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了几点钟最甜蜜的觉—菲菲小姐—水上来不了的空中来—天天吃炒菜受不了—人人都会说些不三不四的英文—玉皇阁的命运—著名的二十四道拐—江西坡瘴气最重—把1948安插到了1938—县衙如猪圈—香火受得多了就灵了—指路的电线杆子—人心不古特立此契

炊事车是第二天中午到的，刚一到，旅行团的伙食房就忙了起来。当时安南县属麻风病区，民众对此病了解有限，歧视颇深，团部通知大家不得食用当地的鸡、鸭及蛋类，那天的荤菜，伙食房也不在当地采购，全部使用备用腌制品[高小文：《行年二十步行三千》，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第233页。]。饿了一天，学生们在下午2点总算饱餐一顿，饭后，杨式德去县政府看报，读到一周前的报纸，报载中国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在武汉闭幕，会议选举蒋介石和汪精卫为总裁、副总裁，修改总章，颁布抗战建国纲领，还通过了战时教育实施方案。报纸全文发表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太长，杨式德读着快睡着了，赶紧回到住处，此时行李车也到了，众人纷纷取出被褥，准备回笼，“睡了几点钟最甜蜜的觉”[杨式德日记。]。

安南县城很小，城内坡地，人家疏落，“只合北方一个大村而已”，吸鸦片的人很多，杨式德借宿的民居，唧唧的抽烟声从傍晚一直响到深夜，鸦片味儿飘到楼上，他在日记里写了两次“令人作呕”。因为旅途劳顿，加上部分学生或因夜间着凉，或因路上喝了不干净的水，患了腹泻，旅行团决定再多休息一日[杨式德日记、余道南日记。]。13日天落着细雨，杨式德坐在门口继续读莫泊桑，这一天读到名篇《菲菲小姐》，不知妓女与神父对侵略者的反抗在他内心会激起什么样的情感？当晚，因为台儿庄大捷，又接到板垣师团和矶谷师团被消灭，及中国军队收复济南的最新消息，旅行团全员计划7点半到县政府前面的广场集合，参加庆祝大会。[杨式德日记。]

到达晴隆第二天上午，我去拜访史志办。晴隆又名“莲城”，环城九山八凹，状似莲花，县城如花瓣顶托之蕊，海拔超过了1500米，从四面八方来都要上很大的坡。这里没有滴滴也没有出租车，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是三轮车，我叫了一辆，在小雨淋湿的坡上缓缓行进，到了目的地附近，却不得其门而入，手机地图亦完全失准，一路问过去，经过某小广场时，一脚踩在破碎的地板砖上，脏水溅得左腿尽湿。广场上有个不大不小的水池，水面为莲叶铺满，淡红的小朵莲花星星点点——我后来才知道，这正是八十年前庆祝大会的举办地。

最终在一家花店的三楼找到了史志办。楼道里弥漫着带一丝甜的古怪臭味，工作人员告诉我，原本县团委也在这一层，搬走以后，闲置的办公室里进了一只流浪猫，不知何故，被困在里头饿死了，前几天才被人发现，味道就是这起悲剧留下的。史志办的领导们正在面试新人，他们准备招收五个编制外的员工，我在一间办公室里翻县志，《晴隆县志》是沿途县市第一个在大事记里提及湘黔滇旅行团的，叙事也比某些地方的县志要专业。一路走来，翻阅方志，和史志办打交道，深感中国虽有漫长的文牍传统，但各地水平实在参差不齐，又往往取决于某些偶然因素。以档案整理而言，有的县电子化工作尚在进行，有的县档案打包存库不见天日已经数年，在黔西南州，档案局与史志办并未合并，虽然史志办偶尔会抱怨档案局总能拿到经费，而他们什么也没有，但他们还是在档案局的委托下（上面给档案局拨了10万经费，档案局拿出8万委托史志办来做），用了10个人，花了三个月的时间，逐字逐句爬梳了晴隆县在抗战时期的档案，完成超过20万字的汇编，并即将出版。

“现在我们已经很难形容当时台儿庄大捷引起的（激动）反应，因为（中国）一直吃败仗嘛，所以那个对民心是非常重要的。”面试结束后，晴隆县史志办主任李泽文在他的办公室里对我说。民初以来贵州兵乱不断，加之长期处在半独立状态，普通民众既厌恶战争，又缺乏国族意识。旅行团到达之前那个寒假，晴隆“中学生抗日救国宣传队”下乡时，就有人说，“打仗，是国家的事，与我们老百姓无关”，“仗又是在大地方打，隔我们这里远着呢，有哪样怕的”，于是宣传队就得重点解释，这次反侵略的抗战与军阀内战，尤其是贵州人熟知的周（西城）李（晓炎）之战有何区别，为什么这次抗战事关“救亡图存”“国破也会家亡”，以及，为什么现代战争无远弗届，陆上来不了的水上来，水上来不了的空中来，危险朝发夕至随时可到。[《抗战后方重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

