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六点四十分，我仍在警察局前厅等候。我全身湿透了，在空调的作用下不停地瑟瑟发抖。这排蓝色的塑料椅，每两个座位之间都有一个扶手，坐上去很不舒服。一位年轻的女士笔直地坐在其中一个座位上睡得正香。我不常光顾警察局，出庭律师通常无须代表客户接受警察的问讯，因为这是事务律师的工作范畴。一般只有在接到警方的案情摘要，当事人又不肯认罪的情况下，出庭律师才开始接手这个案子。或者他们已经认罪，并且有一文件夹的参考资料或其他文件能够为其申请减刑。以上情况也都需要刑辩律师的参与。事务律师的大部分工作都要在警察局完成，那些当事人也丝毫不轻松。我一边发抖，一边看着这间房间，目光停在那个报告失踪人口的布告栏上。那一张张照片经过复印后，已变得模糊不清，简直无法辨认。布告栏的旁边贴着一张标语，上面写道：“勇敢站出来，去预防犯罪的发生。”我注视着这道标语，估计有人曾经想用蓝色圆珠笔在上面涂鸦，但由于贴纸的表面过于光滑，圆珠笔根本写不上去。我把那行字看了一遍又一遍，眼泪几乎夺眶而出。“我是否应该预防犯罪的发生？我该怎么做？拒绝与他发生关系？不和他共进晚餐？不穿那条该死的性感连衣裙？上帝啊，都是那套内衣惹的祸！”我告诉自己，别再庸人自扰，可这些想法依然不断地在我的脑海里循环。想要制止一件事又谈何容易？

我扭头看向另一面墙。墙上有一张海报，上面是一个年轻女性的正脸照，她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一只眼睛还肿了。头像的下面有一行字——“这不是爱”。我对着它注视良久。我知道照片上的人是模特，而非真实的受害者，但她看上去的确很脆弱。在我很久以前的记忆里，母亲也曾这样伤痕累累。对于脸上的新伤，她从来都闭口不谈，只是默默地用廉价化妆品遮盖一下就出门了。

我感到十分受挫，我曾发誓，这辈子不再做那种在警察局苦苦等候的可怜虫。小时候，我曾多次和约翰尼坐在警局的椅子上等候母亲向警察告状，希望他们将实施家暴的父亲赶出家门；十几岁时，我陪母亲坐在同样的椅子上，等候与刚被捕的约翰尼见上一面。当时，牢房里传来约翰尼的叫喊声，母亲被吓得手足无措。在场的人都躲在桌子背后窃窃私语，不时抬头看看这两个呆坐在那里的被告家属。我们一连等了好几个小时。我第二天还有一场考试，但所有课本都落在家里。直到凌晨两点，他才被放出来。在回家的路上，他坐在母亲的车里大发雷霆，我安静地坐在后座上。母亲默默地开着车，不知该说些什么。

如今坐在这里，我不禁感觉那些日子并不遥远。我的身上穿着换季的衣服，披散着一头被雨淋湿的头发，狼狈不堪地坐在这里，一站起来就能感觉到下体的疼痛，疼痛感一直延伸到腿上。我忍痛走到一台饮水机旁，取下最后一个纸杯，一杯接一杯地喝水，嘴里混杂着各种奇怪的味道——牙膏味、残留的呕吐物和昨晚的红酒。

终于，我等来了一位年长一点儿的警察。他身材魁梧，我感到一阵失望。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他问我是不是叫泰莎·恩斯勒。我一边点头，一边咽下口中的水。他做了自我介绍，我没有听清，只好点头表示我会跟着他。他步履蹒跚地向前走着，我紧随其后，心脏怦怦直跳。他带我来到一间审讯室。对于这样的房间，我再熟悉不过了，因为我早已在视频中见过无数当事人在与这里几乎一模一样的房间里接受问讯。或许是因为摄像机总是正对着当事人的脸和他身后的那面墙，所以这些房间在镜头里才显得那么千篇一律，令人窒息。我通常是在律所的办公室里观看这些录像，观看时还时不时地把脚架到桌子上，对视频里那些玩弄手段的警察破口大骂。直到我坐在这里，才发现面前的桌子其实很大。那位大块头警官缓缓地在我对面坐下。我冷得直发抖，但尽量不让自己抖得太厉害。我感到很不安。我很想请求他换一位女警官来为我做笔录。这是我此刻最需要的。

他一定看出了我的想法，于是告诉我可以过一段时间再来。

“或许你可以等到我们专门设立性侵案小组或是有女警官执勤的时候再来？”

我心里很清楚，既然来了，就不能回头，否则就很难下定决心再来走一遭。我果断地告诉他可以继续。他放下手里那杯咖啡——看上去是一杯纯黑的咖啡，又抓耳挠腮了一番，方才开始提问。他先是问我是否反对录像，问完便耐心等待我的回答。

