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比一大早就站在法院的门厅里等我。她是专程来观摩我如何盘问那个警察的。她今天显得很不一样，据她解释是因为新买了一套衣服，所以特地穿了出来。她的这身打扮很漂亮，只不过那些装饰品暴露了她初级实习律师的身份。律师穿衣的诀窍在于，既要尽可能朴素低调，又要尽可能选择高档品牌。不过，她那套西装看起来的确价格不菲。不知为何，我很喜欢菲比。或许是因为我在她身上看到了一些她所在的特权阶级所不具备的特质，就像米娅一样；也可能是因为她和我一样热爱法律。总之，她有点儿让人捉摸不透。

那些跟我一样热衷当辩护律师的人，都相信法律可以保护无辜者免受不良执法的伤害。他们相信，通过辩护可以为弱势群体争取到应有的权利，从而维护社会公正。贫困社区的居民常常莫名其妙地成为警察怀疑的对象，我身边就有无数这样的例子，如我的哥哥约翰尼。

亚当和我都是这一类型的律师。他们家虽然没人吃过这样的亏，他却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对追求正义有着强烈的执着。受其影响，我也渐渐把学习法律的初衷升华为誓为弱者而战。但很多时候，我在弱者面前也只是外强中干，因为我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

还有一类律师，他们和朱利安一样，只是单纯地喜欢唇枪舌剑以及在法庭上博弈，处理刑事案件最能令他们体验到这种兴奋与刺激。爱丽丝大概也属于这个阵营，只不过，她最近越来越没有信心。而在法庭上，尤其是刑事法庭上，信心比什么都重要。菲比的一言一行都如同正义的勇士，完全看不出她来自银行世家。有一点，我一直想不通，为何她对辩护充满热情，面对控方从不心慈手软，且这一切都像是发自内心的。究竟是什么赋予她如此强大的动力？

盘问环节开始了。菲比在我身后认真地做着笔记。一进入法庭，那个警察就死死地盯着我，眼里充满敌意。对此，我早已见怪不怪。他越是这样，就越容易被打败。反而那些表现得彬彬有礼、不卑不亢的人，才更难对付。眼前这个满脸通红、鼻孔张大的警察根本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我决定与他慢慢周旋，好让菲比看清整个过程。我站起身来，面带微笑，无视他的横眉冷对。我向来喜欢盘问警察，因为这个过程……怎么说呢，还挺有趣。所有律师对此都有同感，只是从不对外人说。我们可以先指出他们捏造的事实，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有条不紊地削弱控方证据，整个过程让人非常满足。一旦戳到他们的痛处，他们就会极力反击，进而漏洞百出。他们犯的错越多，我们的胜算就越大。因为一旦有谎言被拆穿，其他证词的可信度也会随之大大降低，甚至完全不被采纳。我的职责就相当于测谎仪，要不厌其烦，一遍遍地检验证词的真实性，找出前后矛盾之处。只等那些警察将自己完全暴露，我就能果断出击、迅速结案。这全靠敏锐的直觉和丰富的经验。我已从前面那个年轻警员那里问出所有想要的信息。因此，当这个警长上台做证时，我开始担心一切结束得太快，自己无法在菲比面前露一手。那个大个子警长清了清嗓子。待一切就绪，我便直截了当地开始询问。

“这位警员，我觉得你很容易生气。”

“我没有。而且我的级别不是警员，而是警长。”

“我觉得你很容易犯错误，警员。”

“不是的。再说一遍，我的级别是警长。”

“但你今天在法庭上的陈述有些前后矛盾，不是吗，警员？”

我故意停了下来，举起双手示意他先别急着回答，然后补充道：“抱歉，‘警长’。”

我用眼神提醒他，两者之间的区别。警员犯错是一回事，而警长一犯错，问题就严重了。他并没有畏缩，仍嘴硬道：“我只是犯了个小小的错误，仅此而已。”

“在做笔录之前，你有没有阅读过你的搭档做的笔录，警长？”

他犹豫了一下。究竟会不会承认？我静候他的回答。

“我不知道。”

啊，简直不费吹灰之力。我把头歪向一边。

“可我认为你知道，警长先生。请再仔细想想。”

我一动不动，只伸直脖子，凝神注视着他。他很想弄清楚我究竟掌握了多少事实，无奈只得出一个结论——估计有人说了什么，把整件事情搞砸了，这个烂摊子只能由他来收拾。到了玩心理战术的时候了，大胆一点儿、自信一点儿。一番自我鼓劲之后，他试探性地给出一个回答：“是的。”

“你是说，在做笔录之前，你确实看过你搭档的笔录？”

“我只瞥了一眼。”

我不打算追究他的用词。

“那么，你瞥的那一眼，是在你的搭档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完成的吗？”

他有点儿摸不着头脑，脸涨得通红。

“是的。”

“那么，是他主动将笔录给你看的，还是你要求他给你看的？”

“我不记得了。”

我再次把头歪向一边。

“或许是我要求的吧！”

我表示很困惑：“唔，这就奇怪了。刚才在庭上，你的搭档信誓旦旦地说，他无论如何都不会主动给你看笔录，你也绝不会要求他给你看。由此可见，在你们当中，一定有一个人撒谎了。不是吗，警员？”

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是‘警长’。”

我点头表示认同。稍微停顿后，我给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

“哦，对不起，我并非故意惹你生气，先生。”