1938年4月13日，小雨一直到傍晚还没停，聚集在县府前莲花池广场上的有六七百人[杨式德日记。]，其中有三百余名旅行团师生，还有三四百名当地学生、官员、保安队、工兵团等等[德瞻：《贵州步行记》，《宇宙风》，1938年，第75期。]。雨雾弥漫了全城，加上夜色，周围几乎一切都模糊不清。县府准备了鞭炮和火炬，在团长黄师岳、县长钱文蔚、民众代表、同学代表依次发表讲话后，鞭炮在各处响起，火炬游行开始了。大家在雨天泥地里从城内走到城外，呼胜利口号，唱救亡歌曲，本地居民亦“倾城出现，叹为本县从来未有之盛况”[余道南日记。]——虽然在吴大昌印象里，安南县城没多少人，“好像游行的人比看的人还多”。杨式德上午还在抱怨鸦片烟气味恶心，晚上走得布鞋和袜子全部湿透，“精神上却异常快乐”[杨式德日记。]，余道南直到返回住处后仍然兴奋不已，“久久不能成寐”[余道南日记。]。

中午我在史志办的食堂吃了顿便饭。那是走廊尽头的一间屋子，灶台旁边就是圆饭桌，中间摆着一大盆清汤火锅，三四碗蘸水，从领导到见习员工都围坐在一起，煮土豆豆腐菠菜排骨，熟了就放到有煳辣椒和香料的蘸水碗里过一下，边吃边聊。食堂的大姐问我，“会不会觉得我们贵州人吃得太差了？”恰恰相反，我很喜欢贵州的蘸水，这种吃法毫不油腻，又风味独具。大姐同意地说，“我们觉得每一顿都不能没得汤，看到他们天天吃炒菜，受不了！”是啊，不过更让我觉得久违的是同事围坐一桌吃中饭的感觉，比各自在工位上吃外卖要温馨多了。

饭后，史志办副主任颜明贵带我去城里溜达。我们在细雨里绕着荷花池广场转了一圈，现在这里被大小楼房包围显得逼仄了，当年因为离县政府不远，有什么大事，从庆祝游行到宣判大会都会在这里举行，甚至公路上翻车出了事故，也会拉到这里来处理。

和湘西与黔东各县相比，晴隆的战时繁荣来得很晚，1943年3月，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新闻系、时年28岁的江苏人耿修业赴任县长时，晴隆的街头还冷冷清清[耿修业：《忆晴隆》，《旅行杂志》1947年1月刊。]，1944年日本欲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豫湘桂战役，湖南、广西前线吃紧，大量盟军物资经滇缅——滇黔公路运往湘桂二省，车辆骤然增多，最高峰时每天有3000多辆卡车昼夜不停经过晴隆[《抗战后方重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第4页。]。是年6月，为解决停车及官兵食宿问题，耿修业奉命将原西南运输局“晴隆整理场”移交给美国陆军建车站和给养站。7月，美国陆军1880工兵营抵达晴隆，驻扎在距县城南18公里的沙子岭，并建立美国陆军车站主站，主要任务是保障滇黔公路运输线的畅通，及整修沙八公路（晴隆县沙子岭至册亨县八渡）——另一条通往广西前线的运输要道[《晴隆抗战历史档案汇编》书稿，晴隆县史志办提供。]。晴隆迅速热闹起来，中国旅行社在这里开设招待所，而且是贵昆沿线少有的住宿条件：书桌、五斗柜、茶几、挂镜、棕绷床、纱罗帐，盖被另用白布大套，隔日一换，最重要的，有干净的卫生间可用[酒风：《晴隆散记》，《旅行杂志》1944年7月刊。]。美军车站和他们的牛肉罐头加工厂，设露天电影放映场，每星期五、六专为美军驻站人员和中国工人各放映一次美国大片。9月，小提琴演奏家马思聪途经晴隆，应全县各界要求，在县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了一场小提琴演奏会，演奏曲目有《思乡曲》《塞外风云》等，轰动一时。[《晴隆县志》（抄录第一轮书稿），晴隆县史志办提供，分别见“文化事业”和“文学艺术”章]

