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比陪我来到埃德和雷文斯克罗夫特服装店。推门进去时，门上的小铃铛响了一下。汤米迎了上来，身上穿着一套男式晨礼服。他已经快60岁了，却还在这家店工作。一旁的菲比看着我和汤米谈笑风生。我突然意识到汤米就是我在这个城市的人脉，他和其他朋友一样，默默地在幕后为我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汤米一边帮我整理衣领，一边向我透露这款假领的库存不足，是他悄悄帮我留了一个。

我得意地看了菲比一眼，她正温顺地站在我身边。

我将她介绍给汤米，汤米礼貌地打了招呼，迫不及待地跟我吐槽起前不久接待的一位皇家律师。那位皇家律师坚持要试戴一款长可及肩的长假发[司法假发主要有两种样式：一种是长可及肩的长假发，用于参加盛大活动和礼仪场合；另一种是只盖头顶的短假发，是在平时法庭上戴的。]，因为他们在一些庆典仪式上允许佩戴这种长度的假发。笑声刚落，汤米就严肃认真地问我：“你认为自己什么时候能成为皇家律师？”

并不是说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或从未谋划过这件事，只是我们同行之间很少真正讨论这个话题。汤米的直接发问让我瞬间感到了压力，尤其是当着菲比的面。我本想一笑了之，但明显效果不佳。菲比好奇地看着我。她目前还是实习律师，属于资历最浅的新手律师（这虽然不是什么正式头衔，但我们都这么叫），而我马上就是一名资深初级律师了。实习律师终将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初级律师，进而成为资深初级律师。只有被指定为皇家律师，才有资格成为资深大律师。

你必须先经过大法官批准，才有机会被任命为皇家律师。你可以做到成绩斐然，但评选过程却从不公开透明，因为它体现的根本不是什么优绩主义(meritocracy)。

菲比和我离开了服装店，路上打包了两杯拿铁咖啡，然后继续前行。我们一路穿过几个小公园，又经过一些大大小小的男性雕像，过桥之后又继续前行，我们的目的地是内伦敦刑事法庭(London Inner Court)。

菲比突然提起那个关于“出租车站原则”的话题。她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有人告诉她，如果认为自己无法替客户解决问题，不想接某个案子，就可以想办法让自己“没空”。

我忍不住打断她的话：“菲比，这么做是违法的。否则所有律师都会选择放弃手头的法律援助案子，而去接手一些报酬丰厚的私人案件。这么一来，那些无权无势的穷人要找谁来替他们打官司呢？”

菲比接受过职业道德培训，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她只是想确定，被指定的案子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退回。在此之前，已经有很多实习律师问过我同样的问题。

律师只有在认为这个案子超出自己的专业领域，确信自己无法为客户提供很好的帮助时，才能将案情摘要退回。我被这个关于“出租车站原则”的话题搞得汗流浃背，于是决定接下来的路程靠出租车来代步。车里的空调让我瞬间轻松了许多。

我对司机说：“麻烦送我们去内伦敦法庭。”

我们系上安全带，突然，菲比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让我大为震惊的话。

“我爸爸被捕过。”

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于是瞪大眼睛向她求证。她继续说道：“那一年，我13岁。”

关于家庭成员被捕的事情我屡见不鲜，可这件事发生在菲比身上，我怎么也没想到。我忽然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在这个八卦满天飞的圈子里，她竟然勇敢地将这件事告诉了我。我知道这是一种信任的表现。

“方便告诉我，他是因为什么而被捕的吗？”

我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有点儿越界。通常就算是在监狱里服刑的犯人也不会轻易向狱友透露自己是因为什么进去的。但菲比不假思索就给出了回应。

“与性犯罪无关！”

我很难过，她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向我做这个保证，其实我压根儿就没往那方面想。

“他是因为金融诈骗被捕的。”

我们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白领犯罪。她继续说道：“当时的情况很糟糕。”

我点头表示理解。我很好奇，像她父亲这种有权有势的人被捕时是不是和我哥当时一样害怕。她越说越激动。

“可他是无辜的。”

她停了几秒才引出这句重要的话：“他后来被无罪释放了。”

我们都知道这个结果并不能证明他就是无辜的。

她叹了口气道：“但是，他的精神已严重崩溃。”

车子开始蜿蜒地驶向法庭。我十分同情她，我能感受到，她简单的几句话背后隐藏着多少创伤。

“天啊，菲比，真令人难过。”

