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的我已然成了旁观者，看着自己步入伦敦的老贝利法庭。今天的保安我一个也不认识，原先的老熟人，要么在轮休，要么已经调去别的法庭。对于这几位新来的，我从未与他们攀谈过，因此，我在他们眼里与其他陌生的到访者无异。我的鞋跟在地板上踏出清脆的声音。过安检时，我客观冷静，不带一丝感情。这一次，我不再随身携带我的律师公文包，自然看不到那顶时常冒出来的假发以及那件随风招展的律师袍。这一次过安检，没人认识我。没了律师身份证明，也就走不了快速通道。

我走过那道金属探测门，门上立刻响起一声警报。脱掉皮鞋再走一遍，警报依然会响。保安手持金属探测棒，将我从头到脚扫了一遍，我双臂平举，目视前方。他把我包里的那瓶水递了过来，我问都没问就掀开盖子喝了一口，于是，那名保安冲我点了点头。我等待他继续对我的包进行检查。包里没有书，只有一本笔记本、一支笔和几份折起来的文件。我快速把鞋子穿上，又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裙子。我为今天的穿着花了不少心思。米娅那天突然出现，陪我翻遍了整个衣柜才找到一套裙装，这套深蓝色的裙装不知何时被我塞进了衣柜的最里侧。这套衣服，或者说这套戏服，是专为今天的表演准备的，非常适合我将要扮演的角色。“半身裙最好搭配高跟鞋，如果你有的话，这样穿显得职业一点，不至于太随便，既显气质又不会太暴露。”

我从来没有代理过性侵案的受害者，也从未当过这类案子的公诉人。我第一次意识到，不仅是被告，就连原告证人的穿着也是有讲究的。这么做的意义当然是尽可能地影响陪审团。但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接受戴珍珠项链，这个建议来自一位年长的警察。

最近，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连头发也剪短了一些。我想，是否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好对付。我一边打消这种令人不安的想法，一边不由自主地看向对面。迎面来了几位出庭律师，他们头戴马鬃假发，走起路来律师袍沙沙作响。他们每个人都带了一堆的文件和文件夹，自信地一边聊天，一边等候过安检。一股强烈的渴望顿时涌上心头。天啊，他们中有人看见我了吗？一想到这里，我赶紧低下了头。

我慌忙取回传送带上的背包和手机。幸好排在我后面的那个人还在脱鞋。我跟着那位被指派来带我去证人休息室的女士一同走进电梯。我懒得告诉她，我对这里的一切都熟门熟路。尽管我们没怎么交流，但我很高兴有人陪伴。米娅和母亲都曾表示过要陪我来，但都被我一口回绝了。我不希望自己被过度关注。我已经受够了同行们对这个案子的格外关注。他们特意将这个案子安排在老贝利开庭，要知道这里几乎从未审理过性侵案。我过去很喜欢来老贝利，尤其喜欢它的庄严雄伟。这里是历史上专门审理刑事案件的法庭，每回置身这个见证过无数历史上著名案件的法庭，我都激动不已。我的整个学习生涯几乎都在研究老贝利法庭审理的案例。我依然记得多年前第一次漫步于此的紧张与兴奋。当我第一次以律师的身份来这里出庭时，我总忍不住把目光飘向那些绘有精美图案的天花板，驻足这里就像置身于一个活生生的博物馆。我为自己有机会在这么有氛围、有格调的地方工作感到无比荣幸。我曾渴望能成为这里的一分子，于是我做到了。然而此时此刻，我在这里的身份却从代理律师变成了原告证人。从朱利安强奸我的那天晚上到现在的782天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怀疑自己能否熬过这一关、这场庭审和这一天。

今天这场严重刑事案件的庭审，两位证人均为出庭律师，一位是犯罪嫌疑人，一位是控方受害者，分别是被告和原告。控辩双方均得由其他律师来代理。在今天之前，假如我听说有同事以当事人的身份出庭，我一定会有所警觉，并且非常想知道细节。在等电梯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手腕一阵刺痛，低头一看才发现一只手的指甲已深深嵌进另一只手的手腕，巧妙地将注意力从焦虑转移到身体的疼痛上。

