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他世上熙熙攘攘—有一种说不出的压力—使女的故事—韭菜花面最受欢迎—学校已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白石江之战—1939年的郑凉粉—汽车到处六畜不安—洪荒之力丸—与杭瑞高速重逢—民是主人官是仆

云南的天气晴得可爱。“四面虽在山色中，但小盆地慢慢出现，蔚蓝的天空笼罩住碧绿的原野，风吹草动，沙沙作响”，这是由平彝出发前往曲靖的路上，湘黔滇旅行团所见的景致，让这些平津的流亡学生想起了北方[赵悦霖：《自长沙到昆明》，《再生》杂志1938年第10期；龙美光：《八千里路云和月——长沙临时大学播迁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12月；杨式德日记。]。

在平彝以西的清溪洞，他们留意到寺院佛像两侧刻着这样的对联：“笑他世上往为何来为何全无个止息，坐在龛中名不识利不识哪有甚愁烦”，并试图体会其中的味道[杨式德日记。]，然而以他们的年纪和所处的时代，“出世”实在是过于奢侈了，在白水镇的破庙里过了一夜后，第二天便又风尘仆仆地出发了。

他们原本走小路，传闻六十七个“变兵”躲在曲靖东面山中，于是团部决定走回公路，并结队行军[杨式德日记。]。应该是这一天，旅行团偶遇滇军六十军向外开拔，滇军将士看到学生们个个穿着崭新制服，队容整齐，误会他们是航空部队，北大外语系大四学生刘重德听到他们在骂：“他妈的！我们步行正在开往前线去打仗，他们航空兵却躲在后方享福！”刘重德只能装聋作哑，一笑置之，“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刘重德：《跋山涉水赴联大，读书写诗为中华》，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第273页。]。

中午到沾益休息，沾益县城很小，农民就在城内街道上打豆角。余道南想在这里解决午餐，遍寻饮食店未得，杨式德买了十块油糕，就着县政府提供的开水吃下去。沾益以东还是高山，出了西门则是坦途——旅行团自离开常德以后就没见过这么平的地势，几乎是一望无际的平原，耕地也多是旱田，种着大麦小麦、油菜大豆，让人再次怀念起沦陷的华北来。[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

不知杨式德可曾想起他在常德读的第59期《宇宙风》，记录了几个未随学校南下的大学生（包括清华的），在北平城破后，坐火车，继而徒步，去固安探访败退的二十九军。“煤山、菜担、手推车、骆驼，一应向后退去。平野展开来。光光的、黄灰色的大地，癞头毛似的小树，层见的远山。北方少树木和河流，以至使人生沙漠之感，却也有一好处，便是使人能真正认识大地的面目……倘看了心里还不能豁然无余的，便称不得‘大地’……南方乡间的地，常被树木川流所腰斩，至于都市里——我记起来了：在上海要找一粒真正的泥土，得费跟找一块钱一般的力气。”

“说起来，咱们总是站在国防前线，其实咱们只是全靠人力苦撑，人力苦撑。没有家伙，怎么能跟人家打？”二十九军一位文书对这群大学生说，“社会上不知道咱们苦处，说二十九军怎样怎样，真冤枉，冤枉。中央不给咱们扩充呀……”于是学生让他发表对于国防的意见，他推脱不了，做了简短的演讲，似乎要竭力表现二十九军怎样爱国，怎样抗日，但毕竟是败军，总是怕人挑错似的吞吞吐吐，避去了几乎就要脱口而出的激烈言辞，用“人家”两字代替了“日本”。结果演说很糟。学生鼓掌鼓励他，显然是要他来一点慷慨激昂的话，但他窘极了，最后学生也觉得失望，掌声零落了。[沙上旅：《我怀念二十九军》，《宇宙风》，1938年，第59期。]

比湘黔滇旅行团晚出发10个月的李霖灿一行可能有更多需要纾解的郁闷——旅行团横越湘黔滇之时，中国军队尚在鲁南激战，还一度取得台儿庄大捷，到李霖灿徒步之际，徐州、武汉、广州已悉数沦陷，“由贵阳出发到平彝止，我们完全在万山丛中行走。心胸上亦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压力。眼光为狭小坚实的山所约束，早已渴望着看一看广大的原野，舒展胸襟……由沾益向曲靖走来，便完全恢复了北方原野的一望无际。路在平原中向前尽伸直去，麦苗像一片手铺的碧海，加上红色的泥土，后面有淡淡的远山——我们是从那里爬过来的”[李霖灿：《黔滇道上》，《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11月26日。]。