“不反对。”

设置完摄影机，他又开始问一些基础性问题。这些问题大多很简单，无须思考就能给出答案。比如，他问我的名字，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清晰地报出自己的全名。

“泰莎·简·恩斯勒。”

他问我需不需要喝水。

“嗯，不用了，谢谢。”

他问我是否了解全程都会被录像。

“是的，我了解全程会被录像。”

我还向他报告了我的生日和家庭住址。他问我为何来警察局，我的声音开始颤抖。

“我想要报案。”

一时间，我哽咽得说不下去。他向我说明前台的值班人员已经接到我的报案，我点了点头。他等我继续往下说。我先是一动不动，然后翻来覆去地说一些不完整的话。

“因为我想……”

我又试了一次。

“因为我刚被……”

我心跳加速、双手握拳，再次说道：“我遭遇了一些事情。”

那位大块头警官点了点头，我努力调整呼吸，重新说道：“我刚被……嗯……”

胸口那块千斤重的大石头正在不停地把我往下压。我听见自己语无伦次地说道：“昨晚，不，是今天凌晨……我，我被人侵犯了。”

接着又补充道：“我被性侵了，确切地说，是强奸。”

就在这个房间里，我终于说出了这个词。它就像一个刚被释放的恶魔渐渐现了形，在身后追赶着我。我再次热泪盈眶，但我不允许自己哭出来。这大概是我唯一能够掌控的一件事了。我坐在这里，看着对面这位身材魁梧的警官，视线渐渐模糊了。我的耳朵仍听得见他的问题，只是那个声音已离我越来越远。我迟疑了片刻，心想他的声音为何像是从水下传来的，而我喜欢这种感觉。这个“水下传来的声音”又问了我很多问题，我逐一进行了回答。一台摄像机正在记录我所有的回答。我突然感到好奇，自己在镜头里是什么样子。我像一个旁观者，认真听着自己的回答。

“是的，我认识对方。”

他问我对方的姓名。

“朱利安·布鲁克斯。”

他问我今晚是否第一次见面。

“不不，我们是同事。”

他问我和朱利安在一起工作了多久。

关于这个问题我必须想一下才能回答。

“我也记不太清了，大概六年吧。”

“你们是恋爱关系吗？”

我被他问得有点儿难为情，甚至有点儿自嘲。

“是恋爱关系吗？”

我慢慢地卷起袖子，想为自己争取一点儿时间。此刻，我一定汗流浃背。我开始用支支吾吾来代替完整地回答。

“嗯，不是……但今晚不算是第一次……不不，我们不是。我们还没有确定关系……”

我听见脑子里响起另一个声音，一个愤怒的声音：“你就是个白痴。别忘了，你还特意买了新裙子和新内衣。”

我环顾整个房间，除了墙上有一处小凹陷，没发现任何异样。

“不，不是恋爱关系。”

从下一个问题开始，场面就越来越尴尬了。我只好硬着头皮回答。

“嗯，那个，我也记不清是几周前还是上周，我们有过……”

我意识到，此时已没必要掩饰。

“我们有过一次性关系。”

那位警官低头查看笔记时，那个“水下传来的声音”又问了几个令人不适的问题。我一一给出清晰的回答。

“在工作地点。下班后。在他办公室的沙发上。”

此时，我唯一庆幸的，就是那位警官始终没有抬头看我。比起之前的尴尬，此刻的我更觉得丢脸。我不得不向一个陌生人，一个年长的男人，谈论自己的隐私。他问我是不是自愿的。我莫名地心跳加速。他抬头看着我，我看着他，回答道：“是的。”

我想要把那晚发生的事和今早的情况区别开来。这明显是两码事。那位警官清了清嗓子，继续低头看着笔记。我很奇怪自己为何不做笔记，我是律师，律师离不开笔记，不是吗？然而那个“水下传来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想法，继续一个接着一个地提问。在大致讲完昨晚开始阶段发生的事情之后，我意识到，问讯马上就要进入强奸的部分了。我不仅需要回答问题，还要提供详细的描述。我看着一个个问题从他的嘴里问出来，然后毫无感情地给出答案，巴不得这个过程早点儿结束。我低头看见自己的双手正抖个不停，不禁吓了一跳。看来我不仅无法控制目前的局势，就连自己的身体也无法控制。我放下袖子，把双手藏到桌子底下。我不想让自己成为一个受害者，相比之下，我更想成为幸存者。

