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她坐着出租车来到了我这里，带了两个尼龙行李箱和两个纸箱。打死我也不愿看到这堆东西。

“我们是在度假吗？”孩子不停地这样问，是因为这些行李，而非气氛欢快。气氛远远谈不上欢快。

“进来吧。”我说。她还没开口，她要说什么我就已经都知道了。

“哎，芭芭，”她说，“我觉得我会自杀的。”

“说吧，姑娘，”我说，“实事求是。”

“他发现了邓肯的事，”她说，“打了我，还威胁说要带走卡什，他恨我。”每天都有几百万女人挨打，我自己有一次也被迫脱掉了衣服，那还是我丈夫批准的，就因为他的三个朋友打赌说我没有肚脐。没有肚脐我还怎么活？电话响了。

“别接。”她说着跳了起来。她说他很快就会跟踪过来。他那会儿出去散步了，回家后就会看到她留的字条。

“字条上写什么了？”我问。

“就说我俩并不合适。”

想想吧，给一个正发狂的人留那么一张字条。

“他说我糟糕透了。”她说。他个性十足，而她却没有个性。她人不坏，但和任何女人一样，会把办正事要用的钱拿去买衣服。要是遇上了喜欢的人，她就会一直纠缠不放，直到让那个男人扛负起爱情这个战利品。了解了她这一点，尤金就成了正义的化身，经常把自己的一身正气弄得尽人皆知。两人都很疯狂，方式不同而已。

“我已经离开了，”她说，“一切都结束了。”她的行李显然收拾得非常彻底了，那孩子正把纸箱子里的东西往外掏，往我们优雅的百叶抽屉里放：窗帘环、空香水瓶、旧信封、破腰带。

“你带这些垃圾干什么？”我说。

“往日的联系。”她说，脸上没有一丝笑意。

联系不联系的，她都得把这些东西拿走。这是在酝酿危险，弗兰克不会让她待在我们家的。弗兰克非常谨慎；你知道，你要把老婆宰了都行，只要是在你自己家里。

“这是谁呀？”孩子举着两张照片问。一张是小时候的凯特靠在她母亲的肩膀上。她母亲溺水了，这也是主的怜悯，不然她到现在都会挂在她母亲的肚脐上，不肯往远走。另一张是尤金的，看起来像是给铁杉打的广告。你能想象到，就是这个让她从此开始沉溺于一段乏味的生活。多强硬的脸。哪里出了问题？一年前，她还从他那里收到了书面证物，说她这个凯特可是万里挑一的真正凯特，因为她令人心悸的美丽面容，因为她的性情，她的温存体贴和爱有所值；她还回了信—真是服了这两个人，他那时就在另一间屋子里—说他是她的航标，她的导师，是赋予她一切的良神。

“给邓肯打电话。”我说。如果我认为有用的话，就算是“给首相打电话”我也敢说。我让她独自上楼去打电话，我自己和孩子聊几句。这件事对我而言可不是开玩笑。她不知道，自从结婚以后，弗兰克就变得很难相处了。他不再是个粗人了，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我是什么意思。我把一切变化追溯到了我们婚礼的那天晚上。一开始是我们被拦住了，不能登机，因为他喝多了，问那些人知不知道他太太穿的是巴黎世家，而那些人则把他拖到了一个包房，让他冷静一下。第二天，我们出发去旅行社给订的一个什么度假村，几群人对着穿米黄色套装的我嘿嘿傻笑，他让我上楼去换身体面衣服。我哪有体面衣服。晚饭时，他说食物真油腻。他就是那种人，脚才踏过英吉利海峡，就嫌那里的食物油腻了。那天晚上，似乎嫌我们的快乐还不够似的，我的倒霉日子来了—不知道是由于兴奋，还是别的什么见鬼的原因—尽管我早早就算好了日子。他要叫医生来。

