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和凯特·布雷迪在伦敦心情阴郁地喝着金菲士，哀叹着一个事实：一切都不会有转机，我们会像现在这样死去—不缺吃的，已婚，但不太如意。

我们一直都是朋友。小时候在爱尔兰，我们睡在一起，我经常故意把她挤下床，希望她能摔破脑袋或者哪里受点伤。我还是喜欢她的，当然也嫉妒得要命，可是她太安静，太善良了；你知道的，那种无用的善良，问别人一切还好吧，问他们的父母一切还好吧。上国立小学时，她常替我写作文，到了仁慈修道院后，我俩紧紧绑在了一起，因为其他八十个女孩比她还无趣，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后来我们从修道院跑出来了，到了都柏林的一个铺油地毡的贫民窟，接着又来到了伦敦的这个贫民窟。住到这里后，在过去的十八个月里，我们各自被约出去吃大餐的次数差不多都是三次，也就是说，我们两人都吃了六次大餐，因为我们做了个约定，不管是谁被约出去，都要给留在家里的灰姑娘打包吃的带回来。因为这个，我几个手袋的里衬都给毁掉了……

来伦敦不到一年，她又碰上了那个叫尤金·盖拉德的怪人，是以前在爱尔兰认识的。两人老调重弹，又坠入了爱河，或者他们自以为坠入了爱河，立马就搞出了问题。他们的婚礼是在一个天主教堂的圣器室举行的。没别的办法。他们不愿在外面办，因为尤金是个离过婚的男人，她又挺着个大肚子。我是伴娘。粉红色的雪纺裙子，带面纱的帽子，他们出的钱。我看着才像新娘。她穿了条大大的松松垮垮的条纹孕妇裙，长着一张娃娃脸。她很狡猾，是那种即便把母亲锁在了衣柜里也能表现一脸孩子样的狡猾。神父没有朝她的肚子看过一次。

出来后，尤金迅速发动了车子，我很吃惊，因为像他这种吹毛求疵的人，在允许你上他的车之前，一定会先发布一连串指示。“不要踩在踏板上，不要把车座推得太靠后了，不要把另一个推得太靠前了。”让自己显得重要呗。他像个运动健将一样飙离教堂，冲上马路。他还笑出了声，这一点对他而言也不寻常。

“怎么了？”我问。

“我们亲爱的神父要小吃一惊了。”他说。凯特说：“什么？”正像一个妻子的口气。

事情似乎是这样：他给神父的信封里本来应该装二十英镑，作为主持婚礼的费用，但实际上里面只装了一张橙色的十先令爱尔兰纸币，外面包了几张纸，让信封看起来鼓鼓的。这下她大发雷霆，脸都气紫了。他说她只是个爱尔兰农民家的闺女，现在又被打回原形了，她说他太吝啬，都不让她给宝宝买东西。这是挖苦他，他以前结过婚，家里还留着婴儿车和尿布片。他说她没教养，要撒野最好下车去撒。他说自己宁愿把那二十英镑捐给哪个没那么恶劣的机构，她说：“好，去啊，去给呀，拦住哪个穷女人，把钱给她呀。”但他牢牢地掌着方向盘，目标确定地开往苏豪区一个中不溜的餐馆，我们开了瓶低度起泡酒，一起吃了顿气氛惨淡的早餐。他特别喜欢那瓶酒，把弄湿的标签揭下来放在钱包里，好记住酒名。这是为下次婚姻做准备吧！她一路都在生闷气，我也不怎么笑得出来。

孩子出生后，他们就搬去乡下住了。她给我写了封短信，我一直保存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保存它。信上说：

还永远的凯特！那时，我的处境很是悲惨。再也别见了，凯特！那晚，我穿上最好的衣服，去了一家爱尔兰夜总会。命运天注定，我遇到了我那个建筑商。

他叫弗兰克，当时正在夜总会挥霍着钞票，讲着段子。我要给你们复述其中的一个，让你们看看我当时有多无聊：两个拿着钓具的男人搂着一个体格硕大的女人，一个男人对另一个说：“钓了个大家伙。”人一旦喝醉，只要当时没在吵架或打架，听到什么都会笑。