她转过头来，看着我的眼睛。

“我知道那不是他干的，他是无辜的。”

我很想安慰她。

“被捕并不意味着有罪。”

我很想保护她，但又不知有多少人知道这件事。毋庸置疑的是，关于她父亲被捕的消息，新闻里一定有报道。她看上去很受打击。

“当天，在法庭上简直……太可怕了。”

她稍微振作了一点儿，语气里多了几分熟悉的愤怒。

“我坚决不接控方的案子。”

车子眼看就要到法庭了，我再次被她的话吓了一跳。我想起自己过去也曾发誓，再也不接控方的案子，直到有一天，控方给我派来一份摘要。“出租车站原则”就是在这种时候起作用的。这时，你才发现，原来这些规则在保护你不受无知冲动的伤害。它们会提醒你，律师的工作就是替客户发声；每一名律师都是客户的代言人，替客户将他们的故事以专业的形式呈上法庭，让陪审团和社会来裁定哪个版本的故事最值得相信。我试着用幽默的方式回应菲比的决心。

“除非控方坚持要派给你案子！那么你就必须为他们打官司。”

我能感觉到她的痛苦，但车子已经在法院门口停下，我们只好暂停讨论，刷卡进入法庭。从此，我们之间又多了一根纽带。尽管我们不再提起这个话题，两个案子的性质也不尽相同——她的父亲涉嫌白领犯罪，我的哥哥则参与的是街头暴力，但我们两家人都吃过法律的亏。不同的是，她父亲最终被判无罪。然而，无论有罪还是无罪，他们俩都在各自的档案里留下了永久的犯罪标记。

过安检时，我们必须把随身携带的瓶装水拿出来，并当场喝一口，以便证明我们没有携带易燃液体或爆炸物。这种方式虽然不算高明，但确实有效。我与那位名叫莱昂内尔(Lionel)的保安聊了起来，问到他那只狗的近况时，他不禁喜笑颜开。我注意到菲比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于是问道：“怎么啦？”

“这里所有的人你都认识？”

我仔细想了一下，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我的确认识一些菲比、爱丽丝和朱利安都不认识的人。我喜欢和人交谈。离开时，我转头向莱昂内尔挥了挥手，他也向我做了个脱帽致敬的动作，尽管他头上并没有帽子。

我们来到女律师更衣室，其中的一张小桌子旁已经挤满了在笔记本电脑上埋头工作的资深初级律师。我们互相点头致意。我们熟悉彼此的工作，对对方的生活却不甚了解，这种感觉很不可思议。我喜欢待在更衣室里，尽管以前总感觉在这里待着格格不入。我还记得刚工作的那一年，我就被那群女律师选购鞋子的眼光给吸引了。她们的审美几乎完全一致——昂贵的价格、低调的设计，既舒适又时尚，就连颜色也十分接近。

当我首次尝试购买一双跟她们类似的鞋子时，我被上面的价格标签吓得目瞪口呆。我想不通，为何有人愿意花大价钱买一双如此无聊的鞋子——不仅不引人注目，还朴素得有点儿像骨科的矫形鞋。比它好看的鞋子多的是，而且价格还不到它的四分之一。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了爱丽丝这个问题，她笑我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在法庭上最好穿那种没人注意的鞋子，而且要确保穿着它站一整天都不觉得累。”

这双鞋子就像是某种徽章或制服，是所有女律师心照不宣的秘密。穿上它，你就是她们中的一员了。

当我第一次在一个私人案件上收入了一笔可观的律师费后，我便毫不犹豫地买下了那双自己曾经无比嫌弃的鞋子。我安慰自己它一定物超所值，但实话实说，那两个足弓垫真不值这个价钱。

我一边换下脚上的运动鞋，一边朝菲比看去。显然，在她成为律师之前，已有专人指点她如何挑选鞋子，因为她所穿的鞋正出自那个知名的品牌。

菲比拿出她的假发盒，快速取出那顶不算太新的假发。她的伯父曾经执意要把自己的假发传给她，但被她拒绝了。她选择了一顶符合自己饮食习惯的假发——“素食”假发。在第一次听说还有这样的假发时，我笑个不停。这是一款由大麻制作而成的纯植物假发。我佩服她敢于反抗，忠于自己。她一贯勇气可嘉，对那些所谓的阶级地位从来都不屑一顾。

或许正因为她来自法律家庭，本身拥有一定的地位，才有底气横眉冷对。也许这是一种来自体制内部的反叛，她想用独特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父亲被捕一事的愤怒。