“什么倒霉日子？”他不停地说，似乎我是女巫还是别的什么玩意儿。

“一定是吃的东西有问题。”他说。他已经把两张单人床推到了一起，做好了一切准备。

“你不知道女人的事吗？”我说。他就那样看着我，愚蠢的嘴巴张得老大。他真不知道。他有个什么样的母亲啊？他说别把母亲扯进来，她是个好女人，能烤出爱尔兰最好吃的面包。我说生活中有比烤出好面包更重要的事。然后他就凶起来了。下楼去了酒吧。结果，那晚我们没睡在一起。这样过了几天后，当我们睡在一起时，那事也变得颇为平淡无奇。对我而言是这样的。他说我这是怎么了？我说事情不像他想得那么简单，对女人而言，手上的动作、挑逗，这些都得有。他说照我这么说，我们跟发动机一样了。但在我看来，他才是把我们当成发动机的那个人。如果事情在一开始就出了问题，那后面也往往会一直有问题。他不知道能有什么办法，我也不知道。物以类聚嘛……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开始嫌我一直没怀上孕—求圣灵赐福的事，我们也在做。他会当着别人的面对我说：“芭芭，你得去看医生，把自己检查一下。”然后，喝得更大时，他会看着一个有五个孩子的小男人说：“和你比，我连半个男人都算不上。”我不明白他是怎么回事。我永远都不能理解到底是因为他母亲，还是他那些大男子主义的基督教兄弟给他灌输的东西，或者是他小时候老跟羊和鸡待在一起。反正这些联系，这是凯特用的词，他都拎不清。但这事还是让他有了变化。他开始变得十分粗鲁，要是我说他应该去看看医生，问问怀不上的事，他就会说“住嘴”。他对犯罪和谋杀兴趣大涨，把特别刺激的那些还归档整理了。我看到，在他的日程安排中，斗牛列在了首位。

“我跟您说个谜语吧？”卡什看着我说。他说“您”是要吸引我的注意力。我一定是神思恍惚了。

“两腿长长，大腿罗圈，脑袋小小，没长眼睛。”他说。按他的预想，我该惊讶得目瞪口呆才对。这孩子可真不讲究，这个谜语还是我教的，他却期待我能傻到不知道。我没猜对。我想我是喜欢他的吧。能看出来，如果失去这孩子，他父亲肯定得疯。这放谁身上都得疯。他正告诉我谜底的时候，他妈妈进来了。

“是钳子。”他说，他的门牙方方的，非常白，但有一颗牙边上有个小豁口。

“没一个真诚的。”她双手绞在一起。

“他要骑着白马来了。”我说，但心里已经知道了最坏的答案。她摇摇头，把两人的对话重复给我听，一字不漏。对话大概是这样的：

“他给你打电话了吗？”她问的是她的邓肯。

“没，他应该打吗？”

“我刚离开了他；闹得很不愉快。”

“这太糟糕了，凯特。”

“他会给你打电话的，邓肯。他发现了你写的信，发现了一切。”

“天哪，我可不希望听到这个。”

“可是，现在已经发生了。他很生气。”

“我不希望给他带来哪怕一小时的，不，一秒钟的不幸。”

“邓肯，你能帮帮我吗？我走投无路了。”

“那当然了。不过你首先得想想他，毕竟这是你们两人之间的事情。回去吧，好好谈谈，把问题解决了。”

这基本上就是他俩的结局了。他恳求她第二天上午再给他打电话，但我们知道，他会让某个声音尖细的秘书给凯特撒个熟悉且无聊的谎，比如说他正在开会。

“没时间了。”她直直地盯着落地钟说。焦虑是吧。我自己都战战兢兢的，弗兰克随时都可能回来。

“住处，”我说，“咱必须给你搞个住处。”我知道国王路那边有家卫浴店，晚上浴缸不会收回去，我说她可以溜到那儿，睡进浴缸里，再贴个告示：内有淋病，请勿入内。她会像个没奶子的女人一样安全过夜。你觉得她会笑出来吗？一丝笑意都没有。

