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元二年（前87年），汉武帝刘彻病死于长安城西的五柞宫，享年七十岁。自十六岁继承帝位，这位雄主已统治汉帝国达五十四年之久。可惜雄主时代对普通人而言往往意味着灾难。刘彻活着时，天下人战战兢兢不敢对现实政治稍有异议；他死了，一切就都不一样了。

刘彻临终时，将皇位传给了年仅八岁的幼子刘弗陵（史称汉昭帝），并以霍光（大司马、大将军）、金日䃅（车骑将军）、上官桀（左将军）、桑弘羊（御史大夫）、田千秋（丞相）五人为辅政大臣。这五人皆是刘彻亲信，霍光、金日䃅、上官桀长期任职内廷，桑弘羊与田千秋属于外朝。让内廷与外朝互相牵制，似是深思熟虑之举。只是以人来制衡人，远不如以制度来约束制度。经由“白马之盟”确立的皇权、诸侯王、军功列侯三足鼎立的格局，尚且能被彻底击碎并退化为可怕的无限皇权，刘彻的临终安排自然更为脆弱。金日䃅很快去世；丞相田千秋明哲保身，凡事“终不肯有所言”[田千秋式的谨言慎行，可以说是刘彻执政期间的特殊产物。刘彻时期先后有十三人担任过丞相，自杀或被处死者有五人；担任御史大夫的前后有十六人，自杀或处死的也是五人。尤其是刘彻三十九岁之后，担任丞相的七人中，唯有素以谨严著称的石庆和田千秋二人没有死于非命；而同一时期担任御史大夫的九人中，被赐死者即有四人。宣布公孙贺为丞相时，公孙贺惊恐万状，在刘彻面前磕头涕泣，死活不肯接受任命，可见外朝大臣形势之险恶。丞相、御史大夫作为外朝大臣的领袖人物，如此频繁地被动辄赐死，显见外朝势力在武帝中晚期已经完全沦陷，丧失了执政的独立性。]。刘彻死后仅两年，所谓五人托孤辅政，就已变成了霍光、上官桀、桑弘羊三人间的勾心斗角。

上官桀与霍光本是姻亲，其子上官安娶了霍光之女。辅政初期，每遇霍光“休沐”，上官桀“辄入代光决事”[《汉书·霍光金日䃅传》。]。始元四年（前83年），汉昭帝年满十二岁，到了立皇后的年纪。上官安有意让年仅六岁的女儿入宫为后，毕竟上官氏既是上官桀的孙女，也是霍光的外孙女。孰料霍光以外孙女年纪尚幼为由，拒绝了这一提议。遇挫的上官家转而寻求皇族内部实权派人物盖长公主（刘彻之女、汉昭帝之姐）的支持。同年四月，上官氏顺利被册立为皇后。上官桀与桑弘羊、盖长公主越走越近。霍光亦紧锣密鼓地部署铲除政敌的计划，掌控外朝的桑弘羊成了霍家亟欲扳倒的对象。

桑弘羊本是洛阳商人之子，因敛财手段花样百出而深受刘彻宠信。刘彻死时，年近七旬的桑弘羊仍牢牢掌控着朝廷财政大权。霍光深知民间对刘彻时代的种种聚敛政策痛恨已久，只是苦于没有表达空间。若有合法的发声渠道，汹涌澎湃的批评必会剧烈冲击聚敛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桑弘羊。于是，始元五年（前82年）六月，朝廷在霍光的授意下，颁布诏书征求“贤良文学”，共得六十余人。次年（前81年）二月，这批“贤良文学”应召入长安参加会议，要与丞相、御史大夫就民间疾苦展开对话。

贤良文学是察举制下的举士名目，包括“贤良方正”与“贤良文学士”。贤良方正的选拔标准是“能直言极谏”，也就是敢于讲真话、敢于批评政府乃至皇帝。贤良文学士的选拔标准是“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始终”，也就是有知识、有见解、能办事。这些标准是汉文帝执政时期制定的。始元五年推举出来的这批贤良文学，除满足上述标准外，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大多来自底层民间，史载“儒皆贫羸，衣冠不完”[《盐铁论·地广》。]。

这些出身寒微、衣食艰难且富有正义感的读书人，熟悉社会底层的悲惨状况，也了解造成这悲惨状况的原因。霍光深信他们来到朝堂，必会有激烈表达。事情发展也确如其所料。谈话甫一开始，贤良文学便对朝廷现行汲取政策提出了严厉批评，强烈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盐铁官营与均输平准，皆是刘彻在世之日制定的敛财政策，也是祸害汉朝百姓最深的政策。其具体情形，本书第五章已有叙述，这里不再赘言。

因盐铁问题是讨论重点，故此次官民对话史称“盐铁会议”。会议结束约三十年后，儒学出身的汝南人、庐江太守桓宽搜集资料编成《盐铁论》一书，忠实记录下双方唇枪舌剑的详细情形。据《盐铁论》，贤良文学在对话中不止于批评朝廷的盐铁政策，还集中讨论和反思了刘彻执政五十余年的历史功过——这是汉朝人第一次获得全面反思汉武帝时代的机会。这种机会并非来自正规的问责机制，其昙花一现仅缘于高层政治人物的权斗昙花一现，实是中国两千余年秦制史中的莫大悲哀。