我迅速瞥了一眼身后的菲比。她忍不住笑了出来。

庭审结束后，亚当和我们在前面那家快餐店碰头。菲比兴高采烈地向他叙述一上午的见闻。菲比对警察有种发自内心的不信任感，在这一点上，她又与我不谋而合。

在店内排队买午餐的人里有不少事务律师。菲比很好奇我是如何看出他们的身份的。我把那几位穿丝质衬衫的女士和系着精美意大利领带的男士指给她看。

亚当分析道：“他们完全是另一个‘品种’，成天跟企业合同和建筑协议打交道。”

我故意微笑着打了个大大的哈欠。过了一会儿，我们各自带着午餐，走回律所。我一边走，一边向亚当和菲比讲起了几年前所里一位实习律师索菲(Sophie)的故事。

“当时，我正在旁听她为一个被告做笔录。她问那个当事人，原话如下：‘请如实告诉我，这件事究竟是不是你干的？’”

亚当一边摇头一边咬了一口三明治，满嘴芝士和火腿，咕哝道：“你就这么袖手旁观吗？”

“我把她拉到一旁，说，‘抱歉，索菲，请跟我出来一下。’然后，教训她说‘你究竟在干什么？’她一个劲儿地问‘怎么啦？我怎么啦？’我告诉她，‘假如他承认了，你就没法为他辩护，而必须把他直接交给警察。’”

亚当连连摇头。我继续说道：“你知道她是怎么说的吗？她说‘所以，我不可以明知他犯法还为他辩护，是这个意思吗？’”

我们全都笑了。

“于是，我告诫她‘索菲，你的职责不是了解真相，而是利用已掌握的信息，按规矩把事情尽量办好。’我心想，她究竟上没上过法学院啊？！”

菲比问道：“这个索菲后来怎么样了？”

我记不太清了。

“我想她很快就辞职了，头也不回的那种！”

我们回到律所，开始了漫长的一下午。按照惯例，每周四的下午，我们都要忙着为下周一开庭的案子做准备。朱利安来到我的办公室，这是他本周第二次出现在这里。

“嘿，我们正准备去河边那家酒吧，你来吗？”

我点头答应。这正是我此刻最需要的——放松、喝酒，顺便再跳跳舞。

晚上八点，我在洗手间对着镜子查看自己是否需要补妆，并试图拯救那一头被假发压扁的发型。我刷睫毛膏时不小心把它粘到眼睛上了。真烦人，不仅痛得要命，还得用水将其冲洗掉，再重新画一个眼妆。我无聊地站在那儿，等待疼痛缓解，看着镜子里通红的双眼，一时思绪万千。我想到律师之间之所以能够相处得如此融洽，估计是因为外行人根本不了解辩护制度。我还想到被冤枉入狱的往往是无权无势的穷苦人；想到社会上并行的两套法则，一套用来约束穷人，另一套则用来保护富人。在法庭上，我见识过那些富人如何轻松玩转司法系统。他们先是聘请最好的律师，再动用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向法官美言，当然不是为了像我哥这样的人。法律也许是客观的，但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却赋予了他们动用最佳人力的特权。一名优秀的律师往往会千方百计地施展其专业技能，在法庭上应变自如，发挥着扭转乾坤的作用。我甚至想到自己如何被问及那个所有刑辩律师和普通律师都会被问到的问题。每次参加那种一群自以为是的人聚会的奢华晚宴，总有人问我“你是如何为那些明知有罪的人辩护的”。此时，我的眼睛终于不那么疼了，我重新刷了一遍睫毛膏。这一次，我不敢再分神，每一个动作都精准无误。接着，我又涂了点儿红色唇膏，顺便整理了一下发型。

虽然听上去有些荒谬，但实际上只有律师们自己才清楚，这份职业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无所不能和高大上。我们无权了解当事人是否有罪。就像亚当说的，“要置身事外，只检验证词的真实性”。律师的职责不是“无所不知”，而是要“有所不知”。尽管我不止一次地解释过这个问题，他们仍然固执地认为我只是嘴上不说，心里一定是知道的，我绝不可能不知道。假如辩护律师先入为主地为当事人定罪，那么整个司法系统将无法正常运行。当然，我们私底下也会有自己的想法，但在工作中必须摒弃这些想法，并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我们要替当事人把他们的故事讲好，控方讲的则是警方提供的故事。通过这种方式，法院尽可能获取更多的信息，使司法系统得以履行自己的职责。

律师无须为案件负责。我们只是靠谱的“嘴替”，必要时，帮助当事人把故事理顺和润色，做一个不折不扣的叙事者。至于定罪和判刑，那是陪审团和法官的工作，与律师无关。不管怎样，作为普通人，我们总以为自己了解生活的真相，其实我们都错了。人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口咬定自己把钥匙放在某处，结果却在其他地方找到了；印象中自己穿着蓝色礼服去赴宴，直到看见照片，方才发现那件礼服是红色的。人的记忆难免出错，必须反复打磨才能让故事经得起推敲。即使主观上认为，自己清楚当事人做过什么，但他们仍有权选择如何将自己的故事呈上法庭。一旦开始评判你的当事人，你就完蛋了，这说明你已经动摇了。司法系统已偏离航线，而你也彻底输了。

我不再思考工作上的事。正当我最后一次审视镜子里的自己时，门外传来爱丽丝的呼唤。我走出洗手间，发现她已等候在电梯旁，便和她一起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