“我可以给你订个酒店，”我说，然后艰难地开口，“你不能待在这儿。”

“我妨碍你了。我可真是个大麻烦。”她说。太他妈的对了，她就是个麻烦。我就是个彻头彻尾虚伪的家伙—我听到自己说：“不是，不过你终归会想有个自己的地方。”

“是的，”她说，“我想有个单间公寓，白色的墙，挂着画，还有个围在树篱里的花园。”

我心想，她要是再这样下去，我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一堆医生能来给她开出精神病证明。

“但是今晚呢，”我说，“我会给你俩找个酒店。”

“不要，”她抓着我不放，“我们不能出去；他会把卡什带走的。我们必须待在这儿，必须！”

“宝宝喜欢这儿。”那孩子说，像个老练的勒索者。他正迅速翻着我们的皮面百科全书—用弗兰克的话说，根本不像是自学成才的—刚才还撬开了一罐鸡尾酒小吃。

“别担心了。交给我吧。”我说，要让她镇静下来。疯了，我一定是疯了。

该死的电话又响了。

“哈喽，尤金。”我说，想阻止他过来。幸亏并不是他，不然我直接就把我们给暴露了。是弗兰克，他说遇到了一帮特有趣的人，让我穿上迪奥过去，他要带所有人去一家新开的餐厅。

“太好了，亲爱的。”我说。我的话一定让他大为震惊，自从我们为肚脐眼吵过架后，我就没有再和他那帮伙计来往过。

“什么时候，在哪儿？”我问。这样他至少不会早回家了，布雷迪可以一直躲到明天早上。我记下了详细信息，告诉他注意一点，这话从我嘴里说出来也很奇怪。一般情况下，我都是祈祷他从脚手架上摔下来。

她让我扛着撬棍转遍了整个房子，关上了所有窗户。她说她感觉自己活不过今晚了，连那孩子都开始发愁了。

“听，听。”只要哪块木板咯吱一响，或锅炉弄出什么动静，她都会这么说。感觉就像在看一部悬疑片，只是气氛更紧张。人类的兴趣可真不少！我可太乐意能出去了！我们商定好，我会让电话响一声，挂了，然后马上再打，否则她什么电话都不要接。我把她领到顶层的一间屋子里。弗兰克曾经渴望成为一名画家，那里就成了他放画架和其他工具的地方。

“我不希望给你带来哪怕一小时的，不，一秒钟的不幸。”我想逗逗乐，一边说，一边把一卷毯子、被单和枕头塞进她怀里。她看上去像有八十岁了，那孩子正脸贴着墙吸着鼻子。她可真是把我们搞得一团糟！

“我要去见一伙男人了，给你瞅个合适的。”我说。她垂头丧气地看着我，脸上带着怜悯我的神情。可是好家伙，她决定了我们的未来！

我穿上金色的鞋还有那条后背有朵硕大玫瑰花结的迪奥裙子到了那里。原来是弗兰克那天遇到一个演员—在街上差点撞到他—于是他们聊了起来，然后那演员把他介绍给了一个诗人，诗人把他介绍了给一个鼓手，鼓手把他介绍给了一个犹太人，最后一伙人聚起来要一起吃顿饭。我脱下外套时，酒吧里的本地人都在指指戳戳。就是因为那朵玫瑰的位置呗。

“这是我太太，我太太。”弗兰克连声说。

这个聚会上还有另外两个女人；一个金发女人，发根染得乱七八糟，另一个是个说话轻声细语的美国女孩。那个演员刚刚下班，弗兰克对他大献殷勤，买了四杯白兰地。老天，这可是他碰到的第一个演员。