1945年夏季，是晴隆空前的繁荣时期，耿修业后来回忆，“单是美国人即有三四百名经常的驻留着，上万的我国士兵还在这里医疗与训练。原来是一个非常荒凉的小城，一变而成为一个雏形的近代化的都市。每一个店铺里俱可以买的着美国货，每一个机关里的主管和职员都热情的学习英文，美国人在这里装置了电灯，成天的开放着无线电收音机，八十岁的老太婆，五六岁的顽童，都会说些顶好，买不买，很相因（很便宜）的不三不四的英文”[耿修业：《忆晴隆》。]。美国在晴隆的影响如此之大，我在晴隆史志办整理出来的档案里还看到这么一条，美国兵站主管魏尔慕发出通知：各商店旅栈不许标售美国军队出卖的军队公用品，如有违犯，即以没收，并要察问其情形[《晴隆抗战历史档案汇编》书稿，晴隆县史志办提供]。“倘使没有贯穿晴隆的公路，没有抗战的发生，试想在那万山丛岭中的小城，谁有去那里的必要？谁又能寻出前去的途径？”耿修业写道，“当我在晴隆每有厌倦的感觉时，我常以‘别时容易见时难’来自解。又每当本地人与外地人发生争执时，我向他们排解说，这是一个难得的五方杂聚的良缘，若是战争胜利了，外路人复员还乡，再要见面也不可能……”[耿修业：《忆晴隆》。]

离开莲花池后，我们开始爬坡，去看老县政府。现在这里是一个安静的小院子，门口的绣球花和院内的玉兰花开得正艳，整修过的老屋，换了红色瓦片，贴上白色瓷砖，已无半点“民国”气味，倒更像是1980年代的老年活动中心。1949年11月，贵阳解放前夕，国民政府贵州省主席谷正伦避至晴隆，在县政府办公。11月15日，解放军占领贵阳当日，国民党89军军长刘伯龙亦率部退至睛隆，逼谷交权，三天后，谷正伦就在我们刚爬完的坡上诱杀刘伯龙，随即布告军民，列刘十大罪状。同日，谷正伦等撤离晴隆前往盘县，此后入滇，由滇省主席卢汉派飞机送至香港。[《晴隆县志》（抄录第一轮书稿），晴隆县史志办提供，见“重大战事纪略”一章。]

不远处就是莲城一小，学校操场一侧板报墙后面，是一座林木森然的石头小山，叫金钟山，明正德年间即在山上兴建寺庙，后改建阁楼，又铸玉皇大帝金身塑像，始称玉皇阁——湘黔滇旅行团途经安南时，闻一多还为它画了一张速写，从画像上看，玉皇阁三层三檐四角，尖顶耸立于林木和城内民居的马头墙之上，不知那晚令人振奋的游行，人们是否也曾到过这里？三年后的1941年，国民党军事委员空军总司令部第八无线电台迁到晴隆，驻玉皇阁。出于战时保密需要，空军电台在晴隆五年，以“柯字号第八信箱”为代号，知者寥寥，但在台长夫人田小青的推动下，1943年起电台开始为县民教馆的《抗战墙报》供稿，每日一期，消息准确无误，且比报纸快上至少三天，成为当年往来晴隆的旅人获知前线消息的重要来源[《抗战后方重镇》，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8月，第57页。]。八年后的1946年，县参议会议定，将玉皇阁改建为“抗日忠烈祠”，不久内战爆发，未建。十九年后的1957年，“赶英超美”，阁内铜钟被砸毁，因当时在玉皇阁设有民办小学，主体建筑尚能幸存，直到十余年后阁楼古木被捣毁一空[《晴隆县志》（抄录第一轮书稿），晴隆县史志办提供，见“文物”一章。]。我此时所见的，不过是一点残迹罢了——甚至金钟山也不再完整，房地产开发商在建小学后头的“天盛时代广场”时，把山也给挖掉了一半。

1938年4月14日，湘黔滇旅行团离开安南前往普安，是日天高云淡，西行五里，公路蛇形而下，呈许多“之”字形曲折，这便是当时还没有声名鹊起的二十四道拐了。1943年，美国随军记者巴特拍摄发表了一张照片——长长的车队沿着“二十四道拐”的陡峭山路，从谷底向山顶缓慢爬行运送物资。如果说在抗战初期，罗伯特·卡帕拍摄于汉口的童子军坚毅表情特写（后来成为《生活》杂志封面照片）代表了中国反抗侵略的决心，那么巴特的这张，则凸显了中国长期抗战的意志，进而成为史迪威公路乃至中美友谊的象征。[参见：韩继伟、彭建兵《重启史迪威公路的多视角分析——以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为切入点》，济南：齐鲁书社，2014年4月。]

旅行团经过之时，滇黔公路远未满载，但他们还是在二十四道拐遇到了几辆上驶汽车，车子每一次急转弯似乎都有倒栽下去的危险，这时司机要令助手下车以三角木垫住后轮，再开足马力继续上驶。尽管发动机不断发出吼叫，但速度仍与步行相差无几[余道南日记。]。比较起来，下行的学生们就轻松多了，他们还能欣赏沿途的飞瀑和盛放的杜鹃花，“微风中带着自然的芬芳”[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