我走进电梯，站在电梯门的一侧，全程不敢抬头。每到达一个楼层，电梯门就发出“叮”的一声，打开又关上，不停地有事务律师、出庭律师和警察进进出出，直到到达自己的楼层。

我一眼就看见了墙上的庭审排期表，于是本能地将目光投向它。

眼前赫然出现一排以普通字体打印的通告：“皇家检控署诉朱利安·布鲁克斯案”。我居然成了皇家检控署的一名证人！深呼吸，事情马上就要见分晓了。我提醒自己抬起头，镇定地往前走。这名负责证人事务的后勤人员不动声色地将我带到证人会见室。我对这里并不陌生，只不过前几次来都是来见自己的当事人。我每次都来去匆匆，从未留意过这里的陈设。公共区域的墙是灰色的，显然是经过岁月的洗礼。一个小孩的算术玩具被胡乱地扔在墙角，不远处还有一列蓝色的玩具小火车。那几张沙发全是20世纪90年代的产物，看似是被谁家淘汰不要的。这座外观宏伟、令人生畏的著名历史建筑的内部竟是如此陈旧和局促，到处是官僚主义风格的墙漆，没有任何装饰，毫无美感可言。对于我们这群对这里里里外外都见识过的律师来说，那些威严的审判室、彩绘的天花板以及那些漂亮的走廊和门厅已变得司空见惯。可是，我能想象那些原告或被告休息室的常客，一定会为它朴素的内部陈设而大吃一惊，甚至很可能为此感到如释重负。

这位负责后勤的女士胸前别着一块写着“证人援助”的牌子。我突然想到，她很可能是一名志愿者，于是，便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深色皮肤，一头黑发整齐干练地在脑后被梳成一个发髻，一张上了年纪的脸上总挂着温暖的微笑。从业这么多年，我头一次对这些为证人提供帮助与支持的人肃然起敬。我此前从未想过，是什么激励他们承担起这个角色，不惜牺牲属于自己的时间来陪伴目击证人，让他们感受到人性的温暖。究竟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们决定以此作为自己的志愿？难道他们也曾当过证人？还是曾经卷入过犯罪事件？是受害人还是被告？或者曾被告上法庭后又被判无罪？或者身边有亲朋好友经历过某种形式的犯罪？还是在报纸上读到关于某人亲身经历的文章？我很感激她并没有表现得大惊小怪。我不禁怀疑，这些志愿者是否有经过专业培训，就像律师要学会读懂证人的心理一样。无论如何，他们成功安抚了证人的情绪，尽量满足了证人的需求。每位律师都会利用法庭上套取的证据来形成一份自己的剧本。我听见其中一个房间里有人在哭，不禁心头一紧。我被带到指定的房间，那位后勤人员跟我简单聊了两句后就离开了。关门的一瞬间，她的脸上闪过一丝同情的微笑。我，泰莎·恩斯勒，此刻就坐在这间狭小的、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我的面前只有一张白色的塑料桌。

我等啊等。

在此之前，我整整等了782天。过去的每一天，我都在反复思考要如何面对今天的这场庭审。

我回顾过去，想起了每一个本可以轻易放弃的时刻。试问，哪一位头脑清醒的律师会做出我这样的选择，宁愿在同行面前展现自己最脆弱的一面？这件事过后，必定会有一批事务律师拒绝给我案子，身边的人也不得不在我和朱利安之间做出选择，人们会忍不住质疑我所有的判断和决定。

我不知道其他律所的同行是如何谈论此事的，但我明显感觉到有人在回避我，更别提向我伸出援手了。支持别人来指控我们自己人或许是一件符合利益的事，然而，当控方本人就是一名律师，事情就变得棘手了。我一直很好奇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他们究竟希望我怎么做？忽略自己被强奸的事实吗？我明白，这么做能使我免遭羞辱，保全自己的名声。但这一想法反而会激怒我。我又没做错什么，凭什么我要担心自己的名誉受损？

和我一同获得律师资格的一位女同事曾经坦白地告诉我，圈内人都知道我“喜欢朱利安”，不理解我为何要这么对他。我迅速回击了她。

“那你们想没想过，他凭什么这么对我？”

她又说道：“难道，你不明白这么做是在自毁前程吗？如今力挺朱利安的正是决定你将来能否成为皇家律师的那帮人。”

我当然知道这一点。然而，听到这句话从别人口中大声说出，无疑为我敲响了一记警钟。我不仅感到吃惊，更多的还有感到害怕。我究竟是怎么想的？我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米娅是懂我的，谢丽尔也是。但是这么做明智吗？我知道，这一决定在众人眼里无异于“以身试法”，是一个冲动大过勇气的莽撞决定。面对如此莽撞的一个人，有些人选择敬而远之，理由是“我跟她不熟”。他们“不偏袒任何一方”的中立态度，恰恰变相地支持了朱利安。我意识到，他们主要是不想主动挑衅朱利安和他的皇家律师父亲，以及他父亲的那帮皇家律师朋友。他们想要明哲保身，远离任何可能危及职业生涯的事情。一夜之间，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让我感受到一种无助的痛苦。

