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去世，其子刘启继位，是为汉景帝。

景帝时代是汉帝国极其关键的转型期。

前文说过，刘邦建国的帝位合法性来自诸侯推举。诸侯之所以推举刘邦做皇帝，是因为他在灭秦与灭项羽两件事上“功”最大，且在恢复诸王、封赏功臣方面“德”最高。刘邦的帝位与秦始皇的帝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秦始皇的帝位意味着至高无上、不容置疑，是绝对权力；刘邦的帝位仅意味着他的功与德比其他诸侯大，是相对权力。据此也可以说，所谓西汉建国，乃是“按功劳大小分配战利品”。功劳最大的刘邦分得帝位，其次者分得王位，再次者分得侯位，各级别享有大小不同的蛋糕。最末梢的“军吏卒”，按高帝五年（前202年）诏被授予第五等爵“大夫”，亦可获得五顷左右的田宅。

这种粗糙的分蛋糕模式不会稳定。帝、王、侯的权力边界不清晰，彼此缺乏信任。皇帝觉得下面的王、侯迟早会造反，早镇压晚镇压都得镇压；下面的王、侯觉得皇帝迟早会消灭自己，早反晚反总归得反。所以，刘邦建国后杀臧荼、杀韩信、杀彭越、杀英布……杀得血腥满身，仍寻不到他想要的安全感。

到了高帝十二年（前195年）三月，箭伤沉重、自觉时日无多的刘邦，终于决定放弃杀戮转向妥协，试图通过与功臣集团举行盟誓的方式，固化各自的权力边界，以换取汉帝国的长治久安。这便是著名的白马之盟。当时共有三方势力参与白马之盟，分别为代表皇权的刘邦、代表王国的刘姓诸侯王与代表军功集团的列侯。盟誓确立了三项政治规矩：非刘氏不得王；非军功不得侯；非列侯不得相。若有人违背这些政治规矩，天下共击之。

这三条政治规矩，具化到汉初的高层政治中，体现为皇权将无为当作施政方针，以不折腾诸侯王与军功列侯来换取他们的支持；军功列侯则满足于主持外朝政务，汉帝国前六十年里出任丞相的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审食其、周勃、灌婴、张苍、申屠嘉、陶青、周亚夫、刘舍，全部来自军功老臣或军功二代，只有吕产一人例外。这唯一的例外成了引爆“诛吕安刘”政变的导火索。汉初的许多政治事件，只有放到上述政治规矩之中才好理解。比如军功排名第一的萧何刚死，曹参没收到皇帝的旨意，便已知晓自己将继任丞相，紧急催促家人收拾行装前往长安。曹参如此自信，是因为按照当时的政治规矩，排名第一的军功老臣在丞相任上去世，本就该他这排名第二的军功老臣继任。再如文帝晚年有意让外戚窦广国做丞相，思虑再三还是选择了军功列侯出身的申屠嘉，也是因为他不想破坏政治规矩，不想刺激军功列侯，无意引起不必要的政治动荡。

可是，文帝死后不久，申屠嘉便被年轻的新皇帝给气死了。

与萧何、曹参、周勃、陈平这些一线元老相比，申屠嘉只能算二线军功列侯。他臂力强劲，能开强弓硬弩，自底层士兵干起，随刘邦辗转征战多年，打项羽、征黥布时上升为低级军官。战争结束时军功仍处于中游偏下程度，惠帝年间被任命为淮阳郡守，很符合白马之盟定下的蛋糕分配规矩。文帝即位后，遴选随刘邦南征北战、职俸达二千石的军功老臣，集体授予关内侯爵位。共得二十四人，申屠嘉恰在其中。文帝晚年，有名的军功老臣基本凋零，申屠嘉遂被任命为丞相。不过丞相一职似乎并不适合他，《史记》给他的评语是学问粗疏、不懂权变，能力一般，待人处事的手腕也有欠缺。申屠嘉上位的主因是文帝尊重白马之盟，看重其军功列侯身份。当然，关于怎么做丞相，惠帝时代已留下“萧规曹随”的旧例，申屠嘉并无太多繁杂政务需要处理。他在文帝时代任相五年，没留下什么值得一提的事迹。

