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审团成员选定了。”

理查德宣布这一消息的时候仿佛意犹未尽，于是我顺着他的话问道：“成员中有几位女性？”

“五位。”

母亲鼓起勇气问道：“这样是好还是不好？”

理查德和我交换了一下眼神，我们很难回答这个问题。究竟是好是坏，我们彼此有自己的答案。

我转向母亲，故意大声地回答，好让理查德也帮着说几句。

“不好说。女人有时反倒更不相信女人。”

理查德叹了一口气。母亲不太明白我的意思，但对她来说，只要我不说情况很糟，就已经不错了。她此刻正仔细观察着理查德的律师袍和假发，这身行头把他衬托得威风凛凛。我反复考虑着这个问题。因为我还从未认真思考过，在听说其他女性遭受性侵时，为何女性会和男性一样表示怀疑，甚至可能会更加反感。我以前根本无须考虑这个问题，只是不止一次地发现，当我在为一些性侵案辩护时，在场的其他女性看我的眼神仿佛在说：“她绝不会为一个真的强奸犯辩护。”我知道她们会这么想，也知道这种想法对我的当事人是有利的。事实上，当女性，也包括男性，先入为主地认为女律师愿意为性侵案辩护，就说明她在某种程度上相信和支持这名被告。这种想法纯属个人观点。

理查德和母亲聊起了家常，他谈到了自己的几个孩子，母亲也跟他分享了孙女的趣事。每次提到朱妮，母亲都极力让自己表现得不那么兴奋，生怕别人认为她没心没肺。我又想起了女性陪审团成员的事，脑子里冒出一个以前从未出现过的可怕想法。或许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曾与性侵事件擦肩而过，但大多数人不愿承认自己的经历和眼前的案子一样令人感到不堪。这究竟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不够勇敢吗？是因为我们都认为是自己的错！我们都不好意思承认，也无法忍受自己成为众人口中的受害者。也许坐在那里说出那句“这不算强奸”会相对轻松得多，因为一旦承认受害者所说的就是事实，我们就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甚至还包括自己的儿子、丈夫和兄弟。也许将受害者的描述定性为夸大其词、胡编乱造、不负责任、添油加醋，对她们来说会更好受一些，否则她们就要背上“女人何苦为难女人”的骂名。回顾以往盘问证人的经验，我只需暗示控方的指控有误，陪审团成员就会自动认为控方目前所掌握的证据还不足以拿来给被告定罪。

我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如今的律师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会利用一些与本案无关的证据——如女性受害者的性生活史——来暗示她行为不检点，或是以她案发时所穿内衣的款式和颜色来判断她是否主动。律师们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指着女性证人的鼻子骂她是骗子。如今的法官已不允许在法庭上出现这样的行为。想到这里，我总算放心了一点儿，但马上又有了新的疑虑。

我从来都不需要把证人说成骗子，以此来证明他们的证词有漏洞。我只需暗示他们在撒谎就可以了。陪审团最擅长读潜台词，尤其是当你用某种特殊方式说话时。你用不着咄咄逼人，只要把漏洞展示出来即可。

正当我纠结万分的时候，理查德打断了我的思路。他正准备返回法庭。一想到庭审即将开始，我的心里又一阵发慌。这一刻终于来了。我不允许自己再想任何有关陪审团和法官的事，而是开始为出庭做准备。我将不得不站在证人席上，时刻紧盯台下的朱利安。

理查德说：“我要进去做开庭陈述了。传唤证人的时候，我会派凯特·帕尔默警员来带你过去。”

我紧张得说不出话来。

“你准备好了吗，泰莎？”

我点了点头。

“准备好了。”

“你一定会做得很好。”