“他可是个好演员，得让他高兴，得让他开心。”弗兰克不停地对我说。

根据我的经验，如果娱乐的活儿让别人给干了，演员们还不得急出疝气。所以我除了喝每一轮酒说句“干了，干了”，剩下的时间里都不作声。

“我必须恭喜你，好品位。”演员对弗兰克说，意思是我很性感。我觉得这有点放肆了，但也没有理会，因为我这时慢慢和几个真正的男人搭上了话。那个犹太人看着挺有意思，还委屈巴巴的，那个皮肤苍白、面容像个女孩的小男孩也是—还不能把他称为男人，尽管他有二十五六岁了。当然了，对一个男人而言，这可是很不妙了，但还是……他的皮肤泛着青色，仿佛小时候晚上被遗忘在外面了，他的嘴唇没有血色，手差不多和小孩的一样大。我一直没能靠近他，因为弗兰克说演员饿了，他的灵感必须补充养分。你知道那种谈话的，假得不能再假了。离开前，他把几英镑钞票塞进了柜台上的几个募捐箱里。

“饿肚子的可怜鬼。”他说，指的是被遗弃的狗、孩子，或者不管他资助的什么其他东西。做慈善！他和他兄弟两人能在圣诞节前一天把工人解雇了，过一天到了圣斯蒂芬节[在12月26日，圣诞节次日。]再把人雇回来，就是为了逃避支付节假日工资。他总共投了差不多十英镑吧。

这个餐厅是新开的，除了我们，再没有别人了。这让弗兰克有些震惊，但那个诗人说我们肯定能把气氛搞起来，于是我们就成群结队地在里面晃来晃去，假装我们这一伙人足有约两百个。皮肤苍白的男孩在桌布上敲打着。我猜他就是那个鼓手。

“坐，小伙子们，坐吧。”弗兰克说，因为喝了酒，又很兴奋，他的老口音变得像沼泽一样浓稠。

这个地方非常高档，里面堆了几个沙丘，种了些仙人掌，还有水雾喷来喷去。要说它像什么，可以说真像个丛林。我看见弗兰克到处都要研究研究，是为了我们家的装饰。我家还处在租花时代。一家公司每个星期一上午会派人来取走一大堆粗糙的塑料花，再换上另一堆。一模一样的。我怀疑他们是把这些花从一家换到了另一家。他还打算再租个舞池，从看到那辆面包车经过的那天起，他就有这想法了，面包车上写着“舞池租回家，生活更时尚”。

“这些是百合花？”他看着菊花问。

“没错。”演员说。也是个睁眼瞎。

“不管什么时候，给我蜡玫瑰就行。”我说。我已经彻底醉了，主要是因为一直都提心吊胆。

“你喜欢园艺吗？”演员问我。我的天哪，跟他怎么凑一起了！我又和他挨着了。

“在修道院那会儿，”我说—一喝多我就开始怀旧—“我们必须给一块花园挖地—人生就是个花园，老兄—我经常去别的女孩的地里偷花插到我的地里。我连栽都没栽对！”

这该死的演员都不等我把故事讲完。

“咱们喝点玛天露[一种产自葡萄牙的半甜型桃红起泡酒。]吧，朋友[原文“amigo”是西班牙语，意为“朋友”。]。”他对弗兰克说，一下子成欧洲大陆范儿了。你知道吧，就好像一个乡下果蔬店老板的儿子，眼睛盯着的可是爵位。

“你演的什么剧？”我问。我知道如果是高档剧，我们肯定都听过。

“是莎士比亚的剧吗？”弗兰克问。别的他也不知道。

“事实上……”演员说，然后突然猛咳起来，接下来他结结巴巴地花了五分钟时间给我们讲他演的是个叫“什么、什么、垃圾”的戏。那一刻诗人竖起了耳朵。“哦，”诗人说，时间卡得非常完美，恶毒的人常这么干，“他是一匹老英国良驹的后腿。”

