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拉着她说长征的故事—在水流冲激中颇与淋浴相似—被遗忘的叙昆铁路—灯红酒绿的“封资修”生活方式—一个新人刚刚出现在地球上—大麻保健袜—一曲自然的田园交响乐—用佛法说就是成住坏空—用于向国外宣传的新草鞋

马龙的确是无冕风城，天一暗下来就嗖嗖起风，酒店背后是山地，一整晚都能听到旷野才有的低吼，就差几声狼叫从远处传来了——八十年前湘黔滇旅行团穿越西南时，沿线各县几乎都有虎狼出没，大约是300余人声势浩大，野兽不敢靠近吧，现存的日记和回忆只有清华大学土木系大三学生陈守常提了一句，在抵达亦资孔之前，同学们听说这里有虎豹出没，得尽快赶路。[陈守常来信，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312页。]

第二天上午，酒店外的旗帜鼓鼓作响，背包继续西行，城市西郊花团锦簇的大道两旁，在建的是“与星级温泉为邻的原生别墅”，不知道“原生别墅”做何解释，反正我是想起了窑洞。“原生”的不只是别墅，还有“原生山地河流”，往前走了几百米就看到了，被水泥堤岸锁得死死的，几乎不怎么流淌。

虽然昨天走了30多公里，今天体力仍然很好，抬脚就是三公里的感觉又回来了，抄小路进了村，看到从别墅群流下来的那条河流，边上的河长公示牌告诉我它叫马龙河，流向和我今天行进的方向接近。河流在这里有了土岸，算是松了一点绑，也开始能看出水流，风吹起来，河面鳞片闪闪，又听到了在关岭和永宁之间那种鸟叫，“该减肥！该减肥！”

沿着土结石小路翻一个大坡，过一片松林，马龙河已是真正自然的状态，水草密布，泛出某种可爱的灰绿。沿着河走了挺久，从一个小水坝过河，农妇们在稻田劳作，再往前，就到了曲靖呈钢钢铁集团的厂区。正赶上工人中午下班，我在一家超市买了老面包和椰汁，坐在阳伞下吃午饭，对面坐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把头盔放在桌上发呆，他的宿舍太远了，中午就在这儿坐坐。他告诉我钢铁集团以前是国企，更早还是生产鱼雷的军工企业——当年三线建设的一部分，现在都股份制了，他在这里主要是做点体力活，一个月能拿两三千块钱。他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在河南读大三，学桥梁工程，一年学费3700块。大儿子本来成绩还行，高考那一年贪玩了，只考上专科，读了一学期觉得没意思，退学去红河州打工，现在又觉得还是读书好……要操心孩子读书，要操心孩子工作，还要操心他们找媳妇——这意味着一人得有一套房，“负担重啊”，他叹了口气。我不知道怎么就开口讲起了自己的父亲，讲起我读书的时候，他去厦门打工，去深圳打工，还来过昆明打工，那时家里也不宽裕，“等孩子毕业能自己挣钱就好了”。他听了不说话，只是笑笑。我又想起，我爸去昆明打工时我刚上大学呢，他用工友的QQ和我视频，看到我出现在屏幕里时笑得合不拢嘴，我却惊讶于他工棚的寒酸，满脑子想着的是不要让寝室同学看到才好。

告别这位父亲，我又在这个巨大的厂区走了半天，看到墙上刷着大字广告：“咪咕影院在我手，全村姑娘跟我走”。一个大下坡后再次穿越杭瑞高速，在这一区间它与沪昆高速并线，此后西去大理、保山直至中缅边境，说不定是此行最后一次见面了。出了厂区，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大片田地种着烟草。在一个老宅较多的村子，我问几个日头下歇息的人，这个那个建筑有什么来头。他们七嘴八舌一番，一个腿不太好的老人站起身来，说要带我进村看看，比他年轻的胖子说，我走不动，不然就带你去了。等腿不好的老人领着我缓缓离开，我听到胖子在和另一个人嘀咕，他是来采访的，带他看得收点钱。

