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腿长长，大腿罗圈，脑袋小小，没长眼睛……”经过一个幽暗的池塘时，她儿子卡什第五次给她讲起这个谜语。他们戴着手套，手挽在一起。

“一个驼背男人。”凯特说。

“不对。要不要我告诉你？”那孩子问，迫不及待地想展示自己的知识。

“再给我一次机会。”她说，然后又猜了一遍，还是错的，“一个驼背女人。”

孩子大笑起来，笑声尖细而用力。这是他经常做的一件事情，为了给他们的生活注入一点欢乐。

“钳子。”他得意扬扬地说。她弯腰把自己潮湿的鼻头贴在他的鼻头上。他们该喂鸭子了，这样就能把鸭子引过来避寒了。池塘里一些地方结了冰，还有些地方没结冰。冰块在水面快速移动，鸭子在冰块边缘游着。一只鸭子卧在冰面上，但发现那个地方很危险，就迅速下来了。看见了面包，鸭子蜂拥着朝岸边游过来，三只天鹅直接从水里跳了出来，沿着冰冻的煤渣小道一路跑过来。她讨厌天鹅。贪婪的天鹅。丑陋的身体。带蹼的、烂泥一样的脚。

“小心手套。”她说。一年前的一天，一只天鹅啄走了孩子的一只红手套，把手套叼到了对岸，公园管理员不得不用鱼竿末端的钩子把手套钩上来。

“宝宝小心手套。”孩子说。

“别跟个小孩一样说话。”她说，站在那里想着晚上该怎么脱身，要不要换上好衣服。

现在是冬日下午的三点到四点之间，光线开始暗淡下来。断断续续地下了几星期的雪，但最近没有下，草地是一片污浊、绝望的枯黄。

“你今晚要出门吗？”孩子问。孩子抬头看向她的脸，注意到了她眼眶中一直努力忍住的两滴泪，像两片隐形眼镜，孩子看她的方式中仿佛蕴含着某种重大的意义。

“对。”

“和爸爸吗？”

“不是和爸爸。”

“不要走。”他说着，做出了悲伤的表情。他假装悲伤和发出笑声一样容易，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烦恼。就像她的眼泪也并没有什么深意。

“看。”她说，想分散他的注意力。她把袋子倒过来，将面包渣撒在水面上。鸭子和天鹅都围了过来。

她走到钉在规章牌上的垃圾桶边，把卷起来的纸袋扔了进去，然后为孩子读起了牌子上标出的鱼类的名字，在那半英亩本毫无生命可能的惨淡死水塘里，繁殖出了大量鱼群。

“—，鲤鱼，银鲤，鳊鱼。”

听起来完全不像鱼的名字，倒像一连串描述任意女人在任意一个星期一早上的心情的词语，那时她刚把洗完的衣服挂出去，正好瞥见一个迷人的男子独自驾车开往某处。

除了他们，没有人出门。现在是下午茶时间，也是点燃炉火的时间。几个烟囱上面升起了最早的几缕黑烟。她完全可以相信，在所有那些房子里面，煤气点火棒都打着了火。砖砌的门脸后面，是一模一样的房子，里面发生着一模一样的故事。

“宝宝闻到的是宝宝的吉士粉吗？”卡什问。他明知道不是。夏天的时候，根据风向的不同，他们有时候可以闻到从一家工厂飘来的吉士粉气味。那是明亮清新的夏日里的怡人气味，到那时冰激凌车会奏响悦耳的电子铃声，在这个“—，鲤鱼，银鲤，鲷鱼”的池塘边，会有神情寡然的男人坐在帆布凳子上钓鲸鱼。他们穿过马路，朝自家的房子走去。

“没走多长时间。”尤金说着，为他们打开了前厅的门。他脸色苍白。他带着这种苍白走过了秋天，那时外面的树木把光线映成了古铜色，然后又带着这种苍白走进现在的冬天，他命中选定的季节。脆弱、怯懦和内疚击败了她。她心想，他知道了，他知道了。只要他能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我就会转变，会改变，会让自己的容貌变得丑陋，不会再受到诱惑。

“水槽又有味了。我告诉过你不要把包菜或者菜花滤下去。”他说。

“肯定是毛拉干的。她在哪儿？”凯特说，她松了一口气，他的怒气原来只是针对水槽。

“我不知道她在哪儿。”他说，凯特往楼梯井走去，边走边喊着那个咯咯傻笑的年轻女佣的名字，声音中带着她所能表现出的最高权威。

晚饭吃的是蒸鱼和菜花。鱼已经凉了，蔬菜也让毛拉煮过了头。

“还好吧？”凯特习惯性地问。他们坐在自己通常坐的位置上，他坐在红木桌的一端，她在另一端，卡什和毛拉面对面坐在中间，他们弄出的动静很烦人，一会儿狼吞虎咽，一会又嚼得嘎吱嘎吱响。