“我是前腿。”演员哼哼唧唧起来，“这个金发克里斯托弗，真是个捣蛋鬼。”我看着他俩一个得意地笑，另一个闷闷不乐的样子，明白了他俩住在一起。那美国女孩还热情洋溢地对诗人大谈抑扬格五音步，纯属是浪费自己的大好酥胸，她还不如待在明尼苏达州的老家享受自己乏味的乐趣呢。他俩太不般配了：演员身材瘦长，带着一副“妈妈，抓住我的手”的神情；诗人瘦而结实，长着一张苛刻、饥饿、偏狭的脸。不知怎的，我突然想到凯特正绞着她那双无趣的手，于是产生了一个想法，这两人是不是可以收她做个房客。我知道同性恋为了身份的缘故一般都愿意身边有个女的，只要他们连碰都不需要碰她一下。好家伙，那凯特不就正像进了什么禁欲机构嘛。

“我们吃什么？”演员问。他说话结结巴巴，但一点也不难听，我猜他上的那所学校会把口吃当成敏感的一种表现。

“不知道。”我说。菜单看着像英国《大宪章》。

“咱们喝汤吧，小伙子们。”弗兰克说。我试图吸引他的目光，让他对汤的热情消退一点。他认为喝汤是最上等的事。他知道并非如此，但又觉得就是如此，因为小时候他家只喝过一两次汤。我冲他做了个鬼脸。

“花多少钱你就不用担心了。”他对我说，声音还很大。这就是我之前说过的他开始变得奸诈的意思。

最终我们点了牡蛎、蜗牛，还有些讲排场的东西。等着上菜的时候，有人提议应该有人讲个笑话。

“好啊，哥们儿[原文“sport”是澳大利亚英语中“老兄”“哥们儿”的意思。]。”那个澳大利亚人说。我忘说了，这里还有个澳大利亚人，这人只要一张嘴，讲的肯定是荤段子，这时演员就会插话说：“有女士在呢。”也就是些关于主教和黄色明信片的老掉牙的段子。

“你真该看看你的脸。”鼓手说着，身子从桌子对面向我靠过来。我知道自己看起来很无聊。他说他喜欢我那个关于花园的故事。他说那事干得真是无法无天，而他就喜欢无法无天。

“那里面的故事多着呢。”我说。我确定他一直在对我眉目传情。距离我人生中上一次短暂的放纵，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

“别看着那么凶嘛。”他说。就是这时候，我错过了那个犹太人。他已经悄悄离开了。

“你知道谁有单间公寓要出租吗？”我说着也朝桌子那边靠了过去，和鼓手在桌子中间碰到。我们俩都把胳膊支起来，挡住了其他人。我没提房子要有白墙和女贞树篱的条件，免得他以为我脑子有病。

“我可能知道。”他说。他的声音低沉，像充满了阴谋。要命地性感。

服务生把一盘盘蜗牛和各种餐具摆上桌，弗兰克对大家说完全不用考虑费用的问题，这时我们都决定要黑椒牛排。你知道，在大餐厅吃饭就是这样，一个人说要牛排，其他人就都说要牛排。瞎子领着瞎子呗。领班试图游说我们点当日特色菜品，但我们都没上钩。我们不吃鸡胗。领班看上去跟个木乃伊一样。先前弗兰克给他塞了五英镑贿赂他，让穿着锅炉工工装的诗人进来。在我看来，贿赂一个餐厅服务员比置办一身体面西服可要荒谬得多，但你知道，有些人为了表现得离经叛道会费多大的劲。

“公寓是给你自己租的？”鼓手问我，饶有兴趣的样子。我想我看起来应该是有钱人吧，穿的是迪奥，还戴着这些戒指什么的。

“帮朋友问的。”我说，希望弗兰克不要听到。我知道应该给凯特打个电话，但一直拖延着。

“回头说说这事。”鼓手说。这时弗兰克将红酒从冰桶里取了出来，把坐在他身旁的两人的手都淋湿了。

“好精彩呀。”美国女孩说。我们正在听演员讲他在外省巡演时怎么靠鲱鱼干生活了三年。对这种故事我是门儿清的。讲这种故事的人里面哪怕只有百分之五的人说的是真话，那世界上都不会留下一条鲱鱼干了。诗人用几句老套的诗给这个故事收了个圆满的尾，弗兰克鼓起了掌。

