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复礼先生的防匪法—你信不信最高领袖—重新发现刺梨—冷空气已是强弩之末—云南的土匪太胆小—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记忆—鸦片绝迹了—问小孩不知冰雪为何物—平彝的起起落落—你们这群念书的哪个靠得住—街道唯有这个时间是健康的

离开盘县往西，湘黔滇旅行团走得非常整齐—或许是离开益阳以来最齐的一次，原因是接近黔滇两省交界地带，匪徒很多，团长要求大家走公路，并且不允许散开或者掉队。走了24公里公路后转入旧时驿道，高高低低，坑坑洼洼，和一百多年前林则徐经过时“途多怪石”的状况比变化不大，“数不尽的小山坡”，杨式德“心里厌烦得要死”[杨式德日记。]。

这几日连续晴天，气温升高，越走越热，但没有大休息地，所以中途喝不到团部准备的开水，沿路树木繁茂，杜鹃遍野，却见不到一户人家，也无法讨水喝，“瓶里的水喝完了，便让口干着，上下齿，上下唇黏作一团。最后，唇上干了皮，连黏也不可能了”[杨式德日记。]，有同学途中晕倒，幸好有随行校医救治。下午5点，抵达贵州境内的最后一站：亦资孔。大家都渴极了，赶上先到的炊事工烧水煮饭，纷纷抢喝米汤解渴，“如饮甘露”[余道南日记。]。

101岁的吴大昌还记得亦资孔，因为“这个名字很奇怪”，林则徐日记对此的说法是，亦资孔本名亦是孔，以路形似“亦”字也[林则徐：《己卯日记》，《林则徐全集·第9册·日记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第88页。]。亦资孔在吴大昌的印象里是个很小的地方，“条件很差”，这和学生们的日记相符，旅行团住在一个无人照管、停着几口棺材的破庙里，污秽有臭虫，“环境殊欠佳”。团部原计划在这里住两晚，休息一天，“环境太坏，大家都不想停留”[余道南日记。]，便决定改到下一站云南平彝（今富源）再说。不过，边地旅行经验丰富的袁复礼提议，为了防匪，让大家与本地居民谈话时，不提明天就走，而说会休息一天。[杨式德日记。]

大约是旅行团人数太多，超出了亦资孔的接待能力，比旅行团晚到10个月的李霖灿一行只有几个人，待遇就完全不同了。他们夜里踩着军号声抵达亦资孔，赶到区公所，在这里看到了临大行军团留下的片字，一位好交朋友的石晋乡先生，给了他们最好的款待，邀请本地乡绅、保安队长、壮丁队长来陪国立艺专的这几位年轻人吃饭，“于是，我们就很方便的，知道本地的一切情况……亦资孔大约有二三百户人家，原是一个分县，路旁不少歌颂分县长的德政牌。原来这里很繁华……到现在才成了这个样子……”[李霖灿：《黔滇道上》，《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11月10日。]

亦资孔现在是盘州市的一个街道，离行政中心红果镇只有六七公里。5月11日上午，我把行李箱快递往昆明，便出发了。通往亦资孔的大道宽阔，路灯崭新，两旁有高大的在建楼盘，当年衰败的分县早已纳入不断扩张的城市。在亦资孔公交站，我看到了亦资小学墙外显眼的宣传画“走进红军槐”，一旁的简介说，1936年3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在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的率领下攻占亦资孔，在旧分县衙门前大槐树下，召开了施贫大会，散发收缴的浮财。这棵槐树就在现在的亦资小学校园里，我隔着铁门向里头张望，一位好心的女老师说，你进去看吧，我找一个学生带你。

正是下课时间，穿过孩子们奔跑尖叫叽叽喳喳的操场，我发现自己猝不及防地融化了，止不住地傻笑起来。草草看了一眼那棵比想象中低矮许多的老槐树，就开始用手机的live模式环拍那些孩子们。一个男孩子问我：“叔叔，你是不是要开一个学校呀？”“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你在拍我们学校，肯定是要给你们学校做参考呀。”小孩说完就笑着跑远了。