然而，我却只能靠一些含蓄的反抗来表达自己的态度。而且，随着在律师这一行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我就连这样的反抗也越来越少了。所有女律师在穿着打扮上都有着自己的小心思，如在西装里面搭配一件无领衬衫，穿彩色的连裤袜，或者戴一对显眼的耳环等。长久以来，女性都无缘进入法律界。到目前为止，女性律师和女性法官的比例仍然很低。多年来，我目睹无数男性律师和法官自认为智慧超群，却忘了这都是没有女性、有色人种和工人阶级背景的人参与竞争的缘故。由此看来，女律师这些自我表达的小心机的确令人欣慰且值得鼓励。

最令人兴奋的是，在法官席上看见自己的同类。这种时候，女法官和女律师之间就会互相传递一种无声的自豪感。同样地，在法庭上，一位男性法官如果刁难一位女律师，另一位女律师也会向她的同类投去支持的目光。

我拿出随身携带的特百惠收纳盒，这个盒子是我几年前从母亲那里偷来的。起初是用来装那顶借来的假发的，结果一用就用到了现在。去年，有人提出要送我一个假发专用的收纳盒，理由是不忍心看到我这么“寒酸”。这当然是句玩笑话，然而，我的回答却大大出乎自己的意料。

“我用这个盒子来告诉自己不要忘本，它是我与众不同的象征，时刻提醒我要脚踏实地。”

对方吃惊地看着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平时太缺乏洞察力。随身携带这个来自母亲厨房的塑料盒，就如同随时随地都拥有自己的生活一样令我安心。菲比已经把自己的假发盒塞回律师公文包，此刻正微笑地注视着我的塑料收纳盒。我再也不用将它藏着掖着了。

那位名叫瓦妮莎的律师此时也在更衣室里。她主动跟我打招呼道：

“我今天是跟皇家检控署(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s)的人来的。你还是一个人在负责那起性侵案吗？”

我一边戴上假发，一边回答：“没错。今天有一个实习律师跟着我，这位是菲比。”

不等我介绍，她就急着说道：“是的，我认识菲比。”

她冲菲比点了点头，菲比也大方地跟她打招呼道：“你好呀。”

我们从更衣室出来，正打算走向会议室去接受客户的进一步指示，菲比提醒我道：“为何你要独立承担一个案子，而她却有皇家律师带着？你们不是同一届毕业的吗？”

对于这种问题，我连想都不敢想。在律师界，竞争无处不在。你必须忽略它的存在，否则就会开始疑神疑鬼。

就今天的案子来看，控方只有两名目击证人。其中一名是原告受害者，另一名则是她的姐姐。我已经读过她们姐妹俩的笔录。

菲比按捺不住地兴奋。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你的表现了。”

我的当事人已经到场。我们到一个小房间里进行了短暂的会面。我问了他一些常规的问题，如知不知道我为何不传唤他出庭做证。他很赞成这一决定。他自认为不讨人喜欢，而且知道我已查出他有家暴的记录。他一口咬定自己没有强奸原告，并且坚决不肯认罪。

菲比对他很礼貌。她还从未接手过有关强奸的案子。他显然想给菲比留下一个好印象，回答问题时不停地看向她，像是在查看她的反应。他坚持说原告同意与他发生性关系，他俩在外面玩了一晚上，最后一起回了女方的家。

我尽可能多地记录一些细节，以便对原告进行盘问。我的脑子在不停地运转，记的笔记也越来越多。这是个典型的案子。但我着实想在菲比面前好好露一手。当我的当事人去和家人见面时，我提醒菲比要牢记亚当所说的性侵案盘问要诀。

“不要置对方于死地，一切以检验事实为主。”

她当然记得那次在律所的谈话。那可是亚当的经验之谈。

“好的，绝对忘不了。一旦发现他们的证词有漏洞，就要毫不犹豫地指出来。”

直到出庭前，我还在一路叮嘱她：“保持冷静，要让对方觉得你只是在和她确认案件信息，直到你有足够把握，再指出原告证词的不合理之处。放心，这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好的。”

“我发现，只要越同情对方，对方就越愿意向你提供信息。”

“可你的当事人会不会觉得你没有尽力？”

我笑着回答：“当事人的想法并不重要，赢得陪审团的票数才是打赢官司的重点。”