“你是怎么当上诗人的？”弗兰克问，他真的被震撼到了，“是参加了一个比赛吗？”

呃，当然，所有人都笑了，弗兰克不知道大家笑什么。

“我还以为刚开始是要这样的。”他说，让自己出了个更大的洋相。

“你这个办法，可以说，显然是很业余的。”诗人说，弗兰克知道话里透着羞辱。他涨红了脸，他平时要打架前就会这样。上帝啊，我心想，他要是在这个地方大搞破坏，那些百合、家具，还有别的东西，搞不好都得重新布置了。但我也不关心，因为这时我正和鼓手在桌下玩一种会被那个演员称为“以脚传情”的把戏，正高兴着呢。是他先开始的。我感觉腿上有什么东西，以为是只老鼠，正要尖叫出声时，他用一个眼神制止了我。对于老鼠，我是怀有这种愚蠢的恐惧的。不等老鼠跑出来，我就能用眼睛的余光看到它们。听起来很离谱，但我真能看到。那是他的脚尖。我当然不会让他太出格了。我知道那首歌，唱的是不让轻易得手什么的。我们像两个饿鬼一样不停地嚼着东西，都不看对方一眼。旧椅子在我们身下咯吱作响，但没人听到，演员正努力让弗兰克和诗人握手言和，重归于好。嗬，他可真是个懦夫。

“是的，”美国女孩对我的鼓手说，“我现在很好，这个世界我已经完全搞定了。”他一直微微笑着以掩饰尴尬，女孩以为是为她而笑，但我可以看到他脸颊上淡淡的红晕。

“这就是我永远都不能忽视它的原因。”演员突然对我说。

“什么？”我问，以为他已经知晓那一系列动作了。

“电话，”他说，“我亲爱的老母亲还在世，现在就靠溶剂活着，随时都可能会去世。”

这在某种程度上把我拉回了现实，他的话，还有他问我想吃什么布丁。这个世界上有那么一些人，你知道他们会说布丁的事，还会告诉你他们的老母亲靠溶剂维持生命。

“不要布丁。”我说，现在感觉有些无聊，也有些孤独，我已经把那只脚打发了，免得事情变得不好收拾。

“我要改了。”演员说，我心想他为什么非要在吃饭的时候对我这么推心置腹？但其实他只是在和服务员说话，要把香草味的冰激凌换成巧克力味的。

“租公寓的事我是认真的。”我对鼓手说。他现在看着有些气恼，似乎不会再管这事了。

这一晚之后的时间里再没什么事发生，只是弗兰克还没等咖啡上来就睡着了，差点把那些人吓死，担心得让他们自己买单。于是他们把他摇醒了，好家伙，诗人一通胡说八道，说什么和一个好人交朋友的最佳方式就是和他吵上一架。

后来我轻而易举就让鼓手搭了我的捷豹，因为弗兰克的车要载其他人。美国女孩也上了车。一路上“哈维哈维”地叫着鼓手。我们把她放下后，继续往鼓手住的地方开。

“你想看看那个单间公寓吗？”他到了之后对我说。我们一路上都很冷静地聊着天。

我们上了几段楼梯—我一直抓着摇摇晃晃的扶手—上了三层后油毡就没有了。我想到布雷迪又要小题大做了，说些环境影响思维什么的。

“这是你的房间吧。”我说着和他进了门，他打开灯，展示了那个大房间：一张凌乱的床、一个抽屉上没有把手的橱柜、两面鼓，还有钉在墙上的彩色裸体图片。

“为什么要租出去？”我问，“你要走吗？”我们说话正式得要命，像房产中介和客户一样。

“是的，”他说，“我不喜欢，对我而言太小资了！”小资！拜托，装橙子的箱子拿来当椅子，地垫都放到了床上。

“是帮一个朋友问的，一个女人，她离开丈夫了。”我说，免得他以为我是要租来当爱巢用。

“不是给你的呀。”他微笑着说。他的笑可真好看。

“不是给我的。我和丈夫住在一起。”