颜明贵带我开车走了一趟二十四道拐，也是下行，让我有点意外的是，沿途居然郁郁葱葱，和巴特照片中光秃秃的山道全然不同。颜明贵告诉我，这些都是后来栽种的楸树，抗战期间因为生活和运输都要大量木炭（在抗战后期的西南西北，木炭车占比35%[引自李占才、张劲：《超载——抗战与交通》，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63页。]），山上的树都被砍得差不多了。

这段4公里的公路仍保留了当年的泥结石路面，大约是因为林木遮挡，行驶在其中不大容易感受到危险，弯道虽急，但坡度不大，所以控制速度并不困难，难怪1940年陈嘉庚回国考察，由昆明乘车前往贵阳，途经二十四道拐时，会觉得此路并不如传闻中危险，“盖每弯曲一层路，长约五六百尺，以高卅尺而斜势配许多长，计斜度不及十分之一，且阔量充足，为极平稳之上山车路”，这让他感叹了一番国民性，“我国人常欲以无稽欺人，意者非眩其经历，则平素好荒谬，而不顾人格也”[《陈嘉庚回忆录》，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年11月，第183页。]。

当然，战时西南行路之难，远不只在公路的斜度。由于中国没有自己的汽车工业，大小车辆乃至各种零部件全靠国外，抗战爆发后进口困难，连起码的汽车保养和修理都成问题，车辆完好率极低，进厂待修或坏置路旁的车辆占总数六成以上[李占才、张劲：《超载——抗战与交通》，第160页。]。在安南县城的第二天，余道南晚饭后在街道散步，遇到了同乡北大经济系大三学生白展厚和中文系大四学生张盛祥，他俩原本随团步行，白因身体肥胖，张因弄伤了腿，都在永宁请假，搭乘客车赴盘县，再转车前往昆明，没想到车辆中途发生故障，沿路修理，结果比步行的余道南还晚一日到安南。[余道南日记。]

1939年3月，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就是曾为长沙临大的教授们四处张罗找房的那位）去昆明出差，乘汽车返湘后写信给友人描述经历，一句话概括是“乘公路车赛过拼命”。他乘坐的客车刚离开昆明70多公里，遇上军事委员会运输处的一辆货车，因为着急赶路，双方互不相让，“狭路相逢，立时互撞”，险些跌入河中。事故让两车俱损，司机互相指责一番，一起搭便车回昆明了，说是另找车来接运。满车乘客从上午10点半等到下午3点半，不见车来，只能分搭货车，前往曲靖过夜。次日在曲靖等了一天，车还没来，说是派出的车也抛锚途中。第三天车来了，极破烂，连挡风玻璃都没有，一路吃土，没开多久，电瓶坏了，只能请别的车拖行一段才能启动。过平彝，刚刚登上山顶，手脚两刹也坏了，下坡上岭，危险异常，司机冒险开到盘县，筋疲力尽，无法前进，只能再耽搁一晚。次日车修好了，司机放出豪语，一天半可到贵阳，谁知山行不远，喇叭又坏了，盘县至安南间山路崎岖，百转千回不止一个二十四道拐，对面来车无法望见，鸣不了笛，于是每转一弯，司机便“令全车乘客大声呼叫”，警告对面来车，总算抵达安南。第二天，站长亲自修车，清晨出发，满心希望当晚能到贵阳，开了不到两个小时，零件又坏，候修理车甚久，抵关索岭已是下午。此后汽油两度耗尽，两度买油，当天只赶到安顺。次日由安顺发车，离贵阳仅有90公里，眼看省会在望时，前轮爆胎。朱经农只好把行李暂留车内，搭货车先行前往贵阳。又因行李未到，衣服单薄，在贵阳受了寒，身体难受，面部浮肿，好在，由贵阳回沅陵（当时的湖南省政府所在地）搭上了资源委员会的小车，只是最后抵达时仍然“满面青紫，形如戏台所饰妖怪”[朱经农：《乘公路车赛过拼命》，《抗战与交通》，1939年，第20期。]。——一位政府官员尚有此遭遇，平民百姓在路上的困难可想而知。

下到第十一道拐时，我抬头往上看了一眼，小雨停了，但深绿色的山头仍藏在雨雾里，露出的巨大陡峭山体渐次逼近，有压顶之势。山顶的观景台不得而见，想必从那里看我们也是一样，上山拍全景的计划只能告吹。耿修业当年描述过晴隆的雾，“每年从十月开始到次年二月，几乎有五个月的时间，山城被浓雾笼罩着，雾浓的时候，伸手不见五指，人坐屋中好像在乘飞机航空”。回忆这座西南小城时，抗战已经胜利，他也已复员回到江苏，“对于大都会里的勾心斗角与欺哄诈骗等种种复杂的怪现象，使我们异样的不舒服和不习惯”，倒令他怀念起晴隆来了，觉得“那种地方真可以称作世界的桃源”，似乎忘了他在晴隆时，还常对那里的美国军官说，如果你们能够在回国前光临现代化的上海和南京，你们才能明了真正的中国。[耿修业：《忆晴隆》。]