离开沾益县城五六里路后，李霖灿察觉出有一个小女孩正在“跟踪”他们。他们休息，她跟着休息，他们起身快走，她也“像在梦中吃了一惊”一样，喘着气追赶。虽已离开山地，但之前在沾益逗留时，客栈老板曾告诫过他们，一星期前，往府里（曲靖）的路上还出过非法事件，谁知道那个女孩子是不是什么绿林人士的探子呢？

被“跟踪”得有点发毛，这几个国立艺专的学生干脆停下脚步，等小女孩走近了，“以六双最厉害的眼睛盯着她”，女孩则茫茫然无所表情地望回他们。问她到底到哪里去？上府里（曲靖）。到曲靖有什么事？没有什么事。有熟人亲戚么？没有。知道路么？知道。为什么老是跟着我们？女孩惨然一笑，“像是从梦中找回了一点意识”，她的脸虚肿着，全无血色，“我……你们在我家店中买纸……！”他们想起来了，之前曾在沾益一家店里收集当地的年画，曲靖沾益一带盛行“使女”，这女孩子大约是打小就在那家店里干活的吧。

但是她为什么要去曲靖呢？她又没有亲戚在那里，怎么吃饭呢？小女孩被问得有点害怕，便战抖抖地在口袋里摸了一阵，慢慢地颇自责地吐出：“我有两毫钱！”“那你为什么不在沾益，却跟着我们跑？”她低下了头：“他们要打我……我怕……”

这下他们明白了大半，“她应该是受了家中的虐待，便茫然地有心向其他的地方跑……两毫钱，在她以为是用不完的大数目；我们又偏偏被她看成了一些了不得的人物”。可是这群大学生有什么办法呢？这么一个小女孩到了曲靖举目无亲。于是便七嘴八舌告诉她没有饭吃的可怕。

“她一半由于本性，一半由于她有两毫钱（也许是只合国币一角）的巨大财产，便十分固执地在坚持。”他们只好用近乎威胁的态度，让她回沾益去，“回沾益去，也许不至于挨饿吧？虽然棍子在等着她”。

女孩往回去的路上看了一眼，摇了一摇头，又固执地站在那里。李霖灿一行只好硬着头皮撇下她走了，走了好远，看见她还呆立在那里，再看看，她居然又追来了，她没有追上他们，“因为后来我们看到她站在大道中央，呆了一会，她那小黑影渐渐缩小，似乎是孤独地回沾益去了”。

这天晚上，李霖灿住在曲靖一个很好的老板家里，睡得很沉，“在大约下午三点的时候，我被一片火光和脚步声惊醒，一个黑影似的小女孩，捧了一盆水从我床前经过……屋子里面有老板的命令声，吸鸦片声，一会，她又端了一大桶饭进后院去，那里传出麻将牌和了的放倒声、哗笑声，外面有爆竹声、鸡叫声——天就要亮了”[李霖灿：《黔滇道上》，《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11月22日、24日、26日。]。

下午3点多，湘黔滇旅行团抵达曲靖，城内户户悬挂国旗，说是县府通知，欢迎旅行团到来。住处是西门街附近的胜峰小学，学校专门为旅行团放了三天假，这让他们很过意不去。曲靖物价之低让人惊讶，由滇币换算法币，鸡肉五分钱一碟，火腿包子三分钱一盘两个[杨式德日记。]，本地有名的韭菜花挂面最受欢迎，只要三分钱一碗。比较起来，在贵州没有一角钱是吃不到面的——河南人李霖灿在这里大吃面点，“有点像是回到家中了”[李霖灿：《黔滇道上》，《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11月26日。]。

老城城壁坚固，楼阁巍巍也让人印象深刻，城内街道虽凹凸不平，但干净整洁，沿街房屋多建有雕漆门楼，题上诗句，颇有古风。不过，这里的房屋都比较低矮，有的伸手可攀屋檐[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抗战期间路过曲靖的人对此多有记述。一位江浙人带着孩子逛书店，选好书准备结账时一头撞在梁上，肿痛不堪。他的理解是，曲靖多风，“三尺孩提偶一不慎，被风吹去，习见不鲜”。[《曲靖杂记（七）》，《浙赣路讯》，1949年，第468期。]