从小学出来，我在路边吃了碗三块钱的冰粉——在黔滇交界，冰粉不叫冰粉，叫“水晶凉粉”。抬头看到远处小山上有个庙，疑心是不是当年旅行团过夜的那个，便拐向老街，上山看庙。国道和老街之间的区域，环境和当年相比改善有限，处处是垃圾、污水和时浓时淡的臭味，绕过一个鱼塘，一个男人在水边很大声地打电话，已是云南口音了。穿过老街，看到几家门口挂着“无毒光荣户”的牌子，人都坐在自家门口无所事事，我的存在显得非常刺眼。赶紧往山上走，又经过一个年久失修的凉亭，环绕亭子的一池死水被绿藻覆盖，发出腐败的气味。

好在这一切在我往上爬的时候都消失了。山顶景致不错，能看见亦资孔处在一个大的山谷渐渐收窄的“瓶口”位置，往西似乎已是云南连片的草甸坝子。庙不大，里头供着玉皇大帝，墙壁从里到外被人乱涂乱画了个遍，主要是各种示爱，但最显眼的地方在辱骂一对“奸夫淫妇”。我在里头转了两圈，上来一个本地人，确认了这就是解放前老庙的位置，只是现在的庙是几年前在原址重建的。那么八十年前旅行团就是在这里过夜了。那一晚许多人都没睡好，部分原因是担心土匪，部分原因是环境实在太差，臭虫太多，还有一个原因是团部一位厨工提开水时摔了一跤，身上被烫伤，整夜哭泣不止[杨式德日记。]。

下山继续出发，沿亦资孔老街走了一段，老屋所剩无几，倒是很多猫懒洋洋地躺在路上，向一个背着娃娃的老人家问起“无毒光荣户”，他说这几年吸毒的人不少，都是十几岁二十岁的年轻人，没工作，“有点钱就花掉了”，吸白粉，没有白粉就“搞注射”。亦资孔下一站是火铺镇，从这里一直到云南境内都在修路，坑坑洼洼的路上全是煤灰，而且越往前走越黑，前两天下雨形成的黑泥洼在路中间，干掉后结了厚厚的痂。盘县北部的水城和西边的富源都产煤，拉煤的大货很多，常常喘着黑烟，看起来个个超载，随时要压垮车身的样子——我第二天听一个富源人说，因为经济不景气，现在的拉煤车已经比以前“不知道少了多少”，虽然一路都有检查站，但超载依然司空见惯，不然怎么赚得到钱呢？

八十年前萧乾由湘赴滇，就是在这一路段遇到了第二个检查员。他的面色黄中带青，似乎营养不良，在同车的二十五个乘客中，他一眼就在萧乾的箱盖上瞄到了那本《栗子》——萧乾自己的短篇小说集，路过贵阳时顺手买的。当检查员发现眼前这位和作者名字一样时，颇为得意地展开了一系列追问：“你是一个作家，对不？”“这书是讲什么的？”“那么你指指，哪个是写爱情的，哪个是写革命的？”“你先生是哪派的？”“什么左派，浪漫派，你反正也得有个派，我没听说过没有派的作家呀。”“你信仰什么？”“就是平民，他也得信点东西，比方说，你信不信最高领袖？”“你都认识些什么文学家？”“你总得认识一两个呵。你认识张恨水不？……”

满车的旅客都不耐烦地趴在窗口听着这讨厌的审问，司机连按了好几声喇叭，检查员有点不好意思了，吩咐萧乾说已经检查完毕，可以把箱子搬回车里去了，他给萧乾搭了把手，像是表示歉意，又低声说：“我也是喜爱文学的。”这回，轮到萧乾吃惊和感动了，他才明白这个检查员不是要为难他，而只是想借着这位作家“表演或者发泄他的一点高尚嗜好”。

车子开出以后，萧乾伏在窗口，寻思着刚才有趣的经历，“如果时间充裕的话（那是说，我不在行旅中），那个检查员倒是一个很好的茶馆朋友。如所有生性痛快的人们一样，他一定在一壶茶没喝干前，尽他肚里所有的全倾吐个干净”[萧乾：《三个检查员》，《萧乾文集·2·特写卷》，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60页。]。

