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给盘州市档案局打电话，听声音那头又是位中年妇女，讲话嘎嘣脆，想到普安那位，感觉有点不妙，结果讲明来意，她爽快地答：“你直接来嘛！这是我们的工作范畴嘛！”遂打车前往，先翻县志，再查1938年4月前后，可能与湘黔滇旅行团有关的档案。翻档案时，来了位六十来岁的男人，他来查自己知青时的资料，很快找到了。盘州的民国档案还在电子化中，科长带着我去电子阅览室继续查阅，十几个人在里头扫描归档，一个月能扫描十几万张，好些人戴着口罩，“民国档案的灰太大了”。负责电子化的是云南的公司，但分公司负责人是贵州人，许多发黄的纸张薄如蝉翼，他叮嘱手下的人要特别小心，“我感觉这些都是我们贵州的历史”。

档案中盘县师范就占了好几盒，毕竟是当年黔西最高学府。翻阅盘师档案时，我偶然间读到了袁章益的这份自传。自传一共只有四篇，1949年政权更迭之际，旧省府紧急疏散，由贵阳西迁晴隆又迁盘县，驻县政府各科室内，档案馆部分卷宗来不及迁移，损毁八十七宗[刘希忠：《盘县解放前和解放初档案工作概况》，《盘县特区文史资料第10辑》，1988年12月。]，说不定更多的自传就在那里头？谁知道呢。不过，在无尽的枯燥公文、训令、报呈中，这四篇文章有难得的个人色彩，让我可以管窥当年智识青年的烦恼和希望。

袁章益的字儿很漂亮，笔锋稍硬，让我感觉他是个一板一眼严肃的人。他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从小非常幸福，但8岁时父亲病故让他“失去了一切”，靠着亲友资助才能继续读书，而读书的时间总感觉不够用，功课跟不上人家，史地、理化、生物尤感痛苦，国文、算术和音乐倒是较有兴趣——所以才想要借诗词到无人的山坡好好宣泄一番吧？

李正明是唯一使用半文言的，他出身布衣，读书时被富家子弟欺负，以拳头还击，回家后，得知此事的父母用桑条鞭打他直至“肤血流地”，斥责他在家庭贫贱不能自存的情况下，好容易获得学习机会，却去惹事，“当鞭汝以死，吾绝不流眼泪”，李正明“毛骨悚然”，“久久不敢仰视”，自此谨小慎微循规蹈矩，“抱着何事不可做，何人不可为的决心，向学业上迈进”。

胡彰义同样家庭贫困，还一度考学失败，重获读盘师的机会后，他想起第一次败录时的心境，“韶光却渐渐的堕入灰色的暮途中去了”，不愿回忆往事，“觉得有无穷的感想，但是过去的尽管过去，未来的也尽管未来，新的来旧的去，人生虽是活到百年，也只是转瞬间的事吧。茫茫的前途，哪里还用去找到一个新的幼年时代呢”。

冯思明的自传最长，错别字多，常不通顺，但有拙朴的力量。他觉得长到十七八岁，身体越来越高大，人情世故也知道了不少，但缺点却越来越多，“屈指一算，真令人难堪”。他反思自己的缺点，一是字识得不多，写得不好，二是缺乏耐心，性极暴躁，“不知我情性之人以为我是粗野的”，三是缺乏好胜心，四是不爱笑，因为“在我的心理上堆满了悲哀苦痛，有时脸上虽也有点微笑，而没有一个真正的大笑。只有气恼。但是这气恼是我每日少不了的工作。啊，如今的世界可说是形形色色的无奇不有，有的是无智无识的愚人，有的是得过且过的懒人，有的是无恶不作的坏人……但是我的志愿呢？哎，宇宙之大，事业之广真是不可以限量，而人生一世不过百年之光阴，以百年有限之时光去做无限之事业成就的有多少呢？……”