我朝一位认识的律师挥了挥手。我们沿走廊快步走向法庭，两件律师袍摩擦得沙沙作响。

“关键之处在于，向法庭传递被告‘并不想伤害这位女士’的信息，通过某种方式让陪审团觉得，你相信原告今天站在这里是有原因的，因为她被误解了。你全程都要表现得很为难，因为她很可能没有撒谎，只是在处理方式上被对方误解了。”

菲比仔细思考着这段话，突然提出：“万一她真的在撒谎呢？”

“一样的道理。要克服那种把原告证人摧毁的冲动，我一贯是这么做的。原告的故事大多经不起推敲，我并不是说她们满口谎言，只是不符合法律事实。而法庭只接受法律事实，你也只能依靠它来解救你的当事人。”

菲比说她在大学时曾观摩过一场强奸案的庭审，律师在盘问时竟然举起原告受害者穿过的内衣，指责她穿这种蕾丝内衣分明是想展示而不是自娱自乐。我们都见识过这种闹剧，但它早已成为过去时。至少，我认识的律师里还没有人愚蠢到敢在陪审团面前做出这样的傻事。

我告诉菲比有些尺度是很难把握的。

“辩护律师必须使出一切手段来证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事出有因，并且对这些原因提出质疑，这就是你的任务。但所有手段都不能违规，如果法庭允许你提供某项证据，或是在盘问过程中使用某种技巧，你就要考虑，怎么做对你的当事人才有利。亚当和我都认为，太过强势会适得其反。”

菲比一边点头，一边继续说道：“你分享的策略太棒了，听得我都有信心去打这种官司了。无论如何，原告证人遇到你，或者和你一样只论事实而不威胁恐吓的辩护律师，都算是幸运的。”

真是孺子可教也。

我希望爱丽丝能通过菲比了解到我今天在法庭上的表现。我对她那天提出的关于我接手太多性侵案的指责，仍然感到愤愤不平。优秀的律师可以为任何人代理案件，无论对方的罪行大小，这是最基本的法律常识。优秀的辩护律师是为司法体系服务的，必须保证从一开始就维护司法的公正。

快要进入法庭时，我发现门口有一堆媒体在争相报道着什么。在众多男记者中，我看见了几张熟悉的面孔，她们是常年蹲守在法院门口的女记者，从报道风格上看更像女作家。我一眼就看见人群里的雷切尔·迈尔斯(Rachel Myers)，她是《泰晤士报》(The Times)的记者，她显然接受过司法培训，报道出来的文章专业性很强。

我一度以为他们是冲着我的案子来的，但很快就发现，他们另有目标——隔壁法庭正在审理一起贩毒案，被告是一位著名的橄榄球运动员。那群记者很快就消失了。我和菲比进入法庭，那个当事人已经被带上被告席。法警跟我打了个招呼，我按规矩向他介绍了菲比的身份。刚一落座，我们就开始整理各种文件和卷宗。菲比甚至扛来一本厚厚的《证据法》。我已经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然而，她不想错过法庭上提到的任何条款。

皇家检控署的人带着刚才在更衣室遇见的那位律师进来了，一同到场的还有负责本案的皇家律师。从这一刻起，就必须保持警惕，但我仍然无惧任何挑战。这样的官司如果打赢了，胜利的果实必定更加甜蜜。那位皇家律师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厌倦和冷漠，大部分上了年纪的大律师都是这副做派。这么做至少能让大家对他肃然起敬。他们在法庭上享有优先权，这早已是约定俗成的事，年轻的皇家律师反倒没那么多讲究。这位皇家律师向来是控方的首选，接手过很多他们的案子。我抬头看向坐在被告席上的当事人，他的家人就坐在他上方的旁听席上。他们互相看不见对方，我却能把他们放在同一个画面里——好一幅体现家族相似性的奇怪画面。旁听席的另一侧坐着两位30来岁的女士，像是原告的朋友。我提醒菲比不要盯着她们看。她感觉其中一个人看起来很眼熟，经过确认才发现是她自己看错了。

待陪审团成员全部到场就座，案件正式进入审理阶段。警方提供的证据毫无争议。我方当事人的陈述也无懈可击。我猜他可能从之前的家暴案中学到了不少经验。

控方传唤原告出庭做证。她在自报姓名的时候，我也同时在笔记里写下：詹娜·奎因(Jenna Quinn)。她走上证人席，环顾整个法庭，接着，抬头对旁听席里的朋友，也可能是姐妹，亲切地笑了一下，最后，将目光落在我身上，让一时间没反应过来的我以为自己在为被告辩护。我亲切地向她点头致意。她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长了一张充满智慧的脸。虽然精心打扮过，但并没有穿公诉人通常要求的那种千篇一律的套装。相反，她穿了一条很符合自己个性的亮色裙子。詹娜在提供证词时没有哭哭啼啼，也没有大吵大闹。我非常认真地在一页纸上记下她说的每一句话，那页纸的反面正是我在盘问环节想要提出的问题。在整个过程中，我不时地站起来，毕恭毕敬地提出申辩。