我们回晴隆县城时走的是320国道，二十四道拐已不再是国道的一部分，而是全国重点文物、国家首批抗战遗址、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国最美十大公路”之一、晴隆的头号名片景点。2011年到2015年，它接待游客330万人次，旅游收入累计10.7亿元。2015年，电视连续剧《二十四道拐》在央视播出，虽然按照晴隆史志办工作人员的说法，这里头只有30%历史，但毕竟是让二十四道拐更出名了。在半山腰，我们停车休息了一会儿，这里能看见谷底不少红瓦屋顶的别墅，那是晴隆为吸引游客新近打造的“史迪威小镇”，里面有美式乡村教堂、酒吧、咖啡馆，美军指挥所、射击场，商业街、生态酒店等等。按照规划，晴隆还要在盘江桥到二十四道拐一线推出CS真人秀游戏，主推军事创意文化，建设CS体验主题公园。

史迪威从未来过晴隆。我向史志办主任李泽文问起这个，他说他以前也喜欢较真，后来觉得没什么意义，还影响县里招商引资，现在他倾向于“不去争辩，一笑了之”，把记录事实的“历史线”和找亮点的“宣传线”分开来看——如果有人觉得什么都能和美军扯上关系更有利于发展旅游，那就让他去说好了，“说得越大越好，你们说美军亲自修（盘江）桥，甚至死了一两个美军我都没有什么意见，只要不说是正史就行”。

但他还是对二十四道拐观景台上的一个雕塑耿耿于怀。那座雕像是根据一张著名的照片——美国大兵找中国老农借火点烟——制作的，李泽文觉得，雕像把中国老百姓的膝盖弄弯了，是卑躬屈膝甚至有点猥琐的感觉，这让他很不高兴，县里相关的各种会议他都要提意见，主张把那个雕塑给拿掉。

我下了颜明贵的车，到二十四道拐游客中心又询问了一下观景台的天气，售票员说上面还是雾大，不建议我去了。只好去旁边的“安南古城”逛逛。这里的一切都是按照电视剧《二十四道拐》建的，看起来像一个片场，几个大妈戴着贝雷帽和墨镜，穿着美军军服，我以为是工作人员在cosplay，一问，原来是贵阳来的游客，刚刚从云南旅行回来。“我们28号出来，现在还没回家！”其中一个兴高采烈地说，她左手拿着把假手枪，右手拿着iPhone，摆出酷酷的pose。

离开安南县城二十五里是沙子岭，“沙八公路”由此与滇黔公路分道扬镳，向东南折向广西，要到1944年年底黔南事变，日军直捣贵州独山县、黔桂公路中断后，这条公路才会发挥最大的作用。眼下它刚修好不到一年，因为赶上贵州大旱，疫疠流行，有242名筑路工殉职，钱能欣看到当局为他们修建的纪念亭，“今日死者死矣，留在人间的是他们的血汗生命所成的大道……旅行者过此，对无名英雄，表示敬意。西南的开发，他们做了先导”[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越沙子岭，过江西坡，传闻此地瘴气最重，学生们不敢喝水，忍渴继续前进，当晚7时抵达普安县。[余道南日记。]

沿线黔省各县都有城垣，唯普安独无，一条滇黔公路即为县城主要街道。城里有一县立小学，是这里的最高学府，毕业生就到乡村小学去当教师，一位旅行团的学生由此想，贵州需要大量的职业学校和师范，他还注意到当地农民留着子弟在家拾柴放牛，不肯送去上学，“理由是毕业不能做官，而且（受了教育后）可不愿拾柴放牛了”[德瞻：《贵州步行记》，《宇宙风》，1938年，第75期。]。湘黔滇旅行团在普安休息一日，天气连续晴好，学生们纷纷将几日来汗湿的衣服洗完晾晒[余道南日记。]。城西有条小河，杨式德邀同学到河边山坡上晒太阳，这里青草满地，他们铺上大衣，静静地躺着。普安产核桃，一钱可买四个，杨式德一边吃一边继续读莫泊桑，《两个朋友》与《懦夫》[杨式德日记。]。