1930年代贵州决定在全省开办四所师范学校，初定遵义、镇远、毕节、兴仁四地，盘县当地乡绅获知消息，通过张道藩等人的努力，原拟在兴仁的省立师范改设盘县，名“贵州省立盘县师范学校”，1936年开始招收第一期学生，校址选在盘县城内山上的凤山书院。1937年，省教育厅派武汉高师毕业的胡国泰任校长，胡施教严谨，每夜学生住校自习，必提灯逐室查看。他也颇具手腕，到校不久即为盘师扩张地盘向省里呈请，要求山下用地，以解决舍宇狭窄问题，我在档案馆看到了他手书的信件，甚至利用京滇公路周览团向省教育厅施压，“新生入学将何处安置？京滇公路周览团行将过境，将如何整顿均不能不顾……计周览团行程，本月底而可到盘，为时紧迫……”

在盘师顺利拿到山下武营的新校址后，驻地机关陆续搬迁，唯有盐务缉私队借故拖延，胡国泰几次呈请政府催迁未果，某个周一，升旗仪式后，他对全校学生发表讲话，说教室和学生宿舍都不够用了，但盐务缉私队不肯搬家，催迁一个多月，“光打雷不下雨”。讲完话后，胡当场组织队伍，老师们去发动地方乡绅和学生家长，低年级的初中部到各街宣传，高年级的师范部则由校长率领下山与缉私队评理，“这是我们正义的斗争，望坚持到底，决不让步，出了问题，盘县政府负责”。

有在场者描述，学生们雄赳赳气昂昂整队下山，赤手空拳与盐务兵扭打，哨兵有枪不敢开，学生仗着人多，又从后门包抄，潮水般涌入，上房搬瓦、拆门窗，缉私队队长当场承诺“立马搬”后，房上的学生才停止拆毁。[邓维华、雷发育：《记省立盘县师范学校》，《六盘水文史资料第2辑》，1986年6月；余心海：《盘师的回忆》，《盘县特区文史资料第3辑》，1972年；张汉昌：《盘师十六年》，《盘县特区文史资料第8辑》，1986年12月。]

盘县师范的这次突袭是那个年代学生力量的一个小小注脚（盘师后来闹过不止一次学潮，赶走过一位校长，以致教育部长陈立夫路过盘县，还专门去学校训话[余心海：《盘师的回忆》，《盘县特区文史资料第3辑》。]），也间接给湘黔滇旅行团帮了一个忙。几个月后旅行团途经盘县，得以全体借住在盘师，余道南对这里的印象是，“学校范围较大，设备完好，学生约二三百人，学习成绩闻为全省师范之冠”[余道南日记。]。

在城外，湘黔滇旅行团受到师范及小学生的列队欢迎[杨式德日记。]，他们一定注意到了这些学生也和他们一样穿着军装，系皮带，打绑腿。卢沟桥事变后，胡国泰带头穿上了这身行头，并推行军事化管理，在学校以军号声代替打钟声，新生入学还要到贵阳军训三个月[张汉昌：《盘师十六年》，《盘县特区文史资料第8辑》，1986年12月。]。可惜，旅行团师生并未对这位个性校长留下任何记述，倒是当日天气出现在不止一本日记里。旅行团抵达时，天气阴沉，晚餐因故停开，学生们领餐费自行就餐，余道南在街上吃了几个破酥包，觉得味道鲜美，回到盘师时雷声隆隆一阵急雨，几分钟后雨停风止，空气清爽，略有凉意，这样的气候让他感到，云南已经不远了。[余道南日记、杨式德日记。]