村子里气味很大，我拍了些照片，老人不断给我指，这以前是赵家碾子，现在修了厕所，修厕所时还挖出了碾心，又说以前当官的住上面，老百姓住下面等等。他才六十多岁，已经老得口齿不清了，加上方言，我听得非常费力，转了一圈，又陪他慢慢走回去。胖子还在原地，一边打量我，一边问，采访了？我不再理他，和腿不好的老人一起坐下，又听他说了会儿我听不太懂的话，然后告辞，老人起身握着我的手，说，我姓古，家就在那边，下次再来玩啊。我说好的好的，一下子挺难过的。

顶着大太阳往前走，气温升到了27度，好在风大。下午3点多，我厌恶了不断给高速驶过的大货车让路，招手截住一辆从马龙开来的黄绿色乡村面包车，驶了一段，又上来一对夫妇，他们问我是不是来旅游的，我指指背包，徒步的。男人露出茫然的表情，坐在副驾驶的女人说，哦，是走路来感受这一路对吧？是啊。重走红军路吗？倒没有这个意思，不过好像这一路确实重叠了。那是走徐霞客的路吗？这回该我惊讶了。原来她之前在曲靖市博物馆工作，有一个从市委退休的老干部是个老红军，90多岁了，每天都拉着她说长征的故事，说曲靖的历史，徐霞客也是老红军说给她听的。可惜他们很快就下车了，女人露出笑脸，摆摆手：下次说给你听吧！

在马过河镇下车，去寻找当年旅行团的大休息地河边村。按照他们的描述，这里有一条清浅见底的小河，“两岸树木繁茂，碧草如茵”，“夹杂着野蔷薇，白色花略有黄色，有清香”，“成群的白鹭翱翔于林间水湄，令人神往”，许多同学下河玩耍，“借此一洗尘垢”[余道南日记。]，杨式德之前在曲靖感冒了，下不了水，但也采了十来朵野蔷薇包在手绢里，“偶尔擦鼻涕，香气袭鼻，心欲醉”[杨式德日记。]。

走到镇西头，我再一次见到了缓缓流淌的马龙河。320国道从一座五孔石桥上通过，桥头小卖部的老人说这就是1933年竣工的老桥，当年滇黔公路的要塞之一，国民党修桥时，桥墩上房还有一个八角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铲掉了。过了桥，沿国道与河流并排前进，一路有不少农家乐，看上去都生意萧条，而最热闹的时候这里光野味餐馆就有100多家，1996年云南省第一条高速公路昆曲高速开通，320国道就此冷清下来，马过河镇也随之衰落，而高峰机械厂——同样是三线建设的产物——搬走后，小镇就更加沉寂了。[飞蚂蚁：《生活在马龙》，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第134页。]

在一幢还没开建的房子地基上，我得以走到离河很近的地方，在这里，清亮的河水流速加快，划过一页页黄色片岩，哗啦啦地向下游奔去，这才是真正的“原生山地河流”的样子啊——几乎毫不费力就能把此景与八十年前学生的描述连接起来，“时阳光强烈，水温宜人，在水流冲激中颇与淋浴相似。浴后躺卧河边石上养神，感到全身轻松爽快”[余道南日记。]。

这一路我都在寻找“清畅”的河流，但多数河流既不“清”也不“畅”，湘西有一些自由奔腾的溪河，但被五里一岗的挖沙作业弄得浑浊不堪。黔东一些河流倒比较清澈，但阶梯式开发让它们个个都得了肠梗塞，徒步旅行一个多月，只在五里山和马过河看到了算是既“清”且“畅”的流水，这和景区内干净的溪流还不完全一样，你看见村民用背篓背着孩子涉水，你看见老人和狗一前一后按照自己的方法过河，你看见两只白鹭在杂花生树的对岸浮游，你看见汤汤流水下岩石被冲刷出的形状，你知道那是活生生的世界而非景观。

刘兆吉保留了不少旅行团的照片，他的儿子刘重来印象最深的，是闻一多和学生们在河中洗澡，有人在上游抓拍了一张，“全部赤条条的，全都在笑，看到有人在拍他们也不生气，全都在笑”。刘重来在电话里也笑了起来，“这张照片今天就算在，估计也不会登出来，但我印象太深啦！”如果我们今天有机会看到这张照片，应该不难判断地点，不是在马过河，就是在镇远，再或者是晃县，旅行团集体下河洗澡的地方并不多。可惜这些照片，连同刘兆吉的步行日记——他有记日记的习惯，从山东第一师范时就开始记，从长沙到昆明每天都有日记，刘重来见过，日记本里还夹了许多“片片”，纸片啊，树叶啊，花朵啊——在“文革”开始后，都被日记主人亲手烧掉了。“我记得那时候烧都不敢（直接）烧，晚上在灶里一点一点（烧），”刘重来说，“那个心疼啊，几十年的东西，可是没办法，你要被人家抄到了怎么办？”