对于旅行团在普安的其他活动，所见学生日记无更多记载，我在地方文史资料中读到一篇《西南联大过普安》的回忆录，作者卢昌隆，当年在盘水中心小学——正是旅行团投宿之处——读高年级。他回忆旅行团300多人分批抵达，每一批住下后都要邀请学校师生和他们开联欢会，还会买些葵花籽和糖果作为招待，“我们观察这些大学生说话真是客客气气，相互之间很讲团结，没有看到一次争吵”。联欢会除了互相交谈，讲笑话之外，主要是双方师生自由组合独唱或者合唱[卢昌隆《西南联大过普安》，《普安文史资料第2辑》，1986年11月。]。不过，卢昌隆似乎记错了旅行团的交通工具，称他们是乘坐大货车来的，如果说这只是细节问题，那么他关于学唱歌的回忆，则体现了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人的记忆有多么不牢靠。

按照卢昌隆的说法，旅行团的师生们教他们唱了两首新歌，唱完后还把歌单留给他们，这让他“记忆特别深刻”。一首叫《茶馆小调》，讽刺政府不许民众谈论国事，“大家痛痛快快地谈清楚，把那些剥削我们、压迫我们、不让我们自由讲话的混蛋，从根铲掉”；另一首叫《五块钱的钞票》，“这年头，怎么得了，五块钱的钞票没人要，街头茅房到处有，垃圾堆里找得到……穷人吃不饱，富人哈哈笑，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哟！快把世界来改造”[卢昌隆《西南联大过普安》。]。实际情况是，在1938年，西南地区的通货膨胀并不严重，以五块钱国币（法币）的购买力，实在是一笔“巨款”——可资参照的是，一位旅行团学生记述，在贵州，大多数时候，甚至国币一块钱都会因为面额太大无法使用，而一个小学教员每月薪水不过三四元，有的只有八角[游子：《贵州观感》，《宇宙风：乙刊》1939年创刊号。]——无论如何，不可能“没人要”。卢昌隆还回忆说，这两首歌很快在普安传唱开来，不少年轻人就是唱着“快把世界来改造”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或许正是时代后来的走向反过来渗入了卢的回忆，让他把只可能出现在抗战后期或者国共内战时期的场景安插到了1938年春天。

到普安次日一早，我打电话给当地史志办，是一个中年妇女接的电话，讲明来意后，被告知：“我们这里有的，网上都有，你自己去网上查嘛！”我解释，这一路我都在通过史志办查资料，哪怕只是翻翻县志，也多多少少都有收获的。她把电话挂了。我又打过去，“请问你为什么挂我电话？”“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也不了解。”“那麻烦你介绍了解的人。这样直接挂人电话很不礼貌。”她又把电话挂了。

抗战后期，晴隆崛起成为繁华的中转站，而临近的普安则因不是交通枢纽而落寞下去，“有如孤城荒村，客至似临沙漠”，县府偏于一隅，“路窄狭而污积”，办事人员因县长初换，皆无精打采，新县长为人倒是笃实，有“好好先生”之风，但工作无法开展，甚至县府中的办公器具都缺乏，原来这些东西之前“多借自民间，县长调换后，或将其还与，或被少数不肖职员携去，常致青黄不接……英雄无用武之地矣”[黑子：《普安阴影》，1944年10月6日《贵州日报》，《抗战期间黔境印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

时移世易，如今晴隆人说起普安带着羡慕的口吻，“财力雄厚”，“拆迁搞得好”。看起来确实如此，大半个普安县城都笼罩在打桩机碎石机的声音里，老东街的房子已被拆光，戴着黄色头盔的工人正给一块二十多米高的岩壁加装紧身衣一般的防滑坡网格。老西街的支巷还保留了些老房子，一家门口挂了排金黄的苞谷，养着花鸟，红色对联还没褪色，但被拆迁吞没也是迟早的事儿，一个提着旱烟、长着寿眉的老爷子头也不回，“红头文件，你有什么办法？”我在街边吃了碗羊肉粉，退房出发前往下一站盘县。

11点半，天上飘起了雨丝，告别海拔接近1600米的普安县城开始爬山，远一点的山头都泡在雨雾里。在一个可以俯瞰全城的叫夹马石的地方，我遇到一位老道班工人，跟他聊起老普安的样子。他说，老城很小，解放前普安人有一首打油诗自嘲：“好个普安县，县衙如猪圈，大堂打板子，四门听得见”，小归小，“但精致，都是山墙”，抗战之前修公路是第一次破坏，后来的不必说了。他曾在湘黔滇旅行团投宿的小学读书，就在文庙里头，现在也都拆干净了，“不得喽！”“不得喽”，贵州话意为“没有了”，一路听到的高频词汇。我又问起杨式德和同学晒太阳的河边山坡，他说那是他小时候常去玩耍的地方，现在是金桥百货。听完他的描述，我往下拍了几张全景，感觉在讨厌的史志办和工地噪音之外，看这座城市又有了一种新的眼光，雨雾仿佛也温柔了起来。