“他等着你回家？”

“当然。”

“这样的话，”他说，“咱们实际一点。今晚不行了，那还浪费什么时间，让他生疑。我什么时候能来？”

要说我有多麻利，我立刻就定下来第二天请他过来喝茶，然后迅速扫视了一圈，看看布雷迪会不会觉得适合住。没有杯子，也没有碟子，没有任何用餐的痕迹。

我就要离开时，他关了灯。“嘴张开。”他说，然后吻了我。我尽情地唱着《无心之爱》，走下摇摇晃晃的楼梯。

大概十分钟后，我到家了，直接撞上了捕猎大场面。尤金正在我家，像个疯子一样。你知道，满口法律、民权什么的。这可是早上四点钟！弗兰克到家的时候，尤金好像正在擂我家的门。

“坐吧，”我说，“喝杯茶。”他特喜欢喝茶。我这态度差不多算友好吧。

“我妻子是不是在这儿？我孩子是不是在这儿？”他说。我，我，我，我这个，我那个。

“他们不可能在这儿。”我说，“我们出去吃饭了，才回来。出什么事了吗？”我迅速冷静了下来。弗兰克像个商场巡视员一样走来走去，说他自己可是个诚实的人，不会让任何品行不端的女人藏在自己家里。

“我警告你，”尤金说，“如果她在这儿，你就会因为诱拐我的孩子而受到法律的惩罚。”瞧瞧这牢骚。真是部喋喋不休的法律百科全书。我心想，如果这就是真爱的结局，那我很高兴自己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他把凯特的过失一一列举出来，你知道的，那些你根本就不想知道的非常私密的细节。

“上帝啊，”弗兰克说，“她如果真在这儿，我可有一堆话得对她说了，把我一晚上的睡眠扰乱成什么样了。”

“她不在这儿。”我说。我必须做出随意的样子。这两人一直咚咚地走来走去，我总感觉她会穿着睡袍溜进来，问：“有人打电话了吗？”

“听着，”我说，要拿名誉来担保了，“她要是和我联系了，我发誓，一定会给你打电话。”我只要愿意，就可以表现得非常棒。他让我重复一遍，然后把一封写给她的四页长的信留给了我，信中逐一列举了她的种种过错，临走时还说必要时他将采取武力措施。我送他出去，好家伙，他一出门，我赶紧上了锁。

当然了，我得告诉弗兰克，没别的办法了。他几乎要把房顶都掀翻了。他往楼梯上冲，我在后面跟着跑，他像吆喝牛那样喊着她的名字。她急急忙忙跑出来了。

“你给我出去。”弗兰克说。她央求让她待到早上再走。看她求告的样子真是屈辱。他说不行。他说可谢谢你了，他可不想被搅和到离婚法庭上去，还说他得考虑自己的名声问题。如果死刑在这个国家不施行了，猪脸部长们也不成天叫嚷着要恢复鞭刑了，我一定会揍他的。凯特看上去像快要死了。我让弗兰克去睡觉，说他起床之前凯特就会离开。这一夜之后的时间里，我俩一直在讨论她能到哪儿去。我向她透露了一点鼓手的那个地方，但没说太多，于是她开始感谢我，千恩万谢的，我很讨厌别人提前感谢你，这意味着这忙你必须帮了。不管怎么样，我给各个酒店都打了电话，但没有酒店能接待她，都住满了。我猜他们会以为她是刚从牢里放出来的。我只好向朋友们求助。想想吧，半夜三更给人家打电话，说：“就是想起你了。只是想打个电话聊一聊。”因为我没法一开始就得体地求人家帮忙。他们都问为什么不能让她留在我家。她正哭着哀求说：“这事为什么偏偏发生在我身上？”巧了，这也正是我的想法。跟你说实话吧，半夜三更给人打电话，我并不觉得有多好玩。一堆人直接给我摔了电话。