总之，他后来开车送我回家了，还要给我钱。他控制不住自己的冲动，非要把钱塞给打算拒绝他的人，还问我是不是觉得他看上去有点学识。有学识！就他那大块头、粗犷的外表、油腻的头发，还有连在一起的眉毛。于是我告诉他：“得提防那些眉毛连在一起的人，他们心里藏着欺骗。”我的老天啊，等下次见面，他居然把断鼻梁上方的眉毛给拔掉了。他可真蠢，不明白眉毛连在一起才引人注目。蠢是蠢，不过人还不错。容易受人影响的人都不错，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又吃了一顿。一个星期吃了两次，还叫人给我送来了一束花。看到花，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能不能打折卖掉。我问了住楼上楼下的女孩们，都说不要，只有一个笨蛋说她要。她开始找钱包时，我一下子贪念大涨，说：“这是半束花的价。”于是我们一人得半束。那天傍晚他来接我时，数了我插在油漆桶里的花一共有多少朵，我没有花瓶。你肯定不会相信，但他真的去给花店打电话了，说他们骗了他。他站在外面，对着楼梯角的电话大喊大叫，说自己明明订了三十六枝阿马玫瑰，他们怎么能这样坑蒙拐骗，还说他们以后就失去他这位顾客了。我则躲在房子里，手捂着嘴不让自己笑出来。“你也许没什么学识，”我说，“不过你本质上是个商人。你会走得很远的。”最终，花店说他们会再送些花过来，也确实送来了。不得已之下，我只好去了趟伍尔沃思百货商场，买了个两先令的塑料花瓶，因为我知道只要再往里面插一枝花，那个油漆桶就要倒了。

一起吃了至少六顿饭，他还没提议上床，这让我很震惊。我不知道自己是该高兴呢，还是该感到受伤。他说我们该上床了的那晚，喝得烂醉如泥，我住的小阁楼冰冷刺骨，根本谈不上能当个爱巢。玫瑰已经枯萎了，但没有扔掉，我的床太短，他的脚搭在了床外面。我躺在他身旁—不算睡在床上，只是凑合躺着—衣服也没有脱。他摸索着拉我的拉链，当然拉坏了，我心想，但愿他能留点钱赔偿这个损失，不过即便他赔了钱，我也得去上个技校，学习一下怎么缝拉链，这事实在太复杂了。我知道床就要塌了。你这样或那样用床时，就能知道它是不是一张好床了。总之，他弄开了拉链，手摸过我的内衣—当时真是刺骨地冷—然后一两根手指头碰到了我的皮肤，只是碰到了我的肚子周围，肚子里又是那些大餐，又是酱汁之类的东西，都长圆了。我觉得自己也应该那么干，就伸手探索了一下，摸到了他的皮肤，让我惊讶的是，他的皮肤很柔软，不像他的脸那样皮糙肉厚。他开始向深处探索了，一开始很是贪婪，然后就开始打盹儿。就这样持续了一会儿—摸索一下，然后打个盹儿，直到最后，他说：“我们做得怎么样？”这时我才明白他为什么没有早些动手动脚了。爱尔兰男人：擅长战斗、围攻、屠杀，床上功夫拙劣。但这正是我期待的。这让他比和我约会的大多数骗子不知强上多少倍。那些家伙指望你来付电影票钱，在车后座强暴你，跟你回家，吃掉你的烤豆子，然后还要和你尝试新的实验性床上姿势，从不担心你可能会怀孕，就因为他们喜欢自然的方式，什么防护措施都不用。我给他冲了杯速溶咖啡，他睡着后，我给他盖上被子，关了灯。我坐在椅子上，想着在伦敦的这十八个月，想着我遇到的所有男人，想着我为了想象中要到来的意中人多么费心地护理高跟鞋、保养皮肤，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

我知道自己最后会和他在一起，他有钱，是个粗人，也是那种会在你出发去旅行前给你买好晕船药的人。你可能不信，但我真的有点为他感到难过，他担心自己教养不够好，担心被花店骗，还担心自己被服务员当成爱尔兰来的乡巴佬。那些服务员才是意大利来的乡巴佬。我可以告诉他们都去死吧，我脸皮厚，相貌也不赖，谁都别想吓唬我，就算别人不喜欢我也无所谓，大多数人估计都怕别人不喜欢自己。我知道，不管别人是喜欢你还是不喜欢你，都是意外，和他们有关，和你自己无关。爱情也一样，只是更甚罢了。好了，长话短说，我和他结婚了。我们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婚礼上来宾的名字都是大声喊出来的，脚下走的还是红地毯。严格地说，也不是地毯，是绳编的东西。我可没让他注意到这个，不然他会当场和人干起来，摄影师就在跟前，正好能留下证据。我们婚礼的主持是个修道院的院长，那个修道院是弗兰克的建筑队修建的。婚礼是个大场面，那些致辞都是关于治愈、幸福之类的空洞废话。收到了九十四封电报。后来我才知道，他授意秘书发了一堆电报，把工人们的名字给写上去了。要是任何人收到的电报数量比他的还多，或者发言比他还要幽默，他可是会死的。对我们请的那些客人来说，要做到幽默很简单。他提前几个星期就开始准备自己的致辞了。想象一下吧。他的语音培训老师来过四个晚上。你就算收她的钱都不会愿意讲成她那个样子的。她尖细的声音响彻整幢房子，弗兰克和她在房间里一连“啊”“哦”了好几个小时。她就是那种典型的英国肥婆，肚子里除了面包和装腔作势便空无一物。