我听见自己对那位警官说：“我试图咬他的手。”还说到自己如何被控制住，根本无法动弹。说着说着，我的眼泪又一次在眼眶里打转。我实在不愿意回忆当时的感受。我不想再谈论，更别提描述它了。我惊魂未定地坐在那里。那位警官问我要不要喝水，我摇了摇头。我不想被打断，我只想他把该问的都问完，我好早点儿回家。那位警官的脸变得忽远忽近。我嘴上回答着问题，灵魂却早已离开了身体，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在此之前，我一贯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不得不详细说明，事发之时，他的腿和我的手分别在什么位置，他用哪只手捂住了我的嘴，以及我当时的感受。那位警官还问我是否踢了对方，或者把他推开，是否在对方身上留下任何伤痕，以及有没有试图反抗。我顿时充满悔恨，我反抗了吗？我只记得当时有多无助，既难受又害怕。我只记得，自己正在经历痛苦，而且全身一丝不挂。

我告诉那位警官：“我拒绝了，而且不止一次。我让他停下，但他不听。我试着去踢他，想要把他从我身上推开，但我根本无法呼吸。”

我浑身发抖，但我无所谓了。那位警官低着头，又问了几个涉及身体其他部位的问题。确切地说，是隐私部位。我一边揉着脸，一边回答他的提问。我彻底绝望了。我回忆起自己如何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任他蹂躏。我的情绪渐渐从愤怒过渡到自我同情。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种感觉——承认自己弱小可怜。

我的思绪又回到了过去。我看见自己害怕得躲在房间里，偷听父亲对母亲和哥哥发火；又看见5岁的自己跟着母亲到街角的商店买东西，其他大人纷纷向满脸淤青的母亲投来同情的目光。我讨厌被同情。那位警官又问了我一个问题，这一次，我再也无法回答。我感觉自己被大卸八块，所有的隐私都被一览无余。我已经羞愧到无地自容。

我提高嗓门说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很抱歉。他默默地思考着什么。我恨不得马上离开这里，可身体却一动不动地坐着。我努力调整呼吸，想让自己平静下来。吸气，呼气；吸气，呼气。保持冷静，泰莎。我需要这位警官的支持。我一遍又一遍地做深呼吸，直到他问我：“请问，可以把你的手机交给我作为证物吗？”

“不行。我的手机，不能给你。”

他对我的反应很不满意。他站了起来，走出审讯室。我呆坐着，等了好一会儿，他才回来。他再次坐下，重新问了一遍关于手机的问题。

“不行。”

他抬头看着我。我不确定那个表情是恼火，还是觉得我不可理喻，也可能是单纯看我不爽。我试着平静地做出解释。

“因为工作需要，我还有朋友和家人要联系。所以，很抱歉，我不能给你。”

他半开玩笑地说：“我还以为你要我们帮你立案呢。”

“我的确想要立案。”

我紧紧握着自己的手机，等待他给出回应。他无奈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合上笔记本，关掉摄像机。我整个人放松下来，终于结束了。然而，这种放松持续了不到两秒钟，他又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们会带你去一个救助中心，这是一家专门为性侵受害者做检查的诊所……”

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你将在那里接受法医的检查。”

我整个人僵住了。我考虑要如何推迟这个检查，脑海里不停地闪现出被强奸时的画面，一只脚不受控制地打着节拍。他低头看了一眼，我立刻把脚绷直。我的眼前又出现了卧室的天花板，我想起自己是如何盯着它看，想起当时强忍的痛苦，全身不由自主地颤抖。我得为自己争取一点儿时间。

“估计检查不出什么结果。”

他疑惑地看着我。我在心里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解释道：“事后，我……我已经洗过澡了。”

我的脑子里又响起刚才那个愤怒的声音：“我就是个白痴。净干些蠢事，既收拾了客厅，事后又立刻洗澡。”我焦虑地把指甲深深地扎进自己的手掌心。

“我把所有证据都洗掉了。”

我看向那位警官，他正慢条斯理地剥开一块口香糖，把它放进嘴里。我看着他一下一下地嚼着口香糖。此刻，我多希望那个无忧无虑嚼口香糖的人是我啊。

我忍不住向那位警官提了几个困扰我已久的问题：“万一他不承认和我发生过性关系怎么办？我现在要如何证明？”

但我马上又想到了：“不，他不会否认这一点。他只会说这是双方自愿的，对吧？”

那位警官把身子往后一靠，双手别到脑后。

“他只需要为自己找一个混蛋辩护律师，想怎么说都行！”

我无言以对，心脏剧烈地跳动着，像是要从胸腔里蹦出来。我看着他的脸，小心翼翼地说道：“事实上……朱利安本人就是辩护律师。”

那位警官立马不再嚼口香糖。这无疑给案件调查增加了难度。他看着我，仿佛在责怪我为何不早点儿说。我感到很不安，却还是鼓起勇气，小声地补充道（尽管我知道他一定不喜欢听）：“其实……我本人也是辩护律师。”

他的脸上出现奇怪的表情。是同情吗？应该不是。他到底想表达什么？

只见那位警官慢悠悠地说道：“你们也有用得着我们的时候，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