离开档案馆后，我到快递站取贵阳寄来的补给箱，回酒店简单吃了个饭，就出发去旧治所在的城关镇——1999年，为谋求更大发展空间，盘县将县城从城关搬迁到了红果镇。去城关的中巴很多，走高速，打个瞌睡就到了——高速公路真的太适合睡觉了。和大道笔直的红果比，城关的颜色和气味都好像凝固在了1990年代末，行走在灰白狭窄的街道上，由两个门店之间的缝隙随便往里一探，长着杂草的台阶之上就是黑色瓦片细密排列的老房子，这时你甚至有一种错觉：八十年前旅行团路过的那个盘县老城还在，只是在上面加盖了一个水泥与塑料的壳儿而已。这种感觉在城门洞附近尤其强烈，城门洞是当地人的叫法，实际是盘县老城的北城门，按当地县志，“为省内明代城门中建筑年代最早之城门，门楼俱存，为省内所仅有”[《盘县特区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7月，第858页。]。这座贵州唯一幸存下来的明代城门，门洞发黑潮湿，外墙的每道缝里都长着野草甚至小树，和周围的民居、电线、商铺完美贴合在一起，你把余道南日记中描述的“两旁小摊，遮阳大伞数十毗连，别有风趣”直接挪用于此，也几无失真。

到城台上观赏民国十七年（1928）仿昆明“近日楼”重建的鼓楼，楼前有罗哲文所题“威震黔疆”四字，楼下是个已经关门的阅览室——巧合的是，八十年前盘县的民众教育馆就设在这里，有同学在这里读到了《云南日报》，报载长沙岳麓山遭敌机轰炸，伤亡惨重，湖南大学部分校舍被毁。余道南想到家乡常德距省会不远，难免遭劫，遂作家书一封，请老父斟酌形势，找机会搬到乡下去住。从沅陵西行以来，沿途能读到报纸的地方不多，团部携有的收音机一台也已损坏，这让旅行团不少人有置身世外之感，“但同学们亟盼前线消息，所以在安南时一闻捷报，不禁欣喜若狂。今在贵州边县能看到云南报纸，也足以令人欣慰”[余道南日记。]。

后来在云南省图书馆，我查询了当年的《云南日报》，学生们读到的应该是1938年4月14日的报纸，晚了三天。当日报纸以《敌滥炸我长沙各大学反肆意荒谬宣传》刊登了中央社发自汉口的电讯，“关于日方宣称长沙清华大学及湖南大学，均已改为军事机关，该大学等早已迁往昆明……今晨政府发言人称，日方之宣传根本无稽……幸日机轰炸该校时值为春期，学生多已出校，故死伤较少，否则更将不堪设想矣云云”。那几天的报纸里，中日在峄县（今枣庄峄城区）激战，而国际新闻版，英法对法西斯的绥靖仍在持续，法意已“重修旧好”，英意协定也即将签字，奥地利公民公决结果揭晓，赞成与德国合并者超过了99%，“希特勒沾沾自喜，自诩超出预期，为生平最快意之时”。

如果湘黔滇旅行团在盘县多停留一天，他们就能读到4月15日的《云南日报》，这一天的报纸用头条报道“国立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先生抵滇”。在旅行团于2月20日离开长沙后，梅贻琦一直留在那里办理临大迁校善后事宜，直到3月27日才率领最后一批教职员离湘经桂赴滇，并于4月14日下午5时抵达昆明。《云南日报》记者当晚前去拜访，形容梅贻琦“精神健旺、态度和蔼，一望而知学养深厚”，梅贻琦透露，由长沙步行来滇之学生，四五日内即可全部到达昆明——他高估了学生们的脚程，旅行团还要十天才能抵达终点。

也是在这城门楼，李霖灿又受到了一次教育。之前国立艺专由杭州迁到沅陵再到贵阳，已经让这群学子意识到生活速写的力量，到了盘县，李霖灿发现，宣传画居然也有这么多人爱看，“盘县人对绘画很有兴趣，从街两边窗户上，你就可以看到满是梅兰竹菊的小册页，字也仿临钟鼎”，“于是，我们便想在盘县的城门上，给他们画两张大壁画再走。然而，时间不准许”[李霖灿：《黔滇道上》，《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11月1日。]。

