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名陪审团成员出去时回头看了我一眼。媒体记者们早已蓄势待发。这时，法官提醒道：“恩斯勒女士，请不要过度发挥，简单陈述即可。”

我调整频率，放慢呼吸。我在人群中看到了凯特·帕尔默警员的脸。这位年轻的女警把手放在我母亲的肩膀上。我用目光扫视着旁听席上的每一个人，脑子里出现了所有在我之前走进这个法庭，以及之后即将踏入这里的女性。

刹那间，我仿佛看见了詹娜，那位我曾经当着菲比的面盘问过的女性。我听见她在崩溃之前对我发出的警告：“我告他不是为了获取什么好处，而是不想让其他女性也遭受同样的伤害。”

我看着旁听席上朱利安的“弟兄们”，又回头望向法官。我毫无准备，却又胸有成竹。

“法官大人，我今天的身份很特殊。我通常是以律师的身份出庭。然而此刻我站在这里，是证人，是原告，也是一名受害者。”

在说到最后一个词的时候，我忍不住激动了。我继续说道：“作为辩护律师，我曾在法庭上盘问过一些性侵案的女性证人，这个前提是她们的证词必须完美无瑕、逻辑自洽。然而通过今天的尝试我才发现，这个标准根本实现不了。”

我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说道：“我当然无意牵扯到其他律师或您，我尊敬的法官大人。我是把法律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我自从业以来就一直是这个体系的一分子，也曾用这个标准来要求其他女性。”

我深吸了一口气。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

“如今我才知道，这么做是不对的，是‘不合理的’。因为我通过亲身经历了解到，身为一名女性，又有律师的法律意识，对于性侵的过程尚且无法提供清晰、连贯、严谨的记忆。然而，法律却要求她们这么做。因此，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她们的证词往往被认为是‘不可信的’。”

我环顾四周，惊讶地发现周围一片寂静。我终于看清了一些事实，恨不得让其他人也擦亮眼睛。

“但这既不是交通肇事，也不是入室抢劫。这是强奸，是一项针对人身的犯罪。”

说到这里，我的语气更加强调了。

“现在我知道了，当一名女性说‘不’的时候，当她用行动表明自己不愿意的时候，这根本不是一件晦涩且难以理解的事情。然而，在我亲历这一切之前，我同样会在法庭上指出女方的证词有误。”

我抬起头，心中充满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一种迫切的需要，迫切需要自己的观点被倾听。

“然而，当一个女性受到了侵犯，她所受的伤是具有侵蚀性的。一开始是内心深处的恐惧和痛苦，再后来就是被彻底击垮的思想和灵魂。”

我的目光落在理查德身上，他正饶有兴趣地看着我。我感到一阵心痛，一种实实在在的痛。

“在此之前，我可能会认为‘她的表述很混乱’，意思是，如果提供的证词没有条理且前后不一致，那就说明证人在撒谎。”

我回想起自己盘问过的所有性侵案件，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照章办事，一举一动都毕恭毕敬，但是，但是……还是有不对劲的地方。

“在此之前，我也会以前后不一致为由对性侵案的证词提出合理怀疑，并且告诉陪审团，证人对自己所提供的证词‘没有把握’。”

我看见坐在旁听席上的约翰尼。尽管他压根儿就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但还是认真地把身体往前靠，时刻替我捏着一把汗。

我一边注视着坐在我面前的全体律师，一边说道：“作为一名律师，我深知法律不可能完全放弃对一致性的要求。但是在性侵案中，我们还要坚持把一致性作为判断证据是否可信的试金石吗？对于受害者来说，她们虽然可以生动地回忆起性侵和施暴者，却无法记住那些细枝末节。一旦受害的女性因为要在法庭上重温那场噩梦而感到紧张，或是对强奸过程的描述未能符合庭审的标准，那么她……”

