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注意的是，文帝恢复白马之盟约定的权力格局，并不意味着他认可白马之盟。

经历了血腥的诛吕政变，皇帝与军功老臣间的信任早已破裂，互相警惕、彼此提防才是他们的真实关系。文帝早年靠着极致的隐忍熬过了吕后时代，即位时虽年仅二十余岁，却早已是个成熟的政客。年轻的皇帝相信时间站在自己这边，军功老臣只会不断凋零，一切都不必着急。

事情也确实如此发展。文帝二年（前178年）冬十月，陈平病逝，军功集团失去了最重要的智囊。同月，文帝颁布诏书，要求居住在长安、没有担任朝廷职务的军功列侯一律离京，回到自己的封地。诏书说：朕听闻古代国家分封诸侯上千，诸侯们守护自己的土地并按时纳贡，民众不会觉得劳苦。如今列侯绝大部分住在长安城，离封邑很远，吏卒们需要千里迢迢将贡赋从封邑运输至长安供列侯享用，实在费时费力。列侯客居长安，也没办法训育教导封邑的百姓。故此，朕下诏让列侯离开长安回到封邑。在朝中任职和有特别诏令者例外，只需派太子回封邑。[据《汉书·文帝纪》转述。]

诏书冠冕堂皇，挑不出任何毛病。军功列侯确实在长安兴建了舒适的宅邸，他们的封邑却多在外地州郡，封邑政务也多委托给家臣管理。列侯的日常开支要靠封邑租税与徭役来支撑，人力与物力辗转运送至长安，对底层百姓而言确是很沉重的负担。刘恒的诏书占据了仁政爱民的道德高地，军功列侯无法反驳。

军功列侯也知道皇帝的真实用心。宫廷宿卫与长安城南北军的最高长官，已换成皇帝的亲信，至少名义上如此。但这仍不足以让皇帝安心。当年的吕氏集团，同样名义上掌控着宫廷宿卫与长安城南北军，军功列侯还是成功发动了政变。这当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军功列侯在军中素有威望，且集体住在京城，很便于串联。一群能够紧密团结起来的军功列侯对皇权而言非常危险。在文帝看来，列侯大量居住在长安城，实乃卧榻之侧总有猛虎酣睡。唯有列侯集体离开长安回归封国，才能一劳永逸地消除第二次诛吕政变爆发的可能性。

让军功列侯回归封国的妙策出自贾谊。向文帝推荐贾谊的是河南守吴公。吴公早年向李斯学习律法，被文帝提拔为廷尉。吴公随即推荐了自己的学生贾谊。同时推荐贾谊的还有新任御史大夫张苍。贾谊曾向张苍学习过《春秋左氏传》。于是，二十三岁的年轻皇帝决定征召二十二岁的贾谊来长安做博士。两人相见恨晚，不到一年，贾谊就从六百石博士升至千石太中大夫。史载，贾谊此时已形成一套完整的治国方略，文帝“谦让未遑”，未敢全盘领受。[见《汉书·贾谊传》。]

这当然不是说贾谊的治国方略不好，而是文帝清楚时机未到。白马之盟余威仍在，眼下最紧迫的事情是消除军功集团对皇帝生命安全的巨大威胁。于是，贾谊为文帝出谋划策，除建议让军功列侯回归封地外，还提出另一项主张：军功列侯的封地，有些位于中央政府的直辖州郡，有些位于诸侯王的王国之内，应将那些位于诸侯王辖境的侯国迁徙至中央直辖的州郡。如此，便可最大限度切断军功列侯与诸侯王的联系，有利于长安更好地监视与控制这些军功列侯。这两项政策若能全面付诸实施，原本有能力发动诛吕政变的军功列侯，便会成为一个个彼此隔绝的侯国封君，无法再大规模串联，也难再影响长安的政治运作。不想回封地的军功列侯需要在长安朝廷拥有正式职务，或者获得皇帝的特别恩准，无形中也增加了皇权的分量。

离开长安即意味着政治影响力的消失，军功列侯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文帝的诏令遭遇了强硬的消极抵制。没人公开站出来反对，但也没人积极响应。自诏令颁布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军功列侯继续待在长安的私宅里，没有理会年轻皇帝的意志。于是，在文帝三年（前177年）十一月，皇帝下达了催促列侯离京的第二道诏书。诏书说：朕之前命令列侯回归封地，结果众人推辞不走。丞相你乃是朕信任倚重之臣，请丞相做个表率，带头回归封地。丞相即周勃。为逼迫周勃做列侯归国的表率，文帝解除了他的丞相职务，使其失去了留在京城的正当理由。十二月，被解职的周勃怀着怏怏之情，离开京城回到封国。陈平死后，周勃是长安军功列侯的首脑，周勃走了，其他军功列侯也只好陆续离开。