太阳很毒，我在罗哲文的牌匾下找了块阴凉地儿休息，不一会儿上来了个男青年，坐在我旁边低头看电视剧，一个女人在他手机里尖叫：“今天没有100万，就别想娶走我的女儿！”我决定沿着城墙往上走走。这段城墙一路朝西，看上去也是幸存下来的，只是城内民居太密，已经和城墙长到了一起。午后家家房门紧闭，一家门口种了棵棕榈树，另一户人家门口贴着镇宅符。城墙比我预想的要长，走了几百米，垛口由旧变新，想来是补砌的了。越走坡度越陡，无尽的台阶在滚滚热浪中向上延伸，走过这么一段，我才体会到盘县老城所谓的缘山而建，简直让城墙变成了长城，台阶成了“望天梯”，“石级逐梯而上至西城巅，绿草绵绵，丛杂荫深，抬头觅西门之凤凰尾阁，则头仰帽落也”[郑煶贤：《老盘县忆旧》，《六盘水文史资料第4辑》，1991年8月。]。又走了一会儿，看到了那座让人帽落的深红色楼阁，但接下来的阶梯简直是飘摇直上。我定了定神，一口气上去了，大概是晒得恍惚，爬时居然有点腿软，也不太敢回头看。

楼阁明显是新修的，还有油漆味，不过对照闻一多留下的《盘县近郊》素描，突起于房屋树木之上那座六角亭阁，还真有七八分像。这里地势高，风大，我爬到阁楼二层看了会儿风景，远处山体不小，据说文笔塔就建在那里，不过我没有看见，高速公路在山脚画出一条粗粗的白线，马尾松则给山腰系上了暗红色的带子。之前在档案馆翻县志时已经知道，盘县大部分建筑乃至商业中心都在较平坦的城外，这是清代至民国人口日渐增多、城市不断扩张的结果，但我还是觉得奇怪，纵然如此，城内这头，也不至于荒废到除了陡坡杂树荒草一无所有？

沿着另一侧城墙往下走，没走多久城墙就中断了，我在女贞花浓烈的香气里终止了探索之旅，开始转抄土路在陡坡的林间打转。路过几个零星农户家时忍不住问他们，这里以前真的是内城吗？他们一一表示肯定，可眼前除了果树、农舍就只有黄色的土坡，没有半点城池的痕迹。最终我满心疑问地走到了一处工地前面，一幢宽大的木结构建筑仍在脚手架保护之下，但是它的灰瓦屋顶和白色飞檐引起了我的好奇。穿过一大堆木料和砂石，进到建筑里头，一个工人指指地上的几张图纸，让我随便看。那是几张设计图纸，我看不懂“翼角大样图”，也看不懂“斗亭宝顶大样图”，但右下角的字样再明显不过了：盘县凤山书院修复工程图。原来这里就是八十年前盘县师范所在的凤山书院了，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

“我们住在省立师范，在城内西边小山上，房舍不多，景色极佳，后面山更高，上有亭阁及庙宇，大如北平的万寿山。站在校门口，可以俯览全城”，我在书院前面两米来高的石头笔峰下重读杨式德日记：“城虽小而房屋栉比，北门外，一条街最为热闹。晚无雨……4月17日起得很晚，服金鸡纳霜三粒。10点吃早饭，看校舍四周景色。这小山铺满了红色土壤，树木很多，还种有稼禾，所以四周一望，青绿环绕，空气非常新鲜。”[杨式德日记。]

我在档案和资料里读到的许多盘师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被讲堂前的那棵老桂花树一一见证。学校成立之初，教员间颇有矛盾，教务主任和数学老师曾在教员室斗殴，而他们的同事、国文老师邹伯屏，一位总是戴毡帽和老花眼镜的瘦高个儿老头对此的反应是，“出来对两人各击一杖”，此事不久被《贵州日报》载出：“盘师教师在教员室演全武行”。1937年冬，胡国泰也是在这里发表演说，并带领高年级学生，“雄赳赳气昂昂”地下山去武力催迁。抗战期间，整个盘县除了电报局，只有盘师有一台无线电收音机，每天深夜收到前线消息后，由胡国泰亲笔书写，然后下山张贴于北门城楼，“群众争相观看”[张汉昌：《盘师十六年》，《盘县特区文史资料第8辑》，1986年12月。]。而那位感到苦闷的袁章益同学，在自述里写的没准不是想往，而就是现实的情形呢——只消从学校再往上一点，就很容易找到一处清静的树林或是山坡（这里两者兼有），在那里放开歌喉倾吐烦恼——不管是个人的还是国家的，不会有人说三道四。

