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不越界的盟誓很脆弱，没能维持太久。

公元前180年，吕后病逝，享年六十二岁。随即便发生了所谓的“诸吕作乱”。按传统说法，诸吕专权跋扈，危及刘氏皇统存续，故周勃、陈平等军功元老与朱虚侯刘章等刘氏皇族通力合作，以武力将吕氏势力连根铲除，以非刘氏子孙为由废黜后少帝刘弘[惠帝刘盈去世后，吕后原本立有一帝，后世称为前少帝（具体姓名不详）。前少帝是惠帝某美人之子，吕后杀其生母，命皇后张氏收养，立为太子。前少帝发现身世真相后，吕后心生忌惮，将之废黜杀害。再立惠帝之子刘弘为帝。因有前少帝存在，故刘弘被后世称为后少帝。军功集团否认后少帝乃惠帝刘盈之子，可能只是一种政治需要，并非实情。]。经集体商议，军功集团与刘氏皇族选择迎立代王刘恒（刘邦第四子）为帝，后世称之为汉文帝。这整个过程，在汉帝国的历史中被称作“诛吕安刘”。

吕氏作乱危及刘氏皇统一事，《汉书》提供的证据有三：（1）吕后前后诛杀了三位赵王，并废杀了前少帝，残害刘氏皇族。（2）封吕氏为王，破坏了白马之盟。（3）诸吕擅权，把持宫廷，试图作乱。这些行为，共同造成了“方吕后时，诸吕用事，擅相王，刘氏不绝如带”[《汉书·爰盎传》。]的后果。

这三条证据虚虚实实，不妨略作分析。

第一条证据严格来说不能成立。被吕后杀害的三位赵王是刘如意、刘友和刘恢。刘如意的母亲在刘邦时代得宠，导致刘如意一度威胁到惠帝的太子之位。吕后杀刘如意是在报复。刘友与刘恢之死，原因大体相同。正如清代史家赵翼所言：“赵王友之幽死，梁王恢之自杀，则皆以与妃吕氏不谐之故。”[（清）赵翼撰《廿二史劄记》，曹光甫校点，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废杀前少帝，则是因其怨恨生母被吕后杀害，让吕后觉察到了报复之心。这些均属于皇权内部的血腥残杀，不能等同于吕氏要取代刘氏的皇统。

白马之盟是皇权、诸王与军功集团三方所立盟约。刘邦铲除异姓诸王的同时保留刘氏诸王，目的是希望诸王支持皇权、制约军功集团。吕后也明白这一点。但刘姓诸王过于强大也会威胁到皇权，当新皇帝宗族身份较低时威胁尤大。所以，吕后对刘姓诸王采取了既敲打又扶持的手段。敲打对象主要是势力强大者，如齐王刘肥封地最广，且在惠帝面前以兄长自居，吕后对其极为警惕，一度欲将之鸩杀。后刘肥主动献城阳郡给鲁元公主（吕后之女），吕后才允许刘肥离开长安回归封地。刘肥去世后，其长子刘襄继位，吕后又先后割走齐国的济南郡与琅邪郡，分赐给亲信吕台（吕后兄长吕泽之子，受封吕王）与刘泽（受封琅琊王）。为尽可能控制刘肥一脉，吕后还封刘肥次子刘章为朱虚侯、三子刘兴居为东牟侯，将二人召至长安担任宿卫，且以吕禄（吕后之侄）之女为刘章之妻，变相将二人控制起来[见《汉书·高五王传》。]。至于扶持对象，则主要是与惠帝关系亲近、势力较弱者。吕后先后分封或改封刘氏八王七侯，皆是此类情形。严格来说，这些控制与扶持，也均属于皇权内部的政治斗争，不能证明吕氏有取代刘氏皇统的谋划。

第二条分封吕氏为王，确实违背了白马之盟。为巩固吕氏地位，吕后执政期间先后分封诸吕，共计五王十侯。这明显与白马之盟非刘氏不王、无军功者不得侯的约定背道而驰。吕后也明白这一点，故《史记》中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记载：

太后称制，议欲立诸吕为王，问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太后不说。问左丞相陈平、绛侯周勃。勃等对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太后喜，罢朝。[《史记·吕太后本纪》。]

王陵以白马之盟为由不同意立吕氏为王。陈平与周勃赞成立吕氏为王，理由同样是白马之盟——按他们的曲解，刘邦做皇帝，故可封刘氏子弟为王；如今吕后称制，与皇帝一般无二，故也可分封诸吕为王。有了陈平与周勃的支持，吕后分封诸吕为王的愿望终于达成。但王陵的反对意见，彰显了此举确实有违白马之盟。

