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我步行去律所上班，在路上吃了个香肠卷。九点，我准时到达律所。一进门，爱丽丝就慌里慌张地把我拉到一旁。

“你跑哪儿去了？”

我有点儿摸不着头脑。

“我昨晚回我妈家了。”

“我一直在给你发短信。”

听她这样一说，我才发现自己的手机一直是静音状态。

“你手头有那个毒品案的警方判决记录吗？就是你甩给我的那个。”

我明白了。我交给她的那个案子今天开庭，她需要从全国的警察电脑网里调出被告先前的判决记录。我记得自己昨天已在电话里拜托朱利安转告她了，看来朱利安并没有把消息告诉她！

“我有让朱利安转告你，文件就在我桌上。”

我们并排走向我的办公室，发现里面一片狼藉，爱丽丝不禁愣了一下。我无所谓地耸了耸肩。对一名诉讼律师来说，东西乱就意味着案子多，她不会不懂。我找出那份警方判决记录递给了她。

“被告之前已经进去过两回了。”

爱丽丝叹了一口气，来不及多说什么，就一边翻看手里的文件，一边走了出去。我顺手将另一份卷宗塞进包里。朱利安一直在我的办公室附近晃悠，这很反常——他通常不会出现在这个办公区域。此时，他正在走廊里和亚当(Adam)闲聊，貌似不经意地一转头就看见了我，然后冲我微微一笑。

“嘿！”

我也回了他一个微笑。他毫不掩饰地死死盯着我，嘴里仍继续着和亚当的谈话。

“据说皇家律师金斯顿(Kingston)也在用约会软件。瞧瞧他的自我介绍——‘在法庭上’。滑掉他！”

堂堂的皇家大律师居然在用约会软件，这个画面着实令人喷饭。没想到他如此接地气。

“向左滑（表示不喜欢）还是向右滑（表示喜欢）？”

我的这句话把朱利安逗笑了，这种感觉还真不错。

“他因为这件事被客户举报了。”

我无奈地摇摇头，心想他对待案子如此不严肃，换作我也会举报他！客户往往需要支出非常高昂的律师费来打一场官司，有时甚至动辄一天几千英镑。

朱利安再次看向我。

“这周末要不要一起出来喝两杯？”

我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他撒娇似的将头歪向一边。我顿时有种莫名的兴奋。

“再说吧。”

此时，亚当也顺着他的目光看向我。我和亚当是法学院的老同学。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案子，然后互相给对方出主意。他出身书香门第，父母都是教师，但偏偏能理解与他背景相同的人所不能理解的特权机制。

今年，我和他一起被提名为律所的年度最佳刑辩律师，这个奖他去年已经拿过一次。我必须承认，他是我认识的同辈中最优秀的诉讼律师。他可以将整本刑法倒背如流，记忆力堪称一绝！他每一次的交叉审问都精彩绝伦，证人在接受盘问时总能顺着他的思路走。我经手的性侵案都仰仗于他的那套手法，以此对那些所谓的受害者进行盘问。事实证明，那一套真的很管用，因为它能有效提升辩护律师在陪审团眼里的形象。许多男律师在庭审时会给人留下偏激、易怒、爱谴责的印象。相比之下，亚当的手段就高明多了。他会巧妙指出证词里的谬误，以及其中的前后矛盾，然后将其摆在原告证人的面前——这些证词通常都未经核实，证人很难自圆其说。他从不大杀四方，而是用理解和同情让证人自己放松警惕，同时冷静地分析他们的证词，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亚当对我的帮助很大，尤其是在提高业务能力方面。他常常教我要置身事外，不要轻易“站队”，要梳理所有证词的逻辑性和法律关联性，要一而再，再而三，直到发现并找出证词的漏洞。因为这不仅事关案子，还事关法律的尊严。法律是用来保护所有人的，不仅保护原告，也保护被告，同时保护那些尽职尽责的警察，当然也会揭露那些不正当执法的警察。律师绝不能有先入之见。如果有个别罪犯免于受罚，那问题就一定出在那帮渎职的警察或皇家检察院的公诉人身上。因为法律是讲究正当程序的。

亚当问我：“你今早要处理什么案子？”

我已经完全忘记朱利安的存在，一心只顾与亚当聊天。

“今早有三个案子要宣判，都得去内庭。你呢？”