我在河边坐了一刻钟，恢复了不少元气，好像自己也在流水中冲激了一番似的。继续前行两三公里，河上有三座桥，对面是新开业的度假酒店，风格是我喜欢的淡蓝和灰色，立刻决定今天就住这里，而不继续前往易隆，省却了一天走46公里的挑战，毕竟，长久以来，连本地民谚都抱怨这两站相隔太远，“马龙到易隆，走到鸡上笼”。

在酒店办好入住，出来看桥，相距不远的这三座桥也修建于不同“朝代”——之前重安说自己的三桥“国内仅有”显然是吹嘘之辞了——最上游是2004年建的钢筋水泥的连心桥；中游虎渡桥，建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三孔石桥，当年滇黔驿路的必经之道，结束了马帮涉水过河的历史，如今正对着度假酒店的大门；下游是修建于民国三十年（1941）的叙昆铁路桥。1938年年底，由昆明往东经曲靖、宣威、威宁到四川叙府（宜宾）的叙昆铁路，与昆明往西到缅甸腊戌的滇缅铁路同时开建，按照时人对抗战形势的分析，“这是中华民族史上较诸万里长城和运河还有更大价值的一件大事业”，因为“欧亚两洲的主要交通线，一是由苏彝士运河出红海，经印度洋，绕新嘉坡而达我国的海线，一是由欧俄经西北利亚到海参崴和东北的铁路。这两条交通线，现在已大半在敌人控制之中”，兴建滇缅和叙昆铁路，“可以西通缅甸，接驳印度洋巨轮以通欧洲，东达长江，接驳江轮、飞机、汽车以联贯华西华中及西北西南各省……会成为民族的生命线”[《滇缅和叙昆铁路》，《血路》，1938年，第34期。]。

抗战一年多，随着沿海都市的沦陷，西南的滇越铁路成为中国最为依赖的出海口。也许你还记得，长沙临大的绝大部分教职员、部分男生和全部女生就是通过滇越铁路奔赴昆明的。他们由长沙南下广州，在香港体会了“钱的世界”，第一次坐了爬山电车，俯瞰浩荡的海水和鸽笼似的高楼大厦，还拜访了陆秀夫携南宋末帝投海处；在越南海防提防着无处不在的扒手，被法国海关工作人员推推搡搡地检查，这些法国人“只对穿西装的和妇女客气些”，又看见越南的穷人被人用洋火烧耳朵，如羔羊一样驯顺，“亡国奴简直不当人看！”终于上了开往云南的火车，一路摇晃得厉害，车头的煤灰不时飞进车厢，在河口入境，交护照登记，说是联大学生，检查人员颇为优待，没有额外检查，重回中国国土，看着窗外高山、溪河、飞瀑，“以往在图书上所见的山水，原来是在这里，祖国真伟大啊！”在开远遇到领着童子军为前线战士募捐的青年人，一问原来是今年毕业的北大学生，捐完钱互道：“昆明见！昆明见！”到达学校已是第二天晚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门外墙上的七个大字：“举国同温将士寒”[赵捷民：《从香港到昆明》，《中央日报》1939年2月7日；志鸿：《从长沙到云南》，《青年抗敌特刊》，1938年第16期。均收入龙美光《八千里路云和月——长沙临时大学播迁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12月。]。

1940年，为了进一步封锁中国，日军入侵法属越南，占领滇越铁路，中国最后一条通往外部世界的要道也被切断。为防止日军沿铁路进犯中国，国民政府开始拆除中国境内河口至碧色寨段窄轨，并把它们移铺于叙昆铁路，尽管如此，由于战时条件的限制，叙昆铁路直到1941年才铺轨到曲靖，滇缅铁路进展就更为有限了。又因为抗战急需通车，叙昆铺轨昆曲段完成后即投入运营，在马过河的沟口，这座长6米、高12米的三孔拱桥本身就处在一个转弯坡道上，东端还连接着一个反向弯道，1944年5月21日，一列军人、货物混合列车，因为速度过高在桥头颠覆，死伤125人。[《云南省志·卷80·人物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598页。]