军功列侯群聚长安，文帝须战战兢兢度日。周勃做丞相时，朝会议事完毕，“上礼之恭，常目送之”[《汉书·爰盎传》。]。这看似是对周勃的礼遇，实则表明皇帝对军功列侯相当畏惧。待到军功列侯集体回归封地，形势倒转，就变成了周勃须战战兢兢度日。“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汉书·周勃传》。]绛国位于河东郡境内，每逢河东郡太守与郡尉巡视至绛国，周勃就会紧张不安，担心突遭抓捕，故常身披甲胄且命家丁全副武装，才敢与太守郡尉相见。可以说，此时的周勃已完全丧失叱咤风云的影响力。文帝四年（前176年），文帝以谋反罪将周勃抓进诏狱，经历一番折辱后，以诬告结案将之放出。周勃当然不是真的要谋反，文帝也不是真的要杀他。先逮捕再折辱又放出，只是为了彰显皇权并打击这位军功列侯领袖的威望。

由此也可见贾谊的妙策很有效，极大地消除了军功集团对皇帝的生命威胁。文帝执政时期，要求军功列侯回归封地的政策始终没有动摇。直到景帝年间，鉴于军功列侯大多已经去世，无职不许住在长安的禁令才解除。

贾谊得罪军功列侯的代价，是失去了在中央担任高级官职的机会。文帝一度计划提拔贾谊出任公卿，结果“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汉书·贾谊传》。]，绛即绛侯周勃，灌指颍阴侯灌婴，东阳侯指张相如，三人皆因军功封侯，冯敬也有军旅经历。这些军功之臣群起指责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可见贾谊已成了他们的眼中钉。文帝三年（前177年），皇帝为安抚军功列侯，将贾谊贬出长安，丢到偏远的长沙国担任国相。周勃也是在本年被免除丞相职务，并被迫带头回归封地。贾谊被流放与周勃被迫离京，或许是皇帝与军功列侯间的又一次互相妥协。

文帝四年（前176年），贾谊听闻周勃被逮捕且在狱中遭遇各种折辱，曾上奏劝谏文帝须礼遇大臣。文帝六年（前174年），贾谊被召回长安，与文帝在未央宫宣室有过一次长夜之谈。文帝事后感慨，“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汉书·贾谊传》。]。不过文帝未将贾谊留在长安，而是任命其为梁王太傅，不时派遣使者前往梁国以国事相询。梁王是文帝第四子，梁国又地处中原，此番安排显而易见是在曲线重用贾谊。在此期间，贾谊又为文帝设计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妙策，以解决刘姓诸侯王势力。按贾谊的办法，刘恒无须动用刀兵，只须多多分封诸侯王的子嗣为诸侯王，将大王国变成若干个小王国，便可逐渐和平瓦解诸侯王对皇权的威胁。

文帝十一年（前169年），梁王坠马而亡。贾谊自觉未尽到太傅之责，于次年忧死，时年三十三岁。文帝十五年（前165年），皇帝终于开始实施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计策，先是分封齐悼惠王（刘邦长庶子刘肥）的六个儿子为王，将庞大的齐王国分裂成六个新王国，又分封淮南厉王（刘邦的小儿子刘长）的三个儿子为王，将强大的淮南国分裂成三个新王国。

文帝隐忍至此时才对诸侯王下手，是因为他一直在等待时间发挥作用，等待那些有声望的军功老臣自然死亡。毕竟军功列侯数量众多，势力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强行拔除变数太多，只宜交给时间自然解决。所以，历史呈现给后人这样一幅景象：一方面，文帝手段强硬，坚持将军功列侯逐出京城，且敢于抓捕并羞辱军功列侯领袖周勃；另一方面，文帝又颇有节制，未诛杀周勃，且在执政的二十余年间严格遵守“非军功不相”这条源自白马之盟的政治规矩。文帝清楚，只要控制住不许军功列侯群聚长安这条红线，时间可以解决一切——军功老臣会死亡，军功二代天各一方，没机会交游往来，很难出现新领袖。当“高帝时大臣余无可见者”，便不再需要维持刘姓诸侯王的力量来牵制军功列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妙策便可适时登场。

换言之，尽管文帝留在史书中的标签是好黄老之术，但中央集权式的秦制政权，正是在文帝时代显露出了强势回归的迹象。文帝的隐忍配合贾谊的妙策，军功列侯与诸侯王势力开始全面消退。此后，景帝削藩并逼杀军功列侯领袖周亚夫，刘彻实施推恩令，皆只是文帝既定政策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