在高居庙堂的桑弘羊等人看来，刘彻时代的文治武功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乃是极伟大的盛世。但在身居民间的贤良文学眼中，刘彻时代穷兵黩武耗尽民财，田地荒芜内外空虚，“百姓寒苦，流于道路”[《盐铁论·地广》。]，“六畜不育于家，五谷不殖于野，民不足以糟糠”[《盐铁论·未通》。]，实是极其可怕的凋敝时代。刘彻时代凋敝的主因是聚敛之祸与酷吏之灾，贤良文学对刘彻时代的反思，也很自然地集中在这两个方面。

御史大夫桑弘羊及其属官站在朝廷利益的立场，坚持认为盐铁专卖、均输平准这些聚敛政策极为必要，既可缓解朝廷财政困难，也可解决军费开支紧张。且盐铁由朝廷专卖，还有助于防止地方势力割据，使汉帝国再难出现“临山铸铁，煮海为盐”的吴王刘濞式势力。此外，桑弘羊等还认为，由朝廷专卖有利于打击富商大贾，防止他们囤积居奇，操纵市场。

与桑弘羊等人不同，贤良文学的关注焦点是民生，其对盐铁专卖政策的批评，便极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在贤良文学看来，专卖政策最大的危害是官商不分。官商靠权力变现中饱私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但“私家累万金”[《盐铁论·国疾》。]，且“亲戚相推，朋党相举”[《盐铁论·刺权》。]，百姓却深受其害。负责盐铁生产的部门只对上级部门负责，不会顾及底层民众的实际需求。以铁制农具为例，下级官员只求完成交派的售卖任务以取悦上级，至于官营作坊生产出来的农具是否合用，便不归他们管，也没人在乎。据贤良文学在民间的观察，铸造农具的官营机构往往无视本地土壤的实际情形，只愿按照统一规格铸造农具，因为这样更容易完成上级交派的铸造数量。于是，市面上出售的农具普遍存在质量问题，或太重农民挥不动，或太轻垦不动地，或极不耐用。不合格的农具必然会耽误农事，这是盐铁由民间商人自由生产的时代从未有过的问题。彼时，如果商家的农具质量不佳或食盐里掺杂着沙子，民众是可以用脚投票去别处购买的。

非只如此。负责盐铁销售的政府部门也不对民众负责，许多郡县的铁器定价不合理，农民很难买得起。销售地点与销售时间也普遍有问题，负责出售农具的官吏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百姓走了几十里山路去买农具，结果“吏数不在”，常吃闭门羹，于是“膏腴之日，远市田器，则后良时”[《盐铁论·水旱》。]，时间大量消耗在购买农具的奔波途中，反误了农时。更可怕的是，生产部门造出许多不合格农具，销售部门接到上级交派任务，必须将之卖出。为完成任务，地方官府只好强制分配，逼迫辖下百姓购买不合格农具。具体办法是按民户家庭人口数量，简单粗暴地分配铁器和食盐的购买量，且要求民众自行前往或雇人前往生产地搬运。这也是盐铁由民间商人自由销售的时代从未有过的问题。彼时的铁器质量好，商人们还会在农忙时节带着农具来到田间地头供顾客挑选，以尽可能不误农时。

贤良文学在民间的这些见闻，包括民众对旧时代的怀念，皆说明了一个很简单的经济学常识：对消费者来说，充分竞争的市场才是好市场。唯有充分竞争，才能刺激商家提供更好的商品和服务，才能让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趋于合理。而一家独大且由官府控制的市场是最坏的市场。当民众买东西只能找官府，卖东西也只能找官府时，一定会酿成民生灾难。汉武时代的盐铁专卖正是典型案例。贤良文学认为，在该政策的祸害下，“贫民或木耕手耨，土耰淡食”[《盐铁论·水旱》。]——汉帝国的许多百姓已选择淡食，放弃了吃价格高昂质量却很差的官盐；已选择使用木棍耕地、以双手除草，放弃了使用价格高昂质量却很差的铁制农具——无疑，这也是刘彻统治时期发生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时代正在大踏步后退。

桑弘羊及其属官亦坚持认为酷吏政治非常必要，视严刑峻法与酷吏群体为伟大时代的标配。桑弘羊高度欣赏商鞅的轻罪重刑理念，在盐铁会议上声称，只有严酷到“刑弃灰于道”[《盐铁论·刑德》。]的地步，百姓才会感到恐惧，才会服服帖帖遵守官府下达的各种禁令，才能成为朝廷最合用的人力资源。

