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帝在位十六年，于公元前141年初去世。十七岁的太子刘彻登基，后世称作汉武帝。若干年后，刘彻将自己即位的次年追命年号“建元”[“建元”年号始于前140年，终于前135年。一般认为该年号是刘彻日后追命，如司马光、赵翼等均持此说。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是汉武帝登基时创制。笔者倾向于前一种意见。]，意为新时代到来。只是，新时代未必是好时代。刘彻执政五十三年间新政迭出，皆不过是在重建秦制，皆不过是旧制度的卷土重来。

这场卷土重来始于元光元年（前134年），而非刘彻即位之日。迟滞的原因是窦太后活着，尚轮不到刘彻做主。迟滞的这六七年，是汉帝国无为之治的最后余晖，也是未来半个世纪里最好的几年。

窦太后是文帝之妻，深知“诛吕政变”的血腥恐怖，亲历了文帝约束皇权、重建皇权、诸侯王与军功列侯和平共处的全过程，受黄老无为思想影响极深。在景帝时代，窦太后始终保持着对朝政的重大影响力。因窦太后好黄老之术，“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史记·儒林列传》。]，“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外戚世家》。]——帝便是景帝，太子即刘彻，诸窦指窦氏外戚。儒生辕固生对《老子书》评级甚低，曾被盛怒的窦太后下旨扔进猪圈与野猪搏斗，险些丧命。

刘彻即位后，与生母王太后联手发动了针对祖母窦太后的夺权行动。

建元元年（前140年），王太后集团变更长安高层人事，任命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这些人皆有儒学背景，与窦太后尊崇黄老的旨趣迥异，且在权力关系脉络中与窦太后很疏远——田蚡是王太后同母异父的兄弟；窦婴是窦太后之侄，但因政见不同触怒过窦太后，关系一度恶化至“太后除窦婴门籍，不得入朝请”[《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的地步。赵绾与王臧是儒者申公的弟子，王臧在景帝时代做过太子太傅，是刘彻的老师。

权力斗争往往外显为思想分歧，刘彻即位初年的这场夺权行动也是如此。黄老无为，主张统治集团内部互不折腾，和和气气，享乐发财。儒家有为，主张整顿乃至重塑统治秩序以提升行政效率。后者势必要触动统治集团内部原定的蛋糕分配模式。新皇帝大量起用崇儒人士进入最高权力集团，既是为了向窦太后夺权，也是欲借此举对外宣示黄老无为的旧时代已经过去，崇儒有为的新时代正在到来。

两个月后，新皇帝又在赵绾、王臧的帮助下，开始筹划设立明堂。

明堂据说乃周公所造，是周天子接受诸侯朝见、彰明尊卑的场所。赵绾与王臧并不清楚传说中的明堂是何模样，也不知晓明堂之礼该如何实施。但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明堂有助于弘扬皇权的至高无上，也有助于打击推崇黄老之术的窦太后——新皇帝设立明堂并将之纳入朝廷礼仪，相当于旗帜鲜明地宣布黄老已经过时，儒学才是正道。王太后对刘彻说，“汝新即位，大臣未服。先为明堂，太皇太后已怒”[《资治通鉴》卷十七。]，可见权斗局内人皆深知修筑明堂会给汉帝国带来政治路线上的大震动。政治路线变了，权力的蛋糕自然也得重新分配。

与上述手段配套，王氏集团还试图“令列侯就国”，强制列侯离开长安回到封地，不许无事逗留。这无疑是在重施文帝故技，只不过文帝当年针对军功列侯，王氏集团则针对窦氏外戚出身的列侯——史载“时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国”[《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列侯群聚长安方便串联，独居封地则孤立无援。王氏集团要做的便是借“列侯就国”这一政策，将窦氏外戚势力强行拆散，逐出长安，以减轻向窦太后夺权的阻力。与此同时，王氏集团还以行为不端为由将诸多窦氏外戚贬为平民，踢出了统治集团。

窦氏集团如何应对王氏集团的步步紧逼，史料缺乏记载。可知的是，王氏集团的初期行动似乎一帆风顺。建元二年（前139年），御史大夫赵绾信心满满地亮了底牌，“请无奏事东宫”[《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长乐宫在未央宫之东，俗称东宫或东朝，正是窦太后的居所。赵绾之意，是要全面剥夺窦太后的权力，逼其彻底退出政治舞台。可局势随后急转直下，失明已久的窦太后雷霆震怒，窦婴与田蚡被罢免职务，赵绾与王臧则死于狱中。刘彻和王太后不得不全面雌伏。

也是在这一年，刘彻的叔父淮南王刘安（刘邦之孙，刘长之子）带着其主持编纂的《鸿烈》（《淮南子》）一书来到长安。刘安携书来京意味深长，且看《鸿烈》中的这些段落：

仁义礼乐者，可以救败，而非通治之至也。[《淮南子·本经训》。]

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乐，而闭其所乐，是犹决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淮南子·精神训》。]。当今之世，丑必托善以自为解，邪必蒙正以自为辟。……分别争财，亲戚兄弟构怨，骨肉相贼，曰周公之义也……行货赂，趣势门，立私废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术也。此使君子小人，纷然淆乱，莫知其是非者也。[《淮南子·泰族训》。]

《鸿烈》虽成于众人之手，内容驳杂，但批评儒学、肯定黄老的思想旨趣却很鲜明。上面这些针对儒学的批评，便与窦太后的政治旨趣高度契合。再如下面这些内容：

上多故则下多诈，上多事则下多态，上烦扰则下不定，上多求则下交争。……权衡规矩，一定而不易。不为秦楚变节，不为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万世传之，而以无为为之。[《淮南子·主术训》。]

这些话，皆是在劝诫皇帝无为。皇帝多事烦扰，下臣为应付计，必会多诈交争，方方面面都会备受折腾。最好的政治，是规矩定下后保持稳定，不随意变更。做到无为，才能做到无不为。

刘安有这样的思想不足为奇。自汉兴以来，诸侯王与军功列侯一直是皇权的折腾对象。作为诸侯王里的领袖人物，刘安当然希望长安继续走黄老路线，继续维持宽松的政治环境，如此诸侯王们才有好日子过。刘安在建元二年这样特殊的年份，带着主张黄老无为的《鸿烈》来到长安，自是在代表诸侯王表达对窦太后的支持。

史载，刘安入朝后，“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刘彻不久前还打着崇儒反黄老的旗号向窦太后夺权，当然不可能真的欣赏《鸿烈》。尽量表现出对《鸿烈》的兴趣而非反感，以博取窦太后的谅解，才是这位刚遭受镇压的年轻皇帝的真实心态。至于刘安常在宴会上与刘彻讨论政治得失，或许也是奉了窦太后的旨意，试图以宗室长辈的身份，引导误入歧途的年轻皇帝回归黄老无为的轨道。在窦太后眼里，刘彻是叛逆者，但也是自己的亲孙。她希望刘安及其《鸿烈》能对刘彻起到再教育作用，是情理中事。

遗憾的是，刘彻对无为从来就不感兴趣。年轻而自命雄才的帝王目之所见，是国库里串钱的绳子已经朽断，是太仓里露天堆着因吃不完而腐烂的粟米。他内心躁动，深感有为的时机已经成熟，有许多伟大蓝图正等着他去实现。至于谁会成为这伟大蓝图下的炮灰，自幼锦衣玉食的年轻皇帝并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