北盘江大峡谷，为节约时间，我决定先坐车下到半山腰的新铺镇，从那里开始徒步。客栈前台的姑娘家住盘江边，说新铺往下，“一路都是水果”，不禁心向往之。在门口等到一辆依维柯，出永宁即开始盘旋下山，其间一条岔路通往花江镇，昨晚翻阅宾馆房间里《锦绣关岭》一书，写到花江狗肉的来历，说是光绪年间食不果腹，疟疾成灾，有人偶然煮食家犬，疟疾病除，当地人由此相信狗肉可以治病和滋补。民国以后，花江集市常有狗肉出售，加之古驿道商旅往来频繁，吃狗肉的日渐增多，“时有人设摊出售，称为‘狗肉汤锅’……无不交口称赞”。

新铺是一个符合你所有脏乱差刻板印象的地方，路上满是果皮、塑料袋、建筑垃圾和污水，各种没完工的二层小楼下面杂乱着五金店、火烧狗肉、烫染吧和药店，大大的宣传标语提醒行人，“出生性别源于自然，人为选择有害社会”。这里海拔比永宁低了近500米，许多人家门口都种着无花果树，果实还是青的，但已有鸡蛋大小，我对着无花果拍照时，一群无所事事的男人发出了笑声，树荫下一个独自坐着的妇女无精打采地说：要六七月才成熟，到时能长到拳头那么大，“上面（永宁）气候不好，栽不了”。

当年旅行团路过新铺时，头一天的大雨让这里的公路翻起泥浆，枯草、石子和泥巴沾到鞋上，非常沉重[杨式德日记。]。八十年后的路况似乎没有好上太多，尤其是西头的一段，还是坑坑洼洼的灰渣路，过路车接连掀起小规模尘暴。快走出镇子时，我两天内第二次看到“争当贫困户，吓跑儿媳妇”的标语——扶贫攻坚诡异的副产品之一，正对着标语拍照呢，马路对面一个坐在自家门口的老头对我嚷嚷：“我看你是记者吧！？”

走过去，他看着我继续说：“我看你来是采访这方面的？这个路修了两三年，政府不管……你采访一下，这个灰哦！扑哦！扑哦！门都不敢开！”我否认后他有点失望，由控诉变成了抱怨，“（路）原来是好的。挖嘛！修路修烂咯！你说把路修好，我们做一点生意，南盘江北盘江放过来，卖一点小茶，招待一下客人，混一点小生活。这个路！太烂！”

他知道这路最早是“国民党和美国人修的”，又告诉我下面两公里有个“美国站”，我问他那是做什么的，他脱口而出“集中营”，吓了我一跳，细问，才知道他说的是军事营地，就在路边坡上，可惜现在一点痕迹没有了。说到美国，不知道为什么老人家激动了起来，由抱怨又变作发表演讲的口吻：“美国人和我们打交道，它想欺负我们国家，敢！我天天看电视，日本人敢欺负我们中国人？不可能！想欺负我们中国人？敢！谁想要欺负我们中国人？吓死他！我们中国人，强大！”

我匆匆告辞。由此处到北盘江，还有十来公里的漫长下坡，用徐霞客当年的话说，是“直垂垂下”，一直下到江边。当然，他走的是驿道，会更加陡直。那是1638年4月25日的上午，离开新铺五里后，他到了一个叫白基观的道教古刹，这里幽静整洁，时辰还早，背负行李的驮马尚在后头，他便进到后殿，找了张书桌，掏出随身携带的纸墨，写起这几日落下的日记来——道观比关岭、永宁所住的旅店清静多了。住持檀波也非常客气，为他提供了茶水和蔬菜粥。徐霞客一直写到午后，有二大二小四头贡象经过，队伍在白基观前停了许久，还表演了驯象，大象先跪后足，再跪前足，伏地继而站立。看完大象表演，徐霞客又写了很久，直到有雷声传来，天边云幕变暗，才告辞继续出发。[《徐霞客游记》。]