理查德走了出去，母亲趁机去了趟厕所。她想提前做好准备，免得中途离场。其实我知道她去厕所另有原因，那就是紧张。

我又陷入了等待。我知道米娅已经陪约翰尼、谢丽尔和朱妮进去了，她会负责把他们带到合适的座位上。我想到了米娅。她昨晚住在我家，今天早上还去买了新鲜的咖啡和牛角面包，以及朱妮要喝的果汁。我让她提前去车站接约翰尼他们。她愿意为我做任何事。前一天晚上，我们彻夜长谈，计划着明年夏天一起去旅行。她很擅长聊天，曾一度停下来，放下手中的杯子，看着我的眼睛说道：“我真为你感到骄傲。我知道这并不容易。但你这么做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而且是为了证明他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是为了向世人展示公平和正义。我简直太崇拜你了。”

我忍不住白了她一眼。

“不，你听我说。我无法想象你得有多坚强才能迈出这一步。如果是我，我绝对做不到。”

我提醒她，陪审团很有可能不会相信我说的话。

但她说服了我。

“泰莎，如果连你都无法被他们相信，别人就更没有希望了。我只能说，你就是最完美的证人，事后知道直接去警察局报案。换作我，我可能完全想不到要及时报警，只会坐在那儿思前想后。你口才好，说话又经得起推敲，他们根本无法辩驳！”

对于她无条件的信任，我当然很开心，但还是不厌其烦地解释道：“米娅，辩方永远都有可辩的点。他会说我是自愿的。”

她惊讶地大声反驳，这也是我最喜欢她的地方之一——毫不掩饰。

“都那样了怎么可能是自愿？！我的天啊！”

母亲在洗手间待了很长时间。我在手机里搜寻着米娅进入法庭时给我发的那条短信。她没等到演出结束就提前回家了。这次的演出对她来说同样机会难得。她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来陪我，尽管她很努力地向我保证，自己很高兴有一个借口可以逃出来。我读着她的短信，嘴角不由得上扬。我感觉浑身又充满了力量。她还随手拍了一张约翰尼一家三口的照片发给我。他们几个就是为数不多的全力支持我的人。我知道，他们的到来根本左右不了庭审结果，但只要有他们在现场为我见证，我就有了底气。同时，我也好奇今天会有多少人来为朱利安撑腰。他的家人和朋友肯定也都到场了。我知道他此刻肯定已经和他的皇家律师稳坐被告席上了。

理查德一结束开庭陈述，我就会被传唤，作为本案的第一证人上庭。朱利安将全程坐在被告席上听我发言。他清楚自己全程不用开口，因此，可以放松地靠在椅背上。凭什么他可以坐在那里高枕无忧，而我却要在这个逼仄的房间里焦急等待？凭什么他可以从头到尾不接受任何盘问？我知道这都是法律赋予他的权力，他有权检验控方提出的所有指控。既然我是控方，自然就成了唯一需要被检验的人。

我回想起之前看过的一篇文章。文章指出，统计数据显示，几乎所有因性侵而被判有罪的男性，都有过行为不端或侵犯过其他女性的不良记录。

过去我一直认为这个说法未经证实，不值得参考。难不成这种事情发生的频率高到有统计的必要吗？这简直是在没事找事。直到此刻，理查德在对陪审团做开庭陈述的时候，我才突然回想起，朱利安很有可能不是初犯。

亚当来看我时，跟我分享过他听到的传闻：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据说朱利安上大学时曾和一个女人惹出过麻烦，后来不了了之了。

如今回想起来，如果当时那个女人大胆地把事情曝光，或许我此刻就不会出现在这里。然而像朱利安那样的人肯定会想方设法掩盖真相，甚至不惜动用人力、物力来收买人心。就算那个女人当时报了警，但法律规定每一个新的案件都必须独立审理，陪审团也只能根据新的指控对他进行审判，而不会涉及任何先前的定罪。

我拿出那面可以手持的小镜子，简单地补了一下妆，又斜举着镜子再次查看身上的衣服。这身打扮完美地表达了“我是一个坚强的职业女性，我的行为并不可耻，我也并不是一个随便的女人”的自我定义，这也是米娅对我的定义。我们都知道，这正是我此刻应该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