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惠帝吕后时代，太史公留下过这样一段赞誉：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史记·吕太后本纪》。]

在司马迁父子看来，汉帝国百姓在长达十五年之久的惠帝吕后时代，之所以能够过上好一点的日子，靠的不是惠帝和吕后干了什么，而是他们没干什么。所谓垂拱，所谓政不出房户，所谓刑罚罕用，皆是指统治者不搞事便是大好事。

这种不搞事，既是对陆贾《新语》“无为而治”理念的继承，也是对军功受益阶层的一种妥协。它实际上由两个层面构成。首先是皇室与官僚尽量维持无为关系。皇权掌控长安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但朝堂具体事务的决策与地方郡县的具体治理，仍交给主要由军功之臣构成的官僚集团负责，皇权不做过多干涉。其次是政府与民间也尽量维持无为关系。朝廷尽量减少兴作，避免动用国家权力去折腾民众，让大乱后残存的民众有休养生息的机会。

曹参在地方与中央的作为，正是无为而治的典型范例。《史记》记载，刘邦封长子刘肥为齐王，以曹参为齐国相[汉初王国的实际治理权往往掌控在以军功起家出身的王国相手中，除了齐王刘肥的大小政务由曹参掌控外，代王刘恒的大小政务也由代国相傅宽（军功排名第十）操持。]。曹到任后召集长老诸生询问治国之道，百余人论说纷纭难有定论。曹参选择采纳“善治黄老言”的盖公之说，以“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为施政理念，在齐国相任上不搞事，尽量少出台政策，尽量不动用刑罚，百姓因之过上了比从前更好的日子。太史公评价道：“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史记·曹相国世家》。]

惠帝二年（前193年），汉帝国首任丞相萧何去世。尚未接到朝廷通知，曹参便认定自己将继任丞相，催促家人收拾行装前往长安。曹参如此自信，并非能掐会算，而是丞相之职由何人担任须遵循固定规则，不能由皇权随意指定。这种规则基于白马之盟，与军功排名直接有关。军功排名第一的萧何去世，军功排名第二的曹参便是丞相一职当仁不让的继承人。曹参未得诏书便启程入京要求继任丞相，其实也存有逼迫皇权履行白马之盟的用心——军功排名第二者已在前往京城的路上，如果坚持不让他做丞相，皇权就要有应对政治风险的心理准备。

离开齐国前，曹参嘱咐后继者“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狱市”即“嶽市”，可能是指齐国国都内的一处繁华场所。见蔡英杰：《释“狱市”》，载《汉语与汉文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9年版，第161-163页。]，希望其继续奉行不折腾的无为之政。到长安后，曹参“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史记·曹相国世家》。]。没有曹参新政，一切全按前任萧何定下的规矩办事。免遭折腾的百姓遂以民谣赞美曹参，历史典故“萧规曹随”便是指此。

只是，年轻气盛的惠帝并不认可这种无为。曹参之子曹窋在宫中担任中大夫之职，惠帝命曹窋归家，委婉询问曹参身为丞相为何终日饮酒不理政事。曹参大约知晓曹窋的询问背后有惠帝的影子，遂怒笞曹窋称“天下事非乃所当言也”，并将其赶回了惠帝身边。惠帝只好于朝会之时，将此事提出来与曹参论说。曹参反问惠帝：“陛下自比先帝（刘邦）如何？”惠帝答：“朕不敢跟先帝相提并论。”曹参又问：“陛下看臣与萧何相比谁更有能力？”惠帝回答：“朕觉得你不如萧何。”曹参遂说：“陛下所言甚是。高皇帝与萧何定下治理天下的制度，陛下只要垂拱无为，臣等尽职尽责遵循成例即可。”君臣间此番唇枪舌剑后，惠帝便不再过问外朝的具体政务。[见《汉书·曹参传》。]

由此可见，“萧规曹随”这一典故的实质，不仅仅是维系旧政策的稳定性不折腾，也是对皇权扩张欲望的一种阻击。曹窋的身份是宫内中大夫，在惠帝身边任职。曹参以“天下事非乃所当言也”痛打曹窋，或可视为在向惠帝传递政治信号，希望皇权不要过多干预外朝政务。毕竟，军功集团拥护皇权，皇权不折腾军功集团，正是刘邦晚年所立白马之盟的重要内容。有韩信等功臣“狡兔死、走狗烹”的历史教训在前，汉初开国诸将与刘氏皇权之间基于个人感情品性方面的信任早已荡然无存。唯有皇权与军功集团谨守白马之盟，互不越界，彼此才能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