八十年后，曲靖老城已残存无几，东门街拆了大半，新的建设尚未跟进，于是成了一个安静的临时停车场，当年这里是全城最热闹的地方，民众阅览室和邮局电报局都在这里。抵达曲靖第二天，有同学接到邮局留交的昆明来信，说学校已正式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筹备工作初具规模，走海路到校的同学暂住迤西会馆，学校办事处亦设在内，理工两院已在昆明找到校舍，文法两院暂时无法安排，准备先在蒙自就读，然后再搬回昆明。[余道南日记。]

东门街往北一点是曲靖一中，从前的省立曲靖师范，旅行团当年曾来这里参观晋代的爨宝子碑和大理国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这两块碑完好保存至今。和难解的爨文化相比，我对大理国的遗物更感兴趣，在曲靖市博物馆，我读到了会盟碑的译文，了解到那些被镇压的部落，得由首领出面，研细丹砂一遍，以明心迹，表示对大理国的忠诚不二，自然，段氏也少不了要颁赐职位和奖赏，最后双方再杀牲喝血酒，盟约由此生效。

曲靖市博物馆位于市中心与沾益（现在是曲靖的一个区）之间，建筑庞大又摩登，看着像是一艘巨轮的船头，或者某种古代巨型鱼龙的化石。六个展馆中与近现代史相关的（包括三线建设馆）都没有开放，这种情况我在国内旅行不是第一次遇到——一切历史仍然是当代史，地方史家们大约也在揣摩着如何重新叙述？在开放的两个古代展厅里，徐霞客是当仁不让的明星。应该是1638年阴历五月，他经亦资孔、火烧铺，由胜境关入滇，开始了在曲靖及其周边地区长达五个月的考察，目的是寻找珠江源。九月，他在连日的大暴雨里辗转于沾益县，弄清了南北盘江的分水岭，纠正了官方《一统志》的谬误，但也因为条件所限以及旁人的错误指引，与中国第四大河的确切源头失之交臂。[张建术：《重走徐霞客游滇路（之三）沾益——徐霞客的遗憾一言难尽》，《科学与生活》，2003年第2期。]

离开博物馆，我坐4路车前往白石江公园，去看一个六百多年前的古战场。自从进入贵州以来，我就不断在地方志、交通史和本地知识分子的谈论中听到1381这个年份。这一年，在几次劝降梁王未果后，朱元璋派傅友德和沐英率领30万大军征讨云南，他们的行军路线和我徒步路线大致相同，这次军事行动和此后的建卫、军屯、民屯深刻地改变了西南地区的历史——在安顺，人们把它视为本地文化的第一次转折点——这一年阴历九月，朱元璋在南京皇宫外的柳树湾检阅部队，并在江边为将士们饯行。万艘大船沿长江而上，只用了26天就到达武昌。此后傅友德率主力部队，乘船越洞庭到达武陵（常德），尔后弃船登陆，沿普安路，途经郑家驿、茶庵铺、沅陵、辰溪、芷江到达晃州（新晃），进入贵州，12月11日，大军攻克普定和普安，即今日的安顺与盘县，行将进入云南，马上就要在曲靖的白石江畔，与聚集在这里的十余万元军展开一场决定性的战役。[郝正治：《汉族移民入滇史话——柳树湾高石坎续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第35、36页。]

这是1381年12月16日，明军距离曲靖仅有数里，忽遇大雾，冲雾而行抵达白石江北。敌守江边，不得而渡，沐英建议让千名善泅水者，带旗帜钲鼓，从上游渡江，在山林岩谷间吹铜角虚张声势，敌军必大惊，调转兵力防备身后，这时主力便可一举正面强渡。傅友德采纳了沐英的建议，元军果然上当，傅友德遂先令善水的数百猛将持长刀蒙盾渡江，以长刀仰砍岸上元军，元军士气受挫，明军整列进战，炮铳齐发，呼声震天。战数回合后，沐英又纵铁骑直捣元军中坚，敌军大败，主将被擒，人在昆明的梁王闻讯自尽，元朝在西南的最后势力宣告终结。[郝正治：《汉族移民入滇史话——柳树湾高石坎续集》，第37—41页。]

