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的谥号是文帝。

在谥法里，“文”是个极好的词，往往与轻徭薄赋、休养生息联系在一起。文帝在历史上也确实留下了仁厚爱民的形象。《史记·孝文本纪》基本可以视为一篇“文帝嘉言懿行集锦”。这些嘉言懿行至少包括：废除连坐的严酷律法；被缇萦上书救父感动后废除肉刑；颁布汉帝国的第一道罪己诏，不许“秘祝之官”将本属于皇帝的灾祸转移给百官；推行重农政策，减免田地租税；批评祠官祭祀上天时光给皇帝祈福不给百姓祈福；下诏与匈奴和亲，称匈奴侵扰边境是自己德行不够；在位二十三年没有增加“宫室苑囿狗马服御”；听说造一座露台要花费十户中等人家的资产，便取消了计划；后宫之中衣服不许曳地，帏帐不许文绣……

但是，《孝文本纪》里的文帝并不完整。

细查《史记》其他篇章，文帝刘恒还有另一副面孔。他本是自血腥斗争中熬出来的人物。吕后时代杀戒频开，三位赵王先后死于非命，惠帝之子前少帝也死得稀里糊涂。刘氏皇族无不战战兢兢，代王刘恒也不例外，他是靠着隐忍才保全了性命。以周勃和陈平为首的军功老臣们血洗吕氏家族，选择迎立刘恒，也是被他的隐忍所蒙蔽，觉得刘恒母族无势力可言，不会构成威胁。然而，如前文所言，在即位的第二年，文帝便于隐忍中亮出了手腕。他采纳贾谊之策推动“列侯就国”，顺利瓦解了军功老臣在长安城的势力，解除了他们对未央宫的威胁，连军功列侯的领袖人物周勃也曾被他逮捕入狱，遭受折辱。既能隐忍不发，也能杀伐决断，这样的文帝与其说是宽厚长者，不如说更像雄主——整肃官僚、打击诸侯王、开征重税、出击匈奴，这些事文帝全都干过。

文帝时代的百姓过得并不好。贾谊曾对文帝说：“汉之为汉几四十岁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鬻子。”[《汉书·食货志上》。]百姓们遇上一点天灾便要卖儿卖女，好日子的含金量实在有限。文帝宠幸邓通，赐给他铜山，允许他自行铸钱，以至于“邓氏钱”遍布天下，也是典型的因私欲而破坏制度。[见《史记·佞幸列传》。]

《风俗通义》记载，汉成帝曾就“文帝的真实历史形象”一事多次询问宗室刘向，尤其想知道“躬自节俭，集上书囊以为前殿帷”“断狱三百人，粟升一钱”等事迹的真假。刘向的答案是“皆不然”。他告诉成帝：文帝虽有节俭的美名，但“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尽华榱璧珰，轩槛皆饰以黄金”。文帝虽号称爱民，但也曾多次出击匈奴，耗费巨大，出现过“百姓饥乏，谷籴常至石五百”的情况。文帝虽废除了连坐与肉刑，但那仍是个“民重犯法”的时代。按刘向的理解，文帝之所以在后世留下仁德爱民的历史形象，是因为他善待批评者：

文帝礼言事者，不伤其意，群臣无小大，至即便从容言，上止辇听之，其言可者称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褒之，后人见遗文，则以为然。[《风俗通义·正失第二》“孝文帝”条。]

群臣不论官职大小，皆可向文帝提意见。采纳也好，拒绝也罢，文帝的态度只有褒赞与喜笑，鲜少动怒斥责。后世之人见到这类记载，便自然而然地觉得文帝是仁主圣王。

刘向负责整理宫廷档案与藏书，有机会读到真实史料，如此评价文帝自有他的依据。刘向能见到的材料，太史公当然也能见到。所以刘向的一些说法也可以在《史记》中找到依据。比如行人惊了文帝的马，文帝想将其诛杀，幸好时任最高司法长官张释之坚持按律条罚金；盗贼偷了刘邦庙里的器物，文帝想将其族诛，也幸好张释之坚持按律条弃市。这类记载被存留下来，主要是为了褒赞张释之，却多多少少透露了文帝的性格里也有严酷的一面。所以邝士元评价文帝不过是“中主”，吕思勉也说汉人对文帝的称赞多有夸大其词之处。

汉人喜欢夸张文帝的仁政，主要是为了批判武帝的暴政。对那些生活在刘彻高压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歌颂文帝以批判现实是最安全的言说方式。东方朔批评刘彻奢靡无度使天下百姓困苦不堪时，拿出来的武器便是文帝。据东方朔的列举，刘彻干出了如下奢靡行径：

以城中为小，图起建章，左凤阙，右神明，号称千门万户；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缋罽；宫人簪玳瑁，垂珠玑；设戏车，教驰逐，饰文采，藂珍怪；撞万石之钟，击雷霆之鼓，作俳优，舞郑女。[《汉书·东方朔传》。]

为满足刘彻的欲望，长安宫殿修至千门万户的规模，建筑物要披昂贵锦绣，狗与马要穿五彩毛毯，宫人要用玳瑁、珠玑这类宝物来作饰品……作为对比，东方朔列举了诸多文帝的节俭事迹：富有四海，依旧穿普通织物做的衣服，穿普通皮革做的鞋履，用普通绳子系剑，坐普通的席子，连宫殿帷帐也是将废弃的“上书囊”[汉制，群臣上章表时如事关机密，则封以皂囊，即上书囊。]拆了重新织造而成。

