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尼和母亲陪我来埃德和雷文斯克罗夫特服装店，算是一脚踏入了我的世界。我在律师资格授予仪式上所穿戴的律师袍和假发都是从一位年长的律师前辈那儿借来的。他退休后便把这些行头存起来，借给我这种“家庭不太宽裕”的年轻律师使用。通常，他可以借到我们买得起自己的行头为止。这位年长的律师个子应该不高，因为那件律师袍穿在我身上也只是稍稍有点儿显长，但他却拥有一颗被约翰尼戏称为“脑容量爆棚”的大脑袋，因为那顶假发比我的头围大了好几圈，动不动就从头上滑下来，有时还掉得很不是时候。一连几个月，我都戴着那顶假发出庭，且随时都在担心它会掉下来。不仅如此，它还散发出一股奇怪的味道。虽然我很快就适应了，但有时在周末也能闻到它，我便开始担心那个味道已不知不觉吸附在了我的头发上。

约翰尼的举止让我很不放心。他好奇地四处乱摸，还不时对着那些价格不菲的衬衫吹口哨。

“哎哟喂，光这一件衬衫的钱就足够我保养一辆车了。”

我看见汤米(Tommy)一边捂着嘴笑，一边冲我使眼色。汤米是这里的一名店员，不仅人长得又高又帅，说话还带有利物浦口音。我们一见如故，当时店里一位时髦的矮胖男人正在为我量身，这位自称鲍威尔(Powell)先生的男人不满我一直跟汤米聊天，在我的身后发出一连串的啧啧声。想到这里，我不禁翻了个白眼。鲍威尔先生可不是好惹的，他今天也在店里，眼下正在服务一位年长的顾客。我认出这位年长的顾客不久前刚刚晋升为皇家律师，他在店内得到的尊重与鲍威尔对我家人的鄙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好在母亲和约翰尼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汤米刚巧也有其他顾客，因此，我们只能等鲍威尔先生结束手头的工作。店内有一张椅子，但母亲从不习惯坐着让人伺候。这家店铺不大，若没有收银台上那些现代的数字化付款工具，你定会以为自己穿越到了17世纪的英国。我抬头寻找丹宁勋爵的假发存放盒，那是一个巨大的老古董，上面刻着他的姓名。他那顶大大的法官假发应该就存放在里面，他本人或许也曾在我所在的位置驻足。

终于轮到我们了，鲍威尔先生取出我定制的长袍和假发，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展示给我看，仿佛在赐予我什么珍贵的礼物，似乎忘了我为这套行头花了一大笔钱。见我迫不及待想要试穿，他又大惊小怪地担心我不懂正确的穿法。接着，他有条不紊地将一个女式假领套在我的脖子上。在此之前，我一直佩戴着一个男式假领，但我并不介意。除了不小心溅过几次咖啡，这个男式假领几乎没什么缺点。我其实不太想要这款女士专用的假领，但我实在不好意思说出口。

我估算着买这个假领要多花多少钱，暗暗骂自己不敢大胆拒绝。鲍威尔用一种矫情到令人生厌的语气“礼貌”地请约翰尼“不要碰那些货架”，听上去就像一个谈吐优雅的大人在教训熊孩子，就差把“嫌弃”二字写在脸上了。母亲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约翰尼则躲得远远的。

鲍威尔先生小心翼翼地取出我的新假发，他以为这将是我们全家人翘首以盼的神圣时刻。然而，此时的约翰尼正一边看着我，一边对鲍威尔先生微微竖起两根中指。也许就在此时，我第一次喜欢上汤米。当我转身去查看这一幕是否被旁人看见时，发现汤米正张大嘴，努力克制不让自己笑出来，无声地为我们喝彩。毫无疑问，他全都看见了。这让我瞬间对这个小动作感到很骄傲。凭什么我们在这里要束手束脚、如履薄冰？！我是一名律师，我在这里消费了一单昂贵的东西，鲍威尔先生没理由这么对我！

戴在我头上的那顶假发就像一顶王冠。那一刻，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崭新的长袍配上全新的白色假领，再加上这顶我自认为是专门为我量身定做的崭新假发。我站在那里，房间里不再有鲍威尔先生的身影，我看着自己戴假发的样子，这顶假发将伴随我很多年，我会把自己的名字绣在里面，这将是一顶属于我自己的假发，是我为自己赢得的荣誉与冠冕。下一秒，我又觉得自己像个穿新校服的小学生，那套校服被熨得整齐服帖，穿在身上既合身又得体。