“尤金是什么样？他看上去怎么样？”她不停地问。我说他看上去很烦躁，自然的事。

我说：“早上三点钟是什么状态，你知道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是怎么说的。”这是把她引用的一条名言还给她。她满脑子的名言，斯科特在酒吧里说了什么话，海明威对捕鲸人说了什么至理名言。就好像她是这些人的好朋友，而且每天早上都在他们的牧场上和他们共进早餐似的。

最后，到了清晨，我只能使用胁迫手段了。我们那条路上住了个丑婆娘，我答应过让她把手推车存放在我家的三车位车库里。我给她打了电话。她一点都不爽快，哼哼唧唧的。我给她传达了患难朋友才是真朋友的理念，她才说：“好吧，就一两个星期吧。”她不愿接纳孩子，因为她的狗咬孩子。

“我们不得不把孩子放到狗窝里了。”我说，真是讽刺。我定好了凯特早上八点搬进去，跟那条狗碰碰运气。

放下电话，我知道等着我的是什么了。后悔！好像我这一天的遭遇还不够似的。她说她同情尤金。说他是个格格不入的人。他爱自己的孩子。他要是疯了，她又负不起责。丧钟为谁而鸣。我的意思是，我不必再听这一通唠叨了。以前听过几百万次。

最终，她给尤金打了电话，不停地道歉，说她不该那样做。我心想，我可是大费周折才搞到那间屋子的。她却搞得这么卑躬屈膝，我真应该杀了她。还说什么他本应碰到一个好女人，但世上也没有这样的事。就这么戛然把所有女人否决了。最终达成的愉快结论是：她会把卡什送回家，自己住到那间屋子里去，用几星期的时间去思考自己的过失。

“我们仍然是朋友。”她不停地说。你大可以想象她对着一个刽子手说这话。

我们七点左右给孩子穿好衣服，把他送回了家。孩子非常失望。他以为至少要在外面待上一个月。我们告诉他，妈妈得去医院。就是给孩子们的那一套说辞呗！我们放他下车，他小跑着走上自家的小道，凯特看着他的背影说：“可怜的卡什，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那就是我唯一一次让自己真的出了洋相，哭了出来。我是说，他穿着她妈妈给他穿上的那件厚厚的蓝色华达呢风衣，看起来是那么天真无邪。他转过身，对我们笑了一下，仿佛我们过不了几分钟就会再回来。

“为人父母啊。”她说。

父母，我心想，荒谬的一团乱麻整个又将重演。她的父母，我的父母，我们把所有的责难堆到了父母身上，可我们自己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为人父母就不再适合做孩子了。说到流眼泪，我俩可是不住地号啕大哭，司机不得不绕着广场转了两圈，她才做好准备走进她的新住处。我不能和她一起进去，这太让人伤心了。

“我该怎么熬过这一天呢？”她问。

“睡一觉。”我说。你知道，就好比说“开心点”。

“我做不到。”

我知道这对她而言是很难承受的，可我又能做什么呢？任何人又能为其他人做什么呢？我给了她一些安眠药片，还有一些崭新的五英镑钞票。这是为数不多的，我会觉得婚姻还挺好的时候—我把他的钱送人的时候。然后，为了让她振作一点，我说如果她要了结自己的话，一定要立个遗嘱，把她的日记留给我。

“我不会忘记你的，芭芭。”她说。严肃得要命，傻得要命。我受不了严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