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尊儒术之外，新时代还致力于消灭一切可能威胁皇权的有组织力量。其标志性事件，是刘安、窦婴、灌夫、郭解等人的非正常死亡。

元狩元年（前122年），汉武帝以刘安“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畔逆事”[《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等罪名，派兵进入淮南。据官方说法，自淮南王刘安家中搜出了准备用于谋反的攻战器械，还有伪造的玉玺金印。自知罪无可赦的刘安自杀身亡。

其实，刘安是否有意谋反并不重要。早在建元六年（前135年），刘安就已经预料到了自己的命运。那年，汉帝国的天空划过一颗彗星，刘安遂“益治攻战具，积金钱赂遗郡国”。官方档案将此举定性为蓄意谋反[《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时为太尉，乃逆王霸上，与王语曰：‘方今上无太子，大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即宫车一日晏驾，非大王当谁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遗武安侯金财物。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畔逆事。”也就是将淮南王有意谋反的时间点定在建元二年（前139年）入朝之时，证据则是武安侯田蚡对刘安说过的话。《汉书》的记载与之相同。笔者以为此说不能当真。田蚡之言大概率真实存在，灌夫与田蚡不睦，曾多次散播田蚡与淮南王的这段阴谋，可算是一个佐证。但田蚡说这些话，与其解释为是在支持刘安做皇帝，不如说是在试探刘安入朝的用意，也就是试探窦太皇太后有无废黜刘彻另立皇帝的计划。《史记》所载田蚡之言也不合情理。一者，田蚡是刘彻的舅舅，与刘安并无亲戚关系，没道理抛弃刘彻投靠刘安。二者，刘安生于前179年，当时年已四十；刘彻生于前156年，时年不过十八。正常情况下，刘彻不必急着有太子，刘安也大概率会死在刘彻前面，说刘安是刘彻死后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实在不通。要知道即便刘彻突然暴毙，景帝也还有其他子嗣尚存，断然轮不到上一辈的刘安。情理如此不通而仍记载了下来，只能说刘安谋反乃是当时的钦定结论，田蚡之言则是支撑该结论的重要证据，政治高压下不容太史公不载。]，而更接近实情的解释应是窦太后的去世让刘安深感恐惧，担忧遭到刘彻的清算。清算没在建元六年到来，所谓谋反也就没在那年发生。但清算迟早会来，谋反的帽子刘安甩不掉。

刘安之死，意味着汉代诸侯王广招门客的风气走到了尽头。

长期以来，诸侯王一直是汉代游士最乐于依附的寄主。吕后时期，齐地游士田生手头拮据，便投入营陵侯刘泽府中，为其出谋划策。吴王刘濞招揽四方游士，前往投效者众多，著名者有吴地严忌、齐地邹阳与淮阴枚乘等。梁孝王刘武也喜延揽四方豪杰，燕赵齐鲁吴越等地游士纷纷前往梁国，梁国人才甚至可与长安中央政府抗衡，连已在景帝身边任职的司马相如也离开长安去了梁国，在那里一直待到梁孝王去世。可以说，几乎所有王国都有游士来来去去的踪迹。诸侯选择游士，游士也选择诸侯。诸侯利用游士的才智壮大实力，游士则借重诸侯的权势谋生并实现抱负。

这种现象让长安皇权极不满意。周亚夫率军镇压所谓七国之乱时，得游士剧孟[《史记·游侠列传》记载剧孟之母去世时，“自远方送丧盖千乘”，可见其活动能量。]来投。周亚夫兴奋不已，喜道：“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吾知其无能为也。”这种反应说明剧孟这类游士有很强大的活动能量，也说明长安皇权很了解这种能量。景帝便对这些游士抱持极高警惕。符离人王孟在江淮之间侠名颇盛，济南人瞷氏[《史记·酷吏列传》记载：“济南瞯氏宗人三百余家。”]、陈地人周庸也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游士，景帝皆派了人前去刺杀。淮南王刘安与其弟衡山王刘赐，正是刘彻时代招揽游士最力的诸侯王，史载“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以修撰《淮南子》为由，刘安府上蓄养了许多门客，被镇压之日“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