如今的白石江公园是个静谧的所在，大片酢浆草开着粉色小花，上面的雨水水滴晶莹可爱，在湖南时它们还是一片绿色呢。一位着披风的将领石像（是傅友德还是沐英呢？），手握宝刀，凝视远方，小径另一侧是“历史的车轮”，也是石制，虽然它上面写着，“我们忘记的是战争，看见的是祥和，铭刻在心的是前进的车轮在滇东大地上不休的印记”，但我还是嗅到了某种决定论的气味。白石江掩映于排排垂柳之间，宽不过十来米，近乎死水，绿中带灰，怕是用尽想象力也难回到当年的古战场。事实上，在战争发生二百五十七年后，徐霞客也来过这里，见惯了名山大川的他被“涓细仅阔数丈”的白石江震惊了，觉得这就是小小坳塘而已，“何险足据”呢？更何况，在江的上游就是戈家冲，流量很小，环绕地带不过数里而已，“沐公曲靖之捷，夸为冒雾涉江，自上流出奇夹攻之”，根本就是自夸功勋嘛！对于徐霞客的指责，地方研究者有不同说法，有人觉得两百年间，地形地貌不大可能发生较大改变，徐霞客说“书之不足尽信如此”，体现了他的求实精神，也有人觉得他冤枉了沐英，或许当年两军对垒之际，正赶上白石江发大水呢（虽然12月通常是枯水季节）？[吴乔贵：《徐霞客游记中的曲靖》，《曲靖市文史资料第10辑》，1996年11月。]

大概是身体迅速切换回了城市模式吧，公园里逛上一圈就腰酸背痛，比在山中徒步累多了，坐车回城里吃完饭，继续溜达，老城的西门街没拆，据说也不会拆了，两旁的木制老屋、低矮的屋檐、缠头的老人堪与旅行团留下的照片对照，一家名叫“郑凉粉”的小门面招牌引起了我的注意：上面写着“民国二十八年创”。那是1939年，旅行团过境一年后，李霖灿一行抵达曲靖之时。凉粉店的老板，出生于1956年的郑阿姨是个快活的人，带我进邻居家看老县衙门就像上自己家一样，翻墙看老井亦如履平地。老县衙在她家斜对过，如今只是个乱七八糟的大杂院，她和住在里面的一个老太太聊起以前哪里是关人的地方，不自觉地压低了声音，好像谁在偷听似的，又彼此感叹了一下以前“讲究得很”，“你看现在，脏得不得了！原来干净得很！”

我家（凉粉店）传了四代了，上春城晚报都上了二三十年了。我家最早是马龙长冲的，我奶奶有四个儿子，我爹是老四，1917年出生，当时抓壮丁，我爹是逃回来的，我奶奶说在农村待不下去了，就送他出去学点技术，投奔他在曲靖的一个叔叔。所以我爹14岁就出来了，到他叔叔的店里（当学徒），属于帮忙的意思，那个店原来用的名字叫味正园，在大场院。

他叔叔的后代喜欢蹲茶铺，蹲茶铺是啥子意思？就是喝酒，聊天，抽大烟，成不得器了嘛，结果是我爹学出来了，学到技术了，熬酱油、用大磨推凉粉……后来到了17岁，他觉得我爹太可以了，就给我爹一点股份还是本钱，帮他说了一个媳妇，意思是说，可以带她出去了，所以我爹17岁就出去卖豌豆粉，成家立业了。到1939年，他22岁，就有了自己的牌子，我爹姓陈，我妈姓郑，是地地道道的曲靖人，家里是做玉石生意的，我爹算是上门女婿，所以招牌就用郑不用陈。

他们一开始也在大场院，挨着钟鼓楼，以前是曲靖最高的楼，曲靖人讲个俗语，麻雀在上面做蛋，哪个也拿不着。他们专只做豌豆粉，我听我爹讲上昆明拖盐巴，拖香油，（这些原料）曲靖根本没得，曲靖只有小米豆和豌豆，过去做凉粉不加酸菜，就是大蒜红油香菜，酱油都是我们自己熬。我家凉粉最早是一个铜毫，我问他一个铜毫是好多？认不得！后来卖三分五分七分，小份中份大份。打仗（抗战）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卖凉粉了，我听我爹讲那些兵哦，在我们家吃东西，哨子一起来马上就走了。当官的过来，多多少少随便拽一点银子，那些小兵不给钱，（我爹）也不敢要，集合就走了。好像是路过曲靖，好像是要到哪里去。