有时候我会想我们出生于1978—1985年这一代人漫长的、好像永远也不会终结的青春期。有好几年的时间里我的身边满是悬置着、漂浮着的朋友们，相信一切还早，相信生活仍有各种可能性，其实自己已经老大不小。现在看来只是我们恰巧赶上一个国家的上升曲线，势比人强，却让我们误以为一切可以持续，迟迟不肯降落，以致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不要误会，我仍然认为无休止的旅行、观影、清谈和漫无目的的阅读是珍贵的，可倘若我们真的想要“创造”出什么，想有属于自己的“一生志业”，那需要强烈的信念感、长久的忍耐和真正凝聚起来的心力——在官庄时因为观看穆旦纪录片而惦记着的问题也许已经有了答案。

下午6点，我离开书院继续往下走，一棵大合欢树在高台上向城中方向做出邀请状，不知旅行团风尘仆仆，一路上行至此，是否也曾见过？1952年，盘师迁往兴义，从那时起到1950年代末期，新政府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及各种大型会议，从“整党整风”到土地改革都在这里召开，地方文史专家说，这是凤山书院没有遭到损毁的关键所在[恭兴让：《凤山书院》，《盘县特区文史资料第5辑》。]。

下行路况越来越好，由土路变为水泥路，继而是带着刻纹的防滑水泥路，两旁石墙黑瓦老房子也越来越多，在一个拐弯处，我看到了一口圆井，旁边文物部门所立石碑记载，这口井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正是六百多年前盘县建城之初，专供官府人员生活饮水，至今仍是周围居民生活饮用的主要水源。一位本地人证实了石碑的说法，“冷天就是温的，热天就是冰浆，而且不浑，洗白衣服特别好”，不过现在用的人多了，他们也去更远的山上打更好的井水。

在井边，我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下到了古城某个中心位置，一分钟后便看到了一块瘦而斑驳的门楼，正上方一颗五角星，标语字迹被涂或刮掉了。进了门洞，里头是个无人照料的破败院子，有栋砖木结构的二层老楼和一株正开花的大石榴树，地上一块石碑刻着介绍：万寿宫女子小学，“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清乾隆年间重修……1919年，盘县第一所女子小学创立，定名为‘盘县城区女子高等小学’，学制六年，首届招生就是借万寿宫做教室。1938年3月中旬，时任西南联大教授的闻一多率长沙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200多人赴昆路经盘县，闻一多先生不顾旅途疲劳，特意走访了盘县女子高等小学，并为女子小学大门作了一幅写生画。这幅画曾载于20世纪80年代的《人民画报》上”。

这一路的经验一再告诉我，如果湘黔滇旅行团能在地方文史留下一点印迹，多半因为闻一多。为了写西南联大，易社强从1970年代开始采访联大校友，如果说有一个人他最遗憾没有机会见到，“当然是闻一多”。他对闻一多1920年代在美国留学的经历很感兴趣，“那么多学生去了美国留学，回来后对美国都有着非常正面的观感，但闻一多就批判得多，他遭受了种族歧视，他看到了社会不公……关于他的经历，我想知道得更多。当美国知识分子站起来批判社会时，他们常常引用杰弗逊，而当闻一多这么做时，他常常引用屈原，我想知道他对此怎么看，他是否认为这是可以兼容的？”