我顺着景区铺设的木栈道走上叙昆铁路桥，借着铺着煤渣很窄的桥面，想象当年那场脱轨事故，只是铁轨已不见踪影。再往上走一点，倒有一段铁路通往深山沟里，一辆似乎更应该出现在游乐场的小火车停在“河边村火车站”。开火车的师傅告诉我，这是景区投资开发的旅游项目之一，有20多公里长，连接了马龙与寻甸两县的度假小镇，生产兵工的高峰机械厂旧址也是其中一站，“上面（山沟里）好看多了，随手拍都好看！”他挥挥手，开动了火车，“等100多亿的钱建好了（游乐城堡），更好看！”

离开车站，下到河滩，叙昆铁路桥西侧绿草如茵，颜色比Windows桌面还要纯正，两个戴草帽的男人在这画面里钓鱼，一头水牛在他们背后吃草，我在河边洗个手，看会儿鱼，半躺着刷微博和朋友圈，再没有比徒步大半天后坐在这样的地方玩手机更叫人放松的了。对了，我还第一次查了到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旧址的距离，整整100公里，多么愉快的巧合。

这一天，湘黔滇旅行团走到下午6点才到易隆，这是寻甸县的一个市镇，多回教徒，全团分头借宿区公所、清真寺和百姓家。次日离易隆西行，“沿途平原沃野，所种小麦已成熟，三五农妇正在田中收割，一边唱着山歌，状颇闲适。展望远方平林漠漠，山色蔚蓝，俨然一幅悠闲的田园风景画”[余道南日记。]。

接近终点杨林时，眼前展开一个大盆地，这盆地在明朝时还是个名叫“杨林海”的大湖，清代日渐淤积，每有洪水，附近县镇皆成泽国。雍正年间，地方官试图疏浚下游的牛栏江，指望由杨林海下牛栏江入金沙江，开辟云南前往四川乃至湖广的另一条通路，所谓“片帆可达吴楚”，但苦心经营数载，仅部分河道可通舟楫，到乾隆年间渐渐搁置。不过，直到民初，杨林海尚有不少地方可以泛舟，人们乘船赶兔街、庙会，捕鱼捞虾（民国时期杨林虾酱颇有名气），来来往往，热闹非凡[苏石：《杨林水官桥》，《嵩明文史资料第5辑》，1995年12月。]。等到了旅行团抵达的1938年，杨林海已经“快干了”[吴征镒日记。]，原来的湖面，现在是“千百亩青草地的自然牧场”[余道南日记。]。

杨林是嵩明县的一个大镇，旅行团住在镇上唯一的小学内，校园坐西朝东，有上中下三个院落，院内郁郁葱葱，石榴树已经开花，学生们还注意到一种表皮光滑、叶似杨树的高大乔木，询之本地人，据告为金鸡纳树，乃从南洋引入品种，树皮可提取金鸡纳霜，是抗疟良药。[余道南日记。]

杨林小学的前身是观音寺，直到民国末年这里还有僧侣数人常年居住，烧香念经[李焕极：《校园生活回顾》，《嵩明文史资料第7辑》，1999年9月。]。1949年以后几经变迁，先是小学搬走，划归粮食局作仓库，整个嵩明县的粮食都往这里运，后来粮食局搬走了，嵩明二中在这里成立，在外面修了一栋说不上是古典还是现代的三层红色水泥楼房。等我到达之时，二中的牌子还挂着，但学校也搬走了，这里成了学校教师的宿舍，最近又搬进来一家养老院——这些都是万寿街上的老街坊们告诉我的，我向其中一人打听二中的历史，几乎惊动了半个街区，连过路的人都跑过来听，但这围观并没有让我不舒服，因为他们的脸上没有任何对外人的疑心，而只是单纯地好奇于我的好奇。