整整三百年后湘黔滇旅行团走的很可能是同一条小路，“比公路近的多，不过很危险，路多半是石块砌的，很滑难行”[杨式德日记。]。我没有找到小路，只好老老实实跟着公路180度大弯接180度大弯往下走。这些急弯形成的舌形台地，相对平整，是现成的田地，人们在上面种蓖麻、枣树或者葡萄。经过一片山坳时我听到奇怪的声响，好像许多煤气管道同时“咝咝”泄漏，离开公路，又穿过一片西瓜地，才发现这声音来自前方一片由桃树、毛桐、臭椿和构树组成的林子：是虫鸣的暴风骤雨。虽然树林气势颇盛，但这一大片河谷其实不太绿，大多数山坡都是光秃秃的，后来查阅江对岸晴隆的县志，说该县森林覆盖率在1958年到1988年三十年间由25%下降到5%[《晴隆县志》（抄录第一轮书稿），晴隆县史志办提供，见“水土保持”一章。]，这边关岭的县志没有提到数据变化，但有这么一句：“因为人为乱砍滥伐，原生植被几乎无存，次生植被遭严重破坏，地带性常绿栎林已面目全非……”[《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80页。]如果不是亲身走这么一趟，很难想象在水热良好的河谷地带，植被会如此脆弱。

往下走了五公里，看到一个紧急停车带，是路旁岔出去的碎石铺就的陡坡，尽头一排橡胶轮胎，想象了一下刹不住车的大货冲上去的情形，但这之前司机得设法在失控的状态下转过好些个180度的急弯。路边蓝色护栏每隔一段就有“安顺公路”四个字，被闲来无事的路人玩坏了，有的被抠成了“女顺公路”，有的干脆被抠成了“女八路”。

下午3点半，下到海拔700多米的地方，这儿的“舌头”特别大，上面出现了花生和芭蕉树，一派亚热带风情。芭蕉开着色情的紫红花朵，同时吸引着嗡嗡的蜂和蝇。在路边小店补充了一瓶水，歇个脚，和布依族老人聊了会儿天，他说这儿的西瓜特别甜，可惜我到得早了一些。当年让旅行团大快朵颐的黄果（橙子）倒是少了，好像是有病虫害。老人说，盘江上被日本人炸断的铁桥遗址还在，只是后来下游修水库，水位抬升，把铁桥也抬高了15米才没被淹。他小时候，过江的木船很多，都是布依族的老船工——考虑到布依族多住水边，湘黔滇旅行团学生日记所云老船工为彝族，大约是误会。以前的北盘江水很小，只有在下大雨时才有急流，他见过那种把木船绑在一起的浮桥，过汽车用，不过新桥（1971年）建起来以后，渡口就渐渐废弃了，现在水位上升，老渡口已沉入江底。

可能是因为连日雨水，1938年4月11日湘黔滇旅行团抵达北盘江边时赶上了急流，“江面宽不过四十米，水色赭黄，中流湍急”[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水声很大，水面上急速的剧烈的翻着各种水纹，可以看见极多的漩涡”[杨式德日记。]。这河上原本有一铁索桥，明崇祯元年（1628）开建，两年后完工，桥身为数十根铁链合成，两端贯于岩石之中，桥面亦为铁链平列，宽不足三米，铺上木方，即可通行。桥建成八年后，徐霞客由此过江，形容其“望之飘渺”，但是真正踏上去“则屹然不动”，“日过牛马千百群，皆负重而趋者”。徐霞客看到的从缅甸或云南进贡的大象，也是从这里经过的，过桥后便在白基观前休息和嬉戏。[《徐霞客游记》。]

铁索桥历经明清两代，屡次维修，一直用到1936年滇黔公路通车。公路处按载重一吨半加固，维持空车通行，同时利用老桥搭建脚手架，兴建新桥。1938年3月18日，施工时发现下游铁索接口开裂，20日，禁止车辆通行，21日，新桥钢索即将建成，上午9时，40个工人在桥上施工时，老桥铁链在西岸桥台下接口全部断裂，桥身整体坠落，垂悬于东岸桥台，13人死亡，17人重伤，新桥支架亦遭损毁[《贵州公路史·第1册·古代道路交通·近代公路》，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2月，第196页。]。这桩惨剧发生在旅行团到达前三周，应该是在当地民众的口耳相传中快速走样，等旅行团到达江边，好几位学生在日记中记下的是这样一个版本：今年3月间，铁索忽告断折，一辆正在过桥的汽车随即堕入江中，40名旅客，只有22人获救。