易社强还想知道闻一多内心经历的变化，“他去美国留学，但回来以后完全投入了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变成了新保守主义的一部分，然后他不断地演变、演变，然后最后一跃……你看他早年的绘画，他设计的那些书的封面，有很多美国的影响，可是到他死的时候，不只是政治上非常中国化，在文化上、灵魂上也非常中国化了。他是非常复杂的人”。

“不过，有一件事我感到很遗憾，”易社强说，“闻一多当然是西南联大的象征之一，但因为他政治上是正确的，也许人们对他的关注稍微多了一点，我想钱端升、陈岱孙、潘光旦这些人也应该受到更多关注。”在《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里，易社强说得更加直接些：“在允许知识分子维护其集体认同的同时……制造了一个神话……闻一多被拔高，逾越他的同事，进入革命烈士先贤祠。”[（美）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第433页。]

这当然也是我的感受。1937年到1938年间“在路上”的闻一多，其实是非常生动和丰富的，可惜后来的许多回忆与文章——和《普安文史资料》戴上了同样的记忆滤镜——总喜欢提前将他塑造成一位先烈，好像他在沿途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必须指向“进步”，指向“革命”，指向最后的殉道，全然忘了等闻一多抵达昆明，转赴蒙自（联大文法学院）后，立刻又钻回书堆，成了“何妨一下楼主人”[《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185页。]，最重要，也许是忘了，闻一多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

关于八十年前旅行团为何“特意走访”女子小学，已无记载可考，不过当时这所小学，因为在本地首开女子教育先河，确实有名。最早入学的一批学生只有十二人，多是有进步思想人家的孩子，1926年第一期学员毕业，时任县长章昭芬也有新思想，还专门请吃毕业酒，安排毕业女生乘轿游文庙转泮池，轰动全城[谭兴惠：《盘县女小的创办和发展》，《盘县特区文史资料第3辑》，1972年。]。在闻一多的那幅速写里，我没看到门楼，石榴树和二层楼的位置倒是有几分相似，向街对面做小卖部生意的老人询问，说门楼以前是土基的，日子久了一下雨就垮了，是1950年代劳改队重新砌的，用的是拆老城南门的砖，后来这里就改作了公安局宿舍，直到政府迁往红果。

老人六十多岁，穿衬衫，戴贝雷帽，颇有风度，他们家住的老房看上去也有年头了，我买了瓶饮料，他和老伴热情地迎我进去看看。他祖籍四川泸州，七代之前逃难到盘县，买下这栋老屋，他指给我看还剩大半的山墙，和他家用来码花台的带花纹的砖，“你看下这个砖，和北京八达岭长城是不是一样的？”他们去年报了“华东五市”团，游览了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扬州，“北京（空气）受不了，还没有雾霾天已经不舒服了”。

老人告诉我，以前屋外是个风雨走廊，他父亲觉得房子太窄，就把房子扩出去了。现在他又在院子里砌了砖房，木屋原来给兄弟住的，兄弟搬走后就一直空着，他们嫌木屋缝多招老鼠，“冬暖夏凉？说是这么说，哪有砖房好住啊”。他父亲出生于1920年代，曾在盘师做过行政工作，已经去世四十年了，“老的都死完了，后代上班都去红果去了”。我坐在这冷清的老屋门口，忍不住想，当年闻一多带着学生参观女子小学时，他的父亲，一个十来岁的少年，说不定就在门口张望呢，他怎么看这群大学生呢？

谢绝了老两口留我吃饭的好意，我按他们的指点继续往下走，经过了衙门口——民国时县政府所在地，现在那里是一栋四层苏联式老楼，从那里往左一拐，意外地发现自己回到了北门，老街上一个老人在屋里弹电子琴。临近7点，天光还亮，一时也看不到民国报刊当年描绘的奇妙夜景——“北门外城垣在高山之上，城楼雄伟，曰镇远门。省立盘县师范、地方法院等均设于斯处，夜间行人携灯行走，市中心区观之有如星光，隐约闪烁，颇似仙人在天”[黑子：《我写盘县》，1944年9月28日《贵州日报》，《抗战期间黔境印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我临时起意，决定仿照杨式德和王玉哲、王平一当年的路线，“下坡沿北街行至尽头，直走到郊外，复返而出南门”，去郊外有名的碧云洞看看。