老街坊中年纪最大的是一位住在万寿街44号的老人，他1933年出生，大约1940年左右在家门口的小学入学，和旅行团可谓失之交臂，他说起设在观音寺里的小学，“大殿，地上，佛面前，到处坐的人”。后来观音寺被砸他也是见证者，村长带头，把一尊大佛当废铜烂铁拿去昆明卖了，“大铜佛！（要是留下来）那值钱了哦！”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的荒唐事，有的年代格外多些。八十年前旅行团在杨林只待了一天，不止一人提起这里的特产杨林肥酒。这是晚清商贾陈鼎创出的养生酒，萃取竹叶、小茴香、豌豆尖的天然色素，酒体翠绿。几十年后，肥酒也遭了殃，原因是象征灯红酒绿的“封资修”生活方式。厂方为提倡革命，将绿酒改为金黄色，寓意社会主义金光大道，结果市场疲软，一蹶不振[曾刚：《百年老字号——杨林肥酒》，《嵩明文史资料第6辑》，1997年8月。]。也是在杨林，杨式德终于读完了莫泊桑的小说《奥尔拉》，这篇现代主义特征浓厚的小说与其说是在描述幻觉，不如说是凝视深渊，人之内在黑暗的深渊，“先生们，一个人，一个新人刚刚出现在地球上，无疑他即将繁衍，就像我们繁衍一样……这是在人类之后世界等候的那个人！他来取代我们，奴役我们，驯服我们，也许还要吃我们，就像我们吃牛和野猪一样”。

我是坐火车到杨林的，从马过河度假酒店出发，在烈日下走了12公里乏味的县道，到最近的照福铺站，穿过村落时又一次看到了咪咕视频刷在墙上的大字广告，比之前的“全村姑娘跟我走”愚蠢加倍：“咪咕影院装在手，媳妇整天把家守”。中午1点多到了车站，还没开门，去对面的小饭铺想吃个炒菜，女主人面有难色：这里的人太少了，都没有什么菜……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春节过后，人一下子少了。”改吃鸡蛋炒饭，10元一份，左手吃饭，右手赶苍蝇。八十年前湘黔滇旅行团一进入云南，就发现这里苍蝇不少，在易隆时，钱能欣借宿民家，“臭虫苍蝇骚扰，受累不小”[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抗战初期，中国军队相当一部分伤亡就源于这些小动物带来的传染病，而去除它们的办法就是烧一大壶开水，用高温蒸汽蒸衣服。虽然旅行团配有队医，不必太过担心，但仍有因病“减员”的，除了前述何善周、白展厚和张盛祥外，南开大学大一学生杨涟因腿病返回常德住院，休养好后才赴昆明入学，北大历史系大四学生金宝祥与英语系同乡则因为途中食物中毒，退出步行坐长途车直达昆明。[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第7页。]

等车的人慢慢多了起来，开车前20多分钟，车站打开了大门，里头淡黄色的小小建筑，在云南足以把人烤焦的一成不变的阳光照射下，如同沙漠中的海市蜃楼。慢车从六盘水开来，停靠的大多数站点我这辈子都没听说过，当然也经过了我曾停留的红果、富源、马龙。车厢里篮子和旅行箱一样多，里面装着鸡蛋、枇杷、杨梅，好几个人在吃老坛酸菜方便面，但我一点儿也闻不到，也许是因为我自己身上散发出的味道更重。开车了，很长的隧道，暗下来的车厢里，列车员开始推销除脚气、除脚臭的“大麻保健袜”。往杨林的路上有连绵的一望无际的大棚，中间露出的黑色房屋像江南运河里的平底船，杨林海是彻底消失了，变成了沃野和湿地，湿地上又盖起了五星级度假酒店。如果当初真能修通那条水路，杨林可直达宜宾、泸州，乃至陪都重庆，会对抗战局面有何影响呢？