“法官大人，请原谅我冒昧地站起来，因为我博学的同行所提的问题已超出证据的范围。”

我的部分反对意见得到了法官的支持。我这么做主要是为了让菲比能欣赏到更多的表演，同时让我的当事人和他的亲友看到我的努力。法官似乎看出了我的意图，开始对我的起立感到有些不耐烦。我面带微笑，试图博得陪审团的好感。我针对本案的主要证据做了大量笔记，从中找出了不少可以攻击的漏洞，控方的失利点我已了如指掌，现在只需将那些漏洞在盘问过程中一一指出来。这就需要我表现出满满的同情心，鼓励证人放心大胆地向我坦白，但也要适可而止，要做到让她看不出我的意图。这种盘问风格是她怎么也想不到的。

詹娜30来岁，是一名小学教师。她和我的当事人相识于一家酒吧，并同意与他交往。我的当事人40来岁，离异，经营着一家体育用品公司。我们事先已经协商好，控方不准提他的犯罪记录，除非我先提出他“品格高尚”。既然知道他有家暴的前科，我绝不会冒险在陪审团面前提到这几个字。我研究过他家暴的犯罪细节，他家暴的原因是家里的门锁被换了，他进不去，于是用暴力砸开了那扇门。说实话，我见过比这更糟糕的。

起身之前，我特意看了一眼证人席上的詹娜。她正看着我，平静地等待我的发问。坐在我身边的菲比也将目光投了过来。我缓缓起身，清了清嗓子，用一种我在这个环节屡试不爽的口吻，开始了我的提问。我的语气充满同情，因为我真的很同情她不得不站在这里，经历如此侵犯个人隐私的事情。但我也意识到，庭上另一个人的自由此刻正受到威胁。一旦被判有罪，他就要被送进监狱，这一点毋庸置疑。

我对詹娜说：“抱歉，奎因女士，你知道的，接下来，我必须问你几个问题，它将涉及你和我的当事人共度的那一晚。”

詹娜点了点头，用清晰响亮的声音回答道：“是的，我知道。”

我立刻开门见山：“你在证词中说，是你自己把身上的衣服脱掉的？”

“是的。”

我缓和了一下语气。

“我们都知道，你当晚在夜总会有饮酒，具体包括两杯金汤力、一杯伏特加莱姆、外加两到三杯的葡萄酒，我如此表述，你同意吗？”

“我想是的。”

我记录下这个她不太确定的问题，稳稳地控制着自己的声音和语气，继续问道：“我是否可以认为，以上这些酒精饮料全都是……”

我看了一眼手里的笔记。

“按标准杯(Standard-size drinks)[欧美国家用于计算饮酒量的度量方法，这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指一杯含有特定分量的酒精的饮料（包括啤酒、葡萄酒和烈酒等），与杯子的容量大小无关，目的在于为安全饮酒提供简单的标识，如学界公认男性每日饮酒最好不超过4个标准杯，女性每日平均不超过2个标准杯。]计算的？”

詹娜毫不畏缩。

“是的。”

“接着，你主动邀请我的当事人去你家，你们两人又在你家中饮用了更多酒精饮料，具体包括每人两杯龙舌兰酒，以及共同喝光了一瓶葡萄酒，对吗？”

詹娜并没有看着我，回答道：“是的，没错。”

我抬起头来，迅速地瞥了一眼陪审团，发现他们每个人的神情都很专注。接着，我转身面向詹娜，用真诚的语气，问出那个我早就知道答案的问题：“有没有可能，你当晚喝醉了？”

她并没有马上回答。庭上传来微小的窃笑声，我没有理会。菲比在一旁拼命地记录着什么。这时，詹娜回答道：“是的，我是有一点儿喝醉。但是我……”

她话说一半又吞了回去，我连忙追问道：“你说的‘是的’，是指你的确喝醉了吗？”

“是的。”

我不再继续追问，而是快速提出下一个问题。

“当你喝醉的时候，是否对当晚发生的事情有一点儿……”