“我手头那个没完没了的案子还没结束，等一下要去一趟老贝利(Old Bailey)。[即英国的中央刑事法庭，因其地处老贝利街(Old Bailey Street)而被英国人称为“老贝利”。]”

与亚当的谈话让我感觉如沐春风，我们之间有着相互欣赏的纯友谊。这时，朱利安插了进来。

“亚当，你昨晚上新闻了，就站在主持人的身后，是吧？”

我连忙表示：“上电视可以双倍加分，我连报纸都还没上过呢！今年你又赢定了，亚当。”

亚当一面谦虚地摇头，一面把我和朱利安的反应都看在眼里。我有点儿不好意思。

朱利安又说道：“别急，别急，我马上要接手一件南肯辛顿持刀伤人案，这个案子备受媒体的关注。”

亚当笑了起来，说：“到时候你肯定又要把我们这些资深律师推到一边，然后将自己的脸全塞进镜头里！”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说得一点儿也没错。朱利安也只好跟着一起笑。

“好吧，这回一定不让你们说中。你们就等着瞧吧，准备好替我付一整年的酒钱吧。”

亚当微笑着佯装抱怨，我故意逗朱利安说：“拜托你认真看看比赛规则，就算我们输了，也只需承担你3个月的酒钱。”

朱利安直勾勾地看着我，我只好赶紧背起挎包，准备结束这段尴尬的对话。

“总之，祝大家今天好运。”

我回到爱丽丝的办公室时，她也正打算出门，嘴里抱怨着要搭地铁赶往位于斯尼亚斯布罗克(Snaresbrook)的皇家刑事法庭，然后又说有案子总比没案子强。和她一起走向电梯时，我回头瞥见那两位男士已经走开了。爱丽丝提醒我，庭审结束后要和她一起带几个新来的实习律师处理一些基础事务。我当实习律师有六个年头，对于那些优秀的后辈，我还是很乐意帮忙的。菲比(Phoebe)在这帮年轻人中最出类拔萃。她很能干，具备出庭辩护所需的所有技能。她思维敏捷，在庭审进展不顺时知道要及时转向，并能坚守自己的立场，对司法程序也非常熟悉。

她和我一样渴望代理刑事案件，在庭上能随机应变，也热衷于辩护律师之间那些胜负难料的竞争。更难得的是，她和我一样渴望成为佼佼者。这一点恰恰是所有刑辩律师都应当具备的。当事人将整个人生都交在我们手里，我们没有理由不全力以赴，尽自己所能去为他们争取最好的结果。

我曾向母亲和她的朋友凯西(Kathy)解释过我作为辩护律师的工作性质与职责。母亲听后表示完全无法理解。我解释说，我就是给当事人作代理人，在听他们描述事件经过后，将这一经过以最符合当事人利益的方式呈现给法庭。母亲满脑子想的都是：“如果真的是他们干的呢？”

我提醒她，那些当事人并不全是男性，我的工作也并不是搞清事实真相。

她始终不能理解，不是因为她听不懂，而是因为这完全违背了她的逻辑。我告诉她，我的职责是以当事人的立场来讲故事，而公诉人则是以警方的立场来讲故事，然后由陪审团决定哪一方的故事更符合事实。一切就这么简单。我只负责讲好故事就可以了。判定当事人是否有罪的是陪审团，不是我。

凯西听得饶有兴趣，但母亲仍不以为然。

“万一你讲的故事是错的呢？”

“我敢保证，妈妈，我使用的所有手段都是符合规则的。只要人人都遵守规则，正义就能得到伸张。即便有个别罪犯能侥幸逃脱，也全都是公诉方的失职所造成的。我的工作就是确保无辜者不被送进监狱，这也是最重要的。所有人都享有正当的程序权。”