有意思的是，刘向告诉汉成帝，据他见到的材料，东方朔讲述的文帝节俭故事皆不可信。刘向应该是对的，因为《史记》与《汉书》中仍保存着文帝一再耗费民脂民膏去搞大规模围猎活动的记载，贾谊与贾山怎么劝都没用。东方朔大概没机会见到宫中收藏的文帝档案，他笔下那个节俭、仁厚、爱民的汉文帝，其实是知识分子走投无路后的寄托，只为能有一样趁手而安全的工具，用来批判现实。“你爹、你爷爷的政治遗产很好，你要以他们为榜样，继承他们的政治遗产，不要把路给走歪了”，这既是东方朔批判刘彻的套路，也是秦制时代最常见的谏言套路。一千多年后，海瑞批评明朝的嘉靖皇帝，用的仍然是这种路数。海瑞大说特说嘉靖皇帝远不如明太祖朱元璋，其实海瑞奏章里那个仁德爱民的朱元璋形象，与真实史料里的朱元璋相距极远，甚至可以说是两个截然相反之人[真实的朱元璋形象，可参见笔者所著《活在洪武时代：朱元璋治下小人物的命运》，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当然了，《史记》对汉文帝的描述，还不至于如海瑞对朱元璋的描述那般颠倒是非。太史公只是将文帝值得称赞的言行集中到了《孝文本纪》，而将不值得效仿的事迹分散至别处，并未刻意篡改历史真相。太史公选择这样做，自然也是为了批判现实。拜“雄主”所赐，太史公生活的时代已陷入了“天下户口减半”“中产之家大抵皆破”的悲惨境地，太史公有许多话想说而不能说——他本试图直接记载景帝的短处与武帝的过错，结果引来武帝震怒，删削了《孝景本纪》与《今上本纪》，他遭遇腐刑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只好将笔力放在《孝文本纪》里，让文帝的嘉言懿行与武帝的暴行酷政构成鲜明对比。现实里的武帝穷奢极欲，《孝文本纪》里的文帝自奉甚俭；现实里的武帝征伐匈奴无休无止，《孝文本纪》里的文帝适可而止以和亲为重；现实里的武帝任用逐利之臣竭力剥削百姓，《孝文本纪》里的文帝轻徭薄赋；现实里的武帝以严刑峻法控制天下臣民，《孝文本纪》里的文帝不但废除了严刑峻法，还允许百姓诅咒自己。

其实，文帝对百姓同样施以严刑峻法。《史记》说“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史记·儒林列传》。]，可知太史公清楚文帝的政治底色，只是矮子里头拔将军，太史公实在没得选。据《报任安书》透露的心境，太史公面对“天下户口减半”的残酷现实，对于劝谏武帝早已不抱任何信心，武帝在他眼中已是个彻头彻尾无可救药的暴君。这位对现实世界绝望了的撰史者，之所以要刻意塑造出文帝这样一个仁德爱民的历史形象，既是为了批判现实，也是为了将希望寄托在未来——只要《史记》能够流传下去，《孝文本纪》里那个仁德爱民的文帝形象，便会成为评判帝王执政功过的一种标准，成为后人衡量暴君的一种尺度。

如此理解并非刻意拔高，太史公说过，孔子是他最景仰的历史人物。《史记·孔子世家》描述了孔子晚年因政治主张在现实世界无法得到推行而生出的巨大焦虑，这焦虑最后靠撰写《春秋》将希望寄托于后世才得以化解。孔子的焦虑也是太史公的焦虑，《史记》便是太史公的《春秋》。孔子作《春秋》的目的不是详述史实，而是在不篡改史实的基础上重点讲述那些足以传递价值观的内容。孔子期望用这种价值观来影响后世，让世道变得好一点。太史公写《孝文本纪》的目的，也不是详述文帝干过的每件大事，而是在不篡改史实的基础上塑造一个具体的好君王榜样，用于批判后世的暴君。《孝文本纪》被处理成文帝的“嘉言懿行集锦”，不是太史公见不到文帝奢靡杀伐的另一面，而是自高帝刘邦而下至武帝刘彻，只有文帝相对适合被塑造成仁德爱民的好君王——刘邦和吕后满手血污，惠帝垂拱没有太多具体言论与事迹传世，两位少帝皆死于非命，景帝和武帝则是典型的坏榜样。在更遥远的时代，只有传说故事与秦始皇、秦二世这样的暴君。历史很吝啬，从未诞生过理想中的圣王，太史公只能退而求其次，努力发掘文帝的闪光点。

这正是《孝文本纪》用了许多篇幅去记载“上曰”，而很少花费笔墨去记载文帝如何对付军功老臣与诸侯王的原因——尽管后者才是文帝政治生涯的主体。有一项简单的数据比对，颇有助于我们体会太史公的这种良苦用心：《孝文本纪》载有十七段“上曰”，其中十三段含有强烈的价值观，在讲好帝王该如何围绕民本去施政。《高祖本纪》篇幅远超《孝文本纪》，却只有五段“上曰”，皆是论事，无价值观传递。《孝景本纪》根本没有“上曰”，《孝武本纪》只有三段“上曰”，丝毫不涉及价值观（这两篇大概率已非司马迁的原作）。这位无权无势的撰史者忍辱含垢完成《史记》，于《孝文本纪》中用大量“上曰”，塑造出一位仁德爱民的君王形象，是因为他活在一个“天下户口减半”的残酷时代，只有用这样的方法才能将自己的“道”传递给后世，才能给后世的君王们套上一根缰绳。

这缰绳并不牢靠，甚至可以说很乏力，但已是太史公在他所处的时代所能做到的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