婚礼上，所有人当然都喝得醉醺醺的。上飞机时，我穿了一身浅蓝色巴黎蜜月时装，但我们上不了飞机，因为他已经醉得不行了。他大声嚷嚷着问那些人知不知道他是什么人，知不知道他老婆穿的是巴黎世家。反正我们只能回家了，不过有一件事让我松了口气：结婚的第一晚他不会想和我一起睡了，那正是我害怕的。你看，他这个方面我一点都不喜欢。我喜欢他的钱，喜欢他的粗俗样：手拉着手看电影我不介意，但我没有想和他上床的欲望。完全没有。

我甚至向母亲吐露了秘密。我基本上不和母亲说任何事情，因为我四岁那年得了猩红热，她把我送去一个盖尔语[盖尔语包括苏格兰盖尔语和爱尔兰盖尔语，属于印欧语系—凯尔特语族，这里指的是爱尔兰盖尔语，是爱尔兰语的正式名称。]地区学爱尔兰语。实际上她把我送走是为了不用为我操心了，女佣放了两星期的假，但她想出学盖尔语这个噱头，是为了听起来对我有好处。我在那儿只待了一天就被送去了医务室。他们念，我听写，写了几封信：亲爱的妈咪（我不是你母亲，我是你妈咪，你以前常这么说），我身体好一些了。今天早上我用吸管喝了橙汁。亲爱的妈咪，我爱你和爸爸。

我不想把自己说得跟个烈士一样，我只是没跟她讲自己的事情，但这种生理上的煎熬我还是提了一下，她说会好起来的，咬紧牙关忍着就行了。她说大多数婚姻走向破裂正是因为生理上的吸引，说生理上的吸引是某种形式的毒品。母亲用“毒品”这个词来指人们赖以为生的任何东西。我没有因此而怨恨她。除了一张出生证明，再偶尔给你买双新鞋，我不指望父母还能再提供什么。她说自己那么做也是为了捞点好处。他就是这样把我们都真正钓上钩的—给我们所有人提供金钱。有了他的钱，母亲现在可以在伦敦过着衣食无忧的安逸生活：脚上的鸡眼能治了，有新衣服穿了，每晚还能在酒店喝几杯杜松子柠檬甜酒，然后我们一大群人（和他一起厮混的人从来都不会少于十一二个）一起去个热闹场所，那里会有个粗俗男人或女人弹着钢琴，装点着他们的卖品。似乎这样的生活很是刺激。母亲很享受这种生活。“你的弗兰克，好人啊。”她会在那些俗艳的场所隔着桌子对我这么说，然后往四下里张望找到弗兰克，举起杯子对他说：“弗兰克，保重啊。”然后他们一起举杯祝福我—这个倒霉的献祭羔羊。二十年前，她甚至连我家室外的厕所都不会让他用。你可能会认为我对自己的母亲心怀怨恨，但并非如此。不久之后她就去世了。她得了胃癌，没几个月就走了。我相信在她去世前的二十四小时里，她一直在拼命和死神抗争，我对她的思念超出了自己的预想。我想，在人们死之前，你总以为他们能过得更好，或者你和他们的关系能得到改善，然而他们走了之后，你才意识到那都是不可能的。

总之，事情就是这样了。我们搬进一幢奢华的房子。我爱豪华房子的气味，爱豪华商场的气味，爱鲜花、地毯的气味。如果可能的话，我要把整个世界都用鲜花和地毯装饰起来。朝外看，我们能看到泰晤士河—绝佳的视野，防风窗户，防盗警铃，双开门，所有这一切。有些地方很好笑，挂的那些画、房间的装饰，看着跟梵蒂冈似的。我们的浴室上了一个时尚杂志，照片里，我坐在藤编宝座上。我们买了几十本寄回爱尔兰，送给亲戚们。一对单人床用了段时间后，他不知从哪里看到说已经过时了，就搞了个带斯堪的纳维亚床头的巨型大家伙。从此我的安宁日子到了头。不说别的，他睡觉真像只松露猎犬，翻身时弄出哐哐的响声，鼻子呼哧呼哧，在整张床上翻拱。

布雷迪也回到伦敦了，大自然和寂静的夜晚看来也终究是没用的。我们定期见面，讨论自己的困境。她的生活像宗教裁判所调查书里的一个篇章。他想让她一直待在家里，给他的痔疮做护理。有一天，她眼里闪过一丝古怪的亮光。

“怎么了？”我问。我可能已经知道了。她遇到了什么人，坠入爱河了，老戏又上演了。她语无伦次地说了起来，说得我都快要吐了。那人倒还真是个人物。他们下午会来我这儿喝茶，聊天；我甚至会出去，给他们留出机会，但他们从来没有越界去前厅之外的地方。被压迫的人民的歌声唱响了。那时候我常常想，他们之间的事什么时候会结束，但除此之外，并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后果。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了我错得有多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