我继续爬山，走路，今日多云，太阳不大，还有风，已有些云南的气象了。到平关镇碰上赶场，到处都是车子笼子篓子篮子，里头装着猪啊鸡啊兔子啊，在路边一家馆子吃午饭，番茄炒蛋里居然放了大葱，简直应该被开除黔籍——当地人说过了火铺再往西，到了平关就讲云南话了——这么说，我算是通过一份番茄炒蛋提前到了云南。毕竟，考虑到当年朱元璋的三十万大军和随之而来的移民，云南在许多地方其实是非常中原的。刷了会儿朋友圈，才意识到了马上就是汶川地震10周年了，脑海里亦资小学叽叽喳喳的孩子们混入了十年前采访北川中学幸存学生时的某些画面，沉郁的情绪落了下来，默默吃饭，结账走人。

国道两边的山坡上开着许多像是野蔷薇的粉红色小花，凑近了看才发现是刺梨花——附近是一个“刺梨产业带”。抗战期间，浙江大学西迁贵州湄潭，农化系教授罗登义注意到了这种在贵州高原常见的野生植物，三四月开花，七八月果熟，金黄色带着小刺，“初嚼时味酸而涩，是后渐变甘旨，市价极其廉贱，乃最平民化之果品也”。他查阅《本草纲目》，说食刺梨可解闷消积滞，而《贵州通志》记载，乾隆年间黔中饥荒，“饥民满山塞野，以此全活者多”。在实验室里分析刺梨的营养成分，单宁和纤维含量较高，所以不太可口，但维生素C特别丰富，“打倒一切之水果蔬菜”，罗登义由此建议农事机关大量推广，医务机关普遍宣传，“永远珍贵与造福于人群也”[罗登义：《营养论丛》，中华书局，1948年3月。]。值得一提的是，1944年李约瑟访华，考察西南联大与浙大等校，访问湄潭时，正值刺梨上市，罗登义在他位于湄潭西门小庙的实验室里向英国客人介绍了这种水果，李约瑟对此很感兴趣，还说，英国人在大战中吃水果有困难，也把一种野蔷薇泡水喝。[罗登义：《李约瑟在湄潭》，《黔故谈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7月。]

离黔滇边界还有两三公里。无休无止的拉煤车，无休无止的坑坑洼洼，无休无止的车与坑的碰撞与颠簸，在某些路口，我感觉大货车要直接冲出弯道，在另一些路段，我又担心满载的车体会压垮已非常脆弱的路基，然后倾覆压到路旁放学回家的小学生。这个区域属胜境街道，却无胜景可看，我的心情不太好，被煤灰呛得想骂人。在不断躲车的过程中，海拔不知不觉攀升到了接近2000米，远处山头的风车不停转啊转的，近处除了煤灰，就只有一条条标语：“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儿子儿孙条件好，老人上前闹低保，可恨可悲可耻”。

下午4点42分，拐了一个弯后看到云南省公路局立的牌子：欢迎来到云南。路旁一块石碑，这面刻着“贵州省GUIZHOUSHENG盘”，那面是“云南省YUNNANSHENG富源”，十几米外一排破破烂烂的房子，主要是饭馆，“云贵大羯羊”“猪脚火锅”，招牌都蒙着灰，看上去实在没啥胃口，我也没有心情做任何停留，实在是太脏了。比较起来，八十年前旅行团走驿道入滇，就要激动人心许多了：四五里上坡，山势峻拔，鸟瞰群峰，入胜境关，关内有十余户人家，坡上有关圣行宫，大门上一副黑底金字对联引人注目：“黔疆烟雨，滇界风霜，终古兼圻威一镇；魏国山河，吴宫花草，于今裂土笑三分。”殿前有古杉二株，高二三十米，枝繁叶茂，可数人合抱。自关圣行宫前行数十步有一个高大的牌坊，上书“固若金汤”四字，穿过牌坊，朝云南这边的四个字是“滇南胜境”，无垠的山峦匐伏于下，森林田畴，隐约在望。“我们到了云南了！云南是富庶的地方呵！”人们发出欢呼。[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