一路上大坡，海拔一度超过了1700米，地名也契合：插天垭。这段路程风光平淡，那些神交的朋友们都在日记里一笔带过。我走烦了，从手机里翻出《徐霞客游记》来读，找到安南后往下找“新兴”——普安旧名，“入东门，出西门，亦残破之余也”，之后“连逾二岭脊”，兜兜转转上上下下，听到水声淙淙，“忽见一洞悬北崖之下，其门南向而甚高……深仅数寸，而阔约二丈……征洞名于土人，对曰：观音洞”[《徐霞客游记》。]。此刻是中午12点40分，公路在谷地中平滑地伸向远方，右侧几十米外，小山朝南侧有一崖壁，七八个人聚在下面好像是洞口的地方，我加快脚步走到通往崖壁的小路路口，那里立着一块牌子：观音洞。

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冥冥中某种东西把我带到这儿，又让我分毫不差地在这里读到这段。下国道，上小路，灰鹅在田里尖叫，两只鸭子低头觅食，一头黄牛甩着尾巴。穿过一棵伞冠很大的桃树，风吹得树叶飒飒作响，我的心情也是如此，徐霞客当年看到的景物也奔涌过来，“大叶蒲丛生其间，淬绿萼于风前，摇青萍于水上，芃芃有光”[《徐霞客游记》。]。

那十几个人在分吃一个柴火大铁锅上煮的乌鸡，我刚过去，他们就招呼我，“吃饭！”很快给我也盛了一碗，乌鸡汤黄澄澄的，非常之油。我边吃边问他们在做什么，一个女的简单答了句“吃斋饭”，其他人也不怎么说话。我很快意识到自己有点没眼力见儿，那位年纪最长的老人家一直没开口呢。赶紧毕恭毕敬向他请教，他用我听不太懂的方言解释了一通为什么这斋饭是荤的，好像与东岳大帝有关，零零星星听下来是一个赎罪求子的故事。吃完饭，老人带着我上台阶一直走到洞口，给我看上面一块块功德碑，其中一块是个想要保平安的煤老板捐的，“信得很！”能看出这里香火很旺，洞口的龙头石雕被熏得又黑又亮。和徐霞客描绘的一样，洞很浅，里头供有观音大士的雕像和相框，“有求必应”四个红字颇为明显。

老人家今年80岁，知道徐霞客，也知道徐霞客来过这个洞，“他是个大测士嘛！”他说自己看（守）这个洞看了三十年，“你们有投资（捐功德）的尽管来找我，有黔西南州的条子……”从洞里出来，下台阶，在我们之前吃乌鸡的地方，一个戴法帽的女人唱着咒语，拿木鱼一样的东西刮擦一个跪着的中年女人的背，据说她是来还愿的，今天是个还愿的好日子。

离开观音洞，又走了半小时，经过路边土地公公的神位，我在一个小卖部门口喝水歇脚。这地方叫“十里上”，小卖部门口是村民聊天的地方。我向他们问起观音洞，都说香火极旺，每年二六九三天大排长队，晴隆的盘县的都会过来，几千信众，求各种事情，算命先生都会来上百人，堵车堵得一塌糊涂。一个大叔说，他的一个同学，不信这些东西，进了洞还非要撒泡尿，第二天耳朵就灌脓了，怎么都治不好，直到二月初九去给菩萨上香认错，“这种东西，香火受得多了”，大叔总结：“就灵了”。

经过“半个菁”时，我看到一堆煤石，一个工人在往铲车里挑拣一些小的煤块，6毛钱一斤，给洗衣房烧锅炉用。城市里许多酒店的毛巾床单被罩就是送到这种地方来清洗的，溜进这个乡野洗衣房看了一眼，不算太脏。下午2点半，天非常阴了，雨丝飘得又密了些，我开始下一个很长的坡，大约是在这个位置吧，八十年前杨式德看到有两班壮丁，正在路上演习步法，这给他的感觉是，“这次抗战，实在是动员了全国的人力”[杨式德日记。]。

往前是九峰寺，准确地说是寺的遗址，前面的雷神殿已成菜地，种着菊苣，后面的大雄宝殿，石砌基座尚有留存，木结构只剩骨架。前后殿之间有“龙饮池”，据《普安县志》记载，“泉水清冽味甘，四时不竭”[《普安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039页。]，如今那尊瞪大眼睛的石龙头尚完整，还有水滴出，下面的井已经非常浑浊。问附近年纪大一些的居民，说是1958年毁的，把菩萨拖出来都敲碎了。建筑则是年久失修，慢慢墙倒屋塌了，剩下几块有着精美雕纹的门板，被文物部门拿走了，说是要重建来着，一直还没建。翻阅县志，说这里原有六角形木塔一座，“垒山墙与寺相连，混为一体”，民国时期还两次整修，“寺外满山环植罗汉松”。木塔是1967年拆毁的，罗汉松则于1958年遭到火焚，遗址上还有一株不知是不是幸存者，碗口粗的树干上用几层透明胶带贴着落款九峰村委会的A4纸：“寺庙风景区重点保护，破坏者罚款1万元”。