（解放以后）那就是各蹚各的生活了嘛，打土豪分田地，我爹把大磨都交上去了嘛，就是说当农民了嘛。后来又说我家田地还多，还来分田，我家平均人口超出半亩田，就（划成）富农了。后来就在西门街做农民，种种包谷，后来改革开放了，一开放就动员我们出来，我听我爹讲，是因为我们过去出名。上面派人下来说，不怕的，养鸡养鸭可以发展了嘛，你们也可以卖豌豆粉。我爹说，不卖了，过去卖得出名还被人家整。人家说，不会了，现在是开放市场啦，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我爹就又出来做，我们是第三家个体户领证的，从摆地摊开始，也是在这条街上，就整起来，我爹为人也好，一整我们又红火，我从给他帮忙做起，单在（西门街）这个位置上就干了二十多年了。

做豌豆粉只有我家，曲靖还有一家做包子的，没有传下来，韭菜花面也没有传下来，大场院只有我家传下来。我们家传下来还是感到骄傲，我几个娃娃都有工作，我喊她（小女儿）回来，我就跟她讲，还是要传下去，老人不容易，把这块牌子整下来，不能把它丢了。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的，电视上开个体户的会，每回开会都喊我们。路上的人进来吃，说你家上了头条，我讲，三十年前就上了头条！

我这个小姑娘才上任一两年，我大部分还是要管一下，把把关。我每天跳舞跳到十点半，就来店里，还是要待在店里，有些人来吃，看不见我，觉得说，再好吃也有些（哪里不对的）感觉，还以为店转让了，哈哈哈。我们加盟都不加盟，多少年都来喊，我们怕串味，不加盟。

没有什么秘方，就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这个豌豆粉你只要认认真真把豌豆泡出来，不要掺假，不要摆颜色。有些人讲你们这个豌豆粉没得街上的那个精致，是他（吃添加剂吃多了）吃不出本来的味来了。辣子也要买好的辣子，榨红油才能榨出那个香味。现在都是加啊加啊，都要摆颜色，只有我们从来不摆颜色。只讲味道。酱油我过去是自己酿的，连熬酱油的书本都有，现在那个书找不到了，当时觉得社会样样有，不需要了就扔了，太可惜了！现在买回来的酱油不过关，还要自己加工，用红糖、冰糖再熬，然后豌豆粉才有一种甜味，不经过我们的手加工，味道就出不来。

离开郑凉粉，我继续在西门街上闲逛，32号赵家的四合院可能是整条老街唯一一处还能看出老曲靖之精致的地方，从一楼的《大修曲靖老屋》得知，赵氏远祖乃南京应天府高石坎（今石门坎）柳树湾人氏，明初随沐英入滇（想必也参与了白石江之战？），即落籍曲靖。出生于1848年的银匠兼风水先生赵凯建起了这座老宅的第一层，他的次子赵樾外出参军，官至广东虎门要塞总司令，还曾于1915年义救梁启超。赵樾发迹后添建了老屋的第二、三层，“雕梁画栋，金碧辉煌……显大户景象”，可惜历经劫难，老屋的家具被扫一空，门窗木刻、柱廊石雕也被铲敲殆尽，所幸整体格局尚存，一直到2014年终得重修，成为曲靖麒麟区残存的唯一一幢百年老屋。

查看老屋介绍时，我还意外地发现1912年创办曲靖师范的谢显琳先生（1887—1968）也曾租住在院中十年（1952—1962）之久。翻阅《曲靖文史资料》时，我读过谢先生在去世前三年写就的《省立曲靖师范、中学三十七年的一些回忆》，重点回顾了他创校以及应对学潮的经过，读完不禁感叹，从平津京沪到滇东小城，那个年代的校长苦心周旋于气势汹汹的学生与疑心异党的政府之间的经历是何其相似，文人志趣又何其可叹（如谢显琳自述：“余之生活犹然一学生生活也，大布可衣，藜藿可饱，一切嗜好未敢妄沾”），只是这样的地方知识分子，很难有机会被更大范围的人们所注意罢了。

在32号院里转悠时我遇到一位老人，是赵家后人的同学，今年80岁了，他指给我看老屋用的土漆，又带我去看旅行团住过的胜峰小学旧址。从西门街拐进文昌街新道巷，现在那里是城关小学，我们进去转了一圈，崭新的教学楼和操场，“荡然无存咯！”他说，“高楼算什么……历史的底蕴都丢了……郁闷的人也不少……谁也抗拒不了啊”。出来时我们碰到了另一个老人，85岁了，西门街长大的，两人并不相识，很自然就聊了起来，谁是谁的邻居，谁谁还在（世）等等，85岁的老人抽着烟斗说，这一块地在解放后先是盖了大礼堂，当时没有砖，就拆城墙，后来大礼堂拆了又盖办公室，地委、级委、党校，“那些砖？就埋到土里头咯！”