这听起来或许有些夸大其词，但我了解母亲的担忧。尽管我哥当年没有被公平对待，但她骨子里仍希望每个人的正义都能得到伸张。约翰尼当年不顾母亲的苦苦哀求，替别人顶罪，头一回进了少管所。我对此表示理解，直到后来才知道他的这一行为使他从此在警方的记录里“榜上有名”，成了有前科的人。这意味着他的工作前景几乎彻底泡汤了，而且再次被捕的概率也大幅提升了。果不其然，在那之后，他就成了重点关注对象，但凡附近发生抢劫或非法闯入事件，警察就会来找他谈话。约翰尼在第一次被定罪后就再也没有自证的机会了。如今他已30岁出头，这种情况仍困扰着他。法律本该被用来检验案件是否属实，但有时警方为了图方便，就在案件报告里随意捏造事实。辩方的工作就是揭露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当夜幕降临时，我已按计划听完两场判决。关于袭击造成的身体伤害，两个案子的被告均当庭认罪，而另一起性侵案的认罪答辩则因一份社会工作报告而被推迟了。这两个已解决的案子可谓大获全胜。我在法庭上大显身手，尽情渲染当事人艰难的生活背景，并为他们据理力争，最终使他们都免于被拘留。这样的结果很令人欣慰。有时候，倾听当事人的背景与经历和了解司法程序一样重要，因为我们可以以此来为他们争取接受勒戒或社会关怀的机会。说白了，就是多花点心儿思为他们制造一些法官难以拒绝的抗辩理由。

从法院回来后，我们聚在爱丽丝的办公室里，毕竟她的办公室最大也最整洁。我在帮菲比练习盘问警察这一环节，因为朱利安告诉她我最擅长盘问警察。面对这种赤裸裸的称赞，我看起来多少有点儿不好意思，但心里却沾沾自喜。朱利安和爱丽丝也在场。他们拥有相似的教育背景和共同的朋友，在成为律师之前就是老熟人了。看到朱利安那副趾高气昂的样子，我就知道他今早出庭又有不错的表现。他一贯喜形于色。爱丽丝的运气就没那么好了，庭审时她预感到情况不妙，只好申请延期审理，此时正在头疼和郁闷当中。亚当也从法院回来了，他一进门，我就询问他在老贝利的庭审情况，他耸了耸肩说：“尚无定论。”

既然有亚当这位高手在场，我必须借机好好向菲比传授一些辩护技巧。

我对亚当说：“我要是漏了什么，你尽管提醒。”

亚当靠墙站着。有他这样一位精明的“助教”在旁边，我立刻搬出了自己最拿手的一个方案。

“菲比，事实上，那些警察在上庭前似乎都串通好了彼此要说什么。”

朱利安插嘴道：“但他们再怎么算计也不如我们聪明。”

他做了一个拇指向下的失败手势，然后又继续说道：“这么做就等于将合理怀疑的机会拱手让给我们。”

我忍不住说道：“如果你想在司法体制中扮演全能的上帝，那你就完蛋了。那些警察就是不长记性，总以为自己就是上帝。”

朱利安点头不迭。爱丽丝则仍显得有些心烦意乱。

我看着菲比说：“询问警察的诀窍，就在于深入他们的内心。”

“我明白，但具体要怎么做呢？”

“你明天就跟着我，我手头正好有一个案件，对手是一个难搞的警察。我能感觉到他与下属意见不一致，但他们统一了口径，想要让案子尽快结案。”

菲比兴高采烈地答应了。我向她简要介绍了案情。朱利安告诉菲比，他即将接手一个足球运动员的案件，她也许会感兴趣。我坐在爱丽丝对面的椅子上，看着朱利安眉飞色舞地描述那个案子，最后，还特意强调这个案子是免费的，是在无偿地提供法律援助，以此表示对该团体的友好。我朝着亚当翻了个白眼，他笑而不语。但这一举动被朱利安发现了。

“怎么啦？”

我笑了笑。

“你那根本不叫‘法律援助’！”在场的所有人都笑了，包括菲比。

朱利安丝毫不生气，接着问道：“为何不能叫‘法律援助’？我的确没有收费。”

他微笑着，示意我继续说。我感觉他在明知故问。

“我的天！这还用说吗？对方是一家高级足球俱乐部！我博学的同行，这绝不是简单的‘法律援助’！亚当为难民法律中心提供的服务才是真正的‘法律援助’，当然，还有我帮助社区孩子们打的那些官司……”

这回轮到朱利安翻白眼了。他对菲比解释道：“相信我，菲比，跟着我不会错的。我能拿到球赛的免费入场券，可以坐在贵宾包厢里，鱼子酱管够。而跟着这群人，只能苦哈哈地吃快餐！”