我的喉咙突然有点儿哽咽。

“……就会被断定为在撒谎，其证言也不再可信。如此看来，受害者永远也打不赢官司。为何我们总是先认定对方是自愿的，直到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却还不肯转变？难道女性是毫无自主权的商品吗？一旦有女性表示自己不愿意，我们就应该莫名其妙地不相信她？无论她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都不管用？我们难道不能先问问那名被告，看他是否提前征求过对方的意见？或者让那些陪审团成员也来怀疑被告的说辞？”

我疑惑地看了看周围。媒体记者们正在奋笔疾书，辩方律师正回头跟他的事务律师说着什么，装作这一切都与他无关，同时也暗示着既然陪审团不在现场，我说再多也没有用。他是对的。我知道我的时间所剩无几，他很快就会提出抗议。

我故意提高音量，大声说道：“因此，我要借这个法庭大声宣告。”

旁听席上一阵骚动，观众纷纷做好了看戏的准备。

“有关性侵的法律一直在一个错误的转轴上旋转。由于女性所遭受的性侵犯经历与男性制定的真相体系不符，所以事实永远无法被认定，正义也因此得不到伸张。”

此刻，我的声音里充满了自信，它激励着我继续往下说。

“法律是由一代又一代的白人异性恋男性制定的。”

不出我所料，辩方律师噌地一下站了起来。然而他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见。

我继续说道：“就在不久之前，像这样的法庭还未能把婚内未经同意的性爱视为强奸。我们一再忽视那些受虐的女性，不接受她们用不同于男性的斗争方式来进行反抗。我们忽略了那些围绕强奸受害者的内衣颜色而提出的不公平的问题，默认穿某种款式的内衣就是在表示性同意。然而，问题一旦被发现，法律就不能再视而不见。”

我四处张望，把目光定在了媒体记者身上。

“不是吗？”

辩方律师还不肯坐下。我完全不理会他和法官说了些什么。我感觉自己快要飞起来了，越说越有激情。

“现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我们一直在用错误的方式处理性侵案件。我们从不审视法律本身，只会一味专注于考问受害者。”

我故意停顿一会儿，又接着说道：“法律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它是由人们根据经验来定义和构建的，而且必须是所有人的经验。因此，我们没理由再逃避，必须尽快做出改变。我们必须完善现有的法律，因为已有事实证明有三分之一的女性曾遭遇过性侵。我们必须确保她们有机会被相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正义。”

辩方律师还在和法官交涉，激动得满脸通红。我听见法官在对我说话。我知道我所说的话已经超出被允许的范围，超出的不是一点儿，而是很多。但是，当我抬头看向旁听席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还有最后一点要补充。我回想起理查德跟我分享的那个触目惊心的数据，它代表着一个个像我一样遭遇过强奸的女性，她们都曾遭受不同程度的性侵或性骚扰。我扯着嗓子，大声说道：“每三名女性当中就有一名受害者。”

泪水刺痛了我的双眼，我听见自己满怀深情地说道：“看看你的左边，再看看你的右边，她就在我们当中……”

我看着旁听席上的每一位女性，感觉自己脸上火辣辣的，一阵阵地发烫。我说完了，终于把该说的全都说完了。我看向母亲，又看了看辩方律师和理查德。我感到一阵悲伤，心中没有绝望，只有悲凉。

我知道我没能打赢官司，但已然放下心中那块大石头，感觉浑身轻松。媒体记者们还在奋笔疾书。我忽然意识到自己从头到尾都忘了朱利安的存在。法官严厉地告诉我，除非回答问题，否则不准再说话。他宣布结束预先审查，陪审团可以再次入场。

我昂起头，看见亚当正站在法庭的最后面朝我点头。我看见凯特那张年轻率真的脸，与那些身穿同样制服的男人比起来，她毫不逊色。我们对视着。在这样一个灯光刺眼、令人窒息的审判室里，我站在所有人面前，而母亲紧紧攥着她的草编包。但此时此刻，我从这位年轻女士的眼神里感受到了……某种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