我看着笔记说道：“‘记忆模糊’，正如你在主要证词里说的那样？”

我耐心等待她的回答。这时，法官咳嗽了一声。我能感觉到控方那位皇家律师恨不得从座位上跳起来，但他控制住了。

“是的，我是这么说的。”

我的心跳开始加速，但声音必须保持镇定、柔和。我又问出下一个问题：“那么，你脱衣服的时候，并没有拒绝和他发生性关系，对吗？”

她几乎是抢着回答的，可见，她早就料到我会提出这个问题。

“不，我记得当时，我并不想和他发生关系。”

这样的证词非但没有任何意义，还帮我引出了下一个问题。我继续小心翼翼、满怀同情地问道：“即使如你所说，你改变主意了，但你并没有在任何阶段把这一想法说出来，对吗？”

她回答得斩钉截铁，显然已经排练过，甚至有高人指点。

“不！我请他离开。我拒绝他了。”

我在下一个问题上稍微缓了缓，一是不想激怒陪审团，二是不想把原告证人击垮，但证词里的错误我一个也不会放过。

“那么我就有点儿困惑了，奎因女士，你不是说直到‘几天后’你姐姐问起你那天的约会，你才第一次感觉到……就像你在证词中说到的……‘自己可能被性侵了’？”

她一时语塞。我耐心等待她的回答。很明显，她有些慌了，支支吾吾地说道：“那个……”

我假装翻阅着手里的文件，等待陪审团弄明白目前的状况，又接着问道：“嗯，确切地说，是三天以后，对吗？”

“是的。”

我停止一切动作，注视着她，用提问的语气说出了一个词：“可能？”

接下来的停顿时间足以让所有人明白这一重要观点——就连受害者本人都不确定自己是否遭到了性侵，这可是她的原话。我至少可以对这一点提出合理怀疑。既然当事人自己都模棱两可，罪名自然无法成立。我等待詹娜的反应。

她没有任何反应，于是，我小声提醒她：“这是不是你的原话，詹娜？”

喊出她名字的那一刻，连我自己也吓了一跳。我立刻意识到这种亲切的称呼未免过于做作，于是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问题。

“你在证词里是这么说的，没错吧，奎因女士？而且今天，你姐姐也在法庭上确认了这一说法，认为你‘可能’遭到性侵。也就是说，你们俩对这件事情都不确定。”

她显得很沮丧。

“我确定，只是……”

她再也说不下去了。我表示自己已经问完了。这一分赢得漂亮。菲比不停地用眼神发出“哇哦”的赞叹，其实这一点儿也不难。法警走过去准备把詹娜带离证人席，陪审团的成员们在座位上不安地调整着坐姿。离开证人席前，詹娜倾身向前，直视着我，用一种轻柔但音量足以让法庭上所有人都听得见的声音说道：“对我来说，出庭做证没有任何好处。我并不想站在这里。我这么做的目的，是防止其他女性受这个男人的伤害。我希望你明白这一点。”

她的眼神告诉我，这句话是说给我听的。在她眼里，此时的我已不再是辩方律师，而是一个女人。话虽简单，却意味深长。我通常不会被这样的话击中。

我顿时呆若木鸡。法官等着我提出无犯罪事实可辩的主张，见我半天都没有反应，便等不及发话：“感谢你的配合，奎因女士，你现在可以走了。”

我目送她离开证人席，看着她坚强优雅、泰然自若，头也不回地朝门口走去。她会因此而恨我吗？我敢肯定，她会的。紧接着，她毫无征兆地失去了先前的镇静，发出一声哽咽的抽泣，整个人难过得蹲了下去。陪审团席位上传来一阵低语。那位法警连忙上前将她扶起来并带离法庭。我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她。

庭审结束后，我们坐在法院外面享受夏日的温暖。我打开手机，菲比仍无比兴奋地在我耳边不停地叽叽喳喳。

“刚才真是太精彩了。”

我点燃一支香烟，冷冷地说道：“人们总是忘了自己说过的话。”

菲比并不知道我接下去要说什么，便随口答道：“是啊。”

她又把话题拉回刚才的案子上。

“总之你赢了，你帮他成功脱罪了。这是我见过的最精彩的盘问。”

我点了点头。菲比以为我对打赢这场官司满不在乎。事实上，我感觉自己赢得太轻而易举了。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得出来，唯独菲比一厢情愿地将我视为英雄。

