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刘邦的游士身份，有助于理解他的许多行为。如见到秦始皇出行的庞大仪仗，感慨“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高祖本纪》。]便是典型的游士心态。押送劳役前往骊山，敢于因逃亡者过多而释放所有人，也与他做过游士，自信可以在江湖之远谋得生机有很大关系。

澄清刘邦是游士而非地痞流氓，也有助于更准确地理解西汉帝国的建国之路。日本学者守屋美都雄在《关于汉高祖集团的性质》一文中，详细考察了刘邦集团中的客、中涓、舍人、卒等群体，认为他们在秦末乱世中选择与刘邦结合，是基于一种互相平等的信赖感：

与高祖集团有关系的客，不是以获得生活资助为聚集的目的。主客结合的契机在于人格的信赖，而且在主客之间，相互的对等意识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即便高祖集团与游侠集团存在的目的不尽相同，但在主客结合中的任侠精神大致具有相同的性质。[（日）守屋美都雄：《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钱杭、杨晓芬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37-139页。]

此说相当中肯，可作为证据的例子也多，如张良与韩信，便均是由没落诸侯贵族转化而来的游士（侠）。他们在秦末乱世中与刘邦建立起紧密关系，并非依赖后世俗谓的“君臣伦理”，而是基于任侠精神的游士道义。刘邦与项羽交恶，项伯劝张良速速离开刘邦，以免受池鱼之殃，张良的回应是“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史记·项羽本纪》。]。楚汉之争进入僵持期，蒯通劝有能力左右胜负的韩信乘机而起，韩信的回应是“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鄉利倍义乎！”[《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提到的“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正是战国时代信陵君、孟尝君们的典型做派；韩信选择“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也正是战国时代门客们的典型选择。

刘邦“任侠”的极盛之刻，是受封汉王入蜀之时，“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史记·高祖本纪》。]。追随者的规模，已超过了门下食客三千的信陵君。其实，在秦末乱世中以游士或游侠立身并取得成功者，非止刘邦一人。王陵、英布、彭越，包括刘邦昔日的门主张耳，都是游士或游侠出身的风云人物。

在反秦战争中大放异彩的任侠精神，最重要的结果是刘邦建国后虽也自称“皇帝”，但他这个“皇帝”，与秦始皇赵政那个“皇帝”相比，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

赵政“皇帝”的涵义，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王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着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

按赵政的说法，他之所以不满足“王”的称号，是自觉消灭东方六国成就不世之功，“王”的称号已不足以匹配其丰功伟绩。王绾、冯劫、李斯等秦臣亦阿谀奉承，认为赵政的成就不但“王”比不了，连传说中的上古五帝也要逊色。“王”配不上伟大的赵政，“帝”也配不上伟大的赵政，只有“皇”可以，且必须是“皇”里最尊贵的“泰皇”才行。赵政对“泰皇”仍不满意，遂自定了“皇帝”的称号。赵政弃“泰皇”而用“皇帝”，当然不是出于谦逊，而是希望新称号里能有个参照物以便突出其伟大程度——皇者，伟大辉煌之意，所谓皇帝，便是指帝中最伟大辉煌者。赵政的自我定位，是其功业已超越上古五帝，其伟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刘邦“皇帝”的涵义，见于《汉书·高帝纪》：

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时秦为亡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号比儗，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着，于后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汉王曰：“寡人闻帝者贤者有也，虚言亡实之名，非所取也。今诸侯王皆推高寡人，将何以处之哉？”诸侯王皆曰：“大王起于细微，灭乱秦，威动海内。又以辟陋之地，自汉中行威德，诛不义，立有功，平定海内，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实宜，愿大王以幸天下。”

据此可知，刘邦做皇帝是由众诸侯王一致推举的。后世的皇位劝进，大多只是在走形式，如曹丕代汉、赵匡胤取代后周的劝进表章写得天花乱坠，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宣传资料。但高帝五年（前202年）二月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等诸侯王联名的这份劝进表章，却不能以走形式看待。

众人说得明白，他们愿意推奉刘邦为皇帝，是基于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刘邦在众诸侯王中“功”最高，所以地位应该比众诸侯王高一级。这个“功”，指的是灭秦与灭项羽，即“起于细微，灭乱秦，威动海内”（灭秦）和“以辟陋之地，自汉中行威德，诛不义”（灭项羽）。众人一致认为，在这两场战争中，刘邦的功劳最大。第二个理由，刘邦在众诸侯王中“德”最高，所以地位应该比众诸侯王高一级。这个“德”，指的是恢复诸侯王并封赏功臣，即“存亡定危，救败继绝”（恢复失位的诸侯王）与“立有功”“功臣皆受地食邑”（分封赏赐功臣）。根据这两个理由，众人认为“王”的称号不足以区分刘邦与其他诸侯王，应当换用“皇帝”这个称号。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劝进文章无一字提到刘邦做皇帝是“天意所归”。后世熟知的那些神话故事，如赤帝子斩白帝子、芒砀山有天子气云云，劝进文章里全然无载——众人在乱世中浴血厮杀多年，不会相信神话故事，只乐意按功劳和实力来瓜分胜利蛋糕。

略言之，赵政“皇帝”的内涵，是古往今来上天入地唯我独尊，意味着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刘邦“皇帝”的内涵，仅仅意味着他的“功”与“德”比其他诸侯王大，是比较优势下的相对权力。刘邦死后，吕后曾如此形容这种相对权力：

诸将故与帝为编户民，北面为臣，心常鞅鞅。[《汉书·高帝纪下》。]

刘邦与众将来自五湖四海，当年都是秦帝国的编户齐民，谁也不比谁天然高贵。汉帝国乃众人流汗流血合力打拼所得，从来就不是刘邦的个人产业。推举刘邦做皇帝，不过是按功劳和实力排序，本该由刘邦做带头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