在曲靖的第二天，湘黔滇旅行团22位师生合雇了一辆汽车去郊外泡温泉，包车共15元，每人7角，同行的有曾昭抡、袁复礼、李继侗诸先生。出曲靖南门，一条公路通往东南，路是新修的，还没铺石子，行驶起来颠簸不堪，路上的马群看见汽车惊得乱跑，乡下的狗则狂吠不止，李继侗笑曰：“汽车到处，六畜不安”，引得众人都笑了。半小时后到了温泉，大家脱完衣服，裸身围坐石池内，只有袁复礼不好意思，独自在屋外洗。泡完温泉，到屋外合影，便准备沿原路返回了，不料曾昭抡看到附近有山有河，又和两个同学游泳去了，让其他人苦等一小时，回到城里已是下午4时[杨式德日记。]。是夜曲靖大风大雨，气温骤降，旅行团前几天刚刚在平彝换上单衣，现在又得穿上毛衣甚至棉大衣了，“这才体会到滇中俗谚‘四季无寒暑，一雨便成冬’之说，确属不诬”[余道南日记。]。

从曲靖到马龙，我很幸运地躲过了降雨，但躲不过的是这里的大风。走出重修的南门，过潇湘江，不久就进入一条典型的开发区公路，宽、直、没人，前方近乎一马平川，风迎面横扫而来，耳膜砰砰直响。后来才知道，马龙年平均风速4.5米/秒，比风城大理下关还高0.2米/秒[《马龙县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第76页。]，而且，优势风是西南风和南风——难怪一路都是顶风前进。学生们说入云南如到华北，在平原（其实是大坝子）徒步和山区的确是完全不同的体验。贵州是游乐场，你走一会儿周围的景色就变了，但走很久，直线距离也前进得少得可怜，云南是跑步机，你走了很久，确实也前进了很远，但感觉还在同一个地方。

顶风走了十来公里，我在路边看到一块“红军战斗遗址”的石碑，路对面还有一座更高的纪念碑，石碑背面有红军长征途经西山公社路线图，但对这里发生了什么只字未提。我坐在碑旁台阶上休息，地上晒着蚕豆和红薯。不一会儿来位戴解放帽、穿解放鞋、花白胡子老长的老头，我问他，这里发生过什么战斗？“毛主席坐了国民党的两辆车嘛！”“毛主席坐了国民党的车？”“是的嘛，车子里有云南地图，有宣威火腿……”“您是说，那两辆车本来是国民党的，后来被红军夺了？”“是的嘛！”“那两辆车本来是干嘛去的啊？”“不是跟你讲了嘛，是国民党的车嘛，那不就拿去了。”

后来我查阅《曲靖市志》，得知这场战斗发生在1935年4月27日晚，红军截获的是一辆从昆明方向开来的军用卡车，车内有云南省主席龙云送给薛岳的云南军事地图和云南白药，后者时任前敌总指挥，正坐镇贵阳指挥追击中央红军。因为这份军用地图，红军确定了到达金沙江边的具体路线，这样才有了后来的渡江入川北上。当时红军中就有人调侃说，三国时刘备入川有张松献地图，红军入滇有龙云献地图。[《曲靖市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8页。]

下午4点多钟，我走上了响水街大桥，下面是个宽阔的峡谷，本就是风口，桥面每隔十几米就有“注意横风”的提醒，今天风又格外大，耳朵里的砰砰之声变成了噼里啪啦，20多公斤的背包看似“压舱”，但也因为它，重心偏高，在桥边走起来不免摇摇晃晃，加上呼啸而过的汽车，多少有点心悸。更倒霉的是，刚走过大桥，我就发现自己走错了路，应该在上桥前就右拐上小路的，只好一边骂自己一边折返，噼里啪啦摇摇晃晃重新来一遍。