在车上补票时我差点没忍住买到昆明，后来在杨林汽车站，我再次犹豫要不干脆一口气坐到昆明算了——旅行临近结束，出于不舍，有时候就会希望这么一个休克疗法似的结尾，但我还是买了去大板桥的车票，那是湘黔滇旅行团的倒数第二站。中巴车走320国道，中间绕道去了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从航站楼前经过时，感觉那熟悉的有序的清凉世界和自己是那么遥远。长水的上一站叫长坡，八十年前旅行团在这里大休息，他们注意到这个村子的女人都是天足，赤脚穿布鞋[杨式德日记]。临近省城，喝水吃饭越来越方便，几乎每一个小村落都有两三家乡下风味的小茶铺，“还不进去吃个两杯，好仔细体会这接近目的地的欣喜”？于是，“走路也换成饮后百步余的散步”，李霖灿一行“五里一茶十里一面的向昆明走去”[李霖灿：《黔滇道上》，《大公报》香港版1939年12月1日。]。旅行团的心情是类似的快活，离开长坡，公路平坦，哪怕山间突然飞来乌云，刮起狂风，一阵霹雳接着一阵大雨也不能减损他们的喜悦。高原的雨来得快也去得快，一会儿风停了雨停了，远远的山头上，一片阳光渐渐展大，金黄色向队伍这边延长，“路上默念着这一曲自然的‘田园交响乐’，忘却了全身淋漓”[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

大板桥是昆明当时的实验镇，东西长而南北窄，四周用泥墙围成一个长方形，中间一条石板路长街，在汽车时代到来前的几百年里，由昆明出发前往内地，板桥驿都是头晚住宿之处。1911年，地质学家丁文江从欧洲留学归来，乘海船抵越南海防，经滇越铁路到昆明，住了两周后前往内地，他装了假辫子（那时还是清朝，离辛亥革命还有五个月）、留了胡子，穿上马褂袍子，戴着黑纱瓜皮小帽，同九个轿夫，两名护勇，上午9点从昆明出发，下午1点半到板桥驿，“夫子就不肯走，说前面没有宿处了”。外面下雨，不能出门，丁文江只能坐在客栈里等饭吃，异常烦闷，忽然看见墙上题满了旅人的诗，仔细一看，都不怎么通顺，但有一首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首诗让丁文江想起了滇越铁路的往事。丙午是1906年，滇越铁路云南段开工第三年，这条窄轨铁路翻山越岭，施工难度极大，法国人修路时，本地人怕瘴气，不肯做工，于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到山东直隶两省，大登广告，招聘工人，招来一万多人，死去五千以上，南溪一段，有“一根枕木一条命”的传说，“这一位‘津门穷客’一定是一万多人中的一个，被法国或意大利人骗到云南来的……到了云南以后，云南的地方官对于他们的待遇绝对不敢过问。这是在中国修铁路最可痛的历史”[丁文江《漫游散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第5页。]。

湘黔滇旅行团下午2时许抵达大板桥，集市还没结束，“人群拥挤，颇热闹”，他们住在西门外明应寺内的明应小学，“宽敞清洁，住在教室的地上，一路走来，恐怕是最好的宿营地了”[杨式德日记。]。八十年后的大板桥让我想起了曾经的“蚁族”聚居地唐家岭，特别是当你离开正街进入两侧的窄街时，一摊摊污水和腐坏垃圾，还有两边楼房挂出的旅社与饭馆的五颜六色的招牌——你也可以调侃说它繁华得简直就是小香港。这里的交通非常混乱，有可能你等了好几分钟还是没法穿过双车道的一个路口。第二天上午我走到正街西头，意外地发现明应寺还在，寺庙正门紧闭，门外是算命、理发和去痣者的地盘。我由侧门入，听寺内住持说，这些人给寺庙的志愿者（都是些老太太）卫生费10块钱一天（他调侃说是“保护费”），被允许在这里摆摊，卫生费就用来供佛。

我是在寺外的鞭炮与哀乐声中遇到拿着热水瓶的年轻住持的，他沏了一壶茶，和我坐下来聊天。明应寺做过小学，做过湘黔滇旅行团投宿处，做过抗战部队的停留处，也做过中共领导的滇桂黔“边纵”的据点，到了1949年以后又是耳熟的故事：把神佛像都打倒削平，搬到里头办公。不过住持听当地老人转述，那些在里头办公的人，后来病的病，死的死，只好搬去别的地方——“现世报”倒是一路以来头一次听说。公社搬走后，寺庙被没有房子的贫下中农们分割占据，后来改革开放落实宗教政策，又把他们一家家请出去，重新塑了佛像，再后来外面修大公路，寺庙显得越发老旧，就在大雄宝殿上再加一层，现在，只有天王殿和大雄宝殿的基脚是老的，对了，还有殿前那棵200多岁的柏树，它见证了这里发生的大多数故事。