亚当终于忍不住放声大笑。

朱利安假装委屈地看向亚当，问道：“不会连你也嫌弃我吧？来吧，说说看。”

亚当忍俊不禁。“老兄，你去年不也为一个足球基金会‘捐’了一个免费辩护酒驾案件的机会！”

对于这件事，我从未耳闻。爱丽丝和我都目瞪口呆。

朱利安自嘲道：“当时也有人笑话我。”

爱丽丝也有点儿听不下去了。我接着说道：“你肯定很喜欢被人关注。”

朱利安注视着我，说道：“也许吧。”

菲比好奇地问道：“这个机会他们用上了吗？”

“第二周就派上用场了。”

我忍不住指出：“这是在暗地里鼓励球员的不良行为。”

朱利安思索片刻，然后说道：“这么做还是值得的，至少，在某一时刻，能让那些球员觉得我很厉害！”

我很喜欢朱利安的能屈能伸和善于自嘲。对于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名利双收的人而言，这么做显得很随和。他知道我们都在取笑他，不仅没有制止，反而开起自己的玩笑。

亚当提醒他：“算你走运，不会有人去律师标准委员会举报你。否则，我都能想象那个新闻标题该有多劲爆。”

朱利安做了个“吓坏了”的鬼脸，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回答道：“至少那样能提升我的媒体知名度！”

我们全都大笑不止。我喜欢这种氛围，大家可以不分彼此地互相打趣。爱丽丝注意到菲比的表情发生了一点儿小变化。

“嘿，我们是来帮菲比的，不是来鼓吹朱利安越干越离谱的。”

朱利安迅速把目光转向菲比，他最懂得如何让别人感受到他的关注。

“我们当然是来帮菲比的。菲比，轮到你发言了，跟我们讲讲你的案子吧。”

菲比将我们几人轮番注视了一遍，貌似有点儿紧张。

“两周后，我有一个关于性侵的案件要处理。我首先想了解应该如何盘问原告。”

她稍作停顿，房间内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我正纳闷，菲比接着说道：“我们可否尝试一下角色扮演。我来演原告，你们中的某一个来盘问我，让我找找感觉？”

爱丽丝温声细语地说道：“我可不忍心对你下手。”

菲比看向那两位男士。

“朱利安和亚当呢？”

不等朱利安回答，亚当就说道：“泰莎，你来吧。”

众人都看向我。我考虑了片刻，还是拒绝了，并且提议道：“有一个更好的办法。你下周来旁听我手头这件性侵案的庭审，我主张以受害人同意作为案件处理的基础。”

气氛一下就变了，说不上来为什么。大家刚才担心的估计是同一件事，在一个模拟性侵案件中盘问菲比该有多尴尬啊，更别提她扮演的还是原告！我努力调节气氛。

“拜托，千万别让朱利安当导师！他在一个关于塑身裤的案子上栽过大跟头。”

朱利安夸张地闭上眼睛，做出痛苦状，成功地缓和了现场气氛。菲比随之问道：“怎么了？”

我伸出双臂，将朱利安推到聚光灯下。

“朱利安，还是你自己说吧。”

朱利安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这时，爱丽丝跳了出来，说道：“说句公道话，那条抗辩理由并不是朱利安想出来的，而是出自当时指导他的那位皇家律师。”

我看向菲比，用所有人都听得见的音量大声说道：“那位带朱利安出庭的皇家律师向陪审团提出，女士在睡觉前脱下塑身裤，就相当于脱掉身上的部分内衣，应该视为同意。”

朱利安不好意思地用双手捂着脸。

“陪审团退庭商议后，又回到法庭上。那位皇家律师，也可能是朱利安本人，方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请注意，这个陪审团里有8位年轻女性！”

“看来，我一辈子都摆脱不了这件事。”

“说句实话，若不是因为塑身裤这个论点，这个案子你想输都难。”

朱利安思索片刻，然后承认道：“没错。我一贯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

我看向菲比。“还记得法学院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吗？‘永远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认为自己相信的就是真理’。”

菲比笑着承认。

“当然记得。”

我举起双手表示赞同。

“这就对了！”

朱利安耸了耸肩。

爱丽丝留意到门口有一个清洁工，于是大声说道：“你要清理垃圾桶的话，麻烦把这个也带走吧。”