文帝执政时期，有意维持对申屠嘉的尊重。邓通是文帝宠爱的弄臣，某次申屠嘉入见，邓通坐于文帝身旁未按规矩行礼。申屠嘉对文帝说，陛下喜欢邓通可以让他富贵，但不能乱了朝廷礼制。文帝打圆场说小事不必较真。申屠嘉不买账，回府后便下发丞相令召唤邓通。邓通只得前往丞相府“免冠、徒跣”谢罪，至“顿首，首尽出血”的程度。邓通自丞相府归来后，对文帝哭诉“丞相几杀臣”。申屠嘉与邓通这段冲突，彰显的不是军功列侯在外朝的影响力，而是文帝仍有意维持军功老臣的体面。申屠嘉作为军功列侯的领袖人物，将邓通的无礼视为对整个军功集团的冒犯，文帝放任申屠嘉折辱邓通，且派人持节对申屠嘉说“此吾弄臣，君释之”[《史记·张丞相列传》。]，显见文帝无意将这类小事上升为皇权与军功列侯之间的冲突。

文帝去世后，申屠嘉留在丞相任上，继续代表军功集团领导外朝。景帝对申屠嘉的尊重，却已远不如文帝。

景帝最信任的朝臣是晁错。晁错曾是太子之师，辩才高明。景帝即位后，晁错自八百石中大夫升迁为二千石内史，进入了汉帝国高层决策圈——这个高层决策圈只有景帝和晁错两人，史载“错数请间言事，辄听”[《汉书·晁错传》。]。晁错拉着景帝说悄悄话，两人咬完耳朵便做出决策。这当然是不正常的决策模式，相当于将以申屠嘉为首的外朝重臣排斥在外，破坏了汉帝国已经实施了数十年的政治规矩。

晁错让军功列侯权益受损，自然会引来军功集团的抵制。晁错不知韬光养晦，亦给了申屠嘉发难的机会。内史府大门朝东，晁错为方便出行在南面另开大门。开门不算大事，问题是为了开门打穿了太上皇庙的围墙。这种事普通人不敢做，晁错敢做是因为他正得景帝宠信。申屠嘉闻知后“奏请诛错”，可诡异的是，申的弹劾竟被晁错提前侦知。晁错连夜进宫与景帝商量应对之策。次日，申尚未将弹劾内容说完便被景帝打断。景帝为晁错辩护，称拆掉的只是太上皇庙的外墙，且拆墙前已得到自己的允准。这番过于明显的偏袒让申屠嘉深感受辱，归家后一病不起，呕血而亡。

景帝不尊重申屠嘉，实际上是不尊重军功老臣，不尊重围绕白马之盟形成的政治规矩。打破这些政治规矩，恰是他信赖、重用晁错的主因。晁错是打压军功老臣的工具，也是削藩政策的积极推行者。景帝的理想，是重塑秦始皇时代的绝对皇权，而非与军功列侯、诸侯王共治天下。晁错早年修习申商刑名之术，与景帝的雄图大略一拍即合。

公元前154年，已升任御史大夫的晁错正式着手削藩。先以楚王在薄太后（文帝之母）丧事期间与宫人发生性关系为由，削掉楚国东海郡与薛郡；接着又以相似方式，削掉赵国河间郡与胶西王六县。随后，削藩的剃刀又落在吴王刘濞头上。齐、楚、吴原是汉初最大的三个王国。齐下辖七十余城，楚下辖四十余城，吴下辖三郡五十三城。齐国在文帝年间被肢解；楚国在刘邦时代被分割为荆、楚两国，其中楚国尚余三郡三十余城，被晁错削掉两个郡后已无足轻重。剩下来最强大、最难对付的便是吴国。吴王刘濞在南方立国四十余年，煮海为盐，铸铜为钱，“国用富饶，百姓无赋”。晁错欲削掉吴国最富饶的两个郡，即产盐的会稽与产铜的豫章，两郡合计三十余城。若刘濞不反抗，便意味着吴国将丧失最富庶的封地，仅剩贫瘠的沛郡。

刘濞不能不反抗，毕竟景帝是他的杀子仇人。文帝时代，刘濞派吴王太子入长安为人质，刘启与吴王太子因下棋起了争执，“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汉书·荆燕吴传》。]。这桩仇怨在刘濞与景帝之间种下了难以化解的猜疑，彼此再无法建立信任。晁错欲剥夺吴国的经济命脉，刘濞便只能放手一搏。遂有了以吴国为首、以“诛晁错，清君侧”为旗号的七国之乱。