第三条诸吕把持宫廷也不假。让亲信之人掌控皇宫与长安城的军事力量，本就是吕后寻求政治安全感的重要手段。不过，诸吕当时并无造反取代刘氏的计划。《史记》记载，吕后临终前夕安排吕禄控制长安北军，安排吕产控制长安南军，且警告二人：自己死后军功老臣们可能发动政变，“必据兵卫宫，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史记·吕太后本纪》。]。如果太史公的记载可信，则吕氏集团当时非但没有篡刘计划，反在忧虑军功集团可能趁机作乱。

一些其他的迹象也显示吕氏集团当时并无政变计划，如郦寄受军功集团之命前来劝说吕禄放弃长安的北军。吕禄的反应是：

信然其计，欲归将印，以兵属太尉，使人报吕产及诸吕老人，或以为便，或曰不便，计犹豫未有所决。[《史记·吕太后本纪》。]

倘若吕氏集团确有政变计划，放弃军队控制权这种事自无可能答应，诸吕内部也不会犹豫不决，意见分歧。故此，吕思勉先生认为“吕氏之败，正由其本无翦灭宗室、功臣之计”[吕思勉：《秦汉史》，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77页。]，恰因吕氏集团没有夺取刘氏皇位的政变计划，才会被军功集团与刘氏皇族迅速消灭。如果有计划，有部署，便不会被打个措手不及，更不会有灭门之祸。

与“诛吕安刘”捆绑在一起的，是刘邦遗言“安刘必勃”。这也是一桩很容易被戳穿的谎言。“安刘必勃”之说见于《汉书·高帝纪》。时为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刘邦平英布被流矢所伤，已进入病危状态，吕后来到榻前问计：

吕后问曰：“陛下百岁后，萧相国既死，谁令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知有余，然难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乃所知也。”[《汉书·高帝纪下》。]

这段记载赋予了刘邦预测未来的特异功能，也给陈平、周勃联合刘氏皇族举兵诛杀诸吕一事赋予了合法性。但这段记载存在严重的逻辑漏洞。一般认为，刘邦死时六十二岁；王陵的年龄比刘邦大[《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高祖微时，兄事陵。”]；曹参的确切年龄不可知，但不会大过刘邦，因为曹参在反秦战争与楚汉战争中是武将身份，常有身先士卒斩敌大将的记录，战场上如此活跃，年龄不会太大，刘邦去世时，曹参大概尚在壮年。问题遂显而易见：吕后问丞相继承人选，刘邦给出的排序是“萧何—曹参—王陵”，可王陵的年纪必定大于曹参，刘邦何以断定曹参必定会比王陵早死？

那句“可令为太尉”也是个很明显的漏洞。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刘邦曾任命周勃为太尉[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但到了高帝十二年春二月，也就是刘邦去世前十个月，周勃的官职已变成相国[见《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高帝十一年周勃为太尉，后官省”[《汉书·百官公卿表下》。]，意思是周勃由太尉改任相国后，刘邦便取消了太尉这个官职。《百官公卿表》里再次出现太尉一职，已是惠帝六年（前189年），相应的文字正是“绛侯周勃复为太尉”[《汉书·百官公卿表下》。]。刘邦在遗嘱里交待吕后，让她任命周勃担任一个已经取消不存在的官职，岂非咄咄怪事？

此外，《史记·萧相国世家》中的一段记载，也隐约透露了历史真相。当时萧何病重，惠帝前往探望，询问丞相一职的继任者。萧何回答：“知臣莫如主。”惠帝问：“曹参何如？”萧何顿首：“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史记·萧相国世家》。《汉书·萧何传》的记载相同。]这段记载显示惠帝手中并无所谓的刘邦遗嘱——若有遗嘱，则惠帝必定清楚刘邦拟定的丞相人选，便没有必要再去询问萧何的意见。

如此种种，皆足以证明刘邦遗嘱乃是谎言，“诛吕安刘”之说，不过是血腥政变后的政治宣传。让军功集团与刘氏皇族联手血洗吕氏的真正推动力，从来就不是什么所谓的刘邦遗言，而是早已归零的信任与难以消弭的恐惧。

吕后为人刚毅，勇于杀伐，曾深度参与杀韩信、灭彭越等异姓诸侯王的行动，性格中又有极残忍的成分，戚夫人被断手断脚做成“人彘”乃骇人听闻的暴行。故吕后忌惮军功列侯，军功列侯也忌惮吕后。曹参在惠帝时代做丞相坚守无为而治的底线，便是欲将这种互相忌惮维持在平衡状态。曹参死后，军功集团失去了有声望的领袖人物，平衡开始被打破。先是实力强大的刘姓诸侯王如刘肥一系不断遭到打击；后是吕氏受封五王十侯，白马之盟中的“非刘氏不王、非军功不侯”成了虚文。