眼下旅行团无桥可过，又因建桥日久，渡船停驶，渡工技术生疏，翻船死人事故已有发生，“谈者色变”。团部包了四条船，特请当地布依族老船工驾驶，渡船长六七米，宽仅两尺，有点像端午节的龙舟。每船限载六人，船工持长篙，首尾各一人。师生们上船后，船工叮嘱：尽量下蹲，两手紧握船舷，绝不能晃动，如果胆怯可以闭上眼睛。[余道南日记。]

交代清楚后即以篙撑船，逆水行至十余米外的上游，“双篙一点江岸，小舟立即随波逐流进入一片旋涡之中”，岸上人看得心惊，“啊、啊”之声不绝，船中人两眼只敢看着船底，忽听船工一声“莫怕！莫动！”，只觉得船微微一颠簸已在江心。至中流后，船工要用最大力气和最快速度将船向对岸划去，水流太急，待近岸时已被冲到码头下游数十米处，这时又要逆水撑舟直到码头，渡河路线恰好成一个之字形，“为时虽仅几分钟，但令人惊心动魄，目眩神迷，不知所措。等到船工招呼我们登岸时才惊魂略定，这大概要算此次旅行中最惊险的一幕吧”[余道南日记、高小文《行年二十步行三千》，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第233页。]。

再次拐过一个大弯后我看到了公路桥，建于1971年的新桥，桥本身无甚特点，却自有气势，就好像如今北盘江水位抬升了十五米，已是一片青色静水，但你远远望去仍能感受到它当初辟出这么一条峡谷的魄力。公路桥上游几百米外还有另一座铁桥，问路边一村民，说是输油管道，问从哪里通来的，“那，可远了”，神秘兮兮地转身回屋了。这一路遇到了各种人，有人愿意跟你多聊两句，有人问了超过一个问题他就觉得你在打探。不过也许他只是嫌热，这一天自是沅陵以来太阳最猛烈的一天，连树下避暑的黑狗都懒得冲我叫了，一边喘气一边发出低沉的警告。后来我还是查到了，那是西南成品油管道的改线工程，向西经云南接通的是中缅输油管道。

似乎已经离江边很近，又走了老半天，才终于看到老铁桥，在公路桥下游两三百米，和想象中遗迹的样子非常接近，一下子激动起来，但不知道为什么又有一个声音在耳边说着，不要靠近！危险！满脑子胡思乱想的时候经过了一个路碑工地，几百个做好待用的水泥路碑立在路边，“北盘江”“公路界”“严禁破坏”，最多的乃是“管理范围界”……320国道由公路桥通过，桥头有观景台，几个人在加工一种叫牛尾巴的树根，空气中弥漫着中药的气味，不远处有个三吨重的石碾，按介绍，是当年修建滇黔公路的成百上千的石碾中的一个。另一块石碑上刻着“二战钢桥”，也就是公路桥下游的老铁桥，“因始建于明崇祯元年的盘江桥被毁，于1941年在上游修建钢架结构铁梁吊桥，长102.8米，宽7.3米，净跨37.15米。桥两头各有一哨棚，设有射击孔。在二战期间，作为抗战时中国与盟国的唯一战略补给线上的咽喉要道，直接而有效地支持了国内的抗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东战区西南国际大通道的交通命脉”。

实际上这座桥的历史要更复杂一些。1938年3月铁索桥垮塌后，新桥继续施工，是年5月10日通车，只是要限制车速和载重。为确保后方动脉畅通，在原桥处又建钢桁构桥，次年通车[《贵州公路史·第1册·古代道路交通·近代公路》，第196页。]。此后两年，日军出动63架次飞机轰炸这一西南交通命脉，累计投弹228枚。1941年6月8日上午，9架日机来袭，我在《晴隆县志》读到了分毫不差的记载：“8时12分进入广西空域，17分飞经云南省富宁县上空，30分过广西西林县上空……5分飞经（贵州）贞丰县境，8分飞经花江镇上空，14分进入盘江桥上空编队，在距地面2千公尺高空，以纵队密集队形水平飞行，尔后从桥上游6公里处大盘江进入河谷超低空向盘江桥俯冲轰炸，守桥部队高机连无法射击，敌机连续投掷300至500磅高爆弹9枚，桥身及桥基中弹全毁，9时20分，敌机循原路出境。”[《晴隆县志》（抄录第一轮书稿），晴隆县史志办提供，见“重大战事纪略”一章。]