我们眼看着我的当事人和他的家人从法院出来，兴高采烈地欢庆这一胜利。我将庭审结果三言两语地向他汇报完，此刻并不打算再与他有更多交流。然而，他看见菲比热情地向他招手，便朝我们走了过来，我连忙作势离开。我把那支抽了一半的烟踩灭，菲比诡秘地看着我说：“难道你认为他有罪？他真的侵犯了那位女士？”

我耸了耸肩。

她仔细研究着我的表情，我在心里叹了一口气，说：“拜托，菲比，你知道这不是问题的关键。这么说吧，就算他有罪，对方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起诉他，不是吗？”

她会心地笑了。我站起身来，说道：“我得走了。你如果真想问他，就尽管去问吧。”

她笑着和我一起离开了。她一边走，一边查看自己的手机，直到遇见一位朋友。她俩驻足聊了起来，我并没有等她，而是继续往前走。我的脑子里有一个声音一直在小声重复着菲比的话：“万一真是他干的，我们却把他放走了怎么办？”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那个声音赶出去。可现实就是如此，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你无权将一个人送进监狱。我回想起詹娜离开法庭的那一幕，她脚上那双鞋正是我过去常穿的那一款。我只能不断提醒自己，那家伙固然很坏，但很可能不是强奸犯。身为律师，你只能依法办事，无条件地相信司法体系所认定的真相。

我回头看着还在不远处聊天的菲比，这时，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朱利安发来的短信：“这周五晚上八点，能否赏光与我共进晚餐？去那家新开的网红日本餐厅如何？”他居然还在短信的末尾连发了三个吻。我感觉呼吸急促，匆忙回了他一个竖大拇指的表情，但怎么看都感觉太敷衍，于是又补了一句“好极了”。我知道他一整周都在忙一个案子，我有很多工作也必须在周五前完成。

我给母亲打了个电话，拨通后挂掉再打第二遍，这样她就知道是我打的，即使她在上班也会接。在电话里，母亲有点儿喘不过气来，原因是她跑了一路，最终还是没赶上公交车。

她问我最近好吗，我向她问起约翰尼和谢丽尔的近况以及家里是否一切都好。她知道约翰尼来找过我，于是不停地跟我聊他的创业计划，以及她有多为他感到骄傲。我听出她有些夸大其词，因为她不希望看到我和约翰尼之间有任何摩擦。最后，她提到谢丽尔又去做了一次超声检查。

我瞬间警觉，连忙问道：“怎么啦？她没事吧？”

“当然没事，你怎么反应那么大？谢丽尔必须定期去产检，宝宝发育得很好，而且，你猜怎么着？”

“什么？”

“她怀的是女孩。”

我假装不知道，因为我不知约翰尼和谢丽尔是否已经告诉她，宝宝要以她的名字来命名。她没再主动透露什么消息。我告诉她，我下下周再回家，到时候可以共进晚餐。她并没有立刻答应。

停了一会儿，我又说道：“妈，上回的事我很抱歉。我不该……”

没等我说完她就挂了电话，因为她等的公交车来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忙得晕头转向，几乎每天都有案子要出庭。首先是一起律师费很高的私人案件，另一起则是复杂的法律援助案。周五，法官宣布那起法律援助案暂时休庭，回律所的路上我正好可以顺路买几样东西。我突然想到晚上要和朱利安一起吃饭，于是迅速为自己挑选了一条漂亮的裙子。刚一试穿，我就爱上了这条性感的裙子。它丝质的面料柔软贴身，我正好有一双鞋子可以搭配它。

我还缺一套全新的内衣，于是又去了位于科文特花园(Covent Garden)的Bravissimo[英国知名内衣品牌，主营大尺码大罩杯的女性内衣。]内衣专卖店。接待我的店员一开始态度很差，似乎认为我的身材撑不起她家的内衣，直到眼见为实，她才彻底放心。我试了几套文胸和内裤，其中，有一套精美的黑色丝质内衣配上我的新裙子简直天衣无缝。我从未穿过这么奢华的内衣，穿上它的那一刻，我才真正懂得什么叫成熟的魅力。我抚摸着它的面料，轻触那几片精心缝制上去的蕾丝，对着试衣间的全身镜感叹，终于变成那个自己一直想要成为的女人了。我想起之前读过的一篇文章，说的是一套体验感良好的内衣会让成功女性倍感自信。虽然听着像是一派胡言，但一想到自己严肃的外表下，隐藏着成套的性感装束，这何尝不是一种放肆且不为人知的性感。