我加快了脚步，下午5点半，海拔2086米，到了标有胜境关的路口，离开公路，沿着柏油小路一路下坡，这条路很安静，两旁高高的银杏和松树，甚至还有一只松鼠横穿而过，这正是转折的开始：离开无穷无尽的煤灰，我终于可以“看见”云南的青山，终于可以“看见”层层叠叠的红土梯田，“看见”路旁劳作的人们，进而迅速进入某种盲目的欣快状态。

前面来了一位提镰刀、背背篓的大姐，塞满背篓的“草”比她的头高出了一米还不止。“大姐，这些草是做什么用的啊？”“什么？”“就是您背篓里的这些草。”“这是麦子！磨面条用的麦子！”在两个刚好路过的小学生面前丢完脸后我兴高采烈地继续往前，已经可以看见前面的“滇南胜境”牌坊了。天是淡蓝而高远的，打下来铺在地上的麦子是金黄干燥的，人们的脸色是黑里泛红的，太阳明晃晃照下来，好像把贵州的阴雨和神祇都蒸发掉了，没有看到庙宇也没有土地公公，更别提将军箭和指路碑了，只有忙着收获的世俗的人间。

胜境坊朝向云南这头的地上也铺满了麦子，西晒把“滇南胜境”四个字照得金光发亮，旁边的“万里晴空”非常应景。这是一座13米高、重檐翘角、有着九级斗拱的牌坊，始建于明景泰年间（1450—1457），康熙三十四年（1695）和民国十六年（1937）两次重修——古代中国以“九”为尊，紫禁城午门的斗拱也是九级，在黔滇交界处建一座最高等级形制的牌坊，研究者说，这是帝国威严的象征，用以震慑西南少数民族，东向楹柱上的一副对联可作佐证：“总督印畀以三边改土归流一劳永逸；太傅坊标于万里畏威怀德百代常新”，上联称颂云贵总督鄂尔泰在西南成功推行改土归流政策，稳定边疆，下联夸奖的则是与傅友德、蓝玉一同率三十万大军西征，后来留在云南的沐英，他和他的后代镇守云南，大兴屯田，礼贤兴学，传播中原文化[耿文准：《胜境关考证》，《富源文史资料·第7辑》，2002年12月。]——我在平关吃到的那份大葱番茄炒蛋，不知他们是否亦有贡献？

不过更让我感兴趣的是胜境关与著名的昆明准静止锋的关系——每年冬天，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由北往南横扫大半个中国，但冷锋爬升至云贵交界处时已是强弩之末，渐渐停滞成为“准静止锋”，受它影响，贵州潮湿多雨，“天无三日晴”，而临近的云南阳光高照，四季如春。据说胜境关就处在准静止锋的锋面上，因此胜境坊的四头石狮子，朝向贵州的两头长满青苔，而朝向云南的两头则满是红土。明嘉靖年间被贬谪云南保山的翰林院修撰杨慎有可能是胜境关的最早记述者，公元1525年，在胜境坊建成后的第七十二年，杨慎随着几位解差经亦资孔抵达这里，他注意到了云贵两省截然不同的天气，“西望则山平天豁，还观则箐雾瘴云，此天限二方也”。杨慎记述行程的《滇程记》被认为是第一部中原至云南的旅程指南，在这本书里，他还描述了云南的多风，“入滇境多海风，蜚大屋，人骑辟易。贵之雨，云之风，天地之偏气也”[杨慎：《滇程记》，明万历三十三年。]。

