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始二年，也就是公元前72年，即位仅两年的汉宣帝下了一道诏书，要给他的曾祖父汉武帝立庙乐。

诏书大意如下：孝武皇帝亲自践行仁义、发扬威武。北征匈奴，将单于打得仓皇远遁；南平氐羌、昆明、瓯骆与两越；东定薉、貉与朝鲜。可说是战功赫赫。大汉在这些地方设立郡县，扩张领土。周边众多蛮族也被大汉的军威折服，纷纷来到边境要求归顺，宗庙中摆满了他们主动进贡的珍宝。孝武皇帝还统一音律，指导乐歌创作，祭祀上帝，去泰山封禅，设立明堂，修订历法年号，更新衣冠服饰；并承继圣人之道，尊贤能，赏功臣，兴灭国，继绝世，不忘褒赏周朝的后裔。孝武皇帝的所作所为，可说是已达到了完备天地之礼、发扬道术之路的地步。所以上天也有所感应，各种祥瑞纷纷涌现，宝鼎被发现了，白麟被捕获了，巨大的鱼出现在了海中，神人也来到了人间，连高山也在呼喊万岁。总而言之，孝武皇帝的功德太过茂盛，怎么说也说不完。可是，孝武皇帝的庙中却还没有能够与他的功德相匹配的音乐，这让朕感到非常伤心和不安。故此，朕下这道诏书给丞相和御史大夫，请你们去与列侯、二千石、博士商议，为孝武皇帝制作出足以媲美其历史功绩的庙乐。

汉宣帝的这道诏书，其实质是欲为汉武帝盖棺论定，试图通过立庙乐的方式，来统一汉帝国民众关于汉武帝时代的集体记忆——按照诏书定下的调子，汉武帝时代必须伟大、光辉、璀璨；汉武帝本人必须仁义、威武、深得天意与民意的拥护。庙乐，也就是歌颂汉武帝历史功德的乐曲，必须按照这个调子来创作。

群臣接下这桩政治任务后“大议廷中”，在朝堂之上开集体会议。有模有样地讨论一番后，群臣一致得出“宜如诏书”的结论。只有时任长信少府的夏侯胜站出来，强烈表达了反对意见。夏侯胜说：

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过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汉书·夏侯胜传》。]

关于刘彻，夏侯胜的历史记忆与汉宣帝的历史记忆截然不同。他承认刘彻在军事上有扩张领土的功绩，但他提醒皇帝和朝堂上唯唯诺诺的群臣，不要忘了刘彻还有祸害天下百姓的另一面——他杀人无数，榨干了百姓财力；他奢靡无度，耗尽了天下资源。在他的统治下，百姓流离失所死者过半。在他的统治下，蝗灾四起，赤地千里，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民间至今没有积蓄，百姓元气至今没有恢复。总而言之，在夏侯胜的历史记忆里，刘彻是个对百姓毫无德泽的皇帝，这样的人没资格拥有庙乐。

按汉代制度，除京城外，皇帝宗庙亦会遍设于地方郡国。宗庙及其活动（如庙乐）实际上起着宣传历史、塑造集体记忆的功能。夏侯胜经历过刘彻时代，知道刘彻是怎样的人，也知道那个时代是怎么回事。他还知道，要想让刘彻时代不再重来，就必须留住历史教训，必须守住真实的集体记忆不被篡改。这是他敢于从满朝公卿的唯唯诺诺中挺身而出的主因。

无人能够正面反驳夏侯胜，毕竟，满朝公卿大多也经历过刘彻时代。他们唯一能够拿来压制夏侯胜的武器是“此诏书也！”——难道你夏侯胜要忤逆皇帝的意志吗？夏侯胜的回答是：

诏书不可用也。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议已出口，虽死不悔。[《汉书·夏侯胜传》。]

回复铿锵有力，无法辩驳——天下事自有其是非公论，诏书从来不能与正确、正义画等号。丞相蔡义和御史大夫田广明只好拿出流氓手段，给夏侯胜扣了一顶“非议诏书，毁先帝”的帽子，又牵连丞相长史黄霸，说他与夏侯胜交好，知晓夏侯胜有妄议先帝的言论却不举报弹劾，将二人都投入牢狱之中。

夏侯胜坐了牢，同情夏侯胜的黄霸也坐了牢。汉帝国朝堂之上再无人敢反对皇帝钦定的集体记忆。很快，祭祀刘彻的世宗庙在四十九个地方郡国建设起来；歌颂刘彻仁义威武的庙乐也在四十九个地方郡国奏响唱诵。刘彻成了伟大、仁慈、光辉、璀璨的代名词，天下户口减半的惨剧仿佛从未发生过。

夏侯胜没能阻止这一切。两年后，“关东四十九郡同日地动”，汉宣帝发罪己诏大赦天下，夏侯胜才重获自由。

汉昭帝年间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站在孔孟儒学的民本立场上，全面否定了刘彻时代，但对刘彻本人的历史评价仍有所保留。当“丞相史”在会议上以“未有明君在上而乱臣在下”为据，欲给贤良文学扣一项诽谤污蔑先帝的罪名时，贤良文学选择了回避，将刘彻时代出现种种人间惨剧的原因归结为“虽有尧明之君，而无舜、禹之佐。……先帝之时，良臣未备，故邪臣得间”[《盐铁论·论诽》。]。夏侯胜突破了盐铁会议的尺度，是首个在朝堂上公开否定刘彻本人的知识分子。夏侯胜的真话仍有其不朽之光辉。