桑弘羊关心的是百姓的人力物力能否更顺畅地被朝廷汲取，贤良文学关心的是酷吏政治全面摧残了百姓的个人命运。刘彻时代的酷吏政治有两个特点。一是酷吏数量极多，用太史公的话说就是“何足数哉！何足数哉！”到了刘彻统治的中后期，郡守、都尉与诸侯二千石官员几乎已全是酷吏。二是律法极为繁杂，史载张汤与赵禹制定“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汉书·刑法志》。]。如此多的律条与判例，执法官吏已无法全部熟知，自无可能逐一向民众宣讲普及。在信息传递手段低效的西汉时代没人做得到，也没人有动力做。退而言之，即便宣讲了，也不可能让绝大多数根本没机会读书识字的普通百姓记住。不要说记住，在“春秋决狱”的审判模式下，百姓理解判例亦极为困难。结果就是底层百姓大规模触犯法网，沦为罪犯[贤良文学对此也有很精辟的叙述：“方今律令百有余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国用之疑惑，或浅或深，自吏明习者，不知所处，而况愚民！律令尘蠹于栈阁，吏不能遍睹，而况于愚民乎！此断狱所以滋众，而民犯禁滋多也。”]。刘彻统治后期，整个汉帝国已是囹圄成市，举目所及皆是罪犯。故此，太史公才会在《史记》中沉痛写道：

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郡吏大府举之廷尉，一岁至千余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近者数百里。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于是闻有逮皆亡匿。狱久者至更数赦十有余岁而相告言，大抵尽诋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万余人。[《史记·酷吏列传》。]

这是酷吏杜周做廷尉时的情形。太守、公卿这些二千石高官动辄得咎，被逮捕送入诏狱者不下百余人。地方郡县每年要将一千多件案子送呈长安中央政府，由廷尉负责处理。这些案子，小者牵连数十人，大者牵连数百人；远者扰动数千里，近者扰动数百里。审讯的目的只是为了定罪，不肯按文件呈报的罪名认罪，便严刑拷打到愿意认罪。于是百姓们只要听到官府来逮人，不管有罪没罪，普遍选择逃亡藏匿。有些被关进诏狱者，甚至是因为十余年前的言辞或行为被告发，其罪名大体上都是大逆、谋反、不敬，也就是对皇帝及其政策有所不满的政治罪。最盛时，被廷尉及中都官奉诏逮捕关入诏狱者多达六七万人，若加上属吏罗织牵连所增，则要多达十余万之众。

二千石高官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情形可想而知。诏狱尚且如此，地方郡县监狱的情形亦可想而知。活在刘彻时代，官吏只有紧跟圣意成为酷吏这一条路可以走，百姓们只有动辄触犯法网这一种结局。所以徐复观先生认为，“汉武的政治，完全走的是暴秦的老路”[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270页。]。两千多年前的贤良文学也同样如此认为。他们眼里的刘彻时代，只是个“法令众，民不知所辟”的恐怖时代，与“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的暴秦高度相似，也如暴秦一般给天下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而唯一的解救之法，是放弃酷吏政治，重新回到“教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急教缓刑”时代。

纵观整本《盐铁论》，批判聚敛政策也好，批判酷吏政治也罢，贤良文学真正想要反思的，乃是贯穿整个汉武帝时代的“立国之道”，也就是要重新否定秦制。这也是桑弘羊与贤良文学会在商鞅的历史功过问题上反复纠缠的主因。桑弘羊盛赞商鞅“内立法度，严刑罚，饬政教，奸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盐铁论·非鞅》。]，是秦国迈向强盛并消灭六国的大功臣。贤良文学则痛斥商鞅之政“峭法长利”[《盐铁论·非鞅》。]，让秦人民不聊生，是秦帝国土崩瓦解的根源。整场会议因之剑拔弩张。桑弘羊及其属官不断对贤良文学实施人身攻击，说他们生活在困顿之中，根本不懂治国之道，且“往来浮游，不耕而食，不蚕而衣，巧伪良民”[《盐铁论·相刺》。]，实是天底下最该被铲除的人群。贤良文学则斥责桑弘羊等公卿大臣身居高位多年，“功德不施于天下，而勤劳于百姓，百姓贫陋困穷”[《盐铁论·国疾》。]，无德泽施于百姓，反疯狂压榨民力，将天下百姓推入困顿穷苦的境地，实可谓罪人。

仅就《盐铁论》的文本而言，贤良文学似乎取得了辩论的胜利——内中多处记载桑弘羊被贤良文学逼至气急败坏，或“作色不应”[《盐铁论·相刺》。]，或“勃然作色”[《盐铁论·救匮》。]。但这些措辞很可能带有编撰者桓宽以及受其采访、为其提供资料的贤良文学的个人倾向。实际上，双方的辩论自一开始便不可能有结果。因为对于最根本性的问题——朝廷与民众孰先孰后——双方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桑弘羊的理念中，民众是供朝廷汲取的资源，是需要管控和驯化的对象。在贤良文学看来，为民众提供服务、让民众安居乐业，才是国家或谓朝廷存在的核心价值。如果不能保障民生，统治者所有的文治武功就都没有了意义。所以，这是一场不可能达成任何共识的辩论。

不过，即便不可能有共识，即便组织会议的霍光只是想要利用贤良文学的民本立场去攻击政敌桑弘羊，而无意取消盐铁专卖并结束酷吏政治，这场辩论也仍有其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这是汉帝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公开针对现实政治提出全面批评，也是第一次公开否定本朝的所谓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