住持是个闲散的人，“在世间没意思，还是出家好，要是我还是在家，能有这个时间坐下来喝凉茶吗？我那些同学，在上班，一个月五六千、七八千，一万的也有，我说我一个月五六百，就一个低保，吃住都在庙里面。我跟他们说，我们一天瞌睡来了睡觉，口渴了喝水，肚子饿了吃饭，你们一天折腾下来，又是喝酒，又是应酬，累死了，一大堆事让你去折腾，没意思，人生就是那么短暂的时间。我还可以云游，中国都跑遍了，去哪个寺庙挂单都有吃的有住的，积蓄我是没有，只要有车费就可以了，你看我们出家人到哪里，就一个小背包，大太阳戴个斗笠，多简单”。他说这些时，我默默想起，自己在出发徒步前，光是如何处理行李箱，以及该往背包里放什么，舍弃什么，就犹豫了好几天，手电筒、指甲刀、防晒霜一度成了困扰我的东西，还没出发就累得够呛。

他说的折腾我也颇有同感，这趟徒步之行一个非常真切的感受，就是折腾。无论是对环境的破坏和保护，还是对文物的践踏与修复，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折腾，在一次一次地回到原点。“用佛法来说，”他接过我的话头，“就是成住坏空，就这么一个道理，世间万物都一样。一切我，一切执，一切我们看得见看不见的都是这么些东西，这四个字都把它说了。你说折腾，真的就是折腾，成住坏空，成住坏空，循环，再循环。”

“那么如果一切都是循环的话，人生走这么一遭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奉献。”

“就是把你自己投入进去？不管是投入在成、住、坏、空的哪个阶段？”

“是啊。”

我想我按自己的理解附会了他的解释，而他也没有费劲去指出，不过作为一个疏离者，我有时确实喜欢“投入”这个词，就像你很难讨厌热烈生活的人一样。人生苦短，像个少年一样投入吧，体验吧，燃烧吧，纵身一跃吧，哪怕你改变不了什么，哪怕你一点儿都不重要。

抵达大板桥时，闻一多和李继侗两位先生的胡须都留得很长了，两人还合影一张，相约抗战胜利后再剃掉，不过李继侗“守节”不长，到昆明不久就剃掉了[吴征镒日记。]。当天联大校方派黄钰生前往大板桥慰问旅行团师生——为了准备开学事宜，他乘车提前抵达昆明。黄跟大家讲述了学校筹备的情形，还给大家带来了校常委会赠送的袜子和精制麻草鞋[余道南日记。]，走了这么久，多数人的袜子早就没有底了。黄钰生说，教育部对旅行团很重视，回头穿戴整齐合影后，要把照片送到国外当作抗战宣传用的[杨式德日记。]——时任驻美大使胡适在抗战胜利后回忆，“当时最悲壮的一件事引起我很感动与注意，师生步行，历六十八天之久，经整整一千里之旅程，后来把照片放大，散布全美”[《纪念联大九周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胡适致辞，《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1·总览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7页。]。

68天过去了，这群青年跋涉三千多里，徒步横穿西南三省，感受到了自己国家的宏伟壮丽与幅员辽阔，“喜浪游，又多幻想”的清华生物系大四学生姚荷生形容这次旅行，“攀悬崖，涉急湍，清溪濯足，邃洞寻春，良宵看跳月，花朝听吹笙，唯觉壮游之乐，遂忘流离之苦矣”[姚荷生：《水摆夷风土记》，自序，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自然，他们也发现了这个国家触目惊心的贫穷与保守。“三千多里是走完了，在我的心头留下了一些美丽或者惨痛的印象。”北大中文系大二学生向长清写道，“恐怖的山谷，罂粟花，苗族的同胞和瘦弱的人们，使我觉得如同经历了几个国度”。他们“巴不得今天就能赶到昆明”[杨式德日记。]，又听说明日入城，校常委将率已到校的师生在东门外欢迎，“迢迢数千里，历时两月余，别后重逢，彼此无恙，其欣慰不知何如？”[余道南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