滇黔公路中断后，国民政府西南公路管理处启动备案，采取三项措施维持通车：在上游抢搭浮桥；在原桥台上搭建钢索便桥，卸载通车；赶造渡船，整修码头。与此同时加紧抢通钢桥，于1942年4月19日修建完毕[《贵州公路史·第1册·古代道路交通·近代公路》，第196页。]——正是我站在公路桥上，往下游望见的那座暗红色的悬拉桥，两侧高大的水泥桥柱上各有四个正体字，东岸是“忠于职守”，西岸是“固若金汤”。此时刚过下午4点半，阳光仍然强烈，桥上新铺的柏油路面散发出浓重的气味，没有车也没有人，虫鸣声不小，远山的之字形公路上有缓慢喘气的大卡车。去哪里都要翻山，去哪里都很远。我鼻子有点酸，大约也是走了大半天，用身体之疲累代入了当时中国孤立无援退无可退的历史情境吧，那是1941年6月8日，离美国正式参战并成为中国的盟国还有整整半年，中国抗战最黑暗的日子里，一座“固若金汤”的铁桥被炸毁了。

过了桥就正式离开安顺的关岭县，进入了黔西南州的晴隆县。我左转沿着碎石路一直下到铁桥桥头，那里停着一辆蓝色小车，晴隆过来的两对年轻男女正把一只鸡架在火上准备烧烤野餐。我攀上一侧山坡去看资料中所记的摩岩石刻，高处一无头坐像很是显眼，他应该是盘江铁索桥的始建者朱家民，时任安（南）普（安）监军副使，后升任贵州布政使。朱家民是云南人，盘江铁索桥即仿照他家乡的澜沧江铁索桥而建，如果不是头部在“文革”时被红卫兵砸坏，造桥始祖到现在还能看着这座已不承担交通功能的铁桥呢。另一尊摩岩造像是“达摩渡江”，按民国《安南县志》所载，这位禅宗的祖师爷高6尺有余，古黝光润，镌屐荷杖，赤足踏芦，动感强烈，乃元明时所凿，可惜同样毁于“文革”，仅存残迹，我在坡上搜寻半天也未得见。李霖灿当年经过时造像尚在，不过当地有人把达摩认作铁拐李，说是在建桥之初八仙化作八个叫花子来讨钱，修桥的人不肯给，以致酿成1938年3月那场垮塌灾祸。本地人大约就是从此开始求仙人保佑的，总之李霖灿所见的铁拐李“给他们用鸡血鸡毛涂得满身满脸”，“初一看，我还以为是瘟神或雷公”，“不但样子不大雅观，而且腥臭难挡……”[李霖灿：《黔滇道上》，《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10月25日、10月27日。]

许多途经铁索桥的文人骚客都在两岸留下了墨迹，但这些石刻和碑刻，部分毁于1936年始建滇黔公路时，1952年土改和1955年扩修公路又毁一批，“文革”时再毁一批，今仅存摩岩造像两处残迹和摩岩石刻十余处[《晴隆县志》（抄录第一轮书稿），晴隆县史志办提供，见“文物”一章。]。我从西岸走到东岸，又从东岸折回西岸，似乎岁月进一步侵蚀了这些文物，只辨识出“一线缝空”和“桥横云汉”两处石刻。铁桥走起来仍“屹然不动”，北盘江已不复当年湍流，一池碧水几乎看不出流向，几个人在桥下的平台上钓鱼——对照老照片，可以看出涨水前这里是高大的桥基——平台上还有对来往船只（但我并没有看到哪怕一艘）的警告牌：此处有桥墩，请靠中航行。钓鱼者看来收获有限，一直在骂，“妈的，都给它们喂饱了”。我在东岸还没被淹掉的碉楼边坐着发了会儿呆，1941年6月8日，日本轰炸机来袭时，无法还击的守桥部队是怎样一种心情呢？

三百八十年前，徐霞客过桥之后无暇细赏摩岩石刻，因为当时“暮雨大至”；八十年前，湘黔滇旅行团分批渡河，也没人留意这些作品，这一天路远难行，他们又疲又饿，着急赶往当日的宿站哈马庄。由江边到哈马庄是十余公里的上山路，学生们个个口干舌燥，走了一段终于发现公路上几处坑洼里有前两天下雨的积水，虽是不折不扣的泥水，但实在太渴，也只好掏出搪瓷碗舀出来，闭着眼屏住气喝上两口，喉咙总算不发毛了[高小文：《行年二十步行三千》。]。哈马庄在安南（1941年更名晴隆）县城以东9公里处，学生们原本听说这里有某师长的别墅，可以宿营，但费尽力气走到这里，才发现那栋两层西式楼房根本不够住，也买不到柴米，只好临时改变计划，在饥渴交加中（有人还流着鼻血）继续上坡，在暮色中前往安南县城。[杨式德日记。]