“我不能说这是我吃过的最好的饭。”他说。他的脸从那盘无滋无味的白色食物中抬起来，目光越过她头顶，看向温室，那里有一株老藤的枝条在扭曲地攀爬。

“菜花只需要放一点点水。”她说，指点着毛拉。她想让自己听起来老练一些，这样等喝完茶后，就可以得体地站起来说：“我要出去几小时，去看看芭芭。”

芭芭，她从小到大的朋友，现在嫁了一个建筑商，做了人妇。芭芭有一件水貂披肩，打算再入手几件。她甚至承诺要送凯特一件。芭芭的眼睛是蓝色的，眼角下垂，眼里不经意间就会闪烁出几分邪恶。她丈夫偶尔会对她挥出一拳，这让她不是这只就是另一只绿眼睛获得了一种持久的洞察力，似乎在二十五岁的年纪，她已洞悉了生活是怎么一回事。对她们二人，芭芭已做了计划，等攒够了皮草和钻石，有一天两人都会离开丈夫，正如她以前也计划过的，她们都会遇到有钱男人，嫁给他们，婚后住的房子里要摆着开了瓶的和没开瓶的格洛格酒，酒瓶要放在银托盘里。

等他一放下刀叉，把盘子推到桌子边，凯特就对他说自己要出去一下。然后她就飞速上楼，化妆，但也不能化得太过，穿上自己次好的外套，把耳环和皮草帽子装在纸袋里拎着，就说里面装的是给芭芭做的司康饼，然后紧张不安地出门。和往常一样，她可以在地铁站的女卫生间里把耳环和帽子戴上。

“我感觉今天是有史以来最冷的一天。”她说，期待能得到回应。

“收音机上说还会再下雪。”毛拉说。

“哦，别下了。”凯特说，瞥见他的神情，似乎在说“下雪天所有人都很不方便，又不是只有你不方便”。

“太好了，一堆一堆的雪，可以堆雪人啦。”卡什总号称要堆雪人，但从来都没实现过。他和家里其他人一样都窝在家里。等待春天到来。

“你今天一天都没出门？”她对丈夫说。他最近没在工作。上一个项目挣的钱足够让他们过好几个月。他是纪录片导演，但挣了钱就悠闲起来，似乎在悠闲的生活中，他最能找到自己的使命所在。

“没。”他说。他们被沉默包围着。她说房间里的油加热器常常熏得她头疼，完全是为了打破沉默。

“哦，对，任何东西都有它的缺点。”他说。每个字都很刺耳。今晚，她要告诉那个朋友，两人肯定要有一段时间不能再见面了。不管怎么样，见他的快乐正在逐渐减弱，相比起喜悦，她更多察觉到的是风险。她心想，在爱慕之初就分辨出这是不是一段真感情完全是不可能的。

他们是在一个派对上相遇的。他们互相吸引的方式和其他成百上千的人没什么两样，出于饥渴。本来也就止步于此了，但几天后他们又偶然相遇了，当时她刚逛完一个家居品甩卖会。

“你很积极呀！”她说。看到一个男人来买床品，她感觉有些娘里娘气。她手里拿了一包东西，头上还戴了一顶新皮草帽子。省得包起来了。

“要不要去喝点茶？”他说，显然是不好意思继续采购了。他开车带她进了一条街道，去了一家拥挤的饭馆，饭馆的墙上挂着拙劣的面具，高脚凳的设计根本就没有考虑后腰要往哪里靠。那时是3月份。大风呼啸。纸片和灰尘在空中飞扬，人们脸上带着刚毅的神情，因为不得不与大风抗争。他谈到了苹果花，说整个肯特郡的果园里可能都是苹果花瓣在飞，还说他真希望自己此刻能在那儿，但这样就不会遇到她了！诸如此类的恭维话。

他邀请她下星期再一起喝茶，她答应了，对自己说又没爱上他，没什么道德败坏的。后来就有了爱情。或者是某种接近于爱情的东西。他们开始更频繁地见面；偷偷打电话，写热情洋溢的信，发誓说他们一定要做点什么，但什么也没做。她丈夫马上就觉察到了，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他已经知道。他开始穿着睡衣睡觉，独自外出散步，评点她开始松弛的肚子。几个星期前的圣诞节，她送给他一个大理石支架日历，他说：“你确定这是给我的？”他准备了两包礼物，一包给卡什，一包给毛拉。

“你把我忘了。”她闷闷不乐地说。

“礼物我是想送才送，”他说，“不是出于责任。”

“你说得很对。”她说，但语气不对。

“我看你的受迫害妄想症又回来了，去广而告之吧。”他对她说，然后转向卡什，给他解释刚送他的那个蒸汽火车的原理。毛拉收到的是一双长筒靴和配套的手套，她把靴子和手套穿戴上，阔步走了起来，两只戴着手套的手互相击打，说自己可真走运。奇怪，一张快乐的脸自然就变成了一张美丽的脸。