然而，我并没有退缩，而是坚持到了最后。因为法律不仅给了我全新的生活，还给了我信念和勇气，使我有机会选择为守护正义而战。我需要证明，正义是可以通过法律实现的，否则，我凭什么相信它？如果我在朱利安和他的支持者面前选择了沉默，那么我出卖的就不仅仅是这个官司，还有我内心的平静、毁灭的信念和事实的真相。我等于放弃了自己多年来唯一坚信的一件事，放弃了自己经过专业训练所获得的追求真理的社会角色，也放弃了自己力证的观点——司法体系必须凌驾于一切金钱和权力之上。

对我来说，要把自己的身份从辩护律师切换成控方证人简直难上加难。但我必须相信，司法系统不仅能保护真正的受害者，也不会错怪任何一个好人。我必须相信，通过正当程序依法将某人告上法庭，法律就能还所有人一个真相，正义必将得到伸张。正因如此，我才会不断挑战自己的底线。如果连我自己都做不到，还指望谁来帮我呢？

我无法想象，若我自己不出庭做证，而是就此放过朱利安，我又会变成怎样的一个人。我拥有发言权，我是一名律师，我了解法庭。

强奸这件事不仅伤害了我，也彻底改变了我。

我被这个男人给吓破了胆，而就在那件事发生的几小时之前，他还与我一起有说有笑地进出超市。

我再也无法相信任何人，尤其是男人。

从那之后，我不敢工作到深夜，因为我不知道同在律所加班的人会不会突然冒出来伤害我。

我无法接受自己的身体，再也感受不到亲密接触的快乐。我痛恨这种恐惧和羞辱。

然而，当我一遍又一遍地回忆起那晚发生的事情，我总忍不住质问自己：“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你怎么可能不知道他会对你做那件事？”我受不了一次又一次地重温那种窒息的感觉，以及被人压在身下无力挣脱的痛苦。我感到软弱又可悲，我几乎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还愚蠢地以为自己能掌控局势。“你当时是怎么想的？真以为朱利安·布鲁克斯会看上你吗？你太好高骛远了，泰莎。”我快被这件事给逼疯了，但转念一想，如果我不这么做，我便失去了我努力维护的一件事，那就是我对公平的判断。我始终坚信，当你做了正确的选择，又有专业的人为你代言，你只要说出真相，司法体系的各个机能就会共同运作起来，为你伸张正义。

无尽的纠结使我筋疲力尽。我经历了三年大学、一年律师学院和八年多的律所经验才走到今天。

我始终认为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现在正是我需要法律帮助的时候。我提醒自己，如果让朱利安逃脱法律的惩罚，他会更加坚信自己没有错，然后肆无忌惮。他会认为自己有权将任何人放倒，不顾他人的拒绝和恳求，甚至可以为所欲为，无论他那么做会伤害到谁。

我的记忆又回到几年前。我坐在律所的办公桌前，对着一份看过无数遍的文件伤心落泪。这件事发生在我刚换律所一个月后的某天清晨。我以为自己的哭声不会传出去，可没过一会儿，就传来一阵轻轻的敲门声，一位女士探头进来问道：“你还好吗？”

我尴尬得一边点头，一边转动着身下的椅子。我并不认识这位女士，她的年龄看起来比我大，一头卷发，画着浓浓的眼妆。

“我知道你的遭遇，亲爱的。”

该死。该不会所有人都知道了吧？就连这位陌生人也听说了。我沉默不语。

“你知道的，不少女人都经历过这种事。你必须尽快忘掉它。”

我感到很无语。她一定是看出了我的惊讶，连忙闪了进来。

“最好的方式就是假装没有发生。让这件事彻底过去。男人就是男人，他们永远无法理解女人！”

我知道她是出于好意，但还是忍不住对她的这番话感到不寒而栗，从而产生了强烈的抗拒。不仅对她，还包括所有和我一样出身的女性。你赢不了的。这是包括我母亲和谢丽尔在内的所有女性一直给我的暗示。所有人都在逃避现实，希望我尽快变回原来的样子。但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我若什么也不做，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让朱利安逃脱惩罚，我的生活和灵魂从此将变得支离破碎。那个曾经埋头苦读将自己送进剑桥，并一路靠着奖学金拿到律师资格的我也将不复存在。此刻，我需要找回那个曾经的自己。

当我回过神来，那位女士已不见了踪影。办公室的门“砰”的一声被关上了。我感到很不安，愤怒地掐着自己的大腿，手指甲在腿上留下无数道深深的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