这一天创下了旅行团全程跋涉的纪录，一共走了53公里——许多年后，不少人回忆起这段旅程，可能连沿途地名都忘记或者混淆了，但是53公里这个数字却没有一个人记错。抵达安南县城已是晚上8点，县城非常之小，虽有县府帮忙，住宿仍成问题，加上行李车未过盘江，铺盖炊具当晚送不到，累了一天的学生吃不上饭，也没有被铺睡觉，有人觅得一小面馆，如获至宝，纷纷前往就食，店主乘机敲诈，价高量少，仍然抢购一空，更多的人连面也没吃上，只能在饭铺或者县府坐着挨冻。再晚一些到的学生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了，大家只能各寻出路，钱能欣在县府大堂上坐了一夜，余道南和几个同学找到一户人家，花钱买了木炭围炉烤火，坐待天明，“饥寒劳累，大家闷守炉边，无心交谈”，杨式德在饭铺待到深夜，最后在一家民房的地下睡了，一只草垫睡三个人，又租了两条被子合盖着，“被子破污，有鸦片烟味，一晚上没有能睡着多久”。南开电机系大一学生高小文清晨起来，发现街上“到处都有我们的人”，一些同学蜷缩在路边屋檐下或门洞里，他说，“这是我们在六十几天行程中唯一乱了章法的一天”[杨式德日记、余道南日记、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高小文《行年二十步行三千》。]。

不知是有意无意，他们都没有提起当晚的冲突，按清华化学系大四学生、后来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培云的口述自传，那晚天气很冷，学生们多半在厨房里，借灶火的余热过夜，两位教授曾昭抡、闻一多也一样，“学生没地方睡，他们也没地方睡”，唯独副团长黄子坚（黄钰生）住在小店里面，理由是，我得筹划下一步怎么走，但“学生都不服气，说：‘大家都没有地方睡，没有东西吃，团长怎么就住在宾馆里？！’就吵，要打架”[《黄培云口述自传》，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1月，第41页、42页。]。学号紧挨黄培云的清华历史系大四学生黄明信是黄子坚侄子，沿途一直帮叔叔做些杂事，他晚年的回忆是，那一天路很长，又很荒凉，水也喝不着，“所以大家都很生气。我的叔叔是团长，所以大家就攻击他，说是他没有安排好，我哥哥为了维护我叔叔跟他们也吵起来了”[黄明信：《我的藏学人生》，《中国藏学》，2016年第A2期。]。

南开化学系大二学生申泮文原本是没有机会参加湘黔滇旅行团的，卢沟桥事变后他投笔从戎，赴上海参加抗战，11月初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包抄在沪国民党军队，申泮文随军溃退，绕道徐州、郑州、武汉去长沙，到临时大学报到复学，此时学校已开课月余，申泮文在败退中两腿感染，几乎卧床不起，跟不上选课，加之意志消沉，没有参加1938年1月的期末考试，被临大教务处除名。他找到黄钰生要求留校，起初被拒绝，后来南开几位负责人商议，允许他随旅行团前往昆明，作为返校生重新报到，这样既照顾了申，又不违反校规。但是申因为已被开除学籍，只能以“自费生”身份随团——事实上这个费用也不用他出，由南开大学代付。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申泮文描述了冲突的另一个版本：“运行李汽车、打前站人员和伙食班全部被截留在盘江东岸，到夜幕来临仍找不到渡江途径，两位团长（黄师岳与黄钰生）为张罗汽车渡江事宜，也不得不滞留在东岸。大队师生犹如丧家群体……大家……疲惫不堪，肚子饿得咕咕叫，在县政府大堂忍饥席地挨坐待旦，辅导团老师曾、闻、李诸先生也陪着大学生挨坐。半夜有个别学生怒火中烧，开始诟骂两位团长，特别是辱骂黄钰生。老师们只好呆坐无言，代替两位团长听骂。……黄钰生有一位侄公子叫黄明义……是参加旅行团的成员，但此人患神经分裂症，一向不与人结群，独自孤身行走，这时也跟大家挤到一起来了，听到有人骂黄钰生，便与其发生口角，大吵起来，几乎动武。惊动了县长，深夜披衣起来劝架，形成一场闹剧。”[申泮文：《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的故事》，《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