我绕着滇南胜境坊转了好几圈，仔细查看东西两面的匾额、楹柱、石狮乃至角角落落，也许是季节不对，又或者匾额和石狮的年头都不太久（“文革”期间，坊上石狮被毁，匾额被拆，1988年，省、地、县三级拨款重修[耿文准：《胜境关考证》，《富源文史资料·第7辑》，2002年12月。]），差别不太明显——倒不是一点没有，朝向贵州一侧的柱基有绿色苔藓的痕迹，朝向云南一侧则有些发黄——不过，这么一座高大的牌坊，确实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想象空间。民谚说，“雨师好黔，风伯喜滇”，比湘黔滇旅行团晚出发数月的李霖灿到达胜境关时，就不再担心下雨了，只是，他也看不太出来牌坊两侧的差别，反而旁边关帝庙门上的一副对联更合他的心意：“咫尺辨阴晴，足见人情真冷暖！滇黔原唇齿，何须省界太分明？”[李霖灿：《黔滇道上》，《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11月13日。]跨过滇南胜境坊，我看到一排已经关门的仿古建筑，有“70岁免票”的牌子，似乎是一个歇业的景点，往前，路变窄了，一条石块铺就，缝中生有杂草的驿道显现出来，通往下面的林中。当年旅行团就是从这条古道上来的吧，“一路各色杜鹃盛开，气象与黔省迥然不同”[《吴征镒日记》。]。我沿着驿道往下走了几分钟就看到了胜境关的城门，穿过城门是一大片青翠草坡，驿道消失在草坡尽头的灌木丛里。坡上有两头黄牛，七八只黑山羊在吃草，还有一只小牧羊犬看着它们。我放下背包，坐在开着白色小花的车轴草上歇脚，城门楼挡住了西边的阳光，黄牛脖子上的铃铛发出悦耳的声响，又一个惬意时刻。

那些小黑山羊非常活跃，动不动就从山坡上俯冲下来，好像在玩一种游戏。一头黄牛看起来脾气不太好，羊和狗离它近了，就低头用角把它们顶走，放羊的老人家说，这头牛是他女儿家的，和羊、狗不熟。他早晨在家给牛搓了些苞谷，中午吃点饭就出来了，“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我们老年人了嘛，喂喂牲口。小牛还是要用粮食喂，草吃了长得慢嘛，有粮食吃才有膘，光吃粮食不吃草也不行……我们这些在山上放的羊卖到四五十块一公斤，（圈养的）只卖得三十块钱一公斤”。养狗主要是为了防贼。偷牛贼、偷羊贼，“我们（云南）这边山太宽了，（贵州）那边窄得很”，所以，按他的说法，贼就都来这边，“都是怕干劳动的，懒人，大多数是贵州的，我们云南少得很！”

听他指责贵州人懒，我笑出声来，在边境好像很容易听到类似的互相指责，八十年前李霖灿一行在亦资孔区公所，保安中队长就警告他们，出了贵州到云南要小心，因为“云南的土匪太‘胆小’——先打死人，然后才敢抢东西！”[李霖灿：《黔滇道上》，《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11月10日。]

草坡的尽头是个山谷，驿道蜿蜒而下，远处是贵州的群山，徐霞客、林则徐都曾从这条驿道上来，徐霞客为了寻找珠江源，林则徐则是去昆明主持乡试，“（从亦资孔出发）行三十五里入滇境，有‘滇南胜境’木坊，右为关圣庙，左为石虬亭，有石蜿蜒地中如虬形。小坐，又行十五里至平彝城内，住县署”。进入云南省境后，当地官员给他送来了考场事宜，林则徐任正考官，对全部试卷“逐加点评”，取正榜54名，副榜10名，又撰写《己卯科云南乡试录序》，强调“大抵皆有志于学，求副实用，不以小成自甘，而浸淫风雅”的取材标准。[林则徐：《己卯日记》；《林则徐年谱长编上》，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第86页。]

下午6点多，老人准备回家了，他一起身，牛就乖乖跟着他走了，羊又跟着牛走，只有狗儿前前后后乱窜，好像是乱吃了什么东西，不停打嗝。我跟着他们穿过胜境关，又穿过胜境坊，觉得意犹未尽，于是第二天又从富源坐车回来。这一次时间充裕，我沿着驿道在山谷里走了很久，离开胜境关的驿道看起来完全没有整修过，正是旅行团当年走的那种高低不平、随时要看脚下的小径，有些石头上还能看到数百年来留下的马蹄印儿。两旁的灌木很密，瓢虫非常粘人，我在那里录了不少视频，并且在那里，在金丝桃、小檗、榛子、绣线菊、木蓝和凤尾蕨的包围中迎来了14点28分，汶川地震整整10周年的时刻。