我难为情地看了一眼清洁工，只见她面无表情地从爱丽丝面前走过，拿走了爱丽丝指的那个垃圾桶。而朱利安还在忙着向菲比解释。

“关键在于，案情陈述必须自始至终都符合法律事实。请牢记这一点。”

爱丽丝与那位清洁工并无眼神接触，而是转过身去，背靠着桌子。我继续聆听朱利安传授经验。

“在辩论中，若焦点集中在受害人是否同意的问题上，辩方无须刻意证明受害人已表示同意，而应着重论证被告并不知晓受害人的不同意态度，并因此合理地认为对方已经同意。”

菲比当然明白这一点，但仍旧不想错过朱利安说的每句话。清洁工走出房间的那一刻，我将目光迎了上去，冲她微微一笑，轻声说了句“谢谢”。我想象着那群自以为是的警察被指出漏洞时的心理活动，想象着明天怎么在菲比面前露一手，揭穿那位警察的谎言。我目送那位穿浅蓝色工作服的清洁工穿过大厅，手里提着的垃圾桶里还有爱丽丝吃剩的早餐。

我回过神来，正好听见朱利安正在复盘那场辩论的尾声。他为自己辩解道：“我想，我们错就错在没有花更多精力去研究女士穿塑身内衣的规矩，对陪审团成员的身份也不够警觉。”

我回想起朱利安过去的几场交叉审问，发现他遵循的正是大多数男性皇家律师的惯用方式，而他曾在法庭上当过他们的助手。他在盘问时总显得不大高兴，我怀疑他自己都不曾意识到这一点。他说话的语气估计只有像我这样的人才听得出来，那是一种男性掌权者在质疑别人时所使用的语气。这很难解释，除非你能亲耳听出那种轻微的不满。我忍不住打断了他的话。

“也就是说，那位皇家律师以及我们的朱利安，并不知道女性无法穿着又紧又难看的塑身裤睡觉，不知道我们理所当然地要脱掉它，否则我们就会被勒得睡不着。请注意，陪审团成员大多为年轻女性，而那位皇家律师告诉陪审团，那位受害人之所以脱掉塑身裤，是因为她允许被告把手伸进她的体内。”

菲比咯咯地笑了出来。

“天啊，一听就知道你没穿过塑身裤！”

朱利安白了她一眼。

“那还用说吗，菲比！”

亚当向菲比补充道：“因此，他的当事人输了官司，眼下还在服刑。”

菲比注意到朱利安一脸内疚的样子，连忙问道：“难道他是被冤枉的？”

所有人都对她表示失望，齐声喊道：“菲比！”

朱利安立马回答道：“他一点儿也不冤枉。打输这场官司才叫冤枉呢！”

说着，他咧嘴做出一个贱贱的表情，高举着双手喊道：“此事到此为止。我们一起去河边那家高档酒吧喝一杯吧！在那里，可以一边喝酒一边欣赏音乐。”

我立刻表示赞同。爱丽丝也想去，于是对菲比说：“那家酒吧是新开的，每天都生意爆棚。”

朱利安点点头。

“说不定，我还能邀请到几个球员，如果你们运气够好的话。”

爱丽丝笑着对菲比说：“他每回都这么说，事实上，他一个也请不来。是不是，朱利安？”

朱利安假装垂头丧气，把我逗得哈哈大笑。我将目光投向亚当，用目光征询他是否愿意同行。他耸了耸肩，回应道：“抱歉，我去不了。这周我得回家陪孩子，以便让萨斯基亚(Saskia)出去透透气。”

清洁工倒完垃圾后，把空垃圾桶送了回来。爱丽丝和其他人一道朝着大厅走去。朱利安也被他们叫出去看什么东西了。我停下脚步，看见清洁工制服上的名牌上写着“佩妮”(Penny)两个字。我接过她准备放下的垃圾桶，她连忙点头以示感谢。我不禁好奇她家住哪里，家里有什么人需要她养活。我大声念出她的名字：“佩妮。”

“对不起，你是在叫我吗？噢，我不叫佩妮。这是别人的名牌，我的那块找不到了。”

说完，她便停住了。见我点了点头，她又继续说道：“我叫玛格达(Magda)。”

“谢谢你，玛格达。”

她耸了耸肩，面带微笑地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