汤米忽然出现在镜子里。他站在我身后，温柔地对着我笑。我转身问他试穿的效果如何。他说：“漂亮极了！”

他准是在开玩笑。母亲看得目瞪口呆，看来还不太适应我的新“发型”。约翰尼本想抓乱我的头发，结果只抓到了一撮假发上的马毛。他笑着说道：“瞧瞧你自己，像不像一匹马！”

在将所有东西都打包好之前，鲍威尔先生对约翰尼和母亲说：“按照惯例，家人们会考虑订购一个印有本店名首字母的假发收纳盒作为礼物，以便假发始终保持最佳形状。”

我摇了摇头。

从店里出来后，我们互相道别。我目送母亲和约翰尼走到道路尽头的十字路口，看着他们在那里等红绿灯。在伦敦这座大城市里，他们显得弱小而无助。难道是因为我还没有完全证明自己的实力？我为何做不到约翰尼那样，对自己讨厌的人竖起中指，然后扭头就跑？毫无疑问的是，约翰尼和母亲从我的视线里消失的那一刻，我感到无比孤独。然而，更可怕的是，有时我即便和他们在一起，那种孤独感也依然存在。无论是在过去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还是在这个我渴望能留下来的地方，我都必须带着伪装。我靠着努力读书把自己带出原来那片小天地，无奈眼前这个新世界需要的不仅仅是聪明的脑袋，还需要一套完美的装扮，而这些装扮目前就在我手里这个印有漂亮店名的大袋子里。

上周发生的一件事一直让我耿耿于怀。我们一帮人当时正在聊学生时代的假期是如何度过的，我提到和家人一起出游的一次经历。那一次母亲带着我们去湖区(the Lake District)玩了两天。当时约翰尼和我的年纪都不小了，但我们都开心得像是出了一趟国。我不假思索地描绘着那里的旖旎风光和与众不同的景色。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位和我同一届获得律师资格的同学，名叫瓦妮莎(Vanessa)。听完我的描述，有人忽然把头转向她，好奇地询问她家那幢乡间别墅是否还在那里。看起来，那人不像是别有用心。瓦妮莎回答得很平静，丝毫没有炫耀的意思。

“我不太清楚。应该还在吧。不过，我们现在家庭聚会都去法国南部，不怎么去那里了。”

对我来说，瓦妮莎漠然的态度和模糊的记忆既不是威胁也不是挑衅。但她的确应该考虑一下其他人的反应，因为大家对我的描述既没有发出惊叹，也没有表示赞同，而这就足够令我羞愧了。事实上，大家并没有拿我和他们作比较，只是在陈述事实而已。他们并没有羞辱我，只是他们让我想起自己的出身，不免让我感到心酸。我无法像别人一样对自己的出身感到自豪。尽管我知道不该这样，但还是会尴尬到无法自拔。我后悔暴露了自己太多短板，恨自己竟然不知道自己有多无知。

这件事让我了解到，我不仅不属于这里，而且从来都不知道自己在哪些方面不属于这里。一次完全没有伤害的坦诚交流，就能让自己瞬间“鹤立鸡群”，而且不是自己想要的那种。过去的经验告诉我，就算没人主动提起你的背景，你和他们之间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以男性为主的司法界当一名女律师已经够显眼的了，我不需要再被视为另一种异类。

当天的晚些时候，在法院的餐厅里，丹妮尔(Danielle)主动上前，和我坐在一起。她的父亲是一名事务律师，因此，她对自己的工作环境并不陌生。但作为一名黑人女性，她了解被认为与众不同是什么感受，也深知在司法界拥有立足之地是多么困难。丹妮尔是律所里决定能否给我的办公室派实习律师的小组成员之一。她知道我是靠奖学金读完大学的，了解我的家庭背景，并且无论何时何地都能站出来为我说话。每当我不好意思地向她表示感谢，她都直截了当地安慰我说：“不用感谢我。要谢就谢你的大学成绩、你在法庭上的表现以及你的能力。”

我永远感激她对我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