吕后执政期间，还长期致力于分化、架空军功集团。先是将丞相一分为二，以王陵为右丞相，以陈平为左丞相。王陵军功排位第十二，出任丞相符合白马之盟的规矩。陈平军功排位第四十七，较为靠后。他登上相位的主因，是身段柔软，善于逢迎吕后。稍后，王陵改任无实权的太傅，陈平升任右丞相，左丞相之职改由军功排名第五十九位的审食其担任。王陵曾坚决拥护白马之盟，反对吕氏封王，审食其则是吕后的心腹之臣。这些人事变动背后，吕后打压、瓦解军功集团的用心清晰可见。

作为应对，长安城内的军功老臣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韬光养晦。陈平任右丞相期间，“不治事，日饮醇酒，戏妇人”[《汉书·陈平传》。]，被人揭发后反变本加厉，吕后知晓后不怒反喜。陆贾也对阻止诸吕封王一事不抱希望，“自度不能争之，乃病免家居”[《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二是私下奉周勃为领袖，重新聚集为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具体操作此事之人便是陆贾。《史记》记载，陆贾先去见了陈平，道破陈平内心忧念“不过患诸吕、少主耳”，并建议陈平与太尉周勃“深相结”。陈平遂与周勃建立起了密切的私人友谊，且赠送大量奴婢、车马、金钱给陆贾，让他“游汉廷公卿间”，暗中将军功列侯以周勃为核心串联起来[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军功老臣选择以周勃为核心，既是因为他太尉的身份，也是因为其军功在汉初开国功臣中排名第四，而排名前三的萧何、曹参、张敖皆已去世。

迫使军功集团发动武装政变的导火索，是吕后去世前的一系列政治布局——以吕产为相国，掌控长安南军；以吕禄为上将军，掌控长安北军；册封吕禄之女为皇后。[见《史记·吕太后本纪》。]

这一系列人事安排，将吕氏推上了军政权力的巅峰，也直接冲击了“非军功列侯不相”的政治惯例。按白马之盟，汉帝国丞相一职向来只能由外朝军功集团中人担任。自刘邦时代起，至汉景帝时代止，依次担任丞相者为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审食其—吕产—周勃—灌婴—张苍—申屠嘉—陶青—周亚夫—刘舍—卫绾。除吕产外，自萧何到申屠嘉，所有人皆是军功集团第一梯队元老。陶青、周亚夫、刘舍是军功二代。连卫绾也因参与镇压“七国之乱”有军功而获封建陵侯[卫绾在景帝年间因镇压“七国之乱”的军功而获封建陵侯。但就履历而言，卫绾本是因有一手“戏车”技术取悦汉文帝而为郎官，后来做了中郎将，长期在文帝左右服侍。文帝死时嘱咐景帝“绾长者，善遇之”，可见卫绾不属于外朝军功集团，而属于内朝皇帝身边的亲信。]。总之，按汉初的政治规矩，担任丞相者往往等同于军功集团领袖，非军功集团中人不得担任丞相，丞相的继任大体以军功高低为依据，也就是《汉书》所说的“汉常以列侯为丞相”[《汉书·公孙弘传》。]。以吕产为相，可谓悍然打破了政治规矩。

打破政治规矩，便是释放政治信号。吕氏没有夺取刘氏皇权的计划，吕后也没有留下清洗军功列侯的遗言。吕氏的这些人事安排，更多是为了自保。但长安城内的军功集团不敢冒险，他们更在意两件事情。第一，吕后有亲自部署谋杀韩信的政治履历，也多次谋杀刘氏诸侯王。她让吕氏众人控制长安城的南北军，会不会存有针对军功列侯的杀机？第二，左丞相审食其改任太傅，显然是为了给吕产担任相国腾位置。可是，右丞相陈平的地位高于左丞相审食其，如果有丞相要“升任”太傅，按惯例也该先轮到陈平。左、右丞相被相国取代，左丞相被安置为太傅，右丞相反而没有安置（至少史料中无只字记载），岂非引人深思？

在一个高度缺乏互信的政治环境下，长安城内的军功列侯要如何理解诸吕的人事异动？陈平这种常年韬光养晦、战战兢兢之人，要如何理解自己的突然出局？出于生存本能，他们显然只能做最坏打算。这些自刀山火海中活下来的军功老臣，遂联合饱受吕氏打压的刘姓宗室，制造了血腥的“诛吕安刘”事件，将后少帝与吕氏一族连根铲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