“你想喝茶还是咖啡？”凯特问。他把吃了一半的鱼推到了一边，等着下一道菜。那晚没有布丁。

“茶。”

她和毛拉自然地做了同样的选择，卡什喝的是牛奶，为了多点刺激，用吸管喝。外面，他们可以听到雪落在温室顶上的沙沙声。风开始呼号。出于某种原因，她想到了小时候知道的一条狗，它曾因为乱发脾气被关到了外屋。那时候她特别害怕那条狗会挣脱出来，给他们造成可怕的伤害，就像现在，她知道这阵风是试图造成伤害的。

“希望天气不要太糟糕，我答应了芭芭要过去。”凯特尽力克服着自己的负罪感，做出随意的样子。

“在这样一个夜晚？”他说。

“是啊，说好了的。”她说着，端起自己的茶杯出了房间，躲到冰冷的楼上去，用面霜和她新买的一种金粉装扮着面容。

等她下了楼，发现他穿上了外套，她微笑着问他是不是要出去散一小会儿步。

“我和你一起去，”他说，“有几个月没见芭芭了。”

“哦，”她说，一下子焦虑起来，“你最好不要去，芭芭遇到麻烦了。她和弗兰克关系搞僵了，想听听我的建议。”

“这样的话，”他说，“我就去别的地方。”

她浑身都冷透了。他俩各自吻了孩子，告诫毛拉一定要注意油加热器，然后走进了寒冷的夜晚。

“你往哪边走？”她说着，在大门口停了一下。他没有回答，只是和她一起朝路尽头的公交车站走去。无情的雪片持续打在她脸上，街道上的空旷和黑暗让她躁怒，七盏路灯里只有两盏亮着。他为什么不能和别的男人一样自己开车？他们为什么非要住在那个地方？她心里这样想着，却忘了原本是她哄着他住到那个地方去的。那是一条长长的、单调的街道。只有树。有些树上有红色的浆果掉落下来，孩子们把掉在柏油路上的浆果踩烂了，看着像有人流着血经过这里时留下的血迹。白天里死一样沉寂。收旧货的人拉着车轰隆隆地走过，发出一种令人费解的喊声，要不是看到那些破烂，她根本听不懂他们在喊什么。还有没完没了的葬礼。棺材上装饰着鲜花，后面跟着一两辆礼宾车。鲜花，而不是朋友。死亡，和生存一样黯淡。她几乎从不和邻居们聊天。没什么奇怪的。邻居大多是家庭妇女，早上挥手和丈夫道别，十一点左右去购物，往灰蓝色的消毒剂包装盒里插上塑料郁金香，给郡政府写信让他们把树砍掉。她们相信树会引发哮喘，还一直动员她也写信发出同样的诉求。她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忍耐！这是一个生活目标，或许哮喘也是。她可以把这个病当作谈资，还能把它用作一种活下去的武器。

“没赶上！”她对尤金说，公交车慢慢开过去了。他们只能等十分钟后的下一趟。她从他的手表上看时间，每次看表时都会碰到他的手腕，她想感受到他对自己的关注。完全没有。

公交车上有种圣诞节后的萧瑟气息。人们戴着新手套、新头巾，拎着新手袋，走上这段尽责的旅程，去感谢那些将用漂亮磨砂纸包装起来的乏味礼物送给他们的人。

“不过带上我吧，”身后的一个女孩解释说，“人们看见我就会说，‘你好，朱迪斯，贾尼丝还好吧？’”

“她一定有个双胞胎姐妹。”凯特说着转向尤金。他没在听，眼睛注视着一个静静坐着的漂亮印度女人，有这样一个人物在，其他所有女人看起来都或愚蠢或刺眼。

“我应该有几个印度孩子。”他说。

“卡什挺好的。”凯特说，心被扎了一下。

“他当然挺好的。”

这句话没什么用。座位一大半都被他占了，他还压到了她的裙摆。

“你要是坐到别的座位上去，我这儿的地方就更大一些了。”她对尤金说。这几个字像刀子一样划破了像迷雾一般笼罩的细碎唠叨。她立刻停住了。他们对视了一会儿。这是他们之间最后一眼带怜悯的注视。他们各自转向对方时，感觉到昔日的记忆正在消散。寥寥数语将他们之间的联结生生切断。他挪到了后面的座位上。

“我只是开个玩笑。”她说。他并无回应，只是微笑，苦涩、狡黠、什么都不透露的微笑。凯特先下了车，芭芭家就在附近。她说过会儿见。狡黠的微笑送着她离开。

“再见。”他说。

她穿过马路，坐上返回上一站的同一路车，心里有些焦躁，和那个朋友的约会已经迟到一个多小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