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后八年（前180年）八月，以周勃、陈平为首的军功集团，抓住吕后去世的机会，联合刘姓诸侯王势力猝然发动政变，血洗了吕氏家族。稍后，军功老臣审食其恢复左丞相职务，军功集团收复势力范围。同年九月，军功集团迎接代王刘恒入京为帝。后世称刘恒为汉文帝。

刘恒是高帝刘邦的第四个儿子，庶出。立刘恒为帝是军功集团深思熟虑的结果。刘邦的直系后代中成年者颇多，最小的儿子淮南王刘长当时已经十九岁，长孙齐王刘襄也已成年，且直接参与了诛吕政变。这种形势下，扶持幼主容易引发质疑，酿成动乱。可扶持成年之君，又得防范出现第二个吕氏集团来与军功列侯争权。齐王刘襄与淮南王刘长，便是因母家势力强大，遂难以得到军功列侯的支持。《史记》记载了一众军功老臣聚会讨论并最终选择刘恒的核心理由：

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史记·吕太后本纪》。]

所谓谨良，是说刘恒没有像样的母家势力，其母薄氏长期遭受刘邦冷落。吕后执政期间，薄氏与刘恒战战兢兢，始终以谨小慎微为存身之道。

政变后的长安，波诡云谲。代王郎中令张武认为军功老臣另有阴谋，不可信任。刘恒与薄太后也满腹疑虑，故行事极其谨慎，没有积极前往长安，而是先派了亲信代国中尉宋昌去探听虚实。刘恒的舅舅薄昭则作为代王的全权使者，提前进京与军功老臣直接协商即位事宜。袁盎后来回顾往事，称赞文帝“从代乘六乘传驰不测之渊，虽贲育之勇不及陛下”[《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可见诛吕政变后由军功老臣控制的长安城，在当时被公认为不测之地。

刘恒入主未央宫当夜，任命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任命张武为郎中令，接管长安城的南北军和宫廷禁卫。郎中令、卫尉与中尉，是与皇帝性命安全最直接相关的三个职务。郎中令领导宫廷郎官，负责皇帝身边的警卫侍从工作，属于内卫。卫尉统领长安南军，负责护卫殿门之外宫门之内的区域。中尉统领长安北军，负责维持京城秩序并充当皇帝出行时的仪仗。这些任命，虽不足以让刘恒彻底掌握长安城内的武装力量，但多少能给他增加一些安全感。

也是在同一个夜晚，刘恒颁布诏书大赦天下，内中说：

制诏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间者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汉书·文帝纪》。]

显而易见，诏书是新帝与军功老臣互相妥协的结果。大赦天下乃例行公事。诏书最关键的部分是，如何定性诛吕政变。刘恒承认军功集团对政变性质的叙述，认证“诛吕安刘”为历史事实，换得军功集团的拥护。原代国执政班子能顺利介入长安南北军与宫廷护卫部队，也是妥协的重要内容。新帝下诏承认军功老臣政变的合法性，军功老臣允许新帝介入接管长安城的军事力量，两件事发生在同一个夜晚，不会是偶然。

稍后，刘恒又任命周勃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这两位运作诛吕政变的核心人物回归外朝最高长官的位置，意味着刘恒认可白马之盟，重新回到“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非列侯不得相”的政治轨道。

此事的发生，也是军功集团暗示的结果。据《汉书·陈平传》，文帝登基后，陈平即称病不出。文帝亲自前往陈府探问原因，陈平说：“高帝时，周勃功不如臣；诛杀诸吕后，臣功不如周勃。臣愿以丞相相让。”文帝一点即通，随后下诏以周勃为右丞相，以陈平为左丞相，恢复了由军功老臣按军功大小论资排辈主持朝政的惯例。文帝登基后下诏赏赐代国旧臣，提到“从朕六人，官皆至九卿”[《汉书·文帝纪》。]，但其中并无知名者。这也表明诛吕政变的浓重阴影，使文帝自觉约束代国旧臣的权力扩张。

此后直到文帝去世，汉帝国的丞相一职始终由军功老臣担任。周勃在文帝初年辞去相位，文帝恢复丞相只设一人的旧例，由陈平独相。陈平去世后，周勃再任丞相。周勃二次辞相后，由汉初功臣排名第九的灌婴担任。灌婴死后，由排名第六十五的张苍继任。张苍为相十五年，退休后由军功之臣申屠嘉接任。《汉书》记载：“张苍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窦广国贤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广国。’久念不可。”[《汉书·申屠嘉传》。]文帝有意让窦广国担任丞相，因窦出身外戚而非军功之臣，纠结许久后还是选择了放弃。当时汉帝国已建国四十余年，“高帝时大臣又皆多死，余见无可者”[《史记·张丞相列传》。]，军功老臣多已去世。即便如此，文帝还是谨慎选择了有军功之臣身份的申屠嘉，尽管申屠嘉在刘邦时代军职很低。申屠嘉死后，第一代军功老臣已全部去世，可惯例仍强势存在。汉景帝任命的丞相中，陶青、周亚夫、刘舍，皆属于军功二代，另一位出自内廷的卫绾，也在平定“七国之乱”中因军功受封建陵侯。

外朝长期由军功之臣主持，皇权对外朝具体政务干涉不深，是文帝执政期间的一个重要特征。贾谊批评文帝过分无为，便是指此。文帝这样做，客观政治环境自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他自代国进入长安做皇帝，本就根基浅薄，刘姓诸侯王多不服气，视之为“下山摘桃子”。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先后举兵起事。参与诛吕政变的军功老臣也满怀猜忌，担忧他翻旧账搞清算。文帝在这些势力间辗转腾挪，要想皇位稳固，除无为而治外别无良策。尽量不过分折腾贵族与官僚集团，尽量不过度触动刘姓诸侯王与军功老臣的利益，是文帝能在皇位上安坐二十余年的主要缘故。

宗室刘向曾言：“（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净无为。”[《风俗通义·正失第二》“孝文帝”条。]其实，文帝内心如何看待黄老无为之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实环境需要黄老无为之说。汉初的高层政治极度血腥，皇室与军功列侯仇怨极深。将黄老无为之说推崇为统治思想，有助于缓和皇权与贵族官僚集团的紧张关系，有助于将统治集团重新捏合为利益共同体。西汉初年民生凋敝，战争年代“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汉书·食货志上》。]，战乱平息时连皇帝也寻不到四匹毛色一致的马用于拉车。被统治者亟须休养生息恢复元气，黄老无为之说恰有助于缓解被统治者的压力。皇帝的指示少一点，内外官僚对普通百姓的折腾也会少一些。太史公作《老子韩非列传》，将黄老与法家放在一起，便是因为前者乃是后者的最佳润滑剂。文帝本好刑名，又修黄老，也足证黄老之道与法家治术的互补关系。

文帝的无为是一种很成功的经验。他的皇后窦氏，大约便是体察到了这经验的好处，所以也“好黄帝、老子言”[《汉书·外戚传上》。]。文帝去世后，窦太后曾要求景帝与窦氏外戚学习黄老之术；景帝去世后，窦太皇太后又一度以黄老之术压制青年刘彻的勃勃野心。这些都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