战乱爆发后一个月，晁错被景帝下旨腰斩于长安东市，临死前穿着华丽的朝服。

景帝抛弃晁错，是因为前线汉军正节节败退，诛杀晁错可以满足诸侯王“诛晁错，清君侧”的诉求，消除七国联军向长安进军的合法性。此外，晁错是气死军功老臣申屠嘉的当事人，是军功列侯的眼中钉，诛杀晁错等同于释放信号，显示皇权有意调整与军功列侯的关系，有助于皇权重新获得军功列侯的支持。与晁错之死大略同期，军功老臣周勃之子周亚夫出任平叛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意味着军功列侯已明确站队支持皇权。晁错之死虽冤，但当他以法家申商刑名之术来取悦景帝时，便已为自己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商鞅当年也是以残酷的法家权术取悦秦王，最终惨死在法家权术中。李斯当年同样以残酷的法家权术取悦秦始皇父子，最终同样惨死在法家权术中。晁错不过是再次上演了类似剧目。

晁错会死，申商刑名之术不会。无为的时代即将结束，皇权专制的时代即将到来。公元前143年，军功列侯的领袖、平定七国之乱的大功臣、前丞相周亚夫，被景帝逼死在狱中。周亚夫下狱的直接原因，是其子私买违禁葬器遭人告发，周亚夫受牵连被问成谋反罪，遂于狱中绝食五日呕血而亡[见《汉书·周勃传附周亚夫传》。]。周亚夫选择死，是因为他知道景帝希望他死。

下狱前，周亚夫介入过两件让景帝极为不满的政治事件。一件是反对废黜栗太子。公元前153年，皇子刘荣被景帝立为皇太子。因其母是栗姬，故称栗太子。不久后，薄皇后因无子被废，宫内爆发皇后之争，王夫人击败栗姬获胜。景帝遂决定废黜栗太子，改立王夫人之子胶东王刘彻为太子。此事遭到以丞相周亚夫为首的外朝大臣的激烈反对，但景帝一意孤行，不惜杀人立威，终于废黜刘荣另立刘彻。另一件是阻碍王信封侯。公元前149年，窦太后希望封王皇后之兄王信为列侯。景帝就此事与丞相周亚夫商议，周亚夫搬出白马之盟表示反对，景帝暂时打消主意。公元前147年，景帝不顾周亚夫的反对，违反白马之盟坚持册封匈奴降王徐卢等多人为列侯，君臣间发生严重冲突，周亚夫托病辞去丞相之位。公元前145年，景帝封王信为列侯，随后便发生了周亚夫被捕下狱、绝食而死之事。

这两件事究其实质，都是皇权意欲专制而遭到军功集团抵制。周亚夫作为军功二代领袖，试图守住白马之盟中“非军功不得侯”的政治规矩。但时代已经变了，军功列侯早已不如高帝、吕后时代那般强势，诸侯王势力也因七国之乱被镇压而一蹶不振。周亚夫意欲维持的政治规矩，已是景帝亟欲废除的枷锁。所以，周亚夫下狱饿死的同年，景帝免去了军功二代刘舍的丞相职务，改以非军功集团出身的卫绾为丞相——卫绾早年以擅长“戏车”[大约是指某种操控战车的杂技。]取悦文帝而为郎，后以中郎将身份长期服侍在文帝左右，文帝去世时叮嘱景帝要善待卫绾。卫绾虽在景帝六年（前151年）因军功获封建陵侯，但不属于外朝军功集团，而是皇帝的内朝亲信。正因卫绾是皇帝亲信，所以他“自初宦以至相，终无可言”[《汉书·卫绾传》。]，一辈子以皇权的意志为意志，在政事上毫无独立主张，只留下了“长者”“敦厚”之类的名声。

按萨孟武先生的说法，“丞相代表列侯，统宰百揆，借以牵制天子的专擅，所以西汉虽是君主政治，而在武帝以前，却不是君主专制，而是天子与列侯的共和政治”[萨孟武：《中国社会政治史（先秦秦汉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57页。]。如今，申屠嘉死了，晁错死了，周亚夫也死了，由白马之盟构筑起来的政治规矩已然崩溃，脆弱的共和政治也即将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