在返回律所的出租车上，我的臂弯里已多了两大袋看上去价格不菲的东西。我在林肯律师学院附近下了车，穿过一片漂亮的小花园。过去我总觉得这里很不友好，四处可见写着“勿踩草坪”的警示牌，让人不禁怀疑周围一定埋伏着一双双监视的眼睛。如今的它，在我眼里不过是一个陌生的传统花园，甚至让人耳目一新，并且乐在其中。我大胆预测着今晚将发生什么，朱利安和我又将擦出怎样的火花。那一晚的缠绵至今还历历在目，每每想起，都令我血流加速。我发现自己是喜欢他的，而且不止一般地喜欢。想到这儿，我不禁笑出声来。

我身上背着重重的背包和律师公文包，臂弯里挎着两个装满新鲜“战利品”的漂亮袋子，在门口差点儿撞上一位名叫休·道尔顿(Hugh Dalton)的皇家律师。他先是吓了一跳，但很快就缓过神来。

“恩斯勒女士，我正要找你呢。我刚从你的律所出来。”

这回轮到我犯迷糊了，甚至还有点儿担心。道尔顿为何要找我？

他一定是从我的脸上看出了我的焦虑。于是他面带微笑、和蔼可亲地说道：“我有一个提议。我们不妨到那边去说，好吗？”

他移步到路边，我恭敬地跟在他身后，脚底下的碎石被踩得沙沙作响。接着，道尔顿用他悦耳的嗓音流畅地说出如下这段话。

“我就开门见山了，恩斯勒女士。我们律所有一间办公室还空着，我们想找一位有竞争力的年轻律师一起共事。我们希望那个人是你。”

他一定知道这对我来说是个大好的机会。他笑脸盈盈地看着我，对自己能够为我带来这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而沾沾自喜。我吃惊得一时说不出话来。这一切都是真的吗？

“我受宠若惊。”

道尔顿充满期待地望着我，说道：“我想，你一定知道这个消息要暂时保密。”

我疯狂地点头表示肯定。他继续说道：“你的表现没有逃过我们的眼睛，确切地说，是我的眼睛。你近期赢了好几件复杂的案子，而且还获得一个重要奖项的提名。”

他停顿片刻，我趁机打起了腹稿，还没等我给出回应，他又继续说道：“我们一致认为，你的加入将会为我们双方都带来利益。”

终于轮到我开口了：“感谢您的好意，先生。”

我心里不停地盘算着，去这家顶尖的律所，办公室租金要比目前高出许多，将会远远超过我的收入。道尔顿仍不放弃，他将身体的重心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脚上，又增加了一些手部动作。

“或许，你下周可以顺道来喝杯咖啡？”

我无言以对。只听见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训斥我：“拜托你点个头说声‘谢谢’吧。”

“十分感谢，道尔顿先生。”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上面有他的联系方式。我伸手接过来，道尔顿不自觉地注意到我手里的两个大袋子。我低头一看，脸“唰”的一下红了，因为其中一个袋子上用一种常见于床上用品的性感字体印着“贴身内衣”几个字。他并没有做过多猜测，我连忙害羞地把它藏到另一个袋子的后面。

“我期待你的答复。”

他说完就走了。林肯学院里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公共花园，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踏上任何一片草坪。我如孩子一般叛逆地在草地上跳来跳去。我感到既兴奋又吃惊，脑子里不停地思考着要如何做选择。

假如我和朱利安的关系有所进展，我就不得不考虑换一家律所，不是吗？一对男女朋友在同一家律所会有很多麻烦，况且他在这家律所的资历比我老。“别胡思乱想了。该死，你们之间八字还没一撇呢！再说，以你目前的收入根本承担不起在新律所的租金和费用。”

我几乎是偷偷溜回律所的，当然，这件事我无法跟任何人谈。道尔顿所在的律所承担过不少激动人心的维权案子，还处理过一些极其复杂的国际业务。他们的邀请使我倍感荣幸。但当我一回到律所，现实告诉我目前的收入不允许我动别的心思。我不希望比现在更加辛苦地赚钱，去支付高昂的办公费用。如果那样，我的经济压力会很大，我必须没日没夜地工作，连假都不敢请。再说，那里的办公室大得吓人，我在里面没准儿会迷路。我喜欢目前的办公室，这里就像我的另一个家。我提醒自己，千万别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否则，大家会以为我真动了跳槽的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