拐进响水街村，明显感到风小了，村口立着个2米8高的横杆，大字写着：禁止载重车辆及拉灵车通行，违者重罚。往里走一点是交警大队的宣传语，循循善诱地告诉村民，骑上摩托很威风，戴上头盔更帅气。穿过响水街村是大海哨村，两个村都水泥硬化武装到了牙齿，从墙根儿到下水沟到各种边边角角看不到一粒泥土——八十年前此景可是只有上海才有，但不知道为什么，两个村子都异常冷清，家家户户都紧闭屋门，前者甚至连个小卖部都没有，后者有个大海哨商店，只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在柜台后面，我补充了一瓶运动饮料，又买了一盒柠檬丹，名曰“洪荒之力丸”。

大海哨当年旅行团也经过了，这里是南盘江和金沙江分水岭的一部分，过了分水岭，我就从珠江流域又回到了长江流域，上一次喝到长江水还是在贵阳呢。大海哨村离320国道和沪昆铁路其实很近，铁路几乎擦着村边开过，隔几分钟就有一辆列车经过，但列车驶过后瞬间就变得非常安静，安静得叫人有点发瘆。几只鸡在废弃的院子里觅食，一只狗儿上蹿下跳，好像着了魔。这地方冷清得连标语都看不到。

下午5点多钟走回了国道，热闹和嘈杂加倍奉还，可能因为地势平坦吧，这里的大货车是我一路所见最疯狂的，有时候我只能跳到路边的田埂上，给一、二、三、四、五辆喷着黑烟的卡车让路。小车也都着急忙慌的，为了超车大货，每每强行占用对侧车道，这就意味着他们都是打着左转弯灯向你冲来，唉，只好再一次跳上田埂。其实这里风景不赖，很多刚插上秧苗的水田，天光云影间还有一棵孤零零的菩提树，天气也非常舒服，可以把人身上心里潮湿的部分一点点烘干，又不至于发皱干枯，美妙的轻飘飘的云南空气。走了30公里，和贵州走20公里耗费的体力差不多，这还没考虑从曲靖出发时的顶风而行。

离马龙不到5公里时，一辆川A越野车缓缓停在我前面十几米处，副驾驶一个戴纱巾的老太太探出头来，待我走近，她扯下纱巾，问我是不是去马龙，可以捎我过去。我上了车，后面两个老大妈给我让出位置，开车的年轻姑娘是其中一位的孩子，在成都工作。她们都是马龙人，看到我在国道边走路，觉得很不安全，就决定捎我一程。“以前赶场也都走（国道），现在大家车多了，没人走路了，那些货车司机也就不看人了，经常是到眼前才看得到。太危险了！”戴纱巾的老太太解释。她们是非常温暖的人，又极有分寸感，有一个人刚说了句你在拍照哇，立马被另一个人截住话头：人家拍照肯定是有人家的用处撒！

我请她们在国道和高速的交口让我下来，连声道谢，并祝她们一路顺风。这里离我要住的酒店已经很近了，而我想要看看久违的杭瑞高速。我们是在湘西的沅陵分开的，我南下怀化、芷江，它西去吉首、凤凰，经过贵州的铜仁、遵义、毕节、六盘水，从云南宣威南下，终于又在马龙重新会合了。隔着天桥上的铁丝网看杭瑞高速就像看到一位老朋友，嘿，还记得我给你起的“青山大道”的绰号吗？

马龙一词是彝语“麻笼”的译音，意为“驻兵之城”，不过，湘黔滇驿道上的哪座城不曾是如此呢？城比想象中新很多，毕竟已经是曲靖的一个区，旧《马龙县志》讲，“由于马龙县城较小，城内原建寺庙在‘文革’中受到严重破坏，城内基本没有古建筑物存在”[《马龙县志》，第666页。]。

八十年前马龙还有城墙和城门，虽然规模一般，东城门曰“拱宸”，南城门曰“迎勋”，北城门曰“北极”，西城门没有题额，滇黔公路通车后，西边新辟一城门与公路相接，这是一座青条石三联跨单排结构牌坊建筑，题名“乐熙门”，牌坊有动听的对联：“通路为东南要冲熙来攘往车如流水马如龙；辟门迎遐迩贤才乐后忧先民是主人官是仆”[《马龙县志》，第471页。]。湘黔滇旅行团应该就是“拱宸”而入，“乐熙”而出，大约因为县城实在太小，他们停留的一晚只能四散开来住宿，杨式德所在小分队住在一个庙里，殿内神像很多，有女巫[杨式德日记。]，余道南则住在一所小学里，“与平彝相较相去甚远，校舍既破败，教室内有蛛网尘封，殊嫌不洁，来则安之而已”[余道南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