五年前我在美国访学，哈佛教书的R老师说，你们80后这一代受四川地震影响很深，所以对郭美美事件反应很大——有趣的角度，倘若一个外国观察者空降中国，他能够打开我们话匣的问题之一肯定是：2008年5月12日那天你在做什么？而塑造R老师那一代人的却是更早之前的悲剧，如果我们不能理解他们的关切，或者至少做出超越代际的努力，不妨想象更年轻的人们带着一脸无辜问我们：豆腐渣工程是真的吗？

过胜境关正式进入云南，旅行团成员很容易就发现了滇黔两省的更多不同：云南这边村落渐多，地势相对平坦，土质变成了红色；公路石头碾得很碎，路面良好整洁；语言也好懂多了。但最显著的不同是鸦片的绝迹，“山岭全都绿化，田畴广阔，田野中麦浪起伏，一片绿色波澜，丰收在望。在亦资孔时，罂粟花正遍野开放，仅仅一线之隔，光景竟不同如此”[余道南日记、杨式德日记。]。但云南也有自己的问题，平彝的苍蝇很多，患大脖子病的人也很多，团部的大夫解释说，云南人多食岩盐，里头缺乏碘的成分，而劳工阶级和贫穷的人家日常吃的菜又很坏，辣椒和韭菜之类，不够营养，因此大脖子病在贫苦人群和妇女中发生得尤其多。[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

湘黔滇旅行团在平彝停留两晚，住城区小学，补上了在亦资孔欠下的休息。第二天早餐是五个糖包子，大家起床后纷纷改穿单衣，此时已是4月下旬，天气转暖，本地人已经全穿单衣了。这一天杨式德到郊外的泉水池里洗衣洗澡，完事后躺在草地上一边读莫泊桑一边晒日光浴，和当地人聊天，“问小孩不知冰雪为何物”，他还看见了北方乡村才有的木制车轮大车，这也是“地无三尺平”的贵州所没有的。余道南去了民众教育馆读报，得知国民党军队正围攻峄县，所谓收复济南之说实系讹传。平彝县城很小，但“市容整洁可观，有商店数十家，完全不是贵州各县的萧条景象”。

他们赶上了平彝一个复兴的时期。因为湘黔滇驿道的开通，这座云南的东大门在元明清三代都是滇省与外界交通的咽喉，光绪二十八年（1902）滇越铁路通车，云南人有更方便快捷的“出海”途径，平彝渐渐失去交通的重要性，商业随之衰落。1937年京滇公路通车，平彝是盘县和曲靖一日行程的中点，旅客到此午餐，加之抗战军兴，人员流动频繁，于是市况又重见起色。可惜好景不长，抗战中兴建的叙昆铁路（宜宾—昆明）选线时从曲靖北去昭通，绕开了平彝，平彝再度衰落下去，1944年《西南公路》杂志刊登《平彝导游》一文，干脆形容这里“一落千丈，中国旅行社招待所已迁曲靖”[《平彝导游》，《西南公路》1944年，第272期。]。

在平彝，萧乾一行终于遇到了传说中的如警察长Javert（沙威）的检查员，他穿灰色军服，肋下夹了一叠纸，“把手英武地向腰间一叉”，立在门间，“‘闪电一般的眼睛’向我们每一个人放射了，像是在计算人数，又像是在使用着催眠术”。

他用呵斥的口吻盘问了一个裁缝，又开始盘问一个丈夫在重庆工作的老妇人，“为什么不在重庆住，要往昆明跑？”“说，你们一共多少人，什么关系？”