晚年黄明信和一位团员重聚时还谈起过这段往事，后者说起黄钰生受到部分学生质问围攻，是闻一多先生出面解的围[黄明信：《三如与三立——家祭挽联的注脚》，《黄钰生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10月。]。此事吴征镒在日记中略有提及，“辅导团诸公曾、李、闻诸先生也陪坐，并替两位黄团长挨了骂”[吴征镒日记。]。我在另一位旅行团成员、临大中文系一年级借读生季镇淮所写的《闻一多先生史略》里看到了稍详细的回忆：“……部分学生与学校负责人黄子坚先生吵闹于县政府大堂，闻一多时在人丛中说：‘我今年已是四十岁的人，我跟你们一样……谁要是有意弄得这样……谁还要活吗！’他用诗人的语言，没几句话使学生们立刻安静下来。”[季镇淮：《闻一多先生事略》，《闻朱年谱》，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年8月，第76页。]

我曾经两次采访黄钰生的女儿黄满，她告诉我，父亲从没跟她提过旅行团的事儿，她是在父亲去世十多年后，天津市档案馆找他们家收集父亲遗物，才发现父亲写过一份两万多字的自传。自传用钢笔整整齐齐写在方格稿纸上，复印件，落款日期1980年6月10日第一稿，8月3日第二稿，她不知道父亲写过这个，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写这个，“通过读这个自传我才了解了一些我父亲的思想，以前真是，白话就是，一点儿不了解父亲”。对于旅行团的经历，黄钰生写得很简单，也没有提及自己是辅导团主席，只是说他和闻一多、李继侗、袁复礼、曾昭抡等担任辅导员，“那是一次有意义的旅行，我的手杖上刻着‘行年四十，步行三千’的字样，引以自豪”[《黄钰生自传》，《黄钰生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10月。]。

袁复礼之女袁刚经常为黄钰生鸣不平，“我看人报道就（只）说闻一多，我觉得要比较实事求是，（旅行团）主要是黄钰生，黄钰生做了非常多的工作，而且他很有组织能力”。袁刚毕业于联大附小和附中，对昆明的八年如数家珍，“你采访他的那个女儿（黄满），她在昆明生的，我妈带我去祝贺的，因为对黄院长（黄钰生曾任联大师范学院院长）大家都很尊敬，一个对梅校长，一个对黄院长，都是众口一声说好的”。对于安南这次冲突，袁刚是这么理解的，“管事得多，挨骂得也多”。

天色又晚了一点点，回到西岸时野炊者的烤鸡已经好了，我咽了咽口水，开始往二十来公里外的晴隆县城进发。盘江江面海拔600米，而晴隆县城海拔超过了1500米，我气喘吁吁地连续上了好几个大坡，又经过一处滑坡路段，眼看天色越来越暗，有点焦急起来。沿途车极少，好容易来辆车，招手拦车，连续过去几辆根本不减速，只好继续往前走，傍晚6点多，身后开来一辆大货，这一回居然停车了，我隔着玻璃还没说几个字，司机打个手势让我上车。开心地跳进了开着空调的驾驶室，司机年纪和我相仿，贵州兴仁人，去前面的水泥厂拉货，我跟他说前面三辆大货都把我给拒了，他说以前治安不好，确实不敢随便停车，现在呢，“反正一个人开也是开！”他载我到光照镇，下车时我祝他一路平安，他笑，“十几年也遇不到这么一回！”看来这条路上搭车客还是稀有动物。

光照镇迎面而来的是高楼垂下的几条宣传标语，“贫困不除，愧对历史，群众不富，寝食难安，小康不达，誓不罢休”，来自镇脱贫攻坚指挥部。镇上开往晴隆的班车停驶了，但非常走运地碰到一辆过路面包车，10元直接给我送到了宾馆，放下行李已是饥肠辘辘，从莲湖去往县中心还得爬20分钟陡坡，在一家“音乐餐厅”点了腊肉石锅饭和酸菜豆米，还送了泡菜、蘸水和只有贵州能吃到的素瓜豆——1942年《贵阳市指南》就推介过其“隽味”，太饿了，一锅二碗一碟都被我横扫一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