我继续下坡，前头有个穿蓝布衣服戴小帽的老人，我们在路边聊了一会儿，她说起当年的九峰寺，“几个佛，金光光的，漂亮得很！”又给我指当年钱能欣笔下“山峦高耸，树木繁”[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的九峰山，现在一半是梯田，一半光秃秃的，朝公路这边有个巨大的滑坡面。老人说这是以前挖煤造成的，“把山都挖空喽”。我对照杨式德的日记，“这一带的土壤……有煤层露出来，是无烟煤，质料很好，煤层厚度有一百厘米的”[杨式德日记。]。不过据说现在政府决定要发展九峰山的旅游了，老人表示认可，“外国人喜欢爬山”。

下午3点多，我快速通过了有许多落石的滑坡路段。前面弯道形成的舌头上有一片油桃林，结了许多果，看林子的大叔热情地让我摘一个尝尝，谈不上多好吃，但新鲜清脆。他是沿途第三个毫无来由就认为我是记者的人，他也有自己的问题要反映给媒体：政府拓宽公路，砍了他家40棵树，只赔了9000块，亏了大本，“我老远就看到了你，我看你像记者！我们就是碰不到记者啊！来了记者都被县政府拉去招待了！”

公路继续盘旋下行，我决定试着抄近道走小路，泥结石路面，嵌在紫红色的山腰上，左边是不太深的悬崖，农舍、大豆田、玉米地一览无余。在一个拐弯处，两个男人在悬崖边砌一间小屋子，一个鼻头长着青斑的男人对我哇啦哇啦说了句什么，我愣了下神，另一个男人从小屋的坑道里探出头来：“他说他认识你呢。”他们在悬崖边上盖厕所。

小路很具迷惑性，岔路时想当然走较宽较平的那条，走了老远才发现错了，手机地图也不管用，会把你带向死胡同。最终我靠不停问路才走回国道，比不抄近路耽误了多得多的时间。这还是在满布农舍的山谷，要是在无人的荒山古道，大概就没那么容易脱身了。当年旅行团学生抄小路时有个指路办法，就是看着电线杆子走，清华土木工程系大四学生庞瑞有回一个人抄小路，也想用这个方法，结果山势太险，这一招也不灵了，电线杆子过得去，人过不去，最后不知怎么走回公路，当天很晚才赶到宿营地，又急又累，大病一场。[洪朝生来信，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第303页。]

绕路饿肚，我在国道边一个小摊要了一杯豆浆两根油条，在苍蝇的轰炸下吃得心满意足。摊主是个年轻的妈妈，要炸油条，还得防着孩子把手伸进油锅，结账时我用微信付款5元，她的微信名叫我的青春喂了狗。没两步差点又走错路，左边是县道，右边才是320国道，但县道修得比国道好多了。沿着坑坑洼洼的国道一路往下，到了徐霞客和湘黔滇旅行团都到过的三板桥，一个开着石榴花的小镇。乌都河在这里分开了黔西南州和六盘水市，和八十年前一样，“水急湍而浑浊”[杨式德日记。]，过河有三座桥，我在这里一边等开往盘县的过路车，一边和桥头两个无所事事的男人聊天，他们告诉我，这三座桥分别建于清代、民国和解放后。清代那座石拱桥从前是滇黔驿道必经之路，保存完好，但已不复使用，有人在上面铺了土，开垦成菜地；解放后修的桥最宽，当地人把它当作了停车场，而选择从民国时修的桥上通过，虽然后者狭窄破烂不少。讲古讲开心了，一个人又拉着我去他朋友家看民国地契，说他朋友靠地契证明了私有产权，和政府打官司，没让政府把他家的地给征走。地契是1921年的，房屋买卖合同则是1944年，合同毛笔字所写，“人心不古，特立此契”。

回到桥头已是下午6点多，错过了末班车，搭村民摩托到了英武镇一个面朝虎跳河大峡谷、海拔很高的三岔路口，等另一条线路的乡村中巴。天色已晚，大雨将至，雾气从谷底慢慢爬上来。半小时后，车到了，雾已非常之大，我们在白茫茫里——可能就是朱经农当年被迫当人肉喇叭的路段——向终点盘县（现在叫盘州市）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