湘黔滇旅行团这一天的午饭是在平彝城区小学吃的，饭后，校方请黄子坚、曾昭抡二教授演讲，黄子坚讲旅行团的事，说了几个笑话，曾昭抡则讲抗战的意义。演讲完毕，小学生们演唱了《童子军进行曲》，当时最流行的一首歌曲[杨式德日记。]。晚上，县长古梅柏在县府宴请旅行团一行，晚膳后，旅行团数十人开茶话会，询问人情风土、经济状况、壮丁训练、历史掌故、矿产开发等情形，均由县长一一详述，“历数小时，宾主极为欢洽”[《临大抵达平彝县》，云南《民国日报》1938年4月20日。]。余道南在日记里记述，这是一顿丰盛的晚餐，“盛情可感”，杨式德则写道，“县长热诚招待，晚饭即县长预备的……有六个菜”。按富源县政协文史委主任潘春提供给我的一份回忆文章，他们吃的可能包括白菜、洋芋、粉条、火腿等等，这篇文章刊载于2006年出版的《富源文史资料》，作者叫王友玉，潘春告诉我，湘黔滇旅行团过境平彝时，王友玉正在城区两级小学读书，文章就是他根据自己的亲历完成的。

我立刻对这篇七八千字的文章充满了好奇，可细细读过却又一次失望了：文章虽然生动，但充斥着各种“合理想象”，譬如县长与旅行团前站部队的热情对话（县长还开了一个俗气的玩笑）[王友玉：《忆西南联大师生过平彝》，《富源文史资料·第10辑》，2006年1月。]，很难想象一个小学生如何得知县府里的一举一动——至少作者没有提供任何信源。因为大量细节缺乏出处，所以那些他有可能见证的部分，譬如闻一多学校慷慨演讲的具体内容，也变得可疑起来。这也是中国许多文史资料的问题，很多时候，你觉得自己读的不是信史，而是某种低水准的报告文学。

当然，我明白潘春的用心，他希望我了解到富源对抗战的贡献，“西南联大是不是到了哪个县都有这样的规格？有没有我们富源县这个蛮夷之地的热情好客？请你去查一下”。某种程度上他没有错，平彝确实是旅行团沿途受到较好接待的县市之一，故旅行团“深为感谢，对滇省烟苗绝迹尤称道不置”[《临大抵达平彝县》，云南《民国日报》1938年4月20日。]，而平彝也的确对抗战满怀热情——战时一位记者由曲靖迁往盘县途经平彝，城墙上斗大的标语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怕日本鬼子的不是平彝人”，而与他谈话的好几位云南百姓也告诉他，滇军里，平彝的弟兄最多[毛子明：《滇黔粤道（上）》，《社会日报》，1940年4月10日。]。只是，以非虚构的方式重返历史现场，需要想象力，但想象力不等于编造，哪怕这种编造看起来“合情合理”。

我和潘春说话的地方在他位于县人民政府的办公室里，窗外可以看见当年的文庙、魁星阁与中山礼堂，八十年前县长宴请旅行团就在附近。有一个细节潘春和王友玉都没有提及，这位慷慨热情的县长古梅柏，在旅行团到达之前，以招待学生为名勒令平彝百姓每户缴纳一元钱——这一细节来源于《革命与战争中的西南联大》作者易社强对旅行团学生的采访，但易社强同时体谅地解释说，古县长的好客与龙云的训令精神是一致的[（美）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第57页。]，我在《云南省政府公报》中查到了这条训令，“电饬途经过各该县县长妥为护送”[云南省政府训令：秘二教总字第八七三号（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

得知真相的团长黄师岳非常愤怒，但是他不愿意冒险得罪龙云的人，毕竟，在接下来的日子，这群流亡的师生还有赖于云南省主席的照拂，于是他给了古县长300元，有礼貌地请求他把这笔钱还给百姓[（美）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第58页。]。4月21日，东方刚露出鱼肚白色，一弯明月还悬在空中，学生们便起身准备出发了。平彝城还在熟睡中，他们穿过静悄悄的街道（钱能欣觉得，“街道也唯有这个时间是新鲜的，健康的”[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由西门出城。太阳渐渐升了起来，十五里至多罗铺，旅行团在阳光闪烁的林间通过，林间有丰盛的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