通往碧云洞的路多数时候与一条有点浑浊的小河并行，八十年前路旁油菜结实，麦穗秀齐，豌豆开花，罂粟也正盛放，红的紫的白的都有[杨式德日记。]，现在小河依旧有点浑浊，路则被命名为徐霞客路，路旁有七八十年代的老水泥房、跳广场舞的大妈和烧烤摊。到碧云洞时7点40分，天光被迅速调暗，而那条小河流速加快，跌入藤蔓植物掩映、蝙蝠飞进飞出的巨大溶洞里，发出微微的腥味和摄人心魄的吼声。

当年应该是在某个入口吧，杨式德和王玉哲脱去鞋袜，涉水而入，走了十几米，豁然开朗，展开的大厅比火牛洞还大，“高台有一个石钟乳，盘成一团，像一条大蟒或毒蛇，头黑色有白眼，水滴在上面，闪闪发亮像鳞”，杨式德一阵害怕，迟疑着脚步不敢走上去。加上再往里水深流急，他们决定涉水出洞，看到有京滇公路周览团过此时褚民谊撰并书的石匾。褚说当年徐霞客以为下面的水洞就是碧云洞是错的，实际上上面的干洞才是，而他们在水洞里行进数里，天暮乃返，又说，“斯洞奇伟，不可以无名”，遂将其命名为清溪洞。杨式德觉得这名字好听，但有点名不符实，因为入洞的小河明明是黄且浑浊嘛。至于徐霞客到底有没有搞错，一位地方文史专家认为错的是“不求甚解”的褚民谊，批判之余还不忘提醒读者，“褚氏乃汪伪政府大汉奸”[朱流清：《谈碧云洞褚民谊摩崖之错误》，《六盘水文史资料第4辑》，1991年8月。]。

碧云洞给李霖灿的感觉也是一个“怕”字。为他们做向导的小朋友不肯下来，他们硬着头皮走到洞底，感觉自己渺小得可怜，“竭力用声音来喊，一点回声都没有，似乎声音装不满的广大的冬天”，拍一张照片赶快爬出来。回城路上他们遇到老师李朴园，这位原杭州艺专的教授，之前在湘西遇匪遭劫，被抢去了大衣和西装，穿着衬衫在寒风中发抖，连冷带惊，后来到贵阳，病了一个多月[《烽火艺程：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友回忆录》，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8，第15页、第137页。]。不过到了盘县，李朴园先生显然已经完全恢复了，听学生们描述洞内景象，不禁心动，虽然天色已晚，还要拉着他们再去看一下，“不要迟疑，莫放过这难得机会！”

“洞仍然巍巍然在张着大口，不过夜里水的吼声更大了……阵阵冷风，由洞中吹出来；一串铃声，连续的由洞中传出一道闪光，在外面还有霞光的天空中转了一转——一只很大的蝙蝠，叫着又飞到洞中去了。……拿手电照一照，光太弱了，什么也看不到。李先生向前走了两步，用手扶着岩石说：‘咱们回去吧，这已经看得很够了……’在用电筒照着路回去的时候，李先生告诉我：‘洞中黑得可怕，水声有那么大……刚才我差一点给掉下洞去。’”[李霖灿：《黔滇道上》，《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11月8日。]

我在碧云洞附近又转了一会儿，天完全黑了，打不到也叫不到车，只好走路回城，入夜以后的城关镇老城特别像萧条的老厂区，饭馆没什么生意，路上也没什么车，“革委会旅社”还在营业，昏黄的灯光透过茂盛的行道树射下来，照着背着手散步的老人和无忧无虑跑跑跳跳的孩子。偶尔驶过一辆摩托车，嘟嘟嘟几秒钟后，一切又安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