如此这般大规模株连，恰说明刘彻在意的并非刘安谋反，而是刘安招纳宾客已形成一股独立于长安皇权的有组织力量。秦制回归，雄主时代到来，这种有组织力量已不被容许存在。

魏其侯窦婴之死亦是如此。窦婴之死的导火索是与外戚田蚡不睦，且介入了田蚡与灌夫的冲突，其支持灌夫的立场引起刘彻不满。实则刘彻真正在意的，仍是窦婴与灌夫作为游士寄主的特殊身份。窦婴喜好养士，“游士宾客争归之”。灌夫家资数千万，“所与交通，无非豪杰大猾”，供养食客数百人。田蚡身为刘彻之母王皇后的同母弟，深知刘彻的敏感点，故在攻击窦婴与灌夫时，跳过了冲突本身的是非曲直，转而指控二人广纳宾客实乃居心叵测：

天下幸而安乐无事，蚡得为肺腑，所好音乐狗马田宅。蚡所爱倡优巧匠之属，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壮士与论议，腹诽而心谤，不仰视天而俯画地，辟倪两宫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为。[《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田蚡以自己喜欢音乐、狗马与田宅，故家中蓄养倡优巧匠，来对比窦婴、灌夫门下多为豪杰壮士，日夜议论朝政时事。这些话切实击中了两人的政治要害。许多年后，卫青总结保身之道，曾提及窦婴之死的教训：

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有组织能力的诸侯王要死，有组织能力的朝廷重臣要死，有组织能力的民间豪杰，也面临着相同的命运。

元朔二年（前127年），刘彻下诏“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据《汉书·主父偃传》，此策出自主父偃的建言。主父偃对汉武帝说：“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乱众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即迁徙地方郡国的豪杰及家产超三百万的富户去充实茂陵。著名游侠郭解资产够不上迁徙标准，但因其影响力巨大，也被列入了强制迁徙的名单。王太后与大将军卫青出面为郭解求情，皆遭刘彻冷拒。同年，郭解被族诛。类似的大规模迁徙，即将地方上有实力者连根拔起，在太始元年（前96年）还搞过一回，史书中的记载是“徙郡国吏民豪桀于茂陵、云陵”[《汉书·武帝纪》。]。短短三十年间折腾两轮，显见刘彻已经意识到三十年的时间足以让民间发育出一批新的有组织能力的人。为避免这些人成为刘氏皇权的威胁，徙陵这种将民间豪杰连根拔起的运动，有必要每隔几十年便来上一回。

在地方郡县长期担任官吏的家族，也屡遭刘彻连根拔起。

在白马之盟与黄老无为之道的共同作用下，西汉初年的地方官僚系统超级稳定，严重缺乏流动性。退伍军士去到地方做官吏，往往一做就是一辈子，还会将职位传给后人。故西汉人王嘉说：“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其两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汉书·王嘉传》。]——因官吏皆长期在任且代代相传，至文帝时已出现管仓库者干脆让子孙姓仓姓库的现象。小吏如此，二千石长吏也如此。东汉人朱浮也有相似的总结：“大汉之兴，亦累功效，吏皆积久，养老于官，至名子孙，因为氏姓。”[《后汉书·朱浮传》。]——西汉建政后官吏久任不换，在一地一职上做到老死者甚多。职位父子相继，官职名称便成了他们的姓氏。

这种任官模式很容易在地方郡县造就有背景有资产的“豪杰”。刘彻志在回归秦制，消灭一切可能威胁皇权的有组织能力者，断不会容许这类豪杰存在。所以，张敞的祖父做上谷太守，被强制迁徙至茂陵；杜邺的祖父与父亲皆官至郡守，被强制迁徙至茂陵；董仲舒是大学者，在家乡门人子弟众多，亦被强制迁徙至茂陵。

黄老无为的时代已彻底过去，一个对民众实行严格控制、